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纂修与历史编撰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史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修史。西汉武帝时代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撰成《史记》，成功地记 载了起自黄帝止于武帝时期的历史，无论在历史见识、史料价值、历史编撰上都达到极 高的成就，为后代史家树立了典范。东汉初著名的史学家班固高度评价司马迁的著史精 神和成就，他效法司马迁，为刚刚终结的西汉皇朝撰成了包举一代的《汉书》。《史记 》和《汉书》为古代史家树立了典则。史家应当记载中华民族的奋斗发展、国家的盛衰 兴亡，留下可靠信史，这是史学家的名山事业，也是史学家对国家民族应负的历史责任 。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当皇朝更替，继起者必须为前朝撰写历史，以保持民族历史文 化的传承，决不能让其中断。魏晋以降，历史学家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封 建国家对于修史工作也越加重视，设局修史制度经过南北朝时期的长期酝酿，至唐初确 立下来，每当朝代鼎革之后，继立的皇朝一律将为前期修史作为朝政大事，并以此为定 制。直到清代，自顺治年间至乾隆初年，前后历时95年撰成《明史》。这样，在中华文 明史上，就有了令后代子孙引以为自豪的，自《史记》迄《明史》这二十四部纪传体史 书，前后连续，记载了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 二的史学宝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设立清史馆，中间工作时断 时续，至1927年匆促修成了《清史稿》。此举虽也效法两千年易代修史的成法，但它却 是一次不成功的实践。因编纂者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反对辛亥革命，加上成书迫促， 未经统一校改，体例不统一，故造成内容、史实上大量的错误和缺漏，所以需要重修。
一 体裁体例调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收获
今天纂修《清史》，是对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修史的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由于内涵宏富，任务艰巨，因此，自2002年底国家批准启动后，被视为21世 纪初标志性文化工程，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2001年初开始酝酿讨论纂 修《清史》之时，首先就遇到体裁体例上如何解决继承性和创新性的问题。我们从2001 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戴逸、李文海二先生的文章《一代盛事 旷世巨典——关 于大型清史的编纂》，2001年4月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清史》编纂座谈会上季羡 林、王锺翰、任继愈、朱家溍、蔡美彪等学者的发言，2001年5月在北京郊区静之湖宾 馆举行的全国纂修清史研讨会学者的发言摘要，就可以看到当初议论时专家们意见分歧 之大。这是因为，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今天纂修《清史》工程是同 历史上易代修史的传统直接联系的，因此有的学者会很自然地提出要采用纪传体，使之 成为二十四史的后殿，甚至主张文体用浅近文言。另一方面，今天已经进入21世纪，我 们是处在新时代条件下修史，因此有许多学者强调《清史》的创新性，要体现今日之时 代精神，主张用20世纪流行的章节体，坚决主张与二十四史脱掉任何关系，文体则主张 用白话文。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2002年底《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之际，面对这种意见分歧的局面，学者们首先开始讨 论如何制定《清史》体裁体例问题。制定《清史》体裁的总体框架，是要为全书丰富、 复杂、科学的内容提供一个恰当的载体，它将决定《清史》的总体面貌，直接关系到《 清史》全书的质量，因此，必须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集中大多数专家的意见，极其慎重 、缜密地提供框架方案。为此，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于2002年底成立了体裁体例工作小 组，负责在全国范围内的调研、咨询工作，要求以7—8个月时间完成。
小组在成立之初，就认真贯彻编委会的指示精神，确定了体裁体例调研、咨询工作的 指导思想：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态度，经过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集思广益，力求最后能够 形成一个为多数人比较满意的体裁体例方案。调研工作要力求做到广泛、深入、周密、 科学，要让所有愿意对《清史》体裁体例问题献计献策的人，所有关心《清史》纂修的 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畅通渠道。要让任何发表意见的人都感到自己的意见得到了认 真的倾听和应有的尊重。作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研工作的第一步，小组认真地制定了 《调研大纲》，提出了《清史》编纂体裁的五种设计思路，即：(1)用传统的纪传体；( 2)用现代的章节体；(3)在纪传体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吸收其他体裁的优点；(4)在章节 体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吸收其他体裁的优点；(5)将各种体裁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综 合创新。
为了给专家们思考如何制订体裁体例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小组编写了六篇学术史回顾 的资料，作为《调研大纲》附件印发。其中《历代正史编撰例目的演变》一文中概括纪 传体史书体裁体例因革演变的特点。另一附件《近三百年历史编纂的探索和处理举要》 ，论述了以下四个问题：(1)章学诚的探索；(2)章太炎、梁启超的设想；(3)罗尔纲论 《太平天国》体裁；(4)白寿彝《中国通史》的处理。这些史学名家在历史编撰改革和 创新实践中提出的出色见解和精辟论述，确能使后人得到宝贵的启迪。其他三份附件《 近年来关于清史编纂体裁的部分意见》、《海内外现有章节体清代通史体裁体例述评》 、《<清代人物传稿>入选人物原则》，也为专家们设计《清史》体裁方案提供了有益的 参考。
自2003年初至8月下旬，编委会一直把体裁体例的调研和制定，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全国范围内多次举行不同规模的学术座谈会、研讨会，其中 比较重要的共有十次：3月下旬分两次，在北京举行北方地区学者参加的“清史编纂体 裁体例学术座谈会”，与会学者共有188人；4月初，在上海举行南方地区学者参加的“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共有94名学者参加；7月初，在北京举行编委会所属 各部门人员参加的关于编纂体裁的研讨会，约有50人出席；7月底至8月初，在北京、大 连、上海、广州，分地区举行了五次较小规模的清史体裁研讨会，共有82位学者参加； 8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两岸学者清史纂修研讨会”，来自台湾和大陆地区学者共有37 人参加。八个月来的调研工作，其规模和范围前所未有，学术界和社会人士对编纂体裁 关注的程度也前所未有。北方和南方的三次学术座谈会之后，由编委会秘书处和体裁体 例小组将出席会议的282名学者全部发言记录整理印出，共达38万字。提交书面意见和 咨询报告者143人，由小组内专家按每人一表的形式将这些意见作了详细摘要。已到耄 耋之年的吴承明先生、汪敬虞先生都写了书面意见。91岁高龄的启功先生在医院中也口 授了意见。广泛调研的又一重要方式是向专家、几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北京市中学历 史教师发出调查问卷，同时将问卷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光明网上刊发和发布，已收 回问卷回函共912份。填写问卷的以专家和有大学毕业学历者占多数，同时也有工人、 农民、医生等。年龄最大者83岁，最小者仅13岁。
体裁体例小组根据调研工作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和思想，在2003年夏 初对京沪三次学术座谈会专家发言，以及专家提交的咨询报告、社会问卷调查答卷认真 进行分析研究，并由组内专家吴建雍研究员、姜涛研究员、黄兴涛教授分别执笔撰写成 三份调研报告。在7月初以后举行的各次研讨会上，这三份调研报告都作为会议文件发 给与会学者，对于推进《清史》编纂总体框架设计起到积极的作用。
通过三次学术座谈会的深入讨论后，大多数专家对总体框架的设想明显趋同，基本赞 成用“综合体”纂修清史。据对三次座谈会发言的粗略统计，主张“以传统的纪传体为 主要框架，再加以改造和创新，形成新的综合体裁”，以及相类似的综合性体裁方案的 学者，共占85%。已收到的143份专家书面意见和咨询报告中，对采用何种体裁体例明确 表态者126份。其中，赞成以纪传体为主加以现代改造者共63份，赞成综合创新体裁者4 1份，两项合计104份，占83%。如再加上赞成在现代章节体基础上吸收传统体裁者8份， 则比例达到89%。社会问卷调查情况大致相近。收回的912份答卷中，主张采用综合创新 体裁者403人，主张对纪传体加以改造、补充、发展者263人，两项合计666人，占73%， 若再加上赞成在章节体基础上，尽量吸收传统史学各种优点者135人，则总数达87.8%。 其余主张沿用纪传体或章节体者仅占少数。
通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大多数学者赞同用综合体，并且多数意见赞成由通纪、编年 、典志、传记、史表、图录六大部件来纂修《清史》，认为这样做，最能实现修成一部 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这一定位。
二 采用“综合体”：近世以来史书编撰逻辑发展的自然归宿
大多数学者赞同以“综合体”纂修《清史》，是有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的。为了充分 地揭示出这一总体框架选择符合于历史编撰客观发展的趋势，这里拟依历史的顺序论述 以下四个问题：
(一)对《史记》体裁“兼综诸体”特点的重新审视
《史记》这部伟大著作的影响直到当代，我们讨论《清史》编纂体裁仍然与司马迁创 立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司马迁创立的史书体裁，后来一般称之为“纪传体”，实则《 史记》体裁是以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构成；又，一般认为这种体裁是以记人为 主，以别于以记年和记事为主的其他体裁，实则《史记》五体并用，是要写出社会演进 各方面的情状。这是我们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重新审视二千余年前这份珍贵的史学遗 产所应明确把握的。司马迁著史，在撰述义旨上自觉地要求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之变，成一家之言”，(注：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62《司马迁传》。)在 历史编撰上，他在经过长期惨淡经营之后，对于“本纪”、“表”等各大部件所具有的 功能，也已有相当自觉的认识。《太史公自序》篇末对全书作了画龙点睛的总结：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 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 ，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 字，为《太史公书》。(注：《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对于全书五大部件的阐释是经典性的：“本纪”，要纵贯各个朝代的兴亡，写 出历史盛衰的趋势，称之为“科条”，明确地作为全书的纲领；“年表”，是要表列并 时异世的大事，使年代分明；“书”，是要记载礼乐律历天文等项典章制度及河渠、封 禅、平准各方面社会情状，以考见“天人之际”的联系；“世家”和“列传”辅翼“本 纪”部分，如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写出王侯将相这些人物如何辅佐天子建 立功业，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如何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从多角度、立体式地写历史 ，二千一百年前司马迁已经创立了具有这种特点的体裁，这是《史记》体裁精髓之所在 ，也是司马迁不朽之所在，因此章学诚誉之为“体圆而用神”!后代不少有识史家，都 能体会到《史记》诸体配合、容量广阔、展开一代全史这一实质内涵，他们以自己的不 同感受，对此加以阐释。范晔说：“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 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注：《隋书》卷58《魏澹传》引。)刘知几说：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 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注：《史通》卷2《二体》。)“语 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注：《史通》卷3《书志》。)郑樵说：司马迁工于制作 ，勒成一书，分为五体，“使百代以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 ，惟有此作!”(注：《通志·总序》。)
从南朝的范晔，到南宋的郑樵，都特别重视《史记》体裁“网罗一代，事义周悉”的 “通博”的特点。到了乾嘉时期史家赵翼，评论史书体裁已具备近代眼光，故他的评论 进一步提出了“全史”的观念，高度评价按《史记》之体裁能写出历史的总体面貌：“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书之中 ，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注：《廿二史札 记》卷1“各史例目异同”条。)近代著名史家梁启超曾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国通史的著 史实践，他对《史记》体裁能容纳社会史的丰富内涵体会尤深，故特别强调其“兼综诸 体”、“互相补充”、“包罗万象”的特点，认为《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 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注：《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73，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 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 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饮冰室合集》专 集之99，第157页。)
依据以上材料和评论，我们以现代学术眼光审视，不难提出一系列新的认识。首先， 称《史记》体裁为纪传体未必恰切，它是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相配合、 互相补充，是一种综合性体裁。其次，《史记》体裁框架之最精妙处为，它既能写出历 史盛衰兴亡的大趋势，这是其“本纪”部分承担的，如《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 、《高祖本纪》，均兼具写出帝王性格和构成为各个时期历史之纲领两层作用；同时， 其多种体裁又记载了社会史的丰富内容，每一体裁各自独立发生作用，又互相补充、配 合，构成一时代之“全史”。再次，自司马迁创立这一体裁之后，历代正史均一直沿用 垂二千年，其中固然有以“本纪”显示帝王为中心、适合封建社会政治上的等级结构这 一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包罗万象、伸缩自如的巨大优点，堪称造端宏大，气魄雄伟 ，思虑精详，建构巧妙，使后代史家共遵之为作史之“极则”。对于这样一笔极其珍贵 的史学遗产，我们当然应当加以继承、发扬，对于其中的糟粕则应加以剔除。
(二)章学诚“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改革主张的深刻意义
生活于清朝乾嘉时期的章学诚，是毕生究心于历史编撰的流变得失、精于辨析体例的 出色的史学评论家。他重视“史义”，即思想观念、著述宗旨对史书的指导作用，强调 “别识心裁”，反对墨守成规，提倡灵活变通，勇于创新。他探究传统史学主要史书体 裁的演变和得失，以一种可贵的历史分析的眼光，中肯地总结一千多年历史编撰上的一 些主要经验教训。与刘知几、赵翼等人一样，章氏对《史记》体裁的神韵有深刻的体会 ，认为它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诸体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对体 例的运用又能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著述的典范。继之《汉书》、《三国志 》，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虽 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然而后代正史都不知根据需 要灵活变通，造成流弊无穷。宋代以后，修史者墨守成规，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 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 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 千名，卷盈数百”，简直如洪水泛滥之河、淮、洪泽，祸患无穷。(注：以上看法，集 中见于《文史通义》外篇一《史篇别录例议》及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仓 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因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由于后代修史者创造力被禁锢，毫无别识心裁，只会刻板地拘守成例，一味抄辑史料， 作流水账式的记述，这就完全违背了司马迁创设史体的根本宗旨，卷帙虽多，而史事演 进的大势无从寻觅!故章氏提出吸收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的优点来改造纪传体史书 ：
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 ，则引而申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 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 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 凡起例……(注：《文史通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章氏这一改革历史编撰方案的精蕴，就是保留纪传体总体框架上诸体配合、容量广阔 的优势，而又借助纪事本末体载明史事之来龙去脉、起迄自如的长处，求得能够显示历 史演进之大势。这是一项体现出深刻的辩证智慧、眼光远大的设想，预示着历史编撰上将出现重大的突破。
(三)20世纪史家对新综合体的探索
20世纪历史编撰的主要趋势是，由于西方近代章节体史学著作的传入，体裁形式与近 代学术所要求的体系性、层次性、联贯性的思维方式相吻合，因而得到广泛流行。这是 人所共见的。20世纪历史编撰还有一种重要趋势，这就是自20世纪初章太炎、梁启超， 至八九十年代罗尔纲、白寿彝对新综合体的探索和处理。以往人们对此尚不大注意，但 是它在历史编撰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史 学关系尤大，需要我们进行一番认真的分析总结。
同在20世纪初年，章太炎和梁启超都为探索用一种新的综合体裁撰写中国通史而努力 。章太炎于1900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注：《略例》附在《訄书》第59《 哀清史》之后，始见于《訄书》手校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4年，第328—333页。)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特点而 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他所设想的通史由五体构成：(1)表。有帝王表、方舆表、职官表 、师相表、文儒表。(2)典。有种族典、民宅典、浚筑典、工艺典、食货典等，共12篇 。(3)记。有周服记、秦帝记、南胄记、唐藩记、党锢记、革命记、陆交记、海交记、 胡寇记、光复记。(4)考纪。有秦始皇考纪至洪秀全考纪共9篇。(5)别录。有管商萧葛 别录、李斯别录、会党别录、畴人别录等，共25篇。
章太炎关于通史体裁的创新设想，是同他当时所具有的进化观念和爱国思想相一致的 。他提出有志于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纲，令知古今进化之轨” ，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他自觉地继承章学诚的主张，认为此乃“大势所 趋”。他所设想的十篇“记”，就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他说：“诸典所述 ，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渺末也 。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縢》、《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 事，论纂十篇，命之曰‘记’”。又说：“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机 仲纪事本末为之作‘记’”。(注：《致梁任公信》，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 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这说明，章太炎在探索体裁创新过程中，曾苦苦思 索如何解决“历代社会各项条件”贯串的问题，最后确认吸收纪事本末的优点加以解决 。他企图用这十篇“记”来叙述有关“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重要事件，如秦的统一 、唐代藩镇割据等。章太炎所设想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 纪”和“别录”都是记人，差别只在“考纪”专记帝王。“表”是用以列举次要人物和 纷繁的材料，同样来源于纪传体。他说：“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藏往矣。 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可见总体上是对纪 传体的发展，发挥其综合的优点。不过，究竟是以“记”还是“典”来概述社会大势， 章氏自己并不明确。
梁启超在同一时期的探索，与章太炎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氏于本世纪初也酝酿写《中 国通史》，后因卷入政治漩涡而搁置多年，至1918年，他才“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 之作。”(注：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191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现见于《饮冰室合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成于1920年，有《太古及 三代载记》(内容仅有《古代传疑章第一》)；《春秋载记》，6章，末附《春秋年表》 ；《战国载记》，6章，末附《战国年表》等。(注：以上各篇均收入《饮冰室合集》专 集之43至49。)以此与梁启超致陈叔通信中一段话相印证：“所著已成十二万言也(前稿 须复改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舞之足蹈之也。体例实无暇作详书告公，弟 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 顷颇思先秦杀青(约端午节可成)，即先付印(传成别行，此惟有年表、载记、志略三种 。先秦之部都十一卷，冠以总叙一卷，约二十万言也)……”(注：丁文江等：《梁启超 年谱长编》。)我们可判定，梁启超创新的体裁系以载记、年表、传记、志略四者配合 而成。
在此体系中，“载记”明显地是主干部分，其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 大势。各个时期的“载记”连接起来，就是从纵的方面叙述历史演进的主线，与章太炎 的十篇“记”相比较，有可能叙述得更加系统。其他“年表”、“志略”、“传志”都 与“载记”配合，与章太炎的设想有颇多类似之处，而又明显地前进了一大步。还应指 出的是，梁氏设立“载记”，是对纪事本末体的创造性运用。他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既 看到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能看到其不足。他说：“纪事本末体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 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注：《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 之79，第20页。)他的“载记”就是把范围扩大，力图说明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大势 。比起一百年前章学诚的设想来，梁氏的办法已有了很大的推进。
章太炎、梁启超在本世纪初体裁创新的努力，无疑是近代学术史上很有意义的事情。( 注：参见陈其泰《近三百年历史编撰上的一种重要趋势——新综合体的探索》，载《史 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近年也有外国学者撰文讨论，见May G.Mazur(马紫梅)《关于 20世纪中国“通史”新综合体的一些初步想法》，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从章学诚“辨析体例”到章太炎、梁启超构建新的通史 体系，他们努力的方向是共同的，即一再提出新综合体的设想，并向前推进，重视体裁 创新的传统在近三百年中得到可贵的发扬。章太炎和梁启超是推动学术近代化潮流的出 色人物，作为史学家，他们对客观历史进程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新的认识，他们的设想和 实践具有深刻的近代学术内涵，因而对于今天无疑更有启迪的意义。
罗尔纲先生长期从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他自40年代末起，即经历了由继承纪传体到 自觉地进行改造的艰巨过程，至80年代中期，又受到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的启发，因而 确定用一种“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撰写成四卷本的《太平天国史》。全书 系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部分组成。“叙论”，是对太平天国的时代背景、革 命运动的分期，对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作综合 论述。“纪年”，是以纲目体裁，按年代先后，对史事进行简洁的、有组织的记述；相 应取消“本纪”，将洪秀全事迹移归传内，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的封建性。用 “表”标明复杂繁赜的史事，共21“表”。用“志”记典章制度，有上帝教、天朝田亩 制度、资政新篇、政权、政体、食货、官爵、兵、刑律、礼制等，共20篇“志”。“传 ”记人物，共47篇。罗尔纲先生认为：应用这种“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来撰 著，“使一部史书既有理论性的阐述，又有丰富的内容，与一般用西方体裁的史书往往 陷于有骨无肉干巴巴的境地迥异。它是可供今天史家撰著史书应用的一种体裁。”(注 ：详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自序》(中华书局，1991年)第三部分。)
白寿彝对如何对传统史书体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何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历 史编撰的创新，有深刻的见解。他曾强调史书的体裁形式应当根据内容进行创新：“内 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并不是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这是因为，形式作为客观历史在历史 家主观上的反映，它有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完善的过程……究竟如何把历史的内容表达 得更好，这是每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历史家都要考虑的课题，因而也就必须对形式进行 更新。”(注：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9页。)对于 要用综合体裁来写历史的问题，他尤有精辟的论述：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 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 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 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通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现象。就专门史来 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一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要采用综 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注：《谈史 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989年，《中国通史》导论卷出版，白寿彝先生在书中专设了论历史编撰一章，阐述 史书体裁的继承、改造和创新问题，阐明“我们应该发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 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这一总的著述宗旨。他构想《中国通史》采用序说、综述、 典志、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的新的综合体裁，绘制了多层面的设计蓝图。以“序说” 置于全书多卷之首，开宗明义。其基本内容，包括：(1)论述基本资料，包括文献资料 和考古资料。(2)论述前人和同时代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适当的总结。以上两项是 说明研究工作的依据，也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年青一代的研究工作提供基础。 (3)说明撰述要旨和编撰上的具体问题。“综述”，是各卷的主干部分，要写出历史发 展的总相。综述吸收了本纪、编年及近代章节体而加以发展。主要任务是紧紧抓住各个 历史时期的纲，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 系等方面，着重写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向。政治的变动比较显著，需要作较多论述，且能 显示历史演进的线索，但应结合经济、文化的发展来写。民族关系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 问题，也应给予较多的篇幅。综述与典志、传记部分各有分工，又互相配合。“典志” 部分，则是对历史现象的剖视。它的设立，是对纪传体史书中书志的改造和发展。各篇 志目的设立，应从总结旧史书志篇目并以新的观点考察，可包括：地理；民族；社会经 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法律；礼俗；中外关系等。总之，典志篇目的设立，都是企 图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都是为体现社会发展整体服务。“传记 ”部分，是吸收纪传体史书重视记人而加以改造，以此弥补近百年中断代史和通史著作 看不到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都应立传，既要写出人物的历史作用 ，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时代特点。
20世纪末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和白寿彝《中国通史》在体裁上的创新，与章学诚的 改革主张和章太炎、梁启超的探索，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以章学诚的改革主张发其端 ，经过三百年中史学家的逐步探索，业已取得了很可宝贵的经验，向我们昭示了采用综 合体裁是历史编撰客观的逻辑发展。
(四)运用“综合体”体现了当代学术继承与创新的要求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综合体”作如下界定：“综合体”的内涵即为用多种体 裁互相配合来撰修历史，其主要特征是将现代章节体的优点糅合到纪传体的框架之中， 使之既能突出历史演进的主线，又有丰富的内容，足以反映历史的复杂性、生动性。用 此名称来概括这种体裁特点，比较明确而又容易被理解，实际上也已被学术界所认同和 采用。
采用综合创新体裁作为《清史》总体框架，能够较好地解决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 体现出撰写大型史书在编撰方法上的连续性。20世纪不少有识史家都兼具在体裁上勇于 创新和重视对传统史学的精华而加以继承两种学术品格，并且越到后来，对于历史著作 既应表现历史演进大势，又应多角度和立体式地写历史、表现历史的丰富性这一要求， 越有自觉的认识，综合创新体裁之所以为大多数专家学者所赞同，其深刻理由正在于此 。
采用综合创新体裁纂修《清史》，也是对中西史书体裁优点的融合。在近代以前，历 代正史一直沿用纪传体。至20世纪以后，从西方传入的章节体成为史书体裁的主流，这 是历史编撰的一个重大的进步，因为它是综合社会演进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 化等各项因素，联贯式、分阶段和动态式叙述历史，并且能写出史家透过历史表象对历 史发展本质性东西的看法。如今，把章节体的优点糅合到纪传体史书的框架之中，采用 综合创新体裁，是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将中西史书体裁的优点加以融合。由于这种体裁 容量广阔、互相补充、写法生动多样，因此能将大量的学术研究新成果囊括其中，甚至 包括一些近现代西方史家提出的新观念，如整体史、叙述史、问题史等，在书中的不同 部件中也能相应地有所体现。
三 对作为新修清史基本框架的《清史目录》第五稿的认识
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高度重视体裁体例的调研和设计工作，在多次学术座谈会、 研讨会上，他都讲“我们召开这次会就是向同志们请教，是拜师。”称献计献策的各位 专家是清史总体工程的“设计师”。每次会议上，他都认真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多次 召集体裁体例小组开会听取意见，还经常以口头或写信的形式就体裁体例设计中的具体 问题交谈、切磋。戴逸在4月初提出了《清史目录》第一稿，以后经过一再修订，至9月 初形成了第五稿，每一次修订，都是认真地吸收专家们的意见进行的。因此，《清史目 录》(第五稿，88卷)是迄今为止思考较为深入、设计较为系统、全面的方案，这一框架 体系既是戴逸主任本人深思熟虑、反复推敲的成果，同时也是集思广益所得，体现了集 体的智慧。
《清史》纂修是一个浩巨的工程，将历时十载，参加修纂的专家要达到上百名或几百 名。如此复杂艰巨的集体纂修工作，需要一开始即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以 利于统一运作，协同努力。
(一)通纪与其他部件互相配合，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
戴逸主任提出的目录框架，是采用“通纪”、“编年”、“典志”、“传记”、“史表”、“图录”构成的综合体，其中的每一体裁各尽其用，又各体互相配合，构成一代“全史”。通纪是全书的总纲领，集中写出清代历史演进的总相，叙述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各个阶段的时代特点，克服旧史“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大纲要领，观者茫 然”(注：《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的重大缺陷，清晰而完整地再现清朝历史的 演进趋势。编年、典志、传记等均与之配合，互相补充、互相调和，从多角度、多方位 反映清代历史的全貌，使全书构成有机的整体，成为贯穿撰写者对清代历史全部看法的 “成一家之言”的巨著。
六大部件的名称，编年、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者已为人们所熟悉。关于通纪这 一大部件，专家们所拟的还有综述、总论、序论等多种名称，我们体裁体例小组反复推 敲，最后认为称“通纪”比较恰当。“通”为贯通，司马迁要“通古今之变”，我们要 纵通清代三百年历史之变，还要横通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以及中国与 外国的关系。以“通”命名，具有气势和神采。“纪”则表示重在记载史实。纪有庄重 记载之义，又有纲纪即大纲要领之义，用在这里也甚为合适。至于传统史学中一些编年 体史书称为“纪”，对此我们可以创造性运用，不必过于拘泥。
把通纪部分设计好，对于《清史》的总体面貌有全局性意义。通纪部分应有较大的篇 幅，它是全书的核心、纲领和主干，应做到“内容系统，史实准确，观点鲜明”。表现 清朝一代由崛起、兴盛、中衰、寻求改革而失败，至最后覆亡的历史趋势，要写出历史 发展的基本脉络。通纪部分，要写出作者的历史观，要对清朝三百年的盛衰规律、历史 经验和教训，作出分析透辟的明确的论述。一部大型的史著，必须在进步的历史观指导 下，结合史实，对历史大势、主要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作出有系统的论述，这样的史 著才有灵魂。通纪篇幅大，撰写难度大，这个任务具有挑战性，我们应当不避艰难把它 出色完成。用较充足的篇幅，下功夫把通纪写成内容系统的总纲部分，这样做，起点高 ，境界高，能使全书有新的面貌。这样组织专家花费心血写成，在史实上和见解上确能 再现清代历史的总相，就能较好地体现“吸收章节体以明历史大势，克服纪传体严重缺 陷”这一新综合体的基本精神和面貌。《清史》的时代性也主要体现于此。
(二)“典志”篇目设置的层次逻辑以及“志”与“专史”二者的关系
传统史学从《史记》、《汉书》起，即重视典志的撰写，后来又发展为“三通”这样 的大型典制体通史著作。古人又早有“修史之难，莫过于志”的经验之谈，在今天，精 心撰写好典志，则成为体现《清史》修纂创新力度和深度的标志之一，也是专家们瞩望 很高的重要部分。
《清史目录》对各篇志目斟酌再三，其中如《边政》、《八旗》、《华侨》、《会党 教门》诸志都是先后吸收专家们的建议设立的，还有一些篇目的分合也都反复掂量，几 经修订。通纪为纵向写历史的演进大势，典志则是写社会的横剖面，现在设置的37卷志 目，体现出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逻辑关系。大致来说，第一组是反映清代历史演进天 、地、人的条件，提供清代三百年历史活剧演出的舞台，包括《天文历法》、《地理》 、《生态环境》、《人口》、《民族》诸志；次为典章制度和政治、外交的状况，包括 《职官》、《刑法》、《兵志》、《八旗》、《边政》、《外交》、《邦交》、《华侨 》诸志；又次为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近代 实业》、《对外贸易》、《财政金融》诸志；又次为社会状况，包括《宗族保甲》、《 宗教》、《会党教门》、《社会风俗》、《灾赈》诸志；最后两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 ，前者包括《教育》、《思想学术》、《文学》、《艺术》诸志；后者包括《科学技术 》、《水利》、《建筑》、《医药卫生》诸志。
把握好这样的逻辑层次关系，有利于处理好每一志目(局部)与整个典志部分、以至全 书(整体)之间的关系，以避免游离于全书结构体系之外。
典志中包括有记述典章制度和记述社会生活的两类篇目，二者并不互相排斥。从《史 记》、《汉书》开始，书志即既写典章制度，如礼乐制度、官制、赋税制度等，也有类 似于专门史的篇章，如《平准书》、《食货志》、《刑法志》等。《清史》所设置典志 中有不少关于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现象等方面的篇目，既是适应当代学术研究开拓 新领域的需要，借此可以总结这些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同时也是对古代优良史学传统 的继承和发展。
历代正史所立书志篇目，若天文、地理、礼乐、职官、刑法、食货诸志，各史大致均 相沿不改，因为它们属于传统社会典章制度的几大项，各朝修史概莫能外，不过，即使 历代为前朝修史，志目的设立也多依时有所增设，以反映社会之变化。如《汉书》较《 史记》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诸志；《后汉书》增《礼仪》、《 祭祀》、《百官》、《舆服》诸志；《新唐书》增《仪卫》、《选举》、《兵志》三志 ；《辽史》增《营卫》、《部族》诸志；《清史稿》新设《交通志》、《邦交志》：这 些增设都反映出修史者以其所处时代的眼光看问题，认为必须设立这样的志目，才能反 映出社会历史的新特点。我们今天纂修《清史》，已明确规定“典志”部分的任务为记 载清代典章制度及社会生活，故天文、地理、礼乐、刑法、职官、兵志、水利、艺文等 ，与传统志目相同者，是应考虑设立的(原先的食货志则分解为农业、手工业、近代实 业、交通、对外贸易、财政、金融诸志，这是由于越往后社会经济生活越复杂，也反映 我们对于经济制度、经济生活在清代社会中所占地位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还应根 据今天对历史的认识和学术研究的进展，把我们认为重要的社会状况记载下来，如生态 环境、人口、民族、八旗、边政、华侨、宗教、社会风俗、教育、医药卫生诸志。
(三)“史表”篇目的设立应能反映清代社会的特点
“史表”自创始于司马迁以后，历代修史者也予以高度重视。以往史家总结“史表” 的作用，主要论及的有“表以谱列年爵”，“以收复杂事项”。这些看法都很有道理， 今天仍应予充分的重视。此外，今天再深入研究二十四史中所有的史表，则还应获得进 一步的认识。一是史表的设置具有显示历史演进阶段性之意义，并且大有助于反映不同 朝代的历史特点。《史记》十表中，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 》、《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司马迁不仅以简明的表格列出重 要史事，而且为每一篇表撰写了提挈史事、言简意赅的序。“司马迁写每一个表，就是 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总起 来看，都又是要写宗周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巨大的变化”。(注：白寿 彝：《司马迁与班固》，《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 733页。)从《汉书》以下，也常有重要的史表能较显著地反映各自朝代的特点。如《汉 书·百官公卿表》反映出“汉承秦制”，以及西汉皇朝建立起成熟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 的特点；《新唐书》之《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表》，则反映出唐朝宰相权 力、地位之变化，方镇之跋扈，宗室之蕃盛。又如我们读《辽史》之《部族表》、《属 国表》，则大有助于了解契丹人以北方少数民族立国的特点；读《明史》之《功臣表》 ，可明了当元末群雄并起之际，朱元璋依靠徐达、常遇春、汤和、李善长、刘基等一大 批“熊罴之宿将，帷幄之谋臣”(注：《明史》卷105《功臣世表·序》。)立功辅佐， 以建立帝业，以及后来朱元璋出于猜疑忌刻，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对功臣大肆诛戮的前 后变化。二是对时间跨度长的重大事件设置年表，目的是以简要的文字显示其来龙去脉 、前因后果，具有记载重大事件本末的作用。
依照上述理解，《清史》史表部分对《清史稿》中有用之表，如《大学士年表》、《 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等，仍应保留，并进一步搜集史料 作精审的考订和补充。同时，根据显示清代历史演进之阶段性意义、反映清代历史特点 ，可考虑增设一批新表，如《议政王大臣表》、《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表》、《清末内阁 表》、《中外约章表》、《驻外使节、外国驻华使节表》、《书院学校表》、《清季报 刊表》、《文祸表》、《教案表》等，所有这些史表的设置都是为了与“通纪”这一主 干部分相配合。这样，新修《清史》的史表部分，也与“通纪”、“典志”一样具有突 出的创新价值，同样为研究者创作新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四)新增图录部分是对传统纪传体的一个创新
古者图史并重，尔后方志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而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则有史而无图 。新修清史增置图版、照片，单独列为一部。图录拟收录珍贵的历史地图、清代绘画作 品、文物图片和历史照片等，既提供极有价值的史料，又为史学著作增加形象性和直观 性，也都与主干部分相配合。
四 博采众长，在修史实践中深化认识
学术界长达8个月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讨论现已告一段落，下面特别举出部分 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以使人们对这次讨论的情况有更全面的了解。
在2003年举行的历次研讨会上，部分专家认为《清史目录》从总体结构看还存在问题 ，还有很大的修改余地。他们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方案主要有三个：一是在《清史目录 》第五稿大的框架内进行调整，去掉编年部分，由通纪、史表、典志、传记和图录五大 部分构成全书基本框架；一是以纪年、大事本末、诸表、典志、列传、图录、通论七大 部分构成全书基本框架；一是以序论、通纪、别纪、典志、传记、表、图七大部分作为 清史框架。这些方案的设计思想和组织构架自有其合理可行之处。此外，即使赞同由通 纪等六大部件构成全书基本框架的专家，在通纪与编年的结构关系上也有专家提出以“ 小通纪、大编年”为宜。上述四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方案都是严密可行的框架体系，虽 然未能从整体上加以采纳，但其设计思想及合理成分理应成为日后修改完善清史体裁和 《清史目录》的借鉴。
这里想对第一种方案，即《清史目录》第五稿中的编年是否可以割爱这个问题多说几 句。我们认为，编年作为一个独立的大部件势必与通纪的内容相重复，另外，通纪已为 全书之经，若通纪之外再设一条经线，则不合史体。宜仿司马迁《史记》百三十篇的结 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将六部分改为五部分：通纪、 史表、典志、传记、图录。纪以通之，表以系之，志以详之，传以记之，图以明之，每 个部件各司其职。并在史表中增《清代史事年表(或《月表》)》，以弥补删除编年留下 的缺憾。
除以上对基本框架的不同意见之外，专家们对通纪等六大部分之下的细目发表了许多 有益的、中肯的建议，而讨论的热点集中在典志部分，涉及的问题主要有设立志目的标 准、各类志目排列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具体志目是否确切和志目的应增应减，等等。 对于通纪八卷的标题，不少专家发表了很好的议论，有的专家还自拟新的八卷标题，供 戴逸主任修改时参考。传记部分的意见集中在是否设类传，如果设类传的话，传目尤应 精心安排。
多次清史体裁座谈会、研讨会值得注意的还有，专家们强调修史应求真求实的声音强 烈而一致，认为舍此不能成为传世之作。部分专家指出，不可能把清代历史所有内容都 装进这部《清史》，不要追求包罗万象，面面俱到，“少而精”最见撰写者的史识。有 的专家建议正式的《清史目录》可以考虑增加对各大部件的简要说明。专家们还认为， 在修史工作正式启动后，对于历史编撰如何创新这个大题目的认识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 步深化，已经大体定型的《清史目录》第五稿还可以进行局部调整。戴逸主任在刚刚结 束的两岸清史纂修研讨会上也表示，学者们对于修改体裁框架方案提出的建议非常宝贵 ，将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对《清史目录》作进一步的修订，使之更臻合理、完善。
在大多数专家已就清史基本框架上取得广泛共识的前提下，典志、传记和史表的编撰 组织工作已正式开始。汇集体裁体例讨论成果的讨论集也已编辑完成，将于近期刊行。 我们体裁体例工作小组至此已完成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交付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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