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与危机到认同危机——南京国民党政权合法性资源流失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机论文,南京论文,国民党论文,政权论文,合法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参与的历史机遇
政权的合法性资源是指政权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所应获得的民众政治支持。在所有现代国家中，不管是动员性参与还是自主性参与，公民已置身于各种政府事务中，并直接受其影响，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是政权获取合法性资源的主渠道。在传统社会中，政治参与在村落这个层次上可能是相当普遍的，但超过这个层次，政治参与便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了，有些庞大的传统社会的政治参与仍局限于少数贵族和官僚精英的范围。因此，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要素是，整个社会的各个集团在超于村镇层次之上参与政治，以及创立能够组织这种参与的新的政治制度（如政党、政治社团）。人民的大规模参政是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换言之，政府行为只有代表人民的意志，才具有合法性。（注：〔美〕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所谓政治参与，就是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
南京政府建立后，出现了两次较为集中的民众政治参与的历史机遇：
一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政治统一的出现，经济上现代意义上的工业渐次凸现，文化上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荡涤，相当一部分民众挣脱了传统的桎梏，迈向以“民主”、“科学”为理性精神的现代文化。伴随这些社会变迁而来的，必然是“新的社会集团”和“新的社会要求”，形成民国以来第一次参政热潮。二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新老社会利益集团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再一次被动员起来，要求参与国家生活的公共决策，被战争动员起来的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干预国事，在社会底层形成自发性的政治参与浪潮。“自经过极艰苦之对日八年抗战，人人不约而同地发生一种新的觉悟，认为各自守住岗位，任何努力，为公为私，总觉不够。每一个人，都须关怀政治，研究政治，在可能状态下并须参与政治”。（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国民主建国会重要史料选编》。）
参政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一是舆论议政，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仅仅在国民党管辖区正式登记注册的报刊杂志就有984家，而实际达到1832家，总发行量为200万份。（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中国报刊广播文集》，第1辑，第59页。）其中相当大比重的报刊是社会政治类时评刊物，说明大众传播媒介和读者群社会心理的明显变化。
二是组织政党，抗战爆发前即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改组派、人权派等影响较大的政党或团体活跃于政治舞台。抗战结束后政党的成立更如雨后春笋，1945年～1946年间就约有近百个政党在各地宣告成立并公开活动，其成员及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相当广泛。组党这一政治现象本身即透露一种信息——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严重的“参与爆炸”(participating explosion)危机。
民国以来的形势发展很快造就了新的社会集团，形成新的社会要求，新集团新要求需要在政治上反映出来，如何调整统治政策，把不同社会集团按既定的程序稳步地吸收到体制之内，以免他们在体系外造成无规则的破坏，实现全民政治动员，是现代化政府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独裁专制与参与危机
面对强大的参政压力，国民政府却倒行逆施，采取了一系列排斥、镇压的反动政策。
首先，对代表广大工农利益的共产党排斥、镇压。
国民党政权是凭借武力、通过清共、排斥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各种民主力量而建立起来的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军事、政治集团，推行以党治国的全能主义政治，实则为以党员治国的独裁专制统治，因此，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自国民党政权建立之日起即与之决裂，坚定地竖起反蒋旗帜。为了使独裁统治合法化，国民党极力制造理论上的依据。早在1925年，戴季陶便在其《中国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出了“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的所谓团体之间的“排它性”理论，并以之作为打击共产党员的理论依据；1939年，蒋介石又炮制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理论，为国民党的独裁寻找合法性。国民政府从思想文化上，对“红色”言论出版进行限制、查禁，破坏进步文化机构；在政治上，加强特务统治，颁布反共法令，如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根绝赤祸案》的出台，1947年的勘乱动员令的颁布，“勘乱建国”政策的推行等；在军事上，实行一系列的“围剿”、“摩擦”、“进攻”，视“限共、溶共、反共”为国民政府追求目标。所有这些举措，表明国民政府不可能允许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人一道参与政治民主化建设。
第二，对民族资产阶级以经济盘剥制约其政治参与。
国民政府建立后，曾采取一系列举措以改善工商业发展环境，如关税自主、裁厘改统、统一币制等。但由于受“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建国方针的支配，南京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持疑虑、抑制的态度。如为了支撑庞大的战争机器的运转，极力从现代经济中榨取利益，对民族资本一直进行无穷无尽的财政要索；为了照顾外国在华经济利益，歧视国货，提高民族工业产品的税率，增加关税、附加税等名目繁多的税种，给民族工商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由于税率提高，许多厂家不堪重负，相继停工关闭，1934年，仅在天津一地就有四家大火柴厂被迫停工。（注：〔美〕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蔡静仪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序第8～9页。）抗战前夕，国民政府通过发行公债、统制经济，积敛形成了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垄断资本。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使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破产。
政治上，南京政府极力使城市资本家俯首听命，尽可能阻止其获得政治上的发言权，如资本家通过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公会所提出的意见，南京政府总是任意予以抹杀；商业团体有的被改组，有的被取消，有的通过强力手段使其听命于政府。加之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和政治上的首鼠两端，其政治代表——一些自诩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党派又素来难以与资产阶级真正关连在一起，因此，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举步维艰、难有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渠道的命运也就不难想象了。
第三，对知识精英层和学生推行分化、打击政策。
中国的知识阶层自晚清革命觉醒以来，对政治参与热情颇高，他们编印报刊，发表评论，针砭时弊，参与政府，成立政党，以政府的对立面出现。针对政见分歧，知识精英层内部分化的特点，国民政府采取措施拉拢“志同道合”者，如早期对“新生命派”、“国家主义派”、“中国托派”等的拉拢，后来对“战国策”派、中国青年党、民社党的驾驭等等。同时，对“不同声音”严厉打击，如三十年代组织御用文人对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的围剿，及对新闻舆论的钳制；四十年代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的镇压，对中国自由主义的镇压等等。以上举措表明，国民政府对知识阶层的“参与爆炸”，只是把少数党派纳入其政治体系之中，而让大量的知识精英游离于体制之外，从而堵塞了政治参与的各种渠道。1947年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标志了国民政府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层的彻底决裂。
第四，再一次确立内战独裁政策。
抗战结束后，面对国共两党分庭抗礼、内战迫在眉睫的现实，人们愈发感到只有开放政权，扩大政治参与渠道，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才是获得长久的和平与政治稳定的唯一途径；美苏两国出自各自的利益，也不希望战后的中国再出现分裂局面，一致期待能够出现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也就是说，抗战结束后，国际国内形势均推动着国民党政权向现代化的民主进程迈进，但蒋介石政权再一次逆现代化潮流而动，选择了军事征战重建合法性的道路。
1946年7月16日，蒋介石在青年远征军工作检讨会议闭幕式上演讲《如何消灭我们最后的敌人》，明确将共产党认定为国民党的“最后的敌人”。（注：《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第1833页。）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失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失败之势已不可逆转。
可见，在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革命程序三阶段理论的名义下，国民党以党治的形式垄断了全国的权利资源，取消或限制了社会各阶层最低水平的政治参与权力，形成了一党独大的政治霸权秩序。至此，国民党政权完全堵塞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这就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政治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挑战，国民党政权最终丧失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认同，合法性资源严重流失的政权最终走向崩溃的结局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社会认同的丧失与合法性危机的爆发
参政渠道的堵塞，激起各社会利益集团对国民党政权的普遍怀疑和挑战，这种怀疑和挑战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是以更激烈的形式要求参政，一种是以“政治冷漠”来反抗现政权。两种反抗方式交替运行，最终形成了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合力。
首先是激烈的反抗。
被拒绝参政的各社会集团重新组合，以激进的方式挑战政府。到1944年民主宪政运动开始时，国民党的全能包办政治受到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强有力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的口号，并坚持同国民党政权进行坚决的军事、政治斗争，立即得到民盟等爱国党派及大批激进知识分子的认同，进而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
抗战结束后，“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迫于全国的参政压力，才有了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定、政协会议和宪草协议的产生。但国民党很快撕毁了停战协定，悍然发动独裁内战，并破坏政协协议，公然推翻政协确定的民主宪政原则，使各党派改组政府的愿望化为乌有，立即激起社会各阶层、各政党的强烈抗议。
到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在战火连天的内战背景下宣布召集国民大会，遭到中共和民盟的联合抵制，11月15日，国民党拉拢了青年党、民社党等少数小党派和部分社会贤达，在南京召开制宪国大，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宣布转入“宪政”体制。不久，《大公报》公布了对600人抽样调查的民意测验结果，对于刚刚通过的宪法，124人“赞成”，81人“无意见”，381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这个宪法是一党操纵而制成的”，“是中国分裂的因素”，“是违反政治协商会议的。”（注：转引自《民潮》第9期，第10页。）这部宪法即使在国统区也只有13.5%的赞成者，其社会认同程度之低是世界各国宪法史上罕见的。
1947年4月，国民政府宣布改组。作为国家最高决策机构的国府委员会在形式上成为多党派的联合政府，但共产党和民盟仍拒绝入阁。《大公报》5月12日公布的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新政府的社会威望低落之极，1000人中有一半人为政府打零分，平均分数不到24分（满分为100分），另外，有2/3的人认为青年党和民社党应同共产党和民盟一样，根本不该参加政府。（注：转引自《国讯》第413期，1947年5月18日。）
到1947年7月，国民政府发布《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标志着与共产党的正式决裂，抗战结束后社会各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和平努力彻底失败。“虽然此时国共两党在军事上胜负未明，但在两年的政治较量中，国民党已打了一个败仗。它从‘参与爆炸’危机走向合法性危机，这就注定了其1949年的命运归宿。”
国民党政权面临的另一种反抗是来自民间的“政治冷漠”。
当一个新政权建立起来后，如果不能以一个符合理想模式的政府形象和行为呈现时，势必使公众产生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除了以激进的造反方式表达出来外，另一种方式便是对政府持“政治冷漠”态度，拒绝或逃避现政府要求其履行的义务，给政权的财源税源造成危机，从而使政府的合法性资源严重流失，直至崩溃。
在国统区，民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除选举外，大多限于学生、工人、城市居民、知识分子和乡绅，广大的农村人口大部分时间对公共事务都很冷漠，这除了受教育程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等诸多因素外，农民本身经济处境的险恶是最根本的原因。
国民党政权建立后，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农村土地改革的进行，以解决广大农村人口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1930年南京政权颁布了进行土地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土地法》，但《土地法》自身就充斥着严重缺陷，如第7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域内之土地，属于中华民国人民全体所有，其经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者，为私有土地。在进一步解释性的文件中更明确规定：土地共有权属诸人民全体。至于私人，如得法律上的许可，也可以承认他有土地私有权，这是我们土地法所确定的。这就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地主占有土地的合理性，而既然地主能占有土地，“土地共有权属诸人民全体”就不可能付诸于实践。加之蒋介石本人及其他当权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软弱和动摇，根本没有诚意去切实推动土地改革的进行，因而激起广大国统区农民的强烈失望和不满，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加之沉重的苛捐杂税、各级官吏的腐败和鱼肉乡里，造成农民不是暴动、流行性匪患发生及逃离村庄投奔解放区，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而后一种情况对共产党1949年的革命成功作出了实实在在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贡献——这种贡献不是直接的，而在于其不给国民党提供粮食、其他资源和人力，这种“政治冷漠”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国民党政权逐渐丧尽其存在的合法性，失败成为不可避免。
据资料统计，南京国民党政权1946年的各种土地税只完成了定额的78%。1947年，当国民党对领土的控制达到了战后时期的最大程度时，中央政府的各种土地税只征得3800万市石粮食，等于1942年征收量的57%,1948年和1949年土地税的征收数字虽无法获得，但由于控制的地盘日益缩小、政治经济状况越来越不稳定等因素，可以推测粮食征收量只能是锐减而不是增加。
国民党政权对农村粮食资源动员能力的衰竭是其政治衰弱的重要标志，并成为其政权垮台的关键性因素。这种动员粮食和其他农村资源的“机能损坏”给国民政府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在抗战和内战时期，农村部分一直作为政府岁入结构的中心支柱。到1948年，国民政府的开支只有21%是通过税收获得，另11%通过出售公共财产、国有企业的利润以及出售股票等措施获得，剩下来的68%则不得不通过发行新的没有保证金的货币获得，这便造成了致命的飞涨的通货膨胀，导致南京国民党政权在其后两年出现了罕见的经济“雪崩”。
农村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还直接影响到了部队的士气，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部队就不得不面临饥饿，或者靠掠夺地方，造成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再者，“士兵知道了他们在农村的家庭的饥饿和不满后，就将会产生疑问：他们正在为之战斗的东西是否值得以生命去冒险”。（注：〔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王建朗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这是国民党军队士气低靡、军事崩溃的经济原因之一。
总之，到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权在获得广大农村民众的支持和合作方面的无能严重地影响了它的生存力——民众的“政治冷漠”使其合法性资源严重流失，社会认同降低到最低限。“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再一次历史地证明了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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