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再创辉煌与亚太经济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经济合作论文,亚太论文,辉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以东亚为基础的新亚洲正在地球的东方崛起，这是20世纪后半期最大的事件之一。亚洲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大大推动了亚太经济合作进程。
列宁在1913年曾以《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为题发表一篇评论，他满腔热情地展示了亚洲的光明前景。但是，当时亚洲多数国家还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因此，没有多少人认为世界历史会很快发生这样的变化。然而，仅仅时过80年，现在越来越多的政界、企业界和舆论界人士认为，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向亚洲倾斜，亚洲将再创辉煌。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4年1月31日刊登的一篇评论指出：“在现代史上，欧洲和北美第一次用惊奇的眼光看亚洲。虽然美国有经济复苏的令人鼓舞的迹象，但是人人都指望亚洲为使世界经济在经历二战后最长期萧条之后的再度振兴作出贡献。”欧共体委员会主管对外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布里坦1993年9月28日在欧洲议会听证会上说，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经济发展的焦点已由大西洋两岸向亚洲扩展，“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
亚洲面积（包括附近岛屿）为440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9.4%，相当于北美洲面积的2倍、欧洲面积的4倍。亚洲人民曾创造过灿烂的科学文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过伟大贡献。16世纪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继侵犯亚洲，很多国家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亚洲经济重新崛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东亚开始的。进入7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但亚洲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在过去20年里，亚洲经济年均增长率达7.7%，大大领先于世界经济年均2.8%、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4.3%和发达国家经济年均3%的增长水平。
有利于亚洲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因素依然存在：
——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起步不同。5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60年代“四小龙”经济腾飞、70年代东南亚国家经济加速发展、80年代中国经济步入加快道、进入90年代越南、印度等国家经济改革步代加快，一浪推一浪，致使亚洲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储蓄率高、外汇储备剧增、跨国公司云集，亚洲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日本政府决定，在1995年至2005年期间投资630万亿日元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在1994年至2000年，东亚（不包括日本）将投资1万亿美元兴建基础设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估计，中国每百人中电话拥有量从两部提高到40部，其市场规模相当于美国过去一百年的总和。亚洲其他国家也将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洲所需资金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很多国家的储备率高达30%至40%，比其他地区高出一倍到两倍。据1994年10月24日美国《汇通银行评论》提供的1993年数字，新加坡国内储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48.8%，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为38%，中国为35.5%，韩国为34.8%。据《日本经济新闻》提供的数字，“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等10个东亚国家和地区（不包括日本）的外汇储备，在1991年年底为2378亿美元，比美、英、德、法、意和加拿大6国外汇储备总额（3483亿美元）少1105亿美元，到1994年6月底剧增到3466亿美元，超过了美欧6个大国外汇储备总额（3413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已超过一千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亚洲国家对外举债持慎重态度，但引进跨国直接投资急剧增加。截至1994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000.7亿美元，其中1994年实际利用外资337.8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全球著名跨国公司纷纷到中国等亚洲国家投资，亚洲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投资场所。
——人口众多、居民购买力迅速提高，亚洲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和劳务市场。从1986年到1992年，亚洲区域内部贸易从2063亿美元增加到6312亿美元，6年内增加2.1倍，其中：亚洲地区内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41.1%上升到49.7%；亚洲区域内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从49.9提高到56%。据美国《外交》杂志（1994年11月至12月）资料，从1978年到1993年，美国跨越太平洋的双向贸易从800亿美元增至3610亿美元，增加了三倍以上，比美国同大西洋彼岸的贸易额高出50%以上。美国贸易代表坎特预测，到2010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将增加近70%，达到880亿美元，美国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将上升163%，达到2480亿美元，将大大超过美国对拉美国家2320亿美元的出口额。美国外贸重点正在转向亚洲。1992年欧共体同亚洲的贸易额达到2490亿美元，超过了它同美国2060亿美元的贸易额。据世界银行估计，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亚洲贸易额的增长将占全球贸易额增长的50%。
上述诸因素将推动亚洲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从1994年到2003年，亚洲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继续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年均2.7%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4.8%的增长水平。据美国《外交》杂志提供的数字和预测，东亚经济占世界总值的比重：1960年为4%，1991年上升到约25%（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差不多），到2000年将上升到占世界总产值的1/3。据世界银行估计，从1990年到2000年期间，亚洲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将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一半。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到2000年，亚洲总产值将占世界总产值的35%，远远领先于西欧所占24.6%和北美所占18%的比重。日本《世界经济评论》月刊1995年1月号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近几年来，亚洲经济开始以东亚为主迅速地发展起来。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世界经济增长原动力的重心正在从环大西洋地区移向环太平洋地区。
亚洲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投资和贸易市场迅速扩大，大大推动了亚太地区合作。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认为，加强亚太经济合作有利于各自经济的发展。自1989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以来，亚太经济合作已经取得积极的成果和进展。如果说前4次部长级会议所取得的一些共识主要还是意向性的，那么1993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5届部长级会议和领导人首届非正式会议则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已步入务实阶段，而1994年11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第二届非正式会议标志亚太经济合作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茂物会议发表的《亚太经济合作经济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简称《茂物宣言》）宣布，“不迟于2020年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这一目标”。宣言强调，“为实现这一长期目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应进一步减少相互间的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货物、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茂物宣言”认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能够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原则相一致的方针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存在重大利益差距以及历史和文化等原因，亚太经济合作中存在很多矛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美国和日本争夺主导权的斗争。80年代中期以来，在欧共体建立统一大市场和北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推动下，日本人担心陷于孤立，提出要“回归亚洲”。日本政府根据亚洲产业结构处于不同层次的特点确定了所谓“雁阵战略”，即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呈“雁型”发展梯次—日本排头，“四小龙”紧随其后，东盟国家为第三序列。在此基础上，北面以“日本海经济区”为依托、辐射中国东北、南北朝鲜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南面以“印支大陆开发计划”为目标，辐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中国华南地区，最终形成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经济区。据日本《世界经济评论》月刊1995年1月号一期提供的数字，日本无论是在作为技术转让主要渠道的直接技术出口方面，还是海外直接投资方面，其总额的近一半提供给了亚洲，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60%也面向了亚洲。日本同亚洲的贸易额已超过日本同美国的贸易额，1994年日本同亚洲的贸易顺差连续5年增加，达到616.52亿美元，超过日本对美国549.61亿美元的顺差。
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和在经济上加速追赶美国，仍然需要美国的支持、技术和市场，并企图借助美国力量促进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但是，日本担心把美国推到主导地位后将把日本架空。因此，日本正以“亚洲事务由亚洲国家解决、亚洲经济主导权应由亚洲人掌握“为旗帜，通过投资、援助和贸易确立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美国亚洲战略咨询公司总裁格里斯认为，现在在亚洲内部贸易、投资和提供援助方面作为主要角色的日本，在各个领域都已取代美国而成为一个在经济上有决定性影响的国家。《日本经济新闻》1994年12月16日至20日刊登该报编委田势康弘等人合写的一篇题为《亚洲形势的走向》的连载文章中指出：“世界文明经由中东——欧洲——美国，现在转到了亚洲。18年后亚太地区将出现一个巨大的市场。日本应该成为亚洲的一员，争取坐上文明这列末班车，争取有人陪伴，争取走‘伴美入亚’的道路。”
美国在亚洲有重大战略和经济利益。但是，美国在亚洲的作用和影响已经今非昔比。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4年11月15日刊登亚洲战略咨询公司格里斯撰写的《亚洲人怎样看美国人》一文中承认：“亚洲人逐渐丢掉了对美国的崇高敬意，他们不喜欢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对抗态度和精神上的傲慢自大。”正是在日本已经取得在亚洲的主导权、美国的作用和影响不断下降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加快调整亚洲政策、更加重视亚太地区合作。美国商务部长布朗1993年11月1日在纽约亚洲协会发表讲话时说：“把亚太地区放在首位，绝不是象征性的。它说明，总统和政府认识到，同亚太地区发展贸易是除美洲以外我们的国际经济活动的第一优先考虑的对象。”布朗说：“200年来，我们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欧洲，现在我们把目光掉转180度移向亚洲是一场革命性剧变。”
克林顿1993年初入主白宫后逐步形成了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以自由贸易和政治合作为基础的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这就是美国在实施“南下战略”的同时，采取积极“西进战略”。所谓“南下战略”即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基础不断向南延伸，最终建成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世界上最大自由贸易区，以抗衡不断扩大的欧洲经济区。所谓积极“西进战略”，同样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基地，向太平洋彼岸延伸和扩大，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扇形战略”格局，即建成太平洋共同体。
近两年来，美国政府在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机制进程中节节得分，迫使日本处于被动地位。但是，日本不愿意同美国携手、继续受美国控制。美国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日本的真正想法恐怕是把重心从美国向亚洲转移。”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除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机制化进程外，还强调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美国前国务卿贝克认为，只有准备利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外交影响帮助迎接未来东亚的严峻挑战”，才能推进美国的“战略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第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冲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所属的18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统计显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8个成员的人口总数为213087万人，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两万美元的只有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人口38420万，占1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一千美元的国家的人口达144467万，占67%以上。特别是亚洲多数国家的经济还比较落后、人均收入很低。日本《世界经济评论》月刊1995年1月号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亚洲进入发达国家水准的人口（日本加上新兴工作化地区）只占亚洲人口总数的7%左右。亚洲既有阳光普照、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地区，又有阴云笼罩、处于贫困和停滞中的西亚和南亚地区。要使整个亚洲获得自律性的增长，有必要保持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让高速增长的阳光照射和波及到西亚和南亚地区。”
在亚太地区，使10多亿人脱贫致富，对于拓展贸易市场、增加投资机会、推动科技进步、深入开展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但是，少数发达国家推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主要从其本国利益出发。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从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方面都得到好处，美国不仅企图使这些好处迅速在亚太地区落实，而且企图尽快打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保险市场、限制国产化率的规定、缩短过渡期，使工业化水平还低、金融保险业不发达的国家处于无力竞争的地位。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为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要求制定最低工资条款和环境保护条款，显然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短期内办不到的。美国《工人世界》半月刊1995年1月19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美关系：争吵的实质问题。文章援引美国一家公司总裁的话说：“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从事慈善使命的。除我们能赚到一点钱，否则我们不会干”。另一名美国人说得更具体，比在美国国内赚取16%的利润率“高出50%”不能说“不合理”。美国赚钱不能建筑在发展中国家日益贫困的基础之上。1995年1月下旬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德里宣言》，警告某些发达国家不要为自身经济与政治利益向发展中国家强加不切实际的劳动标准，不要把劳动标准同国际贸易联系在一起。
日本首相村山最近访美期间，两国领导人讨论了1995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第三届非正式会议的内容，美国企图加快亚太经济合作机制进程。在茂物会议结束后，马来西亚立即发表声明，宣布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关于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只是规定了指示性目标，因而不具“约束力”。声明宣布，马来西亚将只致力于以与其发展水平相称的速度和能力来推动进一步自由化。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表示，他支持贸易自由化，但不想为马来西亚削减关税规定任何最后限期，因为作这样的安排对马来西亚民族的子孙后代没有好处。据泰国《曼谷邮报》1994年11月18日发表一篇评论透露，泰国政府正在草拟对“茂物宣言”表示保留意见的六点声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重大利益冲突预示，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只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利益，亚太经济合作才能不断发展。
第三，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保持稳定是亚太经济合作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前提。20多年来，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维护了稳定。冷战终结后，世界形势总的趋势是进一步缓和，经济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但是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的冲突，亚太地区也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对亚太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从亚太地区实际情况出发，亚太经济合作的主要特点和原则应该是：
第一，渐进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亚太地区，既不可能象欧共那样，建成统一大市场，实现没有“边界”限制的商品、资金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也不可能象北美那样，实现没有关税和其他壁垒的自由贸易。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存在着多种政治、经济制度和观念形态、历史、文化、宗教也大不相同，因此，尊重这种多种性，而不强求一律，兼容并蓄，相互借鉴，才有利于共同发展和进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机制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都只能是循序渐进的。
第二，互补性。区域经济合作主要是利用地缘和互补优势，发达国家处于更有利地位。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和执行国，也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是发展中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的金融危机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引以为戒的教训。
墨西哥自1983年以关税取代了进口许可证制，1986年开始大幅度降低关税，目前墨西哥平均关税已低于10%，98%的进口商品已减免关税和取消许可证制。包括奢侈品在内的美、加商品大量涌进墨西哥，致使墨西哥对外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据墨西哥官方统计，1983年墨西哥外贸顺差为137.62亿美元，从1989年开始连年出现逆差，1994年外资逆差达280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占200亿美元。墨西哥所需资金又越来越依靠外资，在1994年墨西哥国内政局社会出现动荡后，外资停止流入，投资者甚至抽回资金，出现净资金外流，在两个月内墨外汇储备由170亿美元降到61亿美元，终于引发一场严重金融危机。墨西哥的深刻教训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产品竞争能力不强，把关税降得过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太快，是无力同发达国家进行竞争的；如果发达国家把本国利益建立在导致发展中国家日趋贫困甚至出现严重危机，其自身也将受到损害。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应该是互补互利的，以缩小差距、实现共同繁荣。
第三，开放性。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1994年11月11日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说：“我们从未企图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变为一个排他性的、封闭的贸易集团。我们已经采取了各种具体措施，为建立开放、自由和公正的全球贸易而奋斗。”他指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这种明显特征对于该组织继续保持和进一步发展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应该是开放的、不排它的，还应体现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是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如东盟国家既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这些国家又在加快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其他形式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还有环日本海经济圈、黄海经济圈、图们江开发区和东亚经济圈等。此外，“增长三角”这种“自然形成的经济地带”，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的跨国经济合作区等也在发展。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开放性还表现在同其他地区进行广泛的合作，如欧共体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在建立对话、合作关系。
江泽民主席在亚太经济合作经组织领导人第二届非正式会议上对亚太经济合作的未来提出：相互尊重、协调一致；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相互开放、不搞排他；广泛合作、互利互惠；缩小差距、共同繁荣等五项原则。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7个成员国家和地区（不包括智利）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近40%、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50%、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0%以上。如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都能从亚太地区的特点出发和本着上述原则加强合作，这种合作不仅将推动亚洲、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实现共同繁荣，而且将对世界和平、发展和繁荣作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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