“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庾信用典艺术发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古今论文,艺术论文,庾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用典亦称“用事”、“隶事”、“使事”，或曰“运典”、“运事”、“引事”，是文言写作尤其是文学创作的一种表达方式，更是中国古典诗词文赋的一个重要特色，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引用古事或剪裁融化古语成言来写实事、表今意①，亦即刘勰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引成辞以明理”②。一般的说，用典有其积极的一面，恰当地运用典故，能够以简驭繁，使语句精练，进一步丰富作品的内涵，使读者在有限的词句内产生无限的联想，从而使作品内容含蓄不尽，耐人寻味，进一步增强作品的语言表现力及艺术感染力③。但用典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用得不好，极易流于奥僻、晦涩和穿凿附会，致使作品艰深难懂，支离零碎，影响作品美感。所以，用典的高下优劣，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作家的才力、气魄和艺术造诣。有的作家只顾炫博逞富，一味地在作品中用典，东拉西凑，牵强附会，故弄玄虚，被人称为“蠹文虫”、“掉书袋”④，其结果不仅达不到用典的目的，相反，只能使副作用增加，这样，典故用得越多也就越糟，如南朝刘宋作家颜延之、谢庄，齐梁作家任昉、王融等人⑤，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等西昆体诗人，北宋大诗人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作家⑥，他们的一些作品即有这种倾向。而有的作家则由于学识丰赡、才华横溢、功力深厚，具有轶群之才气匠心，因而使事用典得心应手，不露痕迹。庾信、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用典最为突出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使事用典浑然天成，而无晦涩艰深之弊，即属于这一类。所以我们今天评论古人的作品，要尽可能地采取客观辩证的态度，不能像某些人那样一提到用典就讳莫如深。隶事用典既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两千年的辉煌，自然有其合理之处。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云：“用事患不得肯綮，得肯綮，则一篇之中八句皆用，一句之中二字串用，亦何不可？宛转清空，了无痕迹，纵横变幻，莫测端倪，此全在神运笔融，犹斫轮甘苦，心手自得，难以言述。”⑦就指出了隶事用典的奥妙及其与作家艺术修养的关系。作为六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历来被视为唐律先驱和骈文宗匠的庾信，其文学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用典，并且用得灵活贴切，别具匠心，其用典艺术之高妙，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前贤时彦对庾信用典艺术多有论析，胜义迭出，然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不揣寡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对庾信作品的用典特色、用典方法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不当之处，谨求正于方家。
庾信用典灵活自然，独具匠心，别有风致。他不像时人那样，多系逞才肆博，追赶时髦，为用典而用典，他的用典特别是后期那些抒写乡关之思、羁旅之愁的作品的用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为更好地表达内容、抒写感情服务的，其最突出的特点即是借古代人物故事来隐喻自己的生平，抒写一己之情。因为他羁旅魏周，南冠楚囚，如圈牢之养物，不便于直接表达自己对故国的怀念和内心的痛苦，所以才选择了这种方式，假古事来比喻、影射现实⑧。这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素有“诗史”之称的长篇骈赋《哀江南赋》中。《哀江南赋》全篇用典，“使事则古今奔赴，述感则方比抽新。又缘为隐为彰，时不一格，屡出屡变，汇彼多方。河汉汪洋，云霞蒸荡，大气所举，浮动毫端”⑨。庾信巧妙地组织、运用典故和成言，贴切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种种愁绪，诚如沈德潜所说，庾子山“造句能新，使事无迹”⑩，其指南梁，则以楚事为辞，言西魏，多以秦人自喻。于是钟仪之悲、庄舄之吟、韩非之痛、李陵之恨，荆轲之别、丘明之耻，滔滔汩汩，浩浩瀚瀚，汹涌澎湃，奔泄而出，纵横婉转，翻空出奇。既无牵缀之迹，复免板重之讥，但觉云兴霞蔚，灵气舒卷，焕然成文，斐然成章，密丽典雅，雄奇深秀。
巧妙地借用古代人物及其故事来自比，既可以恰切地展现个人特定的处境，发抒一己之感怀，又能给人以清新隽永之致，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比如写自己的狂饮宴乐，即用晋人山简醉酒倒骑马，王戎观舞入迷，以玉如意击人的故事为喻(《对酒歌》：“山简接
倒，王戎如意舞”(11))。写自己生活郁闷，不能饮酒弹琴以自适，则曰阮籍思酒未得、嵇康倦于弹琴著书，借以表示自己身处乱世、困于尘俗的索索心情(《拟咏怀》其一：“步兵未饮酒，中散未弹琴。索索无真气，昏昏有俗心。”《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其九：“阮籍尝思酒，嵇康懒著书”)。阮籍、嵇康在当时都是对政治不满、志不得遂的抑郁之士，庾信与他们的身世颇有相似之处，故取以为喻。再如，言自己不愿仕魏、周而愿归隐，便用自古以来著名的大隐士巢父、壶公、伯夷、叔齐、愚公、陶潜来自喻。写自己厌倦做官，则用司马相如病居茂陵，疏广、疏受东门辞群公，张衡“归田”的故事来作比。描写自己的寂寞贫寒，即用太史公司马谈留滞周南山、程婴寂寞、赵壹钱尽、东方朔索米、陈平负郭的故事来渲染自己贫穷凄寒的境况。抒写自己身仕魏、周的耻辱悔恨心情，则曰“崔骃以不乐损年，吴质以长愁养病”(《小园赋》)；“伯玉何嗟，丘明唯耻”(《竹杖赋》)；“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三十六水变，四十九条非。丹灶风烟歇，年龄蒲柳衰”(《谨赠司寇淮南公》)；“张仪称行薄，管仲称器小”(《拟咏怀》其十九)；“惟有丘明耻，无复荣期乐……木皮三寸厚，泾泥五斗浊”(《和张侍中抒怀》)。悼念梁元帝遇难和梁朝的覆亡，则曰“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哀江南赋序》)；“空营卫青塚，徒听田横歌”(《拟咏怀》其八)；“鼎湖去无返，苍梧悲不从。徒劳铜爵妓，遥望西陵松”(《拟咏怀》其二十三)；“大夫唯闵周，君子常思亳”(《和张侍中抒怀》)；“大夫伤鲁道，君子念殷墟”(《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其三)，等等。而庾信始终唱叹的还是他的乡关之思、羁旅之悲，为此，他把古往今来的羁旅之客、去国之人，差不多全都搬了出来：微子去殷，孔子去鲁，钟仪南寇，庄舄越吟，吴起别燕，韩非囚秦，子产离宫，陈完羁旅，张良忆韩，李斯辱秦，荆卿不还，李陵永去，班起异域，杨仆关西，张翰不归吴国，陆机空在洛阳……这些人的身上无疑都有子山自己的影子，庾信在对他们满怀同情地描写时，自然而然地抒发了自己的乡关之思、羁旅之愁。在中国文学史上，似乎也只有庾信能够把这些人物和故事有机地凝合在一起，自然巧妙地绘就一幅凄惨伤心的去国离家、羁旅他乡的人物画廊。这，应该说是庾信的一种贡献。
庾信用典的第二个特点，是善于使用极为精练的语言，精心描绘广阔的现实画卷，并且巧妙地利用典故与现实的暗合，亦即“古典”与“今典”的妙合无垠，给人以一种一唱三叹、回环复沓的艺术感受，从而达到自然贴切，“造句能新，使事无迹”(12)的艺术效果。如“惟有山阳笛，凄余《思旧》篇”(《伤王司徒褒》)，三国文士向秀为悼念挚友嵇康、吕安而作《思旧赋》，此是“古典”；而庾信追念亡友王褒而作《思旧铭》，则系“今典”——在此，“古典”、“今典”水乳交融，妙合无垠。再如“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哀江南赋》)，上句典出《汉书·周亚夫传》，汉文帝参观周亚夫细柳营严整军营后，慨叹道：“嗟乎，此真将军矣！乡(向)者霸上、棘门如儿戏耳。”下句典出《晋书·王衍传》，西晋宰辅王衍崇尚清谈终致亡国。庾信在此合用二典，是指梁朝宰臣朱异等人轻视武备，不修甲兵，一味地崇尚清谈，而无济于政事，短短两句话就把梁朝官员们的腐败无能、伤民误国的现实图景描绘出来。“既而齐交北绝，秦患西起”(《哀江南赋》)，典出《战国策·秦策二》，陈轸对楚王说：“且先出地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西魏都城长安，古为秦地，故称“秦”；“齐”指北齐高氏政权。“齐交北绝”实际上是说梁朝与北齐的外交关系破裂，“秦患西起”则是指西魏恭帝派柱国大将军万纽于谨、中山公宇文护率大军五万攻打江陵。在这里，典故与现实融为一体，达到了高度的统一。“齐交北绝，秦患西起”短短八个字，便把梁朝亡国前的危境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来。“五郡则兄弟相悲，三州则父子离别”(《哀江南赋》)，也是典故与史实自然契合，上句“五郡兄弟”典出异本《搜神记》(13)，下句“三州父子”典出《孝子传》(14)。而所谓“今典”，“五郡兄弟”显然是指湘东王萧绎、邵陵王萧纶、武陵王萧纪、庐陵王萧续、南康王萧绩五兄弟；“三州父子”则是指湘东王萧绎为荆州刺史，邵陵王萧纶为郢州刺史，武陵王萧纪为盖州刺史，三人与梁武帝萧衍为父子关系。当时，侯景攻打建康甚急，梁武帝诸子援兵在外，父子兄弟不能救援，故曰“相悲”、“离散”。短短十四个字，便将这种战乱的场面淋漓尽致地勾画出来。这里，与其说是用典，不如说是直接写实，典故与史实若合一契，使人们不觉得是在用典，作者的高妙处即在于此。陈寅恪先生对庾信这种灵活地驾驭“古典”、“今典”的高超艺术曾给以特别的关注和论说(15)。
大量地运用古代成语成言亦即“语典”来描写现实、抒发感受，是庾信用典的又一个特点。这一点，在《哀江南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哀江南赋》“日暮途远，人间何世”，语出《吴越春秋》和《庄子·人间世》(16)，言自己衰老已极，难以有所作为。又如《哀江南赋序》“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化用《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和贾谊《过秦论》语(17)，比喻陈霸先以布衣起兵反梁，而胡颖、徐度、程灵洗等人纷纷响应，合作灭梁。“白虹贯日，苍鹰击殿”(《哀江南赋》)，径用《战国策》成辞(18)，以烘托渲染梁朝灾异屡现，出现亡国之兆。“敝箄不能救盐池之咸，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哀江南赋》)，则是借用孔融语和《抱朴子》语(19)，比喻梁朝大势已去，侯景叛军兵强寇急，自己在朱雀桁北率领三千余人拒敌，已根本无济于事，“遂弃军走”(20)。“忠臣解骨，君子吞声”(《哀江南赋》)，系用《国语·越语下》成言，并化用江淹《恨赋》语(21)，描写梁元帝忌忠疑贤，王琳、陆法和等忠臣志士皆饮恨吞声，不得救国。“不有所废，其何以昌，有妫之后，将育于姜”(《哀江南赋》)，全用《左传》语(22)，则是借指梁朝灭亡，陈朝昌盛。这些，都是正面借用或化用成言成语来写时事。有时候，作者还反用文义以切时事。如《史记·高祖本纪》和《史记·项羽本纪》分别有“丰，故梁徙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庾信将“丰、梁”和“秦、楚”的语序一颠倒，写成“梁故丰徙，楚实秦亡”(《哀江南赋》)，谓梁元帝从建业徙都江陵，结果为西魏所灭。《吕氏春秋·大乐》曰：“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返。”庾信反说“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哀江南赋》)，深深地悲叹故国的不能恢复。以上这些都是反用文义以切时事的例子。
总之，庾信运用古代成语成言来写实事的手法极为圆熟，不露任何痕迹，即使不熟谙古书的人读了也不觉得他是在用典，如同他自己创作的语言一样。有些成言成语一经庾信融化裁剪，进入他的作品里也就失去了它们原来的意义，从而变成一种新的词汇了，真正做到了“实事贵用之使活，熟语贵用之使新，语如己出，无斧凿痕，斯不受古人束缚”(23)。
庾信用典的第四个特点是善于选取富有形象性、故事性，既通俗易懂又颇具意象性的典故，给人以想象回味的余地(24)。如“唱歌云欲聚，弹琴鹤欲舞”(《游山》)，用《列子·汤问》秦青抚节悲歌，响遏行云的故实(25)。“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枣花”(《道士步虚词十首》其六)，上句化用《汉武帝内传》所载汉武帝在王母娘娘处食仙桃而收桃核事，下句则是明用《晏子春秋》所载齐景公问晏子海枣为何华而不实之典(26)。此外，“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拟咏怀》其七)，上句用《山海经·北山经》所载精卫填海之故实，下句则用《水经注·河水》所记河神巨灵分开华山以使黄河水流畅通之典。“闻鹤唳而心惊，听胡笳而泪下”(《哀江南赋》)，上句系用《晋书·载记十四·苻坚下》所记前秦苻坚兵败于淝水，闻风声鹤唳，皆疑为晋兵之典，下句乃用《晋书·刘琨传》所记刘琨在晋阳为胡骑所困，中夜奏胡笳，贼皆流涕欷歔的故实。“望赤壁而沾衣，舣乌江而不渡”(《哀江南赋》)，上句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所载周瑜于赤壁破曹操事，下句用《汉书·项籍传》所载项羽兵败后于乌江拒绝乌江亭长舣舟江东事。“沉白马而誓众，负黄龙而渡江”(《哀江南赋》)，上句用《汉书·高帝纪》所载汉高祖即位后，与功臣刑白马盟誓，让其履行“非刘氏不王”诺言之故实，下句则用《吴越春秋》所载大禹渡江南巡，遇黄龙负舟之典(27)。他如“埋长狄于驹门，斩蚩尤于中冀”(《哀江南赋》)，上句用《左传》所载鲁文公派遣叔孙得臣追获长狄侨如并令人杀之，埋其首于驹门之故实，下句乃用《帝王世纪》所载“黄帝戮蚩尤于中冀之野”之典；“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哀江南赋》)，上句用《淮南子》所载邹衍含冤，六月飞霜之故实，下句系用《后汉书·耿恭传》所载耿恭据守疏勒城，被匈奴切断水源，耿恭整衣拜井，泉水秋沸之典故；“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愈多”(《哀江南赋》)，上句用曹丕《列异传》、刘义庆《幽冥录》所载武昌阳新县城北望夫山之典(28)，下句用任昉《述异记》所载中山韩夫人望子陵之事(29)，等等，这些典故本身就是一个个生动形象的传说或故事，庾信用极为简洁的语言概括地巧妙运用，便可以从感情上吸引住读者，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加以再造性想象，从而进一步突出了作品的艺术形象性，增强了作品的感人力量。
庾信的《枯树赋》向被视为用典繁密、辞意艰深之作，但由于作者采用了象征的写法，创设了枯树这一意象，“他把胸中郁结最深的意绪寄托在枯树上，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渲染”，“广泛征引传说和典故里的各种树……平凡的树寄寓了不平凡的家国身世之悲”(30)。作者以“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的枯树自喻，并且多选取富有形象性、故事性的典故，所以尽管此赋用典密集，我们也不觉得这篇赋作多么难读，反倒觉得语新意妙，意趣盎然。且看赋末一段文字：
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斯之谓矣。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黄河万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作者一连用了春秋时陈公子完羁旅不归(31)、《诗经》“采葛”、伯夷叔齐采薇而食、陈平负郭穷巷、汉建章宫大火、晋石崇金谷园花树竞放、潘岳河阳遍种桃树、东晋桓温对树兴叹的典故，用典非常自然，既准确又贴切。同时灵活地化用陶渊明《归园田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淮南子·说山训》“故桑叶落而长年悲也”，张华《博物志》卷十《杂说下》“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等典故，成功地演绎敷衍，用以抒写自己的故国之念、乡关之思。赋中用典虽然繁密，但由于所用之典均具有极强的形象性、故事性，词藻清丽，意境凄美，既通俗易懂又颇具意象意义，不仅没有影响读者阅读理解，相反还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意涵和抒情效果。所以，庾信“用典不但没有限制住作品内容的表现，反而大大地帮助了它，用典结果使得词句含蓄，在少量的语汇里能含有更多更深刻的内容，可以使人产生更多的联想和丰富的想象”(32)。
庾信用典门目错综，方法甚多，笔力雄健，含蓄深远，可谓锻炼惊奇，迥出前代。撮其要者，主要有明用、暗用、正用、反用(翻用)、虚用、活用、化用、借用、正反合用、虚实合用、并列使用等等(33)，但他尤其善于采用避实就虚之法，使用典不流于平直呆板，而显得灵活多变，婉转多姿。其用典之技巧，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诚如许东海所言：“庾信用典的艺术技巧，已经是出神入化，变化自如，……可谓登峰造极。”(34)
众所周知，典故明用(或曰实用)、正用最难出彩，但在庾信的作品里，即使正用、明用典故，也由于他写作艺术的高超，所以不仅没有板滞之态，反而给人以一种飘逸流利之感。正用、明用者，如“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拟咏怀》其三)、“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拟咏怀》其二十六)、“宝鸡虽有祀，何时能更鸣”(《慨然成咏》)”、“潘岳秋兴，嵇生倦游，桓谭不乐，吴质长愁”(《竹杖赋》)、“婕妤有自伤之赋，扬雄有哀祭之文”(《伤心赋序》)等等，这些故实本身就非常通俗易懂，而庾信又用得非常自然，十分贴切，毫无板滞之感，并赋予典故以新的意涵，因此，人们读来不觉得他是在用典，更觉得他在娓娓而谈，自述心曲。他尤其擅长反用典故，如“步兵未饮酒，中散未弹琴”(《拟咏怀》其一)，嵇康、阮籍以旷达磊落著称，此处反用，是说自己不能够像他们那样饮酒弹琴而表现得安闲放达，言外之意是故国之念，耿耿于心。“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谨赠司寇淮南公》)，则是用钟仪囚晋，尚操楚音，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之典。钟仪和伯夷、叔齐都是古代受人称赞的有节之士，这里庾信反用之，是说深悔自己屈节仕敌，忘记了故国(《哀江南赋序》“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取意同此)。“倘使如杨仆，宁为关外人”(《率尔成咏》)，系用西汉楼船将军杨仆封侯之典。杨仆曾被武帝封为关外侯，但他始终以做关外人为耻辱；庾信反说自己愿为关外人，寓意是既然自己失身魏周，与其厚着颜皮回归故国，倒不如常在异域，终老关西。他如“今日张平子，翻为人所怜”(《归田》)，“连盟翻灭郑，仁义反亡徐”(《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其八)，“学异南宫敬，贫同北郭骚”(《和裴仪同秋日》)等等，亦属此例。此外，庾信还特别擅长活用、化用典故，如“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枯树赋》)，上句用“华亭鹤唳”著名典故——西晋陆机在洛阳被谗临刑前，感慨生平，悔入仕途(35)，后句乃化用晋人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盛弘之《荆州记》所载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36)，由于作者不是刻板地套用，而是活化其意其境，故而有化腐朽为神奇之致，极为自然地烘托出作者晚年凄苦痛悔的心境。正因为庾信不是为用典而用典，而是为更好地表达内容服务，为抒情遣怀服务，语出自然，用得十分贴切，所以用典虽多，使人读来不仅没有堆砌感，反觉音韵铿锵，流畅自如。刘师培先生即指出了这一点：“庾子山哀艳之文用典最多，而音节甚谐，其情文相生之致可涵泳得之，虽篇幅长而绝无堆砌之迹。……故知堆砌与运用不同，用典以我为主，能使之入化，堆砌则为其所囿，而滞涩不灵。”(37)
庾信用典极富创新性，他能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进一步彰显典故的内在意蕴。适应作品内容表达的需要，庾信多采取暗用、虚用、并列使用典故之法，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暗用典故，就是只引取典故的事义，而不径引原文(38)。暗用的，如：“赭衣居傅岩，垂纶在渭川。”(《拟咏怀》其二)“留滞终南下，惟当一史臣。”(《奉报寄洛州》)“寂寥共羁旅，萧条同负郭。”(《和张侍中述怀》)分别暗用殷王武丁权臣傅说未发迹时隐居傅岩、西周姜尚垂钓渭水、西汉太史公司马谈留滞周南山、春秋时陈国公子完避难羁旅齐国、汉初陈平萧条负郭的故实，喻指自己羁旅北周，郁郁不得志。“的卢于此去，虞兮奈若何”(《拟咏怀》其八)，暗用项羽乌江作歌泣别虞姬典，以“的卢”伤梁元帝死亡，而以虞姬自伤。“河无冰而马渡，关未晓而鸡鸣”(《哀江南赋》)，系用东汉光武帝刘秀渡滹沱河、燕太子丹夜过函谷关之典，暗喻江陵士民被虏去国。“季友之亡，鲁可知矣；齐丧子雅，姜其危哉！”(《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暗用《左传·闵公二年》“季氏亡，则鲁不昌”和《左传·昭公三年》“又丧子雅”、“姜其危哉”两个语典(39)，喻指周宣帝宇文赟擅杀齐王宇文宪，暗喻北周王室骨肉相残，北周将亡。典故的虚用与实用相对，与暗用相类，有人干脆就将其与暗用等同起来，只不过所用之典都是较为常用的“熟事”(40)。虚用典故的最大特点是重在取义而不必拘于字面形式，而其“取义”也不必拘执于典故之原义，有时可以仅取其一点加以想象发挥(41)。巧妙地在作品中虚用典故，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庾信也擅长虚用故实，如：“空营卫青冢，徒听田横歌。”(《拟咏怀》其八)由汉武帝为卫青“起冢象卢山(阴山)”、田横门人作《薤露》《蒿里》哀歌为田横送葬之故实，联想到自己身陷异域，既不能像卫青那样为国捐躯，又不能如田横五百壮士那样慷慨赴义，一死而殉故国，苟活人世，痛何如哉！作者在这里巧妙地运用故实，无疑增厚了典故的内涵，给人以回味无尽的妙致。他如“昔日张平子，翻为人所怜”(《归田》)，“近学衡阳雁，秋分欲渡河”(《和侃法师三绝》其二)，“开上林而竞入，拥河桥而争渡”(《春赋》)，等等，也都是巧妙地运用典故，使得作品清新灵透，意趣隽永。由于庾信是一代骈文宗师，其作品多以骈俪出之，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更多的还是并列使用典故，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用事每重见叠出”(42)。如：“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拟咏怀》其一)“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小园赋》)“项羽之晨起帐中，李陵之徘徊歧路，韩王孙之质赵，楚公子之留秦，无假穷秋，于时悲矣！”(《思旧铭序》)“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小园赋》)“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哀江南赋序》)这些典故，并行交叉使用，均用得恰切自然，相映成趣。
庾信尤其善于把两个典故一正一反、一虚一实地绾合在一起，即所谓正反合用、虚实合用。正反合用的，如：“还思建邺水，终忆武昌鱼”(《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其八)，此典出自三国时流行于东吴建业一代的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43)庾信在这里，上句正用其义，下句反用其义，意思是说自己尽管在北周位望通显，但无论如何还是忘不了江南故国的(吴之建业、武昌皆今之梁地)。“惟有丘明耻，无复荣期乐”(《和张侍中述怀》)，典出《论语》。《论语·公冶长》：“子曰：‘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庾信在这里，上句“惟有丘明耻”，属正用，言自己屈身事敌，只有耻辱而已。荣启期是春秋末年著名的乐天派人物，庾信却说“无复荣期乐”，反用其典，是说自己从今以后不能再有任何欢乐了。“是以乌江舣楫，知无路可归；白雁抱书，定无家可寄。”(《拟连珠》其四十四)上句用楚霸王乌江自刎典故，属正用；下句乃苏武鸿雁传书之典，则明显地属于反用，言苏武在匈奴还有书信可寄汉廷，而自己在北周，属亡国罪臣，虽欲寄书故国，又安能哉？虚实合用的，如：“其面虽可热，其心长自寒。”(《拟咏怀》其二十)“不言登陇首，惟得望长安。”(《拟咏怀》其二十二)“班超生而望反，温序死而复归。”“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哀江南赋》)“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非夏日之可畏，异秋天而可悲。”(《小园赋》)“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枯树赋》)“非有班超之志，遂已弃笔；未见陆机之文，久同烧砚。”(《谢滕王集启序》)上述故实，多系人所尽知的“熟语”“熟事”，作者巧妙地将其组织在一起，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互相印证，形式上既显得活泼，又可以加深感情的表达。清人蒋士铨对庾信此类用典技法甚为推崇：“使事之法，以虚活反侧为上，平正者下矣；谋篇之法，以离纵开宕为上，铺叙者下矣。试观庾氏之文，类皆一虚一实，一反一侧，而正用者绝少。甫合即开，乍即旋离，而顺叙者寡。是以向背往来，潆回取势，夷犹荡漾，曲折生姿。”(44)就指出了庾信用典方法的创新之处。
庾信用典的其他方法尚多，兹不备述。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庾信用典大都是选取通俗易懂、明白如话的故实，中间加以白描的常语，便使人读后觉得清新可玩，如《拟咏怀》其十八：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
又如《哀江南赋》中描写江陵陷落之后，十余万士民被掳入关，生离死别悲惨凄凉之苦况，动人心魄，震撼人心，增强了赋作的悲剧艺术效果：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
此段句句用典，亦句句写实，但由于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法，叙事用典，极为贴切，使古事今情，浑然一体，而意与境浑，故“能令事如己出”(宋·刘攽《中山诗话》)，如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迹，浑然天成，而气韵自高，洵为千古绝唱(45)。总之，庾信用典可谓包蕴汪洋，错综变化，曲尽其妙，而臻于完美。可以说，庾信把用典艺术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新高度。
使事用典是六朝文学尤其是齐梁文学的一大特色，也是唯美文学风气在当时文学创作上的具体表现，具有浓厚的形式主义色彩。黄侃先生曾说：“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始则资于训诂，继而引录成言(汉代之文几无一篇不采录成语者，观二《汉书》可见)，终则综辑故事。爰自齐梁，而后声律对偶之文大兴，用事采言，尤关能事。其甚者，捃拾细事，争疏僻典，以一事不知为耻，以字有来历为高，文胜而质渐以漓，学富而才为之累，此则末流之弊，故宜去甚去奢，以节止之者也。”(46)对齐梁文坛隶事用典的弊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评。
用典使事在南朝尤其是齐梁的勃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文化成因。王瑶先生曾深入地分析了“数典用事”在齐梁盛行的原因：“当时对于文人的评价是以富博为高，文人当然也以富博自矜，因为这可以表现他们的高贵风雅，也可对仕途有助；而文学底内容的空虚，又亟须一种浮肿的形式的繁缛华丽来装璜，那么诗文中的唯以数典用事为工，自然会蔚为风气了……。另外一种现象可以说明这种风气的，是当时文人们聚会时的互相隶事。……因为当知识被当作囤积对象的时候，一条条的典故正像货品一样，是文人们企图占有和积累的目标。占有得数量多的人自然会得到一般人的重视，他自己也以此自矜，更从而提倡和鼓励这种风气的增长。……随着数典用事之风的流行，齐梁时编纂类书的风气也盛极一时，都是为了适应文人隶事属对之助的。”(47)何诗海也从文化、学术、政治等方面深入探讨了齐梁时期使事用典现象产生的原因：“使事用典……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风靡一时的隶事游戏直接促成的。而隶事游戏作为一种表现博学的文化风习，又与学术思潮的变迁、察举制度的复兴等文化、政治背景息息相关。”(48)可见，齐梁时期使事用典之风的炽盛，是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
在追新求变创作风气的影响下，六朝文人尤其是齐梁文人在创作中“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49)，纷纷以夸富骋博为能事，挖空心思用典，似乎唯有多用故实，尤其是多用僻典才能见出作者学问的渊博、文章的典雅博丽。风气所向，作者竞胜，“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钟嵘：《诗品序》)(50)，致使作品古奥艰涩、佶屈聱牙，令人读后不知所云。即使用得较好，也无非“所使之事易知，所运之巧相似”(51)，千篇一律，罕有创新。作品内容也流于空洞虚泛，缺乏真情实感。在这种境况下，与时人不同，诗人庾信却能“拔出于流俗中”，运其生花妙笔，写其高情远意，在作品中大量用典而又“使事无迹”，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清新刚健之气。
庾信出身于著名的南阳新野庾氏文学世家，祖父庾易，南齐高士，“志性恬静”，朝廷屡辟不就，唯“以文义自乐”(52)。父亲庾肩吾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53)，十五岁射策高第，入东宫为昭明太子萧统的讲读(54)。中大通三年(531)四月萧统病逝，七月，晋安王萧纲被立为皇太子，庾信又出任萧纲的抄撰学士。他是“徐庾体”的代表作家(55)，“鸿名重誉，独步江南”，“妙善文词，尤工诗赋，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诔夺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扬雄，书同阮籍”(56)。后因天下板荡、家国罹难而屈身事敌，羁旅北朝。在北地，他虽然颇受统治者的礼遇，“位望通显”，但他念念不忘故国，时时悔恨自己的失节行为，于是，无穷孤愤，倾泻而出，万斛悲愁，一寓于文。庾信以其异军突起的创新精神和独具的才识，融合南北文学之长，将他的满腔真情——“亡国之痛”、“乡关之思”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引入到用典技巧中——因为他羁留北地，“在敌人统治下写诗，是不能畅所欲言的，只好用典来比喻影射”(57)，进一步扩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并且他善于灵活地运用典故以写实事，纯熟地驾驭“骈四俪六”的语言格式，用事而又不为故实所囿，故能独出机杼，别开生面；兼之生活阅历、创作经验丰富，学问渊博，故能自由出入经史子集、三教九流以及稗史传说之中(58)，从而扩大了用典的题材和领域，庾信本人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用典的巨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9)。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庾)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徐)陵之所能及矣。张说诗曰：‘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其推挹甚至。”(60)
应当指出的是，庾信用典在其创作的前后期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如庾氏前期作品较少用典，——这在梁代使事用典寖成风气的环境中殊为不群；即或用典，也大多缺乏真情实感，为用典而用典，有时也由于过分追求行文的整饬，所以不免有生拉硬拽之感。而庾氏后期的少量诗赋如《象戏赋》、《马射赋》、《奉和赐曹美人》、《和赵王看伎》、《奉和法筵应诏》等奉和之作以及郊庙歌辞等歌功颂德之作的用典，尽管艺术技巧也很纯熟，但由于多系应景之作，没有真情实感，所以便缺乏艺术感染力。与此相反，庾信后期抒写乡关之思、羁旅之愁的诗赋文章，由于融入了他对故国故园的思念之情，其用典便极富真情实感，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内容，不同于前期的为用典而用典，艺术表现上也较前期更为成熟，更加自然贴切，叙事抒情，登造极巅，达到了“语如己出，无斧凿痕”的炉火纯青之境地(61)。诗圣杜甫一生对庾信十分崇拜，《戏为六绝句》其一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所谓“老成”(62)，所谓“凌云健笔”，所谓“意纵横”，尽管是就庾信晚年的文学创作成就而言的，但自然也包括对其用典艺术的褒奖。钱钟书先生曾深入地分析了庾信晚年善用故实，风格“老成”之因：“子山辞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若《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皆居南朝所为。及夫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惟《象戏》、《马射》两篇，尚仍旧贯。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63)是极有见地的。
正如任何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尽管庾信“善运故实”，“无斧凿痕”，“不受古人束缚”，但由于其作品中用典过多，刻意求工，有时候又给读者阅读带来了困难，甚至有些典故用得过僻，令人莫知所云，如《道士步虚词》十首几乎全是用道家语言写成，用典太僻，尽管写得比较“清空”，还是觉得有些艰涩难懂。另外，庾信用典也有个别舛误之处，正如前人所指出的，《汉书·艺文志》有“别栩阳赋五篇”，“别栩阳”自是人名，而《哀江南赋》却误云“栩阳亭有离别之赋”，将其作为地名来用了。而在“碎于长平之瓦”(《哀江南赋》)一句中，也把地名搞错了。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军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很显然，赋中“长平”乃系“武安”之误。再如《枯树赋》“小山则丛桂留人，扶风则长松系马”，“小山”应是“淮南小山”，本是指西汉淮南王刘安的一部分门客，庾信在这里却误用为“山岳”之“山”了。难怪金代文学批评家王若虚指斥《哀江南赋》用典“堆砌故实”，“荒芜不雅，了无足观”(64)了。但是，这毕竟是白璧微瑕，同时也是用典本身所难以避免的弊端(65)，丝毫掩盖不了庾信用典的高妙和成功。
综上，仅从庾信作品的用典便可看到庾信创作艺术成就之一斑。庾信博学多才，众体皆善，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文坛宗主地位，对当时南北文风的融汇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作为集六朝文学之大成的杰出作家，庾信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更为直接(66)。明人杨慎认为“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67)，清代四库馆臣亦认为庾信的骈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68)。庾信的五七言诗肇启唐律先声，唐初四杰骈偶之体因袭是出，自不待言；其诗文辞赋句法的灵活多变、用典的精到、对仗的工切、音律的讲求、语言的锤炼以及风格的沉郁悲壮，对诗圣杜甫的影响尤为明显(69)，所以在杜甫的心目中，庾信无疑是最受欢迎的前代作家。同时，他的清新的才思和诗风又给予伟大诗人李白以很深的影响。杜甫曾把李白比作“清新庾开府”(《春日忆李白》)，即是说李白深受庾信清新诗风的影响。李白《赠宋中丞》“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之诗句，即是化用庾信《宇文盛墓志铭》“受图黄石，不无师表之心；学剑白猿，遂得风云之志”句意；而李白《赠常待御》“传闻武安将，气振长平瓦”之诗句，很显然更是因袭了庾信《哀江南赋》“碎于长平之瓦”的错误，由此可见庾信对李白的影响之大。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对庾信诗法、用典技巧亦步亦趋(70)，其骈文更是师法庾信。宋代大文豪苏轼经常化用庾信的诗句(71)，黄庭坚对庾信诗歌的语言艺术佩服得五体投地(72)，南宋的遗民文人们更是对其《愁赋》的意象作了整体的接受和阐释(73)。明人张溥说得好：“史评庾诗‘绮艳’，杜工部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玉台琼楼，未易几及。文与孝穆敌体，辞生于情，气余于彩，乃其独优。”(74)诚为确论。
注释：
①按：也有论者把用典视为一种修辞手法或表现手法，只是所取角度不同而已，其实质并无原则性区别。本文在这里采用张中行先生的说法。张先生曾给“用典”下过一个定义：“用较少的词语拈举特指的古事或古语以表达较多的今意。”张中行：《文言和白话》，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8页。
②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引成辞以明理者也。”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39页。
③钱钟书先生指出：“隶事运典，实即‘婉曲语’(periphrasis)之一种。……用意无他，曰不‘直说破’(nommer un objet)，俾耐寻味而已。”(《管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74页)黄侃先生亦十分重视用典在文章写作中的重要性：“尝谓文章之功，莫切于事类，学旧文者不致力于此，则不能逃孤陋之讥；自为文者不致力于此，则不能免空虚之诮。”(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1页)
④“蠹文”一词见于钟嵘《诗品序》：“……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6页)“掉书袋”一词出自宋人马令的《南唐书·彭利用传》：彭利用“对家人稚子，下逮奴隶，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丛书集成初编》本)。后用以讽刺人说话、写文章爱引经据典，卖弄才学。
⑤钟嵘《诗品序》：“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第116页)并特别批评颜延之“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诗品》卷中，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第308页)。钟嵘对于任昉、王融等人“竞须新事”的做法尤为不满：“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诗品序》，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第116页)
⑥宋初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体作家，其创作雕琢太甚，用典逾度，备受后人诟病。黄庭坚作诗爱用僻典，亦为时人所轻。北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杨亿、刘筠作诗务积故实，而语意轻浅。一时慕之，号‘西昆体’，识者病之。”“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8、327页)黄庭坚特别推崇“夺胎”“换骨”法：“山谷云：……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惠洪：《冷斋夜话》，王大鹏等选编：《中国历代诗话选》[一]，长沙：岳麓书社，1981年，第360页)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指出：“豫章(黄庭坚)稍后出，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8页)而江西诗振的诗歌理论正是遵奉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诗学主张。因此，黄氏被江西诗派奉为祖师(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祖，方回则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
⑦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5页。
⑧参见谭正璧、纪馥华：《庾信诗赋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序言”第19-20页。
⑨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十三《北周二·庾信》，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80页。
⑩沈德潜选：《古诗源》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45页。
(11)本文所引庾信作品，均据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2)沈德潜：《古诗源》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45页。
(13)《搜神记》卷四：“五郡之人……悉皆孤独，俱行卫国……因结义为兄弟。长字仲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相将诣卫国市中。见一老母，孤单告乞。五人收养侍奉，敬如事亲母，孝心无二。已经三年，其母遇疾，五人忧愁不能寝食。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董世台之女，嫁同郡张文贤为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乱，文贤早亡，葬在太原赤山之下，八冢同行，东头第一冢是贤冢。吾死后，汝等若能与我送葬到冢侧，吾平生之愿毕矣。吾遭荒乱之日，有一子，姓张名遗，年七岁，胸中有七靥，足下有通彻之纹，父丧，因流浪相失。汝等宜思记之。他日有如此子，即我子也，宜话吾之由。’言讫而卒。五人扶丧至太原，忽叔仲横被朝歌令禁系。时有一人，走投太守，言养母之状，述并葬之由。太守曰：‘汝何姓氏？’具以对之，因话男之形状。太守闻之，号哭擗地：‘此吾母也！吾以幼小，兵革乱离，母子相失迨今。’又哭之。乃发使往朝歌迎丧，并具表闻奏于魏帝，陈其流浪之由，并述五人孝状。善其人义重，可以旌之，各为太守……。”干宝：《搜神记》(八卷本)，《稗海》第一函，明万历(1573-1620)商濬辑刻本。
(14)《太平广记》卷一六一《感应一·三州人》引《孝子传》：“晋三州人约为父子，父令二人作舍于大泽中，欲成，父曰：‘不如河边。’乃徙焉。又几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负土填河，三旬不立。有书生过，为缚两土豚投河中。父乃止二人曰：‘何尝见江河填耶？吾观汝行耳。’明，回至河边，河中土为高丈余，袤广十余里，因居其上。”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158页。
(15)陈寅恪《读〈哀江南赋〉》云：“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所特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34页。
(16)《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日暮路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于道也。”’”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3页。《庄子》有《人间世》篇，王先谦《庄子集解》曰：“人间世，谓当世也。”
(17)《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百姓罢(疲)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73页)贾谊《过秦论上》：“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07、709、708页)
(18)《战国策·魏策四》：“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张清常、王延栋：《战国策笺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63页。
(19)倪璠注《哀江南赋》引孔融曰：“敝箄不能救盐池之卤。”(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6页)《太平御览》卷七三六《方术部十七·术》引刘安《淮南万毕术》：“胶挠水则清，敝箕止咸，取箕以内酱中，咸着箕矣。”(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265页)葛洪《抱朴子·外篇·嘉遁》：“寸胶不能治黄河之浊，尺水不能却萧丘之热。”(《抱朴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明《正统道藏》本，第164页)
(2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986页。
(21)《国语·越语下》：“圣人不出，忠臣解骨。”左丘明撰，鲍思陶点校：《国语》，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317页。江淹《恨赋》：“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10页。
(22)《左传·僖公十年》：“(里克对晋惠公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又《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01、1775页。
(23)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4页。
(24)林继中先生对庾信属意于隶事用典的意象化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庾信之于文学史，有两点值得一书：一是让情志再主文学，为美文安上灵魂；一是有意于隶事用典的意象化，使之成为特殊的文学语言。……六朝文学的转机，关键就在于此。”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化史纲：魏晋-北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25)《列子·汤问》：“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计，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扶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7页。《太平御览》卷八○三《珍宝部二·珠下》引孙柔之《瑞应图》曰：“晋平公鼓琴，有玄鹤二八而下，衔明珠，舞于庭。”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本，第3567页。
(26)《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景公谓晏子东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详对第十三》载：“(齐)景公谓晏子曰：‘东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枣，华而不实，何也？’晏子对曰：‘昔者秦缪公乘龙舟而理天下，以黄布裹烝枣，至东海而捐其布，破黄布，故水赤；烝枣，故华而不实。’公曰：‘吾详问子何为？’对曰：‘婴闻之，详问者，亦详对之也。’”卢守助：《晏子春秋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
(27)《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济江，南省水理，黄龙负舟，舟中人怖骇。禹乃哑然而笑，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生，性也。死，命也。尔何为者？’颜色不变。谓舟人曰：‘此天所以为我用。’龙曳尾舍舟而去。”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28)旧题曹丕《列异传》载：“武昌阳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者。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幼子饯送此山，立望夫而形化为石。’”(曹丕等撰，郑学弢校注：《〈列异传〉等五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27页)《太平御览》卷四十八《地部十三·南楚诸山》引顾野王《舆地记》曰：“武昌郡奉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者。今古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携弱子饯送于此山。既而立望其夫，乃化为石。因以为名焉。”(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本，第233页)
(29)《太平御览》卷一七八《居处部六·台下》引《述异记》：“中山有韩夫人愁思台、望子陵也。”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本，第867页。
(30)臧清：《枯树意象：庾信在北朝》，《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夏之卷(总第4期)。
(31)据《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鲁庄公二十二年(前672)春，陈国发生内乱，陈太子御寇被杀，公子完和颛孙逃到齐国避难，后改名田完，八世而有齐国。
(32)谭正璧、纪馥华：《庾信诗赋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序言”第19页。
(33)参见任振镐：《深沉凄切，韵长旨远——从〈哀江南赋〉看庾信的创作手法》，《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34)许东海：《庾信生平及其赋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第100页。
(35)刘义庆《世说新语·尤悔》载：“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79页)华亭，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市松江县西。建安二十四年(219)，陆机祖父陆逊以智取荆州之功被封为华亭侯。此地有清泉茂林，景色优美。吴亡后，陆机、陆云兄弟在此闭门读书十余年。
(36)《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兽部下·猿》引《宜都山水记》(按：即《宜都山川记》)：“峡中猿鸣至清，诸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绝。行者歌之曰：‘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52页)《世说新语·黜免》刘孝标注引盛弘之《荆州记》：“峡长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绝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一声(按：《水经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俱引作“三声”，是)泪沾裳。’”(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61页)
(37)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论文章之音节》，刘师培著，陈辞编录：《中古文学论著三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
(38)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云：“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40页。
(39)《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87页)《左传·昭公三年》：“齐公孙灶(子雅)卒。司马灶见晏子，曰：‘又丧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妫将始昌。二惠竞爽犹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32页)
(40)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僻事实用，熟事虚用。”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80页。
(41)参见好好先生：《让文章寓意深远——寓意法》(http://blog.sina.com.cn/lesson8，2007-02-05)。
(42)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524页。
(43)《三国志》卷六十一《吴书·陆凯传》载陆凯上疏谏孙皓徙都武昌云：“……又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塉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舶则沉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臣闻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于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愿陛下留神思臣愚言。”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01-1403页。
(44)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总论》，清光绪十五年(1889)云林阁校刊本。
(45)参见陈寅恪：《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34页。
(46)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事类第三十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0页。
(47)王瑶：《隶事·声律·宫体》，《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4-287页。
(48)何诗海：《齐梁文人隶事的文化考察》，《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49)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1页。
(50)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6页。
(51)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十三，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81页。
(52)参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四《高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40页。
(53)令狐德棻：《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33页。
(54)周滕王宇文逌《庾子山集序》云：“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玉墀射策，高等甲科。”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页。
(55)令狐德棻《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摘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庾信)聘于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33页)
(56)宇文逌：《庾子山集序》，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1、53页。
(57)谭正璧、纪馥华：《庾信诗赋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序言”第19-20页。
(58)宇文逌《庾子山集序》评庾信云：“若乃德、圣两《礼》，韩、鲁四《诗》，九流七略之文，万卷百家之说，名山海上，金匮玉版之书，鲁壁魏坟，缥帙缃囊之记，莫不穷其枝叶，诵其篇简。岂止仲任一见之敏，世叔五行之速。强记独绝，博物不群。”(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3页)令狐德棻《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亦言庾信“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33页)。
(59)明人王鏊云：“为文好用事，自邹阳始。诗好用事，自庾信始，其后流为西昆体，又为江西派，至宋末极矣。”(王鏊：《震泽长语》卷下《文章》，《丛书集成初编》第22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页)按：王鏊所言不尽正确，其实最早在诗中大量用典的作家，应该是“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颜延之。庾信则是唐前用典最多、最成功的作家。
(60)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庾开府集笺注〉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76页。
(61)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4页。清初诗文选家陈祚明也对庾信的造语抒情艺术极为叹服：“审其造情之本，究其琢句之长，岂特北朝一人，即亦六季鲜俪。”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81页。
(62)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九对庾信晚年诗赋的“老成”曾作过深入的解释：“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余尝合而衍之曰：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若元人之诗，非不绮艳，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诗则强作老成态度，而绮艳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谓兼之矣。不然，则子美何以服之如此。”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15页。
(63)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00页。
(64)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四《文辨》云：“庾信《哀江南赋》堆垛故实，以寓实事，虽记闻为富，笔力亦壮，而荒芜不雅，了无足观。如‘崩于巨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此何等语？至于‘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尤不成文也。”《滹南遗老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
(65)宋人陈善《扪虱新话》云：“文章不使事最难，使事多亦最难。不使事难于立意，使事多难于遣辞。”王大鹏、张宝坤等编选：《中国历代诗话选》(二)，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50页。
(66)林继中先生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代文学之成功，举其大纲就是情志再主文学，挽回南朝滑落的颓势。庾信因此成为转折点上标志性的人物。”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67)杨慎：《升庵诗话》卷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15页。
(68)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庾开府集笺注〉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76页。
(69)黄庭坚曾指出杜甫、韩愈善于融化前人之语：“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蒋方编选：《黄庭坚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03页)陈祚明则认为杜甫诗直接师法庾信：“庾开府诗是少陵前模，非能青出于蓝，直是亦步亦趋，独当以他体之优见异耳。”(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81页)李调元亦云：“李诗本陶渊明，杜诗本庾子山，余尝持此论，而人多疑之。杜本庾信矣，李与陶似绝不相似。不知善读古人书，在观其神与气之间，不在区区形迹也。”(李调元：《雨村诗话》[二卷本]卷下，詹杭伦、沈时蓉校正：《雨村诗话校正》，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3页)
(70)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五十七《李义山诗集上》曰：“义山五言出于庾开府，七言出于杜工部，不深究本源，未易领其佳处。”《义门读书记》卷五十八《李义山诗集下》评《镜槛》诗：“陈无己谓昌黎以文为诗，妄也。吾独谓义山是以文为诗者。观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门法。”何焯撰，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43、1260页。
(71)南宋黄彻《
溪诗话》卷八：“(苏东)坡有‘白衣送酒舞渊明’，人有疑‘舞’字太过者。及观庾信《答王褒饷酒》诗：‘未能扶毕卓，犹足舞王戎。’盖有所本。”黄彻撰，汤新祥校注：《溪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按：黄彻在此所引苏轼此诗题为《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庾子山原诗题则为《答王司空饷酒》。
(72)黄庭坚对庾信尤其喜爱(山谷《题意可诗后》云：“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山谷集》卷二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不仅在诗文创作中大量用典，学习庾信清新绮丽的风格(方回《桐江集》卷四《跋许万松诗》云：“山谷诗本老杜，骨法有庾开府，有李玉溪，有元次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印《宛委别藏》本，第18页)，而且还书写庾信的诗句。他曾书写庾信的《题画屏风》诗，今传世。黄庭坚书庾信《题画屏风》诗帖，明代程敏政、孙成、吴承恩等人并有题跋。此帖今存，藏江苏省泰州市博物馆。
(73)卞东波：《庾信〈愁赋〉专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2期。
(74)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五册《庾开府集题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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