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古典地缘政治理论解读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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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日期：2015-01-07

      DOI：10.11821/dlxb201506001

      1 引言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会给全球稳定和地缘格局带来影响[1]。而大国间的争霸与兴衰更替，无不受地缘法则的支配。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国际权力结构正发生深刻重组，中国和平发展亟需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的理论支撑[2]。而地理学又是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基础性学科，因此，陆大道院士呼吁地理学者应紧跟时代的步伐，准确把握国家利益之所在，抓住机遇做出贡献，特别是要在扎实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能向国家提交更多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思辨性的咨询报告，向社会展示地理学界对世界问题的看法和建议[2]。

      然而，当前在国内地理学界对地缘政治理论研究中，特别是在地缘战略研究中，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认识误区，即言必称拉策尔、麦金德、马汉和斯皮克曼等早期经典地缘战略学者，并借助他们的理论指导中国的地缘战略实践。在应用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指导地缘实践中，经常忽视理论构建者所处的背景，一味盲从“真理的永恒性”[3]。莱斯利·海柏尔(Leslie Hepple)就明确指出，缺乏对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和哲学的批判将使我们容易犯同样的错误[4]。自然，仅仅据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所分析的关于中国地缘安全态势，以及提出的中国地缘战略可能多少会存在不足[5-7]。恩格斯早就明确的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是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不同的内容”[8]。早期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国家有机体论、海权论、陆权论和边缘地带论)虽然表现形式和研究内容存在差异，但是每一种地缘政治理论的提出都是当时时代背景和国家现实需要的理论产物。因此，在借鉴和运用这些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时，就需全面理解理论的科学、假说和理念三个层面。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其科学性一面，也有其假说性一面，同时也是理论倡导者政治理念的一种自然流露[9]。社会科学家不可能甩掉自己的社会历史身份，他们提出的社会知识永远是片面的、有视点的，并且显示出特殊的道德与意识形态含义。

      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特别是米歇尔·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地缘政治学者对地缘政治学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构，由此导致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诞生[10]。批判地缘政治学通过对传统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和思想史的反思，对传统理论的一些基本逻辑和根本假定展开了质疑与批判[11]。本文拟运用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视角批判地检视和反思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构建过程，恢复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性、社会性和情境性以及其包含的权力—知识结构。

      2 批判地缘政治学发展及其特点

      2.1 批判地缘政治学发展

      批判地缘政治学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但“批判地缘政治学”这个术语创造于90年代初，其先驱是三位政治地理学家格兰特·奥图瓦塞尔(Gearóid

Tuathail)、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和赛门·达尔比(Simon Dalby)[12-14]。其出现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①冷战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②划分独特的研究领域的欲望驱使；③在冷战后几年，很多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深深感觉到有必要将理念和政治实践联系起来的责任感[15]。批判地缘政治学作为当前沟通地理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桥梁，由于受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影响和启发，其将地缘政治定义为由一组政治话语、陈述和一系列的实践组成，而不是简单地对地理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描述性术语[16]。因此，批判地缘政治学的目标不是致力于发展有关空间与政治相互作用的理论，而是集中在解构地缘政治话语和揭露隐藏在话语、地理知识等背后的权力关系，特别是要挑战军事主义者各种各样的全球空间制图[17]。

      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得益于地理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的大量研究工作，涉及到对冷战期间的政治认同、冲突地理后果、理念与政治实践等主题，后结构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支撑[18-19]。批判地缘政治学不是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否定，而是对传统地缘政治学关于“政治的”和“地理的”理解的补充。因此，批判地缘政治学可以被看作是正在形成的一种不同形式地缘政治学。然而，对“批判地缘政治学”这个词使用本身仍然存在争议，尼尔·史密斯在参加2007年美国地理学会举办的“批判地缘政治研究新方向”时指出“批判地缘政治学”这个词存在使用不当的嫌疑，而这恰恰也是当时会议举办的主要原因之一[20]。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开拓者奥图瓦塞尔更是直接指出，批判地缘政治学这个词仅仅是一个方便的杜撰[21]。

      批判地缘政治学主要批判的方向为：①批评超越文本的研究，恢复地缘政治实践中情境性，而地缘政治实践在早期被认为是客观的或实际的；②批评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研究，恢复国际地缘政治体系中不同行为主体的实践；③批判西方中心主义，阐明西方地缘政治学家及其话语对关键历史发展的影响[22]。因此，批判地缘政治学者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一个广泛的文化现象，其行为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在政治上也不是价值中立的。然而，长期以来批判地缘政治学过于受文本主义(textualism)研究方法主导，使得其对话语概念理论化和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构建研究远远不够[23]。同时，批判地缘政治学虽然动摇了国家中心主义，但是仍没有提出与此相对立的认识和考察地缘政治的、具有革命性的方法，目前部分地理学者已经对此进行相关探索[24-26]。

      受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定义、目标和批判方向的影响，批判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4个研究主题：地缘政治实践、地缘政治传统、地缘政治与流行文化、结构地缘政治[25]。地缘政治实践是指理解地理和政治背后的逻辑、它的传播以及世界政治实践的条件，研究集中在对民族—国家空间形态的重新思考[22]。地缘政治传统是指重新审视有关地理、政治和战略等思想背后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主要集中在对传统地缘政治思想文本的解读，如迈克尔·赫费南(Michael Heffernan)分析了欧洲不确定的学术和政治气候对地缘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其他的相关成果还涉及大卫·奥特金森(David Atkinson)有关意大利的地缘政治想象对民族国家建构的作用与意义分析、博兰(Alana Boland)关于中国确保粮食安全的地缘政治实践以及克劳斯·多兹(Klaus Dodds)关于阿根廷地理想象与地缘政治之间关系的探讨[27-28]。有关地缘政治与流行文化的研究代表着去“国家中心主义”，恢复不同行为主体的实践方面的努力，如夏普(Joanne P.Sharp)有关冷战与杂志、多兹有关卡通与反恐战争、夏皮罗(Michael Shapiro)有关电影与地缘政治、平克顿(Alasdair Pinkerton)有关无线电广播与地缘政治等的研究[29-32]。关于结构地缘政治主题的研究是指将治国实践与全球化、信息网络和经济转型等结合起来[33]。

      除此之外，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导致世界进入一个全新的、民主和平社会，发生在波斯尼亚、科索沃和车臣等地方的战争使得批判地缘政治学再次加强了有关冲突研究[34]。有关冲突研究的主题主要涉及6个方面，即生态政治与资源冲突[35]、领土冲突与边界[36]、地缘政治与政治认同[37]、全球化与新的国家关系[38]、政治权利的符号表征[39]、区域冲突与新社会运动[40]。人类行为的情感因素正在成为批判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领域，如奥图瓦赛尔的情感与入侵伊拉克[41]、卡特和麦考卡特的电影与干预的情感逻辑[42]、希德威的地缘政治、情感与地方[43]、安德森的情感与安全实践[44]。2007年和2008年举办了两次有关批判地缘政治学的会议，部分研究学者对当时批判地缘政治学研究产生了质疑和不满，受这两者的影响批判地缘政治学加强了理论研究，特别是集中在有关“话语”、“政治的”、“地理的”探讨，并着重理论提升等方面[45-46]。

      2.2 批判地缘政治学特点

      受后现代主义影响，批判地缘政治学具有以下3个显著的特点：①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情境性和视点的多元化，即构建者的社会和历史的情境，观察者所处的位置和视点决定了地缘政治学的内涵；②地缘政治学不是客观、中性的，地缘政治思想或理论具有价值目标和政治追求；③地缘政治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现了话语性权力关系和话语性政治内涵[3]。在后现代主义的审视下，“地理”具有不同意义的多元性。地理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和政治的“地理记述”(geographing)，是一种“地球的书写”(earth-writing)，它是对世界意义的文化和政治的书写。同样，地缘政治学是对国家的政治和地理意义的书写[47]。于是，地缘政治学不再是观察全球空间的中性和客观的研究，而是以地缘政治本身作为一种地理和政治形式的前提入手，即它有其语境性，它蕴含在活生生的权力和政治经济的社会再生产之中[48]。奥图瓦塞尔认为，只有通过历史性和情境性，才能最好地理解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因为地缘政治学涉及到全球空间的书写，而这要求一种对知识探求的反普遍性的方法。这一方法拒绝把地缘政治学视为一个稳定的单维度和线性的概念[22]。

      3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批判视角解读

      受批判地缘政治学发展及其特点的启示，以及国内部分学者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反思[49-51]，同时更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理论需要，须进一步解读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理解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构建者的社会和历史情境，明确理论的价值目标和政治追求，破除理论的“真理的永恒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的引导使用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为中国和平崛起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地缘政治理论。

      本文界定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是指麦金德的“陆权论”[52]、马汉的“海权论”[53]、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论”[54]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55]。要对4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进行一个全面的解构性的解读，在一篇论文中完成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本文的策略是根据批判地缘政治学提出一个批判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框架，这个框架适应以上4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其次根据此分析框架集中解读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选择麦金德的陆权论是考虑到该理论的整体影响力以及该理论对其后重要地缘战略理论的基础性作用，如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56]、基辛格的大外交[57]等都是麦金德的陆权论延伸；最后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总结，分析4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提出社会性、历史性、情境性以及政治追求和权力—知识结构等。由此形成对4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解读。

      3.1 解读分析框架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研究有两个视角：空间视角与权力视角[1]。这两个视角是解读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出发点，也是构建解读分析框架的基础。权力是国际政治一个永恒主题，是构成和决定冲突与合作的根本原因[58]。因此，权力视角指引分析国家间实力变迁和单个国家权力短板效应。空间作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长期以来在地理学的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由此形成地理学研究的空间传统[59]。空间视角指引分析国家核心利益的空间分布和国家间空间冲突。将国家利益空间分布、国家间空间冲突、国家间实力变迁和单个国家权力短板效应结合起来就能明确地缘政治中的主要国家地缘体，这是分析的宏观尺度。

      在确定主要的国家地缘体后，转入分析的中观尺度，集中分析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理论构建者所在国家，决定了观察者所处的视点和理论的价值目标或政治追求。最后，转入分析的微观尺度，即理论构建者本身。理论构建者职务、学术背景、个人偏好、所处社会背景等影响其理论的提出。因此，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解读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由此，可以理解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科学性、假说性和政治理念。

      3.2 解读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

      对4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进行解读，就必须使其能够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几乎在相同的时间，拉策尔为德国提出的是“国家有机体论”、麦金德为英国提出的“陆权论”，而马汉为美国提出的是“海权论”？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麦金德要为岛国的英国提出陆权论，而不是海权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皮克曼一改美国的海权论，提出边缘地带论？带着这两个问题并结合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解读分析框架，此文全面考察了当时全球尺度、区域尺度和理论构建者个人，在此仅仅以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为例，展现分析的思路，其他3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体现在理论总结部分。

      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是于1904年1月25日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52]。从1500年至1763年是全球开始统一的时期，到1763年世界的基本轮廓已经展现，由此导致全球性视野[60]。全球统一性使得全球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图1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解读分析框架

      Fig.1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classical geopolitical theory

      

      从表1可以看出，世界、地区和国家间的地缘经济格局从18世纪到20世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欧所占世界的GDP总量在不断增加，西欧国家中英国增长迅速。亚洲所占比重在下降，日本、中国和印度不同程度有所下降，前苏联和美国增长较快。从各国所占世界GDP比重来看，世界地缘政治博弈中主要国家地缘体为表1提及9个国家。1783年美国独立到19世纪末期，其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861年以前的内战前、1861-1865年内战和1865年战后时期[61]。因此，在1865年以前美国的国家利益空间分布和国家间空间冲突主要集中在北美洲。1865年以后美国开始由大陆扩张转向海外扩张，国家利益空间分布和国家间空间冲突转向海外。

      到19世纪末，德国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统一。德国先后通过1864年德丹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才成功实现了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62]。随后，德国经历了长达40余年内外和平的发展。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人口过剩，这在德国特别明显。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欧洲领土扩张被认为是获取生存空间的唯一途径[63]。因此，对德国来说，其国家利益空间分布和国家间空间冲突在国家周边。

      从1820年开始，英国由于技术进步和实际收入增长，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加速发展。从1783-1870年间，大英帝国日益扩张。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统治着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它覆盖了北美洲的大部分、加勒比海广大地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大片土地、整个印度次大陆和澳大拉西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甚至曾一度控制中东的大部分地区[64]。因此，英国的国家利益空间分布和国家间冲突主要集中在其海外殖民地地区，特别是欧亚大陆部分。

      在麦金德的论文宣读的两个星期后，日俄战争就爆发了。在英国，那是一段强烈的恐俄时期[52]。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大国并没有对英国的帝国财产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是英帝国仍然担心两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俄国。根据上文对美国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美国到19世纪末的经济总量已经跟英国相当的接近，但是美国海外扩张才刚刚起步。英国和美国的海外利益的保护都依赖于国家海军实力，而美国的国家权力的短板恰恰在海军上。19世纪80年代，美国海军仅仅是一支由142艘过时的木质结构船只组成的舰队，没有一艘铁甲舰，其中比较大的适于远航的只有12艘。而英国帆船、轮船和运载力占世界比重几乎都接近1/3，英国海军实力远远超过美国(见表2)。因此，美国对英国外海的国家利益不构成致命的威胁。

      

      由于英国是绝对的海上霸权国家，只有那些通过陆路攻击英国殖民地的强国才会对帝国构成真正的威胁。因此，英国海外国家利益真正威胁来自俄国。其实从1814年拿破仑向英国和欧洲的挑战失败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陷入了以英俄为主要对手并历时整整100年的大国“冷战”时代。为了处理来自俄国的威胁，大英帝国在1838年和1842年出兵干涉阿富汗，企图在那里建立一个亲英政权，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65]。1873年，俄国人控制了最后一个中亚的独立的可汗政权卡瓦，到1884年，俄国完全控制了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并修建铁路网。这些交通设施的修建为俄国提供强大的军事补给，使它容易在较近的距离对印度发动进攻。1891年，俄国人开始修筑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声称满洲(中国东北)是他们的特殊势力范围。英国依仗强大的海军，俄国凭借陆地铁路逐渐将它们的触角伸向全球，它们成为争夺世界“不动产”的主要对手[63](图2)。

      在分析完全球尺度和区域尺度后，开始转向分析理论构建者。《历史的地理枢纽》的作者是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1861年出生于林肯郡的盖恩斯巴勒。188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和近代史，1887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地理学的范围与方法》，使其获得牛津大学为期5年的讲师席位。1889年牛津大学创立第一个地理系，麦金德任命为系主任①。麦金德自担任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工作以来，对政治一直怀有强烈的兴趣。1904年其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就是将他的地理学思想应用于政治的例证。他在政治上的理论研究使其成为一名从事活动的政治家。1900年和1909年他两次参与市议会选举，1919-1920年成为英国驻南俄的高级官员，并担任英国皇家所得税委员会和专利发明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帝国航运委员会和帝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因此，要理解麦金德为何提出“陆权论”就必须将其地理学的思想和其政治身份结合起来，促成两者的结合点就是英俄的“百年大冷战”。在《地理学的范围与方法》一文中麦金德阐释了什么是地理学，什么是政治地理学以及两个学科之间联系。麦金德将地理学定义为这样一门科学：它的主要职能是探索人类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局部发生变化的环境中的相互作用[52]。同时，麦金德力陈“把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结合起来”的必要性，指出如果政治地理学不是建立在自然地理学的基础上，理性的政治地理学就不可能存在。他的这些思想完全体现在他的陆权论中。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指出：“我打算叙述世界上那些我相信对人类行动最具强制力的自然特征，并且在地理学对他们并不了解的时代就已和历史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历史呈现某些主要方面的面貌”[52]。同时指出，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来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52]。

      

      数据来源：[英]马丁·吉尔伯特.俄国历史地图[M].王玉菡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60.

      图2 1846-1907年英俄在中亚冲突与扩张

      Fig.2 Conflict between Britain and Russia and their expansion in central Asia,1864-1907

      根据以上对1900年前后英国和世界的总体发展状况所做的描述，我们就不难理解麦金德在陆权论中提出两个命题作为其理论构建原理的原因：第一个命题是认为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因而也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第二个命题是认为俄国新近扩张对世界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为了指导英国维护霸权，防止俄国对英国的威胁，麦金德提出欧亚大陆和心脏地带的概念。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就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地区。现在俄国取代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因此，为了对抗这种潜在的威胁，法国与海上强国要建立联盟，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为桥头堡，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支持陆上部队来迫使枢纽联盟也建立陆上部队，进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

      3.3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总结

      类似的分析同样适应于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论”、马汉的“海权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国家有机体论”与其他3个理论存在区别，它们位于地缘政治理论体系的不同层面上。国家有机体论是探讨国家本质的理论，其他三个理论则是在地缘战略层面。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麦金德、马汉和拉策尔提出3个不同的理论。从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理论构建者的背景差异导致。麦金德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再加上其作为地理学家与政治学家的身份，一直强调地理对历史的影响。马汉作为美国海军军官，深受古希腊雅典海军统帅地米斯托克利及政治家伯利克里的影响，同时作为一名海军历史学家，长期钻研海权、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拉策尔作为一名地理学家，却由于受过生物学方面的专门训练，采用生物进化的理论或应用生物类比的方法研究政治地理问题是其特长。其次，理论构建者所在国家面临问题差异。英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抵抗俄国扩张给其殖民统治带来的威胁，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海外贸易通道安全和提升国家国际地位，德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随着国家统一后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人口急剧增加和提升国家国际地位。再次，国家利益空间分布和国家冲突的差异。英国的国家利益空间分布在其海外的殖民地，与俄国的地理冲突最为明显，美国当时国家利益空间分布开始由国内转向国外，海洋贸易运输安全的冲突最为明显，而德国当时国家利益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国家周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冲突明显。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麦金德为岛国的英国提出的是陆权论，而不是海权论，斯皮克曼要一改马汉的海权论，提出边缘地带论。麦金德为岛国提出陆权论与其国家利益空间分布与国家冲突有关，同时当时英国已经是海洋霸权国家，不可能再提出类似的海权论，否则只会让自己的海上霸权走上衰退。同样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独霸全球，已经超越英国成为海洋霸权国，再继续使用海权论已经不合适。美国两次参与世界大战，都是防止欧亚大陆的强国控制边缘地区。此时的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冲突已经遍及欧亚大陆。

      通过对4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所进行的批判地缘政治学解读，进一步印证了批判地缘政治学指出的地缘政治理论的三个显著特点，即地缘政治理论的情境性、视点多元性、价值非中立性、话语性权力关系和政治内涵(表3)。

      

      4 讨论与启示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对待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应以关注其理论构建过程，丰富对地缘政治理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理解为根本，而不要局限或拘泥于其结论或某些言论。特别是要恢复地缘政治学理论构建的历史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及其包含的权力—知识结构。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会成为多余的了[8]。这对构建适应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和平地缘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结合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和通过此文分析可以看出，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不存在所谓的真理的永恒性。理论构建取决于当时国际格局、国家国情、理论构建者等众多因素。国家利益空间分布、国家实力、国家间地理冲突和国家权力短板效应为理论构建明确了方向。当前中国国家实力已经处于第二，而国家权力短板是海军实力，虽然中国国家利益已经遍布全球，但是国家间地理冲突却主要集中在中国周边。同时，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因此，未来构建中国和平崛起的地缘战略应以此为出发点。

      (2)从全球尺度来看，美国虽然已经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后盾构建了对其有力的地缘格局，并控制了主要海上交通枢纽。但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目标并不是称霸，也不是与美国争霸。这就决定了未来中国提出的和平地缘战略应该是有别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我们认为，面对美国重返亚太后强化与中国周边国家之间的战略联盟，中国应该选择“冷处理”，加强与周边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同时，通过开挖克拉地海峡运河、尼加拉瓜运河和修改泛亚铁路等削弱美国对海上通道控制，主动强化国家海运安全保障。

      (3)这也从侧面论证了当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正确性。“一带一路”通过强化国家间经济交往，构建了一个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地缘战略。这既避免了与美国的争霸和正面冲突，又通过构建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立体交通大网络破解美国重返亚太时对中国的地缘围堵。有利于形成国家间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完全符合前面两点的分析。

      21世纪以来，中国正处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异常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加强对地缘环境的理论研究，这对民族复兴、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制定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近年来，中国地理学界已经开始加强了对地缘政治学的研究，相关单位成立了地缘政治研究中心，但是当前研究过于偏重技术、实证类的研究，理论研究仍显不足。与其他的相关人文地理分支学科相比，作为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方向的地缘政治学发展明显落后[66]。地理学者应顺势而为，强化对地缘政治的研究，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①来自《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引言部分，作者E.W.吉尔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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