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老人的尴尬——本报记者袁新文评述我国古籍整理事业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报记者论文,之二论文,古籍论文,尴尬论文,老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青年对古籍不感兴趣，大学中文系学生也只知“皮毛”；古籍整理著作出版难，古籍出版社也为生计犯愁；报考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少，而毕业生“跳槽”越来越多；错误百出的古籍今译搅浑了清水，国外汉学界整理古籍成果显著。人们看到了——
当时光之箭飞速穿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社会学家发现，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在悄悄地变化着，生活节奏加快了，经济观念增强了；而古籍整理学家却发现，人们对传统文化疏远了，对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古籍冷落了，古籍整理事业境况窘迫。
前不久的一项权威调查表明，北京、上海等地的不少城市青年认为，他们对古代典籍的兴趣程度大大低于现代作品，他们读过的所谓古籍大都是连环画。
社会青年对古籍不感兴趣倒也无可厚非，可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很少读古籍，就不能不令人遗憾了。为了减轻学生学习古籍的“课业负担”，许多大学中文系的古籍课程，常常在某些著名古籍中选一两篇短文让学生读，使许多中文系毕业生对古籍的了解也只限于“皮毛”。著名文史专家、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形象地比喻：如今的大学生大多是吃蛋花汤长大的，没有吃过整个鸡蛋，他们的消化能力怎么会不弱呢？
古籍，毕竟不同于通俗小说、流行歌曲，它的语言、内容都与现代人相去甚远。人们哪有耐心读那些字深句奥、佶屈聱牙的古籍呢？读者群的大量流失，不留情面地把古籍和古籍整理事业置于尴尬境地。
学者们皓首穷经、辛辛苦苦整理的古籍，往往因读者少、订数少、经济效益差而被出版社拒之门外。对一些质量高、价值大、影响广的古籍著作，出版社虽然勉强答应出版，但往往一拖再拖，迟迟不予付梓。“三年四年不算慢，五年六年很常见，十年八年还在盼。”学者们常常这样形容古籍出版周期之长。
当古籍整理学者为古籍整理著作出版难而忿忿然时，全国二十多家古籍出版社也在为生计犯愁。他们诉苦说，古籍出版物多数专业性强，读者面窄，订数萎缩，亏损严重，因而，古籍出版社在市场经济面前显得“先天不足，营养不良”。财政部门明确了少儿、教育读物减免增值税，可是对亟待扶植的古籍出版物却没减免，无形中给古籍的出版带来更大困难。
古籍整理，历来是一部青灯黄卷、甘于清贫的历史。作为意义深远的精神产品，古籍整理的成果，往往不能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使十多年来国家花重金培养的古籍整理专业队伍，出现军心不稳、人才流失现象。报考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少，从该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硕士、博士“跳槽”者却越来越多。古籍整理事业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况。
与经济等一些热门学科相比，古籍整理领域的确显得有些冷清。以前令古籍整理学家聊以自慰的是，这一领域毕竟还是一潭清水。可是，近一两年，这潭清水也被见利忘义者搅浑了。为了赚钱，一些书商匆匆忙忙地拉起“草台班子”，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就把砖一样厚的古籍译成白话，再由出版社急匆匆推向市场。读者拿到这些“古籍今译”图书时，发现其中错误百出，难以卒读。学者们拍案而起：“古籍今译又不是急救药品，何必匆匆推向市场？”“整理古书而使古书亡，可悲！”
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事业，古籍整理事业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经济后盾，象牙塔也离不开资金这一保障。尽管，国家每年都拿出一笔巨款资助、支持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可是，这笔钱要分给全国几十所高校的古籍整理机构和二十余家古籍出版社，还要资助重点项目和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因而分摊到各古籍整理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头上，实在是“多乎哉，不多也！”资金不足，成了古籍整理事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些代表国家古籍整理水平的重点项目无法上马，已经上马的项目却因没钱购置图书、复印资料而停滞不前。
更令中国古籍整理学者焦虑的是，当我们的一些古籍整理项目徘徊不前的时候，国外汉学界对中国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日本汉学界于10年前就开始筹划、编写《汉籍总目》；美国汉学家也正在组织、编纂《中文古籍善本书志》；还有韩国、新加坡、俄罗斯……对“老外”们取得的中国古籍整理成果，中国学者岂能等闲视之？
中国学者远渡重洋到异国去发掘、搜集、影印中国古籍的珍本、善本、孤本，了解国外汉学家进行中国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新成果、新动态，与国际汉学家探讨、切磋、研究中国的国粹，这对于中国学术和中国学者来说，究竟是喜？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