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三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2)06－0001－07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主线。近年来，我们从思想史和理论内涵等多维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很好的科研成果。这里，我们对近年研究中碰到和提出的三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研究结合的过程、特点和内容，还要研究其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实现形态。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三种实现形态：一是实践形态，二是理论形态，三是制度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有这样三个实现形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书斋中产生的一种纯学术的思想理论，而是一种融学说、运动和制度于一体的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就是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是同无产阶级的实践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它既是为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创立的，又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鲜明的实践特性，决定了它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是一种运动，是一种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制度而诞生的学说和运动。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学说、运动、制度这三种含义或三种实现形态。[1](p.543)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三种实现形态中，“运动”是一种实践，既是“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又是“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基石；而“学说”是运动及其要实现的“制度”的理论指南，“制度”是创立“学说”、推进“运动”的目的和归宿。也就是说，我们讲科学社会主义有学说、运动、制度这三种实现形态，仅仅是一种逻辑上的分类，并不是说它们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三种形态。事实上，在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运动、制度这三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比较重视其思想理论内涵及其对人类的贡献。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科学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科学的、先进的思想理论成果。但是仅仅作这样的研究，又是不够的。因为实践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在创立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工人运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1843年9月在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讲到工人运动内部的思想混乱时，说：“看来内部的困难几乎比外部的障碍更严重。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未来应该怎样没有确切的看法。”[2](p.7)马克思的意思很明确，由于工人运动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会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问题上陷入思想和行动的混乱。1844年10月初，恩格斯在巴门给马克思写的一封信中也说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在科隆逗留了三天，对我们在那里所开展的非凡的宣传工作感到很惊奇。那里的人非常活跃，但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持。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用几部著作阐发出来，那就一切都还会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多数人还得盲目地摸索。”[2](pp.17－18)恩格斯在这里说的，就是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在同资产阶级开展的自发斗争中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大多数人还得盲目地探索。他在信中深刻地指出：“如果这里的无产者按照英国无产者那样的规律发展，那他们不久就会明白，作为个人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的这种方法，是没有用的，他们就会作为具有自己整体能力的人们通过共产主义来反对它。如果有人能向他们指明道路，那该多好！”[2](p.19)因此，他在信的结尾对马克思说：“现在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发表出来。早就是该这样做的时候了。我也要把工作加紧干起来，而且就在今天重新开始写作。”[2](p.20)从这两封信中，可以悟出许多道理。首先，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革命学说，是为了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特别是为了解决工人运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向斗争中的无产阶级“指明道路”。其次，可以看出工人运动这样的实践有盲目的实践和科学的实践之别，科学的实践是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沿着正确的道路去奋斗、去推进的实践。最后，还可以看出在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指明道路”，解决工人运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完整地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还需要说明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创立科学理论以指导正确实践和指明正确道路，并不是把自己看作是“救世主”，更不是认为他们的理论是一种教条主义的东西。在马克思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讲得很明白：“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2](p.7)“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2](p.9)也就是说，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实践，来自于对旧世界的批判，正确的道路是在实践中开辟和发展的，是在实践中形成的科学理论指导下开辟和发展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应该有理论的、实践的、制度的三种实现形态。所不同的是实践形态在先，是按照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这样的次序创立的，而且实践形态表现为同中国国情相适应的道路的探索。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道路问题，在实践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然后在这样崭新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把中国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最后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制度。比如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的过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先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同时在不断深入的理论总结中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制度。因此，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制度这样三个实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有道路、理论、制度三个实现形态。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深刻地指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p.7)这一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表现为“道路”、“理论体系”、“制度”这三种形态，体现了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认识的深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过程中，碰到的最大的也是最难的问题，是怎样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仅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以及对中国基本国情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研究，而且总是以宽广的世界眼光研究和借鉴最新的人类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文明成果，以此来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就已经碰到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毛泽东的成功，就在于他比别人更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主要经验，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理论、政策、战略、战术等基本问题。第一，他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认为中国的革命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进行民主革命，第二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民主革命的全称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即只有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有条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第二，他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而无法承担起领导这一革命的任务，于是革命的领导责任就落到无产阶级身上，加上中国数量众多的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成为革命的动力，所以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三，他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在一起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可以争取他们参加革命。第四，他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民主革命阶段的经济政策不应该是消灭资本主义而应该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的政策既不能右，也不能“左”，既要同旧民主主义划清界限，也要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
这里讲到的民粹主义，是毛泽东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他在党的七大解释为什么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时，明确指出：“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4](p.126)在这之前，他还说过：“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4](p.100)正由于我们党在资本主义问题上形成了正确的理论，同旧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对资产阶级实行了正确的政策，才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在民主革命时期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特别是在解决了土地问题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怎么样处理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主义的问题呢？毛泽东和党中央考虑到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对象，是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一员，因此一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另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让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步骤，对民族资本进行和平赎买，并在企业中继续发挥那些工商业者的特长。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一个杰出的创造。
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还有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实践提出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曾经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甚至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出现了一系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全党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转移以后，我们在国内工作中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使是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的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也依法来解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么样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中国同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由于国际上的资本主义还长期存在着，并且一直在梦想颠覆或“西化”、“分化”我们。因此，在这个领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依然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一个大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地厘清这个问题，必定会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关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与世界上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进程带给我们的。本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成为社会化生产发展桎梏的时候，世界上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同时发生革命，人类就从资本主义时代进入到社会主义时代。在他们的构想中，社会主义文明大厦就是这样在资本主义文明大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先建立起来，而世界的广大地区依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就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平行发展的局面，相应地就发生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具有三重含义：一是“谁战胜谁”的斗争关系，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二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借鉴关系，对此决不能闭目塞听、闭关自守；三是在经济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汇点，形成了共同发展的关系，对此决不能拒绝和放弃。
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今天的情况下，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资本主义的科学态度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同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一样，不是简单地从道义上谴责资本主义，而是科学地批判资本主义。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应该讲，没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的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既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又揭露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既指出资本主义必须被否定，又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符合社会化生产规律要求的文明成果，可以为社会主义提供文明基础。值得我们钦佩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不断地去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东西。比如在生产力方面，马克思对电的发明给予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高度评价；在生产组织形式方面，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的出现是“社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有利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恩格斯认为民主共和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等等。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论，这就是德文中的“扬弃”，既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一切阻碍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东西，又十分重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要求、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文明基础的东西，使之为我所用。
再次，我们还要认识到，我们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们在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切忌提出那些表面上看来是社会主义的但不切合今天中国实际的要求或口号；二要坚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建设社会主义，切忌以自大的心态无视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其给我们提供的极好机遇。而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就应该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样，既要警惕、防范、抵御和反对资本主义对我“西化”、“分化”，又要大胆学习、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符合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构想的社会主义文明大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大厦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今天正在建造的社会主义文明大厦是不断地向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学习、借鉴、吸收过程中巩固、发展的。这样的学习、借鉴、吸收决不是搞资本主义，恰恰是从时代的要求出发推进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讨论怎么样正确认识和对待今天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讨论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
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基本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或者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样理解是正确的，但还有必要对这一科学命题及其基本要求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中的“中国化”，包含双重要求：
首先，强调中国化，是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科学的出发点。所谓要有一个科学的出发点，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出发点是客观实际。这个出发点，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在于它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其次，强调中国化，是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出发点。所谓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出发点，就是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本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相一致的工作路线的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在于它是从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社会主义。
只有把这两个出发点统一起来，才能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基本要求，才能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据、追求和意义。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既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又符合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主义”。从邓小平开始，我们党在提出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总是一方面强调要坚持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科学又得人心，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衷心拥护。
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核心，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为全国各族人民所拥戴，之所以能够得天下、能够长期执政，就在于她以自己的理论、纲领和行动向人民群众证明了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价值，首先要在工作中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价值出发点。我们应该认识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重温毛泽东关于认识论的两个公式非常必要。一个公式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5](pp.296－297)另一个公式是：“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6](p.899)这两个公式表明，在认识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在工作中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两个出发点并不总是完全统一的。强调这两个出发点，就是提请人们注意，要在实际工作中把这两个出发点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既不能因为决策是符合实际的科学决策，就在群众还无法承受的情况下强制群众接受；也不能因为决策是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就不顾客观实际的许可与否强制推行。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说过，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情况要复杂得多，更要重视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与“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两个出发点统一起来。
在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时，应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所强调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内在地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首先，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爱国主义者，都是为了救国救民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爱国主义者团体，是自觉把为人民服务与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服务融于一体、自觉把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于一体的工人阶级先锋队。
其次，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始终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追求，就是要完成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任务。严格地讲，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给中国所有的阶级、政党及其领袖所出的考题。从林则徐、魏源到洪秀全，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孙中山，都参加了这一考试。其中，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他没能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也没能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在这两道考题面前，考得最好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过程中，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在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的过程中，又使中国人民富了起来，并且抬起头走向世界。因此，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时，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时，内在地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崇高追求，这就是：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即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因此，中国共产党所倡导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科学上追求的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在价值上追求的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其中内在地包含了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
这样说有没有根据呢？回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就可以看到，这样理解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时，首先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讲起。他指出：“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7](p.520)“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7](p.520)“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7](p.521)正是根据这样的深刻思考，他提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7](p.534)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强调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而且强调这样做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追求，这就是为了“民族得到解放”。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是由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联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为振兴中华民族应运而生、融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于一体的思想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是一批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批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要求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既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又必须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联的中国共产党人，既自觉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又自觉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爱国主义相统一。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感召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魅力之所在。
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科学上和价值上的双重出发点，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既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又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爱国主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不仅内在地包含了爱国主义，而且给爱国主义这一古老传统赋予新的内涵，把它提升到新的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邓小平在《振兴中华民族》中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8](p.357)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充满信心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8](p.358)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给爱国主义赋予了现代化的新要求，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强调爱国主义决不是闭关自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作出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作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决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必须树立全球战略意识，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作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历史性决策。这一切，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赶上时代”。[8](p.242)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弘扬的爱国主义，是以“振兴中华，赶上时代”为使命的爱国主义。这样的爱国主义和价值追求，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践和理论之中。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看到，我们党之所以要领导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政治运动中的错误，之所以要领导改革开放，变革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体制，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能够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振兴，赶上时代。研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同样可以发现，这些理论提出的宏观发展战略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所有决策，也都是为了振兴中华，赶上时代。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贯穿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贯穿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而且贯穿着以“振兴中华，赶上时代”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其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制度形态三种实现形态构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在正确认识和对待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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