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再读《1984》——评乔治#183;奥威尔的《198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乔治论文,威尔论文,再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人总是对他们生活的现实尘世胸怀不满，醉心于构筑一个比现实美好得多的未来社会。西方人把这种理想化了的社会称之为“乌托邦”，而“乌托邦”如今又成了空想的同义词。十六世纪，一个名叫托马斯·摩尔的英国政治家和学者写出了一部名传后世的《乌托邦》。与他同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坎帕内拉，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威廉·莫里斯都写了乌托邦式的小说。西方人中最早写这类作品的当数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柏拉图，他写的《共和国》（亦译作《理想国》）至今仍闪烁着光彩。
我国东晋末年文人陶渊明愤世嫉俗，寄情山水，梦想脱离尘世的世外桃源，乃写“桃花源记”。三百余字的一篇短文留下不仅“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等绝妙佳句，以及文人争相模仿杜撰的世外佳境，更让后人跋山涉水，去寻觅那子虚乌有。
可见，两千多年来，无论是西方或东方，世外桃源式的理想国一直是人孜孜以求的社会。于是，也就有了乌托邦作品的文类。这一文类总是备受读者喜爱。因为它能让人暂时忘却人所生活的现实，把人带到一个人类已经失落的天堂。正如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东西，你终于在梦境里得到了满足。
进入二十世纪后，尤其是在人类经历了腥风血雨的两次大战后，人们对未来的期望遭到重大挫折，文人似乎不再热衷于写乌托邦作品。他们把原先投向未来的期待目光收起，回眸反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美好的往日”。这种怀古的情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四十年代尤为突出。一次大战的硝烟散去才二十年，人类又陷入了二次大战的深重灾难，人们难免要常常想到世界的末日，对前途忧心忡忡。
于是，出现了反乌托邦小说那种寄情于美好未来的情怀。反乌托邦小说把读者带进地狱，而不是天堂。
乔治·奥威尔的《1984》可以说是一部结束西方传统的乌托邦小说的反乌托邦小说。
反乌托邦小说在内容和结构上都不同于传统的乌托邦小说，它产生一种喜悲剧式的艺术效果。喜从何来？它的荒诞让人捧腹，你会笑着大叫：“天下竟有这等荒唐事！”它是悲剧：人类若堕落到这个地步，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一反传统的乌托邦小说给人带来对美好的明天的憧憬和追求，反乌托邦小说带给你的是恐怖和绝望。留在“潘朵拉盒子”里唯一的、能给人以精神支柱的“希望”失去了它的光辉和吸引力。
在时间观念上，传统的乌托邦小说（例如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是建立在理想和可能性基础上的美好社会。它存在于未来，且往往是遥远的未来；因些，给人以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感。太脱离现实，太完美，倒让人觉得它是空想。
反乌托邦小说《1984》所描绘的反乌托邦社会却立足于现实；它是现实社会的夸张、延伸和极端化。它给人以恐惧恰恰是因为它离现实太近，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不小。反乌托邦小说中今天和明天的时间距离往往颇短。《1984》是1949年出版的，它所预言的是三十五年后的“明天”，也就是说，除1949年的老年人外，皆能经历的“明天”。三十五年还不是弹指一挥间的事！
威廉·戈尔丁写的《蝇王》（1954）也可以说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它描述了一群孩子在一场未来的核战争中，因乘坐的飞机被击落，降落到一座荒无人烟、却颇似世外桃源的珊瑚岛上，在岛上自相残杀，几乎毁灭了珊瑚岛，毁灭了自己。《蝇王》是对巴兰特写的《珊瑚岛》（1857）的反驳，是传统的儿童文学、荒岛文学和乌托邦文学的逆反。在巴兰特笔下，荒岛是少年儿童展示其美好情操的天堂，从而使《珊瑚岛》成为乌托邦式的小说。在戈尔丁笔下，珊瑚岛是一帮儿童表现其人性恶的场所：世外桃源沦为地狱。作为一部反乌托邦小说，《蝇王》给人以强烈的现实感。
现实凄凉，前景堪忧，反乌托邦小说的作者往往是用一种“失乐园”的心态书写未来。奥威尔眷恋的是一次大战前的英国。陶渊明不满晋末的政治黑暗，写下的“桃花源”，并非未来，而是已逝的“秦时”。如果说传统的乌托邦小说因不满现实而寄希望于未来，那么反乌托邦小说则是因不满现实而依恋已经逝去的往日。
在空间观念上，传统的乌托邦社会往往是远离现实的某一方净土，和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或尚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荒岛。奥威尔的反乌托邦社会在空间上并不给人以错位的感觉。它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英国作家朱利安·西姆斯在评论《1984》时曾说：“在有些方面《1984》中的大洋洲国的生活同我们的生活相去不远。”反乌托邦小说使真实与虚构、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变得朦胧、模糊。传统的乌托邦小说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离现实相距十万八千里：而反乌托邦小说所勾勒的未来社会距作者所生活的现实却只有一步之遥。一个是可望而不可即：一个是近在咫尺。
《1984》在1949年发表后之所以让不少西方人着实惊恐了好些时日，倒不是因为他们担心苏联会有朝一日侵入，从而统治西方各国，而是因为他们忧虑资本主义世界也存在着极权主义统治的可能性。就在该书问世后不久的1949年6月25日，黛安娜·特里林在The Nation 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她写道：
《1984 》的背景是伦敦， 奥威尔先生的独裁政治理论基础是Ingsoc，即新语中英国社会主义。这说明奥威尔先生所想象的不仅是已经建立了独裁统治的俄国，而且是工党统治的英国。事实上，他很明确地指出：“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的主流都是独裁主义的……任何新的政治理论，不管它采用什么美名，都会引向等级制度和对人民的严格控制。”从任何政治观点看，把英国工党政治同苏联共产主义相提并论，是不幸的。可是，不管我们对目前苏联局势和目前英国革命如何看，我们必须认识到，奥威尔要人们引以为戒的东西有其普遍性。即便是他上次出版的《畜生场》似乎旨在向苏联的赞赏者揭露这个国家，他写书的动机却远远不只是抨击宗派主义……在社会主义平等的名义下，特权猖獗；在民主和自由的名义下，个人丧失了言论自由和个人的宁静——如果这是在苏联发生的事，那么，在进行社会改革的英国的明天难道就不会带来同样的结果？换言之，奥威尔向我们发出了警告：当前的极权主义精神可能把我们带向极端，不仅是提醒我们面前有苏联这个例子，而且是让我们知道，一旦用秩序和理性掩盖其活动，它必将带来极大的危险。
传统的乌托邦小说描述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一个天堂似的人间。反乌托邦小说与此背驰， 它渲染的是地狱式的黑暗社会。 正如《1984》中极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奥布赖恩所说：“与那老式的改革家所想象的那种愚蠢的欢乐主义式的乌托邦相比，这个社会恰恰是它的反面。”青年时期的奥威尔对社会主义苏联曾寄予厚望，并存有不切实的幻想。而一旦幻想破灭，又走向另一极端——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空想的乌托邦。作者在《1984》中写道：“社会主义思想出现在十九世纪初；它是自古代奴隶起义以来各种思想链条中的最后一环；它仍受历代乌托邦主义的深刻影响。”（第154页）
《1984》出版后，有那么十来年，一些西方人确实被这部小说搞得寝食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足见这部小说在西方产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是不小的。
《1984》描绘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世界分为三个超级大国——大洋洲、欧亚和东亚。三国之间总有两国不断地轮番结为联盟，与另一国交战。英国属大洋洲。故事就发生在伦敦。大洋洲国的居民分为三大类——党的圈内人物、党的外围人物和“无产者”。三类人中只有“无产者”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思想简单，愚昧，造不了反，因此无需加以控制”。党员则永远处于“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老大哥”是国家的首脑，他无处不在，无所不见。他通过强制安装在每一家庭、每一角落的电视荧光屏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电视荧光屏具有极高的灵敏性，能侦查人民的内心思想，甚至他们处于睡眠状态所作的梦。且不说民主自由，连内心深处的任何思想活动和隐私也无藏身之地。
这个国家的语言叫“新语”，是英语的变种，它使这种语言无法表达异端者的思想。“矛盾想法”使人们可以将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同时并存。因此，真理与谬误难以区分，“战争即和平”，因为，正如和平是昔日的正常现象一样，战争是这一新时代的正常现象。“自由即奴役”，因为奴役就象自由那样正常。“无知即力量”，因为人民无知，统治者才好统治。“矛盾想法”是一种技巧，它使党能把它自己的形象强加给外部现实。因此，2+2＝3，2+2＝5，2+2＝4， 均可成为正确的等式。如果党说黑色是白色，你就得相信这是正确的论断，你就不能说那是黑色。“党认为是真理，就是真理。”（第189 页）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奥布赖恩举起左手，手指朝着温斯顿，藏着大姆指，伸出其他四指。
“温斯顿，我伸出几个手指？”
“四个。”
“如果党说，伸出的手指不是四个，而是五个，那么，我究竟伸出了几个手指？”
“四个，”
……（省略部分为奥布赖恩对温斯顿施加酷刑，要他按他的意志说出手指的数目。）
“温斯顿，几个手指？”
“四个。”
……（加刑。）
“温斯顿，几个手指？”
“五个！五个！五个！”
……
“温斯顿，你学东西很慢，”奥布赖恩温和地说。
“我怎能对我眼前的东西视而不见？二加二是四。”
“有时候，温斯顿，有时候二加二就是五。有时候二加二等于三。有时候，二加二同时等于是五，等于四，等于三。”
（第190页至第191页）
当个人或集团把意志强加于他人时，谬误就可以取代真理，即所谓“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秦二世时的赵高集大权于一身，也就敢胆大妄为地“指鹿为马”。写到这儿，不禁想起莎士比亚的《驯悍记》第五幕第四场中的一段有趣的对话：
彼特鲁乔（下称彼）：走，走，到我们老丈人家里去。主啊，月亮照得多么光明！
凯瑟丽娜（下称凯）：什么月亮！这是太阳，现在哪里来的月亮？
彼：我说这是月亮的光。
凯：这明明是太阳光。
彼：……我要说它是月亮，它就是月亮，我要说它是星，它就是星，我要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凯：……您高兴说它是月亮，它就是月亮；您高兴说它是太阳，它就是太阳：您要说它是蜡烛，我也就当它是蜡烛。
彼：我说它是月亮。
凯：我知道它是月亮。
彼：不，你胡说，它是太阳。
凯：那么它就是太阳。可是您要是说它不是太阳，它就不是太阳……
（引自朱生豪译文）
彼特鲁乔在凯瑟丽娜面前表现出的这种霸道只涉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至多也许可以斥之为大男子主义。赵高的“指鹿为马”和奥布赖恩的2+2＝5，或2+2＝3则不同。因为此两人均拥有极大的权势，危害性也就极大。《1984》有明显的反斯大林和反苏倾向，这是无需置疑的。但是，如果把这种极权主义看成纯粹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则至少是一种误读，甚至是丑化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开脱，似乎这种极权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无缘。如果奥威尔的《1984》锋芒所指只是社会主义苏联和斯大林，那么，它就只不过是一部寻常的反苏小说，就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其实，即便是西方的评论家也都纷纷指出，这部作品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政治含义。著名美国作家欧文·豪称这部小说为“过去几十年英语文学中最大的道德力量”，并认为小说所描绘的社会已成为“现代政治镇压的原型”。他指出：“这本书常被狭义地看作是对苏联冷战的指控，而没能看到它是对权力的腐蚀性的普遍性的研究……它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小说之一，它抨击极权主义，警告世人：绝对的权力，不管掌握在哪个政府手中，都导致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这部小说部分地以苏联为原型，但是，它指出了西方许多国家对权力不加限制所带来的危险。”
英国名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在1984年写了《现代小说：九十九种佳作》，对《1984》有如下评介：
这是描写已经改变我们思想习惯的非乌托邦或异乌托邦的少有的幻想作品之一。可以说，奥威尔所预言的可怕的未来尚未发生，完全是因为他对未来作出了预言，我们及时得到了警告。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这部小说并非是一种预言，而是把两个迥然不同的事物连接一起的喜剧——一个战争刚刚结束时英国的实际形象，即一个阴郁的、物质匮乏的国家；另一个是英国知识分子接管政府（就此而言也是接管整个英语世界）这种稀奇古怪而不可能实现的想法。
（引自殷枚祖译文）
伯吉斯对《1984》分外青睐。他在《现代小说：九十九种佳作》的序言中写道：“此刻回顾过去四十五年小说取得的成就也许正是时候。为什么不等到过了整整五十年时再写？因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端写起，以一场未成为事实的噩梦终结，这样更富有诗意些。”伯吉斯所说的“一场未成为事实的噩梦”指的就是奥威尔在《1984》中所写的那个恐怖世界。似乎是为了同奥威尔的《1984》相呼应，伯吉斯在1978年写了一部名为《1985》的小说，把英国描写成一个没有生气、没有特色、枯燥无味的国家，其国民则是清一色的中立分子。
《1984》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一阵惊恐不是没有道理。
本世纪四十年代有三部政治性的英语作品让世人瞩目：匈牙利人阿瑟·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1940），书是用德语写的，但是第一版是英语译文版。再就是奥威尔的《畜生场》（1945）和《1984 》（1949）。 这三部作品的问世无疑同三十年代的一些重大事件有关——1933年希特勒上台，法西斯主义统治德国， 进而统治欧洲许多国家。 1936年佛朗哥发动叛乱，推翻了新生的西班牙共和国，1939年巴塞罗那陷落，佛朗哥上台。1939年苏德签订秘密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7至1938年，苏联发生“大清洗”。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
1945年热战结束不久，冷战又始，战争阴云密布，人们开始议论第三次大战的威胁。四十年代西方作家悲观、失望、忧郁、极端，甚至陷入绝望和无政府主义，是不足为奇的。
1984那一年，西方评论界抓住这曾经引起惊恐的年头，对《1984》酣畅地评论了一番，笔端自然流露出“那不过是一场虚惊”的庆幸。
历史从八十年代跨入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已有七十多年历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变色。步后尘的是东欧诸国。这又促发西方一些天真的政治家和文人一阵高兴。
可曾几何时，西方人又惊恐起来。
1994年1月5日，法国《新观察家》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法西斯浪潮”的文章，现摘录如下：
东欧和西欧刮起了一股狂风。这股风首先是在法国由勒庞于八十年代初刮起的。从那时起，这股狂风逐渐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
今天，德国的极右派在每次选举中获得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四的选票……在比利时，弗拉芒集团拥有近百分之十二的选民，它可能于今年春季的市政选举中在安特卫普获胜。在奥地利，由战后的老纳粹分子组成的奥地利自由党政权在不断壮大，它拥有百分之十八选民，已成为维也纳的第二大党。在瑞士，三个极右政党在联邦议会中占有十六个议席。北欧国家也不例外，在挪威和丹麦出现了进步党，在瑞典出现了新民主党。
在东欧，排外和种族仇恨是非常明显的……布拉格……匈牙利和波兰……罗马尼亚……贝尔格莱德……在俄罗斯，八十年代初出现的“纪念”协会实际上已从舞台上消失，但是，十几个新纳粹党接过了它的旗帜……
极右派的苏醒是一种严重的趋势，是全欧洲的现象……
……宏伟的乌托邦和集体计划已落空。共产主义、法国式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斯堪的纳维亚和奥地利的社会党民主、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天主教社会党的模式……都失败了。
我们现在是否回到了三十年代？俄罗斯今天是否象魏玛共和国？某些人毫不犹豫地把日里诺夫斯基在俄罗斯立法选举中取得的胜利比作希特勒在1930年德国选举中取得的胜利。情况确实很相似：经济危机、政局不稳、人民失望。在德国，1918年的失败和凡尔赛条约引起了复仇的渴望。在俄罗斯，苏联的分裂引起同样的不安和造成了同样的精神创伤。
虽然参加选举的各极右政党同意民主游戏的规则，但这不应使人们产生幻想。它们的这种同意只是一种战术。这些政党都戴上了假面具。它们使用现代语言，隐瞒它们的出身，但是它们否认不了它们的历史……它们的手段是不同的，但是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建立一种取代民主的新秩序。
奥威尔曾经在英国殖民地工作，目睹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写出了《在缅甸的那些日子》（1935）。在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缅甸就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只有酗酒自由、偷懒自由、怯弱自由的社会。这一主题在《1984》中有进一步的发挥。《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是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小说。书中，作者对工人阶级的同情和深厚感情溢于言表。奥威尔为了了解工人，写工人，早在1928年就穿上破旧的衣服深入伦敦工人居住区，实地考察工人的生活，与工人交朋友长达三年之久。他曾说：“我有一种深沉的负罪感，觉得非赎罪不可。我感到我不仅需要逃离帝国主义，而且得逃离任何形式的人统治人的环境。我要同被压迫者同呼吸，共命运，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与他们站在一起，共同反对独裁者。”
他在伦敦东部生活了一段时期后，直言不讳地宣称：“英国现行法律是维护富人的权益，维持穷苦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处境。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奥威尔写道：
最初，我在一个很不合适的职业中度过了五年；那是在缅甸的印度帝国警察署。随后，我经历了贫困，体会到穷途窘迫是什么滋味。使我对权势的本能的嫉恨变得更强烈。我开始意识到劳动阶级的存在。缅甸的职业使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所了解，但这一切并不足以使我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接着，希特勒出现了，西班牙战争爆发了，各种事件频频发生……
1936年以来，我用力极深的作品中的每一行，都是间接或直接为反对极权主义，拥护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而写的。
从奥威尔的一生看，他对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的憎恨使他幻想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的出现。幻想破灭，于是迷茫、彷徨，陷入了政治信仰的真空，并用绝望的心态写出《1984》这样的反乌托邦小说。在世界格局发生大变化的今天，重读《1984》以及1949年和1984年对该书的评论，感触万千。要是奥威尔今日还在世，他又会怎样去写未来？是不是会少些悲观、冷峻和偏执，多些温情、浪漫和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