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与中性贸易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论文,化与论文,体制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性贸易体制论
中性贸易体制是指一个经济对进口和出口提供的刺激具有对等性。
克鲁尔格(Krueger)在其负责的NBER项目中首次提出了测度贸易体制偏向的方法，即估算贸易体制偏向指数(index of trade regime bias)（注：Krueger,Anne O.(1978),Foreign Trade Regi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Liberalization Attempts and Consequences,Cambridge(Mass):Ballinger Press.）。克鲁尔格提出的公式是：
式中，P和Q分别为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m和x分别代表可进口产品与可出口产品，i(i=1,2,…v)和j(j=1,2,…n)为产品组类，w为权数（指该产品组占总进口或总出口的比重）。指数B比较进口品国内价格相对于进口品国际价格的扭曲和出口品国内价格相对于出口品国际价格的扭曲，B=1代表贸易体制的中性(neutrality)，B＞1为内向型体制，B＜1为外向型体制。
巴格瓦蒂(Bhagwati)采用有效汇率(effective exchange rate--EER)来衡量贸易体制偏向，即计算出口有效汇率(EERx)和进口有效汇率(EER[,m])并加以比较（注：Bhagwati.Jagdish N.(1988),"Export-promoting trade strategy:issues and evidence",World BankResearch Observer,Vol.3,No.1(January 1988).pp.27-57.）。出口有效汇率或进口有效汇率是指赚取或使用每一单位外汇所需付出的国内货币的单位。有3种情况：EER[,x]＜EER[,m]为进口替代战略，是一种具有“反出口偏向”的体制；EER[,x]＞EER[,m]是极端的出口促进战略(Ultra-export promotion)；EER[,x]≈EER[,m]则是出口促进战略，是一种中性的贸易体制。
巴格瓦蒂解释道，把一种中性的战略称之为“出口促进”，这与对东亚经济的研究有关，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成功的外向型发展都更接近一种中性的贸易体制，而非对出口的过分偏好。此外，从进口替代转向中性战略也要消除反出口偏向和改进出口表现，所以研究者们以既不偏向进口也不偏向出口的“中性”来定义出口促进。因此，进口替代是对自由贸易的偏离，而中性的出口促进是向自由贸易的复归（注：Lal.Deepak(1987),"Foreign trade regim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developing countries",Research Observer,Vol.2,No.2(July 1987),pp.189-217.）。当然，极端的出口促进也会产生扭曲。
中性贸易体制减少国际间贸易障碍，通过国际专业化生产、贸易和资本自由运行产生最优的国际分工，促进全球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尽管贸易利益可能分配不均，但各国均可从中获益。与进口替代或极端促进出口体制相比较，中性贸易体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第一，切合实际的有效汇率刺激国内资源有效配置，无需补贴或限制措施来进行调整，使国内资源成本接近国际的机会成本水平，产生有效率的结果。第二，由于市场直接配置资源，这就减少了直接非生产性寻利(directly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DUP)或寻租(rent-seeking)行为。第三，开放的环境有利于外国投资，外资流入不是为了绕过关税而只是出于在世界市场竞争的考虑，这与东道国的出口促进战略是一致的，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率。第四，中性出口促进战略可以导致更多的竞争和更少受保护的市场，从而促使更多的创新，实现更有效的专业化分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二、对中性贸易体制的偏离
尽管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的原则已被广泛接受，但关于实行自由贸易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所需的各种条件仍然颇具争议，贸易保护政策作为自由贸易政策的对立面也有着相当长的历史。
而贸易保护政策的效果之一是导致贸易的扭曲。扭曲(distortion)被定义为经济活动对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偏离。扭曲的根源一方面是市场的不完善（或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政策失当所致。市场失灵或政策运用失当将使得帕累托最优的条件DMRS=DMRT=FMRT（式中，DMRS：国内边际消费替代率——即两种商品可替代的比率，DMRT：国内边际生产转换率——即以一商品表示的另一商品的机会成本，FMRT：国际边际转换率——即一国的边际贸易条件）中这个或那个条件不能得到满足而出现扭曲。巴格瓦蒂区分了经济性扭曲与非经济性扭曲，国内扭曲与国际扭曲（注：Bhagwati,Jagdish N.(1971),"The generalized theory ofdistortion and welfare",in J.Bhagwati et al.(1971,eds.),Trade,Balance of Payment and Growth:Essays in Honor of CharlesKindleberger,Amsterdam:North-Hol-land,pp.53-67.）。就经济性扭曲而言，DMRS=FMRT≠DMRT时出现生产扭曲，DMRT=FMRT≠DMRS时出现消费扭曲，而DMRS=DMRT≠FMRT导致国外市场扭曲即所谓贸易扭曲。消费扭曲和生产扭曲属国内扭曲，贸易扭曲则是国际扭曲。
假定存在生产的外在性，如下图1，P[,w]是世界市场价格，该国供给曲线S在此价格水平上产出为q[,0]，消费量为c[,0]。这是一种次优状态，因为在这一产量的社会边际成本低于进口成本和消费的边际效益，按照巴格瓦蒂的说法，此时是DMRT＜FMRT=DMRT，生产需要增加到q[,1]，国内生产的社会边际成本才等于进口成本。这可以通过提高生产者收益（价格）到P'来实现，手段之一就是为生产者提供补贴，假定补贴(s)额等于t，那么P'=P[,w](1+t)，于是，补贴起到了纠正扭曲的作用，使帕累托最优条件得到满足，在q[,1]产量水平上，DMRT=FMRT=DMRS。该国的经济利益是以更低社会边际成本的产量替代进口，利益的大小由三角形aE'd所表示。
图1
如果不能实行补贴，另一个政策工具是对进口征收关税，例如关税率为t，关税的保护也可使价格提高到P'=P[,w](1+t)，使产量提高到q[,1]，同样也有相当于三角形aE'd的生产者收益。但这一政策却使消费的价格提高了，消费量从c[,0]降到c[,1]，消费者剩余损失相当于三角形gki的面积。这时还又出现了另一种扭曲，DMRS＞DMRT=FMRT，即消费扭曲。在缺乏关于成本和需求的必要信息时，人们不能准确判断征收关税的效果是比自由贸易时的扭曲更好一些还是坏一些。
显然，从效果上看，关税措施是次于补贴的，因为关税不像补贴那样紧紧盯住扭曲之源进行纠正，并且还产生伴随性扭曲。不过，小额的关税有可能会好一些，尽管小额关税并非“最佳”。仍如图所示，假定是征收一种较低的“次优”关税t[*]（即t[*]＜t），t[*]使得生产的边际收益等于消费的边际损失（在图中为ce=hj），此时会存在两种扭曲，即DMRT＞FMRT＞DMRS，但是，这两种扭曲都比未经纠正的生产外部性或由实施完全抵消性关税引起的消费扭曲要小。
表1 市场不完善导致的内生性扭曲
注：MC—边际成本；P—价格；w—工资；r—资本收益；脚标d、w分别代表本国和世界，1、2分别代表两种不同产品。
表2 贸易干预导致的政策性扭曲
扭曲的具体种类很多，表1和表2概括了一些常见的扭曲类型。重要的一点在于，无论哪一种扭曲，都是对帕累托最优的偏离，结果是效率的损失。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个经济中不可能完全不存在扭曲，关键在于扭曲程度的大小。
三、贸易自由化与中性贸易体制
中性的贸易体制并不等于自由化的贸易体制。中性贸易体制仅仅是表明对出口和进口提供的刺激（大体）相等，而对刺激的大小并无约束。当对进口和出口都进行干预且干预程度相当时，贸易体制却是中性的。例如，假定一个国家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高度保护本国市场，产生严重的反出口偏向(antiexport bias)，但同时又采取大量鼓励出口的措施，结果在总体上这两种方向相反的干预相互抵销，贸易体制也还是中性的。因此，必须全面地理解贸易自由化的含义，贸易体制中性只是其中的要求之一。
贸易自由化最基本的要求是贸易保护水平的减低，从广义的角度还包括“使贸易体制变得更为中立的任何措施”（注：Papageorgiou,D.;M.Michaely and A.M.Chokso(1991),Liberalizing Foreign Trade,Vol.7:Lessons of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London:Blackwell.P.13.）。迪恩(Dean)等人曾把贸易自由化的定义分作4类。第一类包括那些指贸易自由化应使贸易体制更多地依赖于价格机制和减少反出口偏向的说法。第二类是指减少限制性贸易控制的政策行为。第三类强调以贸易制度的中立性作为自由化的中心。第四类则是一种较全面的定义，包含了贸易制度的中立性和自由化。此外，另有一种阶段性自由化的定义也属于第四类，这种阶段性自由化定义认为，自由化的过程将历经“温和的自由化”（增加对价格机制的依赖和减少反出口偏向）、“密集的自由化”（趋向中立性的贸易体制）和“极端的自由化”（增强贸易体制的自由性）（注：Dean,Judith M.,Seema Desai and James Riedel(1994),Trade Policy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ince 1985:A Review of the Evidence,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No.267,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综合的定义是，“贸易自由化是更多地应用价格机制使贸易制度更加透明以及使国内价格更接近于世界市场价格的过程”（注：Edwards,Sebastian(1989),Openness,Outward Orientation,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Policy,Planning,and Research Working Papers,No.191,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这里，特别强调贸易过程中市场价格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包含了贸易制度中立性的要求。通过减少反出口偏向，特别是取消数量限制，贸易自由化将导致一个更中立和透明的贸易体制。作为一个“过程”，贸易自由化也可能具有阶段性的特征。
不难看出，干预最小化的中性贸易体制是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中性体制给予出口和进口、国内销售和出口、可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的刺激不偏不倚。更自由的贸易体制是指贸易控制的减少和以价格机制代替直接干预。
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便是，在一个存在扭曲、贸易保护过甚的世界里进行贸易政策改革，减少对贸易的干预，从而建立起中性贸易体制，向自由的贸易体制复归。图2中提供一个更直观的解释，弧形的箭头代表向中性化的转变，但是，在中性线上越是远离原点，贸易干预越强，可称之为强干预中性化；直线箭头则表示贸易干预的减少，越是靠近原点，贸易就越是自由化。
图2
图2也表明，贸易自由化可以循不同路径实现，一种途径是先使贸易体制中性化，然后逐步减少贸易干预来实现贸易自由化，这是一种较多顾虑贸易体制变动冲击的渐进式自由化方式，较容易为改革国家的政府所采纳，国际货币资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行的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计划基本上采取这一方式。另一种途径是中性化与自由化同时并进，即从进口替代或极端出口促进直接向原点（贸易自由化）靠近，相对而言，这是一种激进式的改革。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贸易自由化要求减少贸易政策偏向和贸易干预。
世界经济在战后不久迅速恢复扩大，对外贸易在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又要求建立起一个自由、开放和稳定的世界贸易体制以支持进一步的发展，结果是各种促使国际贸易体制自由化努力的开始。1947年签署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标志着这种努力的国际化，之后，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国家都参与了这个贸易自由化运动。通过关贸总协定主持的一系列多边贸易谈判以及所有国际贸易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在提高，一个更开放自由的世界贸易体制在联接各国经济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一系列因素如进口替代战略效果不佳、东亚开放式出口导向经济的成功以及困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等的影响，大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进行贸易自由化取向的贸易政策改革。
托马斯等人认为，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贸易政策改革可以分解为针对6个方面的内容：(1)出口障碍；(2)出口生产投入的进口障碍；(3)对非竞争性进口商品的数量限制；(4)对竞争性进口商品实行的数量限制；(5)关税税率；(6)关税税率的分布，即各种产品类别的关税差异程度（注：Thomas,Vinod;John Nash and Associates(1991),Best Practices in Trade Policy Reform,a World Bank Public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27-29.）。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则给出了这样一个既具体又简明的概括：“贸易政策改革涉及到持续自由化、外汇改革和降低汇率、改革出口刺激和其它促进出口的措施、以及采用国际标准。具体地说，自由化的措施包括：减少出口控制和国家贸易；取消进口限额、进口许可证和其它数量限制（有时以相当的关税代替）；减少关税种类和降低关税水平”（注：UNCTAD Secretariat
(1993),"Trade policy refo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upport required",Foreign Trade Review,Vol.27,No.4,Jan-Mar 1993,pp.323-351.）。
但是，所有改革目标的实现又都依赖于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机制，市场机制本身并没有对进口或出口的偏向，符合中性化的要求，而要使市场机制有效运转，就必须减少扭曲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因此，恢复或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贸易政策改革和贸易自由化的根本所在。
至此，上述的分析可导致以下结论：第一，贸易体制中性化是贸易自由化的内在要求，任何贸易自由化过程本身都包含贸易体制朝中性化的转变。第二，贸易体制中性化仅仅表明对出口和进口的刺激对等，中性化可以在任何贸易干预水平上实现，因此，中性化并不等于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必须包括贸易体制中性化和减少贸易干预两个方面。第三，贸易自由化的实质是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机制，无论渐进式的抑或激进式的自由化，最后结果都是市场力量主导地位的确立，相应的要求是要最大限度减少对贸易的行政干预，这是贸易自由化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四、贸易自由化与中国
我国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贸易体制偏向较为明显。但我国的情况又很特殊，以改革开放之后的情形为例，一方面，通过各种贸易限制和本币高估来保护本国产业，体制上的反出口偏向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又采取了诸如“内部结算汇率”(1980-1982)或“调剂汇率”(1983-1994)、出口补贴(1985-1991)等措施来促进出口。所以，采用巴格瓦蒂的贸易体制偏向指数来衡量时，我国的贸易体制却大体上是接近中性的。根据本文作者构建的EER，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贸易偏向比率均十分靠近中性化值（即EER[,m]/EER[,x]=1）。
表3 中国的贸易体制偏向指数
这表明，尽管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贸易措施是倾向于PEP（保护性促进出口）战略以纠正进口替代战略的反出口偏向，但贸易刺激结构也因此转变到一种平衡进出口偏向的中性化状态。例如在1994年，我国的平均出口换汇成本（可视作EERx）为8.65元，而EERm为8.99元，该年的贸易偏向比率为EERm/EERx=1.0393，接近于EERx（EERm的贸易体制中性化标准，即我国的贸易体制可看作是中性化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在贸易改革之初就采取了贸易自由化政策。相反，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贸易政策是比较远离自由贸易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贸易偏向比率达到一种较强出口促进和较高进口保护大体平衡的中立性，即是一种强干预中性化；我国向贸易自由化大步迈进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的一系列减少贸易干预的措施，在20世纪90年代，进口限制和出口刺激都大大减少，贸易偏向比率进一步达到一个更少出口偏向或进口偏向的中立性水平。这种值得称道的政策转变表明我国贸易战略目标已经从一种进取性参与国际市场转变为全面且无偏向地融入世界经济。也就是说，我国贸易自由化的主要任务是减少贸易干预措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推动我国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适应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形式和要求，我国已大幅度减少贸易干预措施。按照我国入世议定书，我国在近期实施和将实施的贸易自由化措施是全面而深刻的，它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国承诺了：至2005年将平均关税降到10%。在减少和消除非关税壁垒，也就是进口配额、许可证问题方面，到2005年全部取消400种进口配额。在农业和服务业方面，我国也将大面积开放。日益自由化的我国对外贸易体制将使我国及其贸易伙伴得到更多来自自由贸易的利益，而这种得益的大小决定于减少贸易干预措施的程度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