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路论文,民族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5)02-0018-10
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中国学者创立的一门新学科。在过去的20多年里，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已取得显著进展（施正一，2001；龙远蔚，1998），全国已有为数不少的学者专门从事民族经济理论研究，发表了大量民族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著。特别是施正一教授发表的多部具有重大影响的民族经济学专著（施正一，1987;1993;1997;2001），以及陈庆德(1994)、李竹青和那日(1998)、黄万纶和李文潮(1998)等学者的著作，均从不同角度对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和应用性、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民族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还建立了专业性的民族经济研究机构以及博士、硕士教育制度。这些成就无疑为民族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民族经济学距离建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还差得很远（杨武，1999）；这一学科领域的许多基础性理论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探讨，其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陷，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潜藏着危机（王文长，1999）。
1.迄今尚未构建起相对稳定的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和核心理论体系，学科发展总体上仍处于“前科学阶段”
民族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核心理论体系（施正一，2001:28～29），“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仍然处于百家争鸣阶段”（龙远蔚，1998）。在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还存在严重分歧（施正一，2001:5～10）。在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发表的民族经济学论著中，很难提炼出共同认可的“基础理论”，而且同一种“基础理论”的核心部分也往往随时间推移而有重大调整。从现代科学哲学的角度看，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目前基本上仍处于公认的研究范式或研究纲领形成以前各种研究思路和观点争论不休、各抒己见的“前科学阶段”（库恩，1980；夏基松，1985）。
2.缺少一套可用于系统、深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分析工具
有学者指出，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总体上还处于描述阶段”，现状资料的堆积和一般化、简单化的表层描述，以及向民族经济各领域、各部门的平面延伸代替了“理论的纵深分析”，因而未能真正揭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特殊性（王文长，1999）。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目前主要局限于理论上的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很少使用经济学等学科已经普遍采用的量化分析、实证分析、模型分析等研究手段对研究资料进行深度加工，也很少采用实地调查、个案研究等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
3.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脱节，学科发展面临“信任危机”
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是最近20多年里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主流，这一方面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众多（龙远蔚，1998），不少研究成果引起了学术界、国家和民族地区各级政府的重视（王文长，1999；刘晓春，1999）。中国期刊网数据库录入的国内主要学术期刊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有关少数民族经济和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论文数量一直呈较快增长态势，1994～2002年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民族经济方面的论文（包括同西部多民族省区经济有关的论文）累计约6200多篇，其中有关少数民族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应用性研究成果约占论文总数的80%以上，与民族经济学有关的论文（主要是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问题）近50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不足1%，其他性质的论文合计占8%左右（中国期刊网，2003）。此外，在国家图书馆数据库中，1980～2002年国内公开出版的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民族地区经济的学术著作约168部（国家图书馆网站，2003），其中的绝大部分也都属于应用性研究。从已发表的学术文献中可以看出，这一领域的应用性研究与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之间几乎不存在紧密的理论联系，大部分研究成果都不能看做是民族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而主要是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应用，以及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的应用。这种状况使民族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信任危机”：一方面，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正在快速增长，这一研究领域正在成为“显学”；另一方面，民族经济学作为专门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学科，却无法把民族经济研究领域的绝大部分应用性研究纳入本学科的基础理论框架之内，无法成为这一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学科。这就不能不让很多人对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基础理论研究的缺陷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共同根源，其他问题都因此而生。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迄今尚未解决民族与经济或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如何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这一难题，并建立起以此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施正一，2001:28～29）。过去20多年的理论探索表明，在现有研究思路的范围内很难解决民族—经济难题，民族经济学要进一步发展，就不能只是对某些个别理论和方法进行修补、完善，而是需要对民族经济学现有的总体研究思路进行全面反思和调整。施正一教授就明确提出：“民族经济学研究要有新思路”（施正一，2002）。那么，民族经济学应当选择何种研究思路？
二、有关民族经济问题的若干主要研究思路
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已引起国家和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已有很多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生态学、经济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有大量高水平研究成果问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日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存在激烈学术竞争的科学研究领域。因而，我们可以把民族经济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放在由各种研究思路构成的民族经济研究领域这样一个更加宽广的背景下来讨论。
1.5种主要研究思路
从理论渊源、研究内容和研究的学科方法角度，可以把目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关民族经济问题的研究思路归纳为5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类型：经济学研究思路
近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民族地区经济的大部分文献均属于这种类型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大多采用经济学量化分析、统计实证分析为主，辅之以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的研究模式。研究范围涵盖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大部分研究侧重探讨地区发展差距问题，尤其重视区域发展战略和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的研究，因其地域范围明确、针对性和时效性强、对策建议具有可操作性，所以易于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和资助（龙远蔚，1998）。但是，由于同民族有关的各种“非经济变量”无法纳入现成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因而此类研究通常并不深究民族因素，在很多研究中甚至不考虑民族因素。近年来发表的《西部经济崛起之路》（陈栋生，等，1996）、《民族与发展：加快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2000）、《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胡鞍钢，2001）等学术论著，基本上集中体现了这一研究思路的特点。
第二种类型：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
其理论源是近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该理论通过构建一系列政治—经济模型来研究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交互影响，以及政治领域（或政治市场）的人类行为模式。近年来，国内已有一些学者采用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王绍光、胡鞍钢1999年出版的《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导致中国东西部地区差距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其中民族因素被视为影响国家和民族地区总体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政治变量。这一研究思路，把民族因素纳入了政治—经济模型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种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新视角、新方法。
第三种类型：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
主张从民族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民族经济，包括各个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其基本观点如下（施正一，2001）：(1)“民族经济”是民族因素和经济因素融合而成的“客观整体现象”，因为“任何民族都有自己内部的经济联系或共同经济生活，而同时不同民族之间又互相发生经济交往。民族内部与民族外部的这种经济联系或交往关系，不仅是产生民族经济的基础，而且也是所有民族生存、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基础。同时，民族经济的这种内在结构关系的本质属性也是决定民族经济学产生与存在的最终根源”。(2)民族经济学是民族学和经济学之间的一门中介学科，是研究人类社会不同形态条件下的民族因素和经济因素两者交叉互动过程特点与规律的一门交叉学科。(3)民族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世界上各个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调查分析它们的现实状况与特点，研究它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与具体形态，从而揭示出它们的内在特殊规律性”。(4)强调通过综合运用“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实地调查研究”、“适度科学抽象”、“唯物地历史叙述”、“必要的群体利益分析”等方法研究民族经济问题。施正一主编，1997年初版、2001年修订再版的《民族经济学教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研究思路。
第四种类型：经济人类学研究思路
主张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各个民族及社区、地区的经济，以经济人类学和发展经济学为基础构建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也是民族经济学的另一种研究思路。持这种观点的陈庆德等学者认为（陈庆德，1994）：(1)民族共同体（或称民族体、民族经济体、民族集团）是经济发展的主体。(2)经济人类学和发展经济学这两个理论源头使得“区域经济与民族经济体的区别与联系，成为民族经济学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民族经济学所有分析的扩展皆出于此”。(3)研究对象与重点是“工业化后发展民族的经济问题”，尤其要研究“如何提高国内少数民族经济体的生产力”。(4)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应当“以民族集团的行为方式为基础，使其对经济发展的研究获得一个多元视角：不仅要考察各种经济物流量的变化，研究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演变，而且要在经济变量的分析中结合文化要素来阐释一定经济状况的历史成因，并为之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之间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道路”。最近几年，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思路已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施琳，2002）。
国内学术界研究民族经济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5种基本思路
第五种类型：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思路
近年来一些学者还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这种研究思路最显著的特点是注重实地调查（田野调查）和理论归纳。其基本研究模式是：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基层社区（多以村落为单位）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省、自治区、自治州、县等），“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解剖麻雀，从基本素材的系统搜集和分析入手，逐步整理各地发展的实际脉络和历史经验，结合各地当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对各个具体地区目前和未来的发展模式进行理论上的归纳”（马戎、张敦富，2000）。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马戎、潘乃谷、周星等学者近期发表的《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马戎、周星，2000）、《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潘乃谷、马戎，2000）、《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潘乃谷、周星，1995）等论著，大体上代表了国内学术界从民族学、社会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这一研究思路，重视梳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对与此相应的民族、人口、文化、制度、政策、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力图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特点提出多元化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
2.两种基本研究范式
在科学哲学中，“范式”(paradigms)是指一个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共同采用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或理论模型、分析框架（库恩，10～80）；科学研究范式为同一学术流派的成员在常规科学研究中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实用工具和范例。借用“范式”这一概念，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民族经济研究领域5种主要研究思路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如果把5种研究思路按其相似程度横向排列起来，则经济学思路与民族学—社会人类学思路分别处于两端，其余3种研究思路居于中间（如图）。5种研究思路中，经济学思路和民族学、社会人类学思路之间的差异最大。尽管都研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这两种思路的基本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完全不同。在经济学思路中被淡化、甚至忽略的民族文化因素等非经济变量，到社会人类学研究思路中已被置于核心地位。社会人类学思路强调研究者实地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并进行理论归纳的研究方法，经济学思路则主要采取利用经济学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对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等“第二手资料”进行量化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前一种是归纳法，后一种是演绎法。经济学思路主要研究非经济因素（外生变量）给定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消除阻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本、劳动、资源、经济体制等因素的途径，认为经济发展规律和发展模式具有普适性；社会人类学思路则将民族地区看做一个由经济、文化、自然生态环境构成的有机整体来研究，主要研究和描述民族地区（社区）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类型及其历史演变进程，研究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认为在特殊的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因素影响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特殊性。
国内民族经济研究的5种思路及其相互关系
由此可见，经济学思路和民族学—社会人类学思路，实际上代表了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两种基本范式，或者说是经济学范式和民族学、社会人类学范式在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中的应用。其余3种研究思路居于经济学范式和社会人类学范式之间，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经济学和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的特征；在图示中，愈靠近左侧（A端），经济学色彩愈浓；愈靠近右侧（B端），民族学、社会人类学色彩愈浓。从隐含的基本假定、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析框架来看，政治经济学思路属于经济学范式，其主要特点是把经济学研究思路中当做外生变量的民族因素作为一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内生政治变量来研究，并试图将其纳入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经济人类学研究思路，尽管强调人类学与经济学相结合，但其总体研究角度基本上属于民族学、社会人类学范式；以民族、族群、社区为基本研究单位，关注前工业社会及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性；主要采用理论归纳、定性分析等类似于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而没有采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以及成本收益分析、供求分析等研究方法。
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经济学研究思路有很多相同之处，都研究总体经济活动（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国家的经济活动）；都研究地区差距和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变、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技术等要素；都研究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家政策等。但是，就基本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而言，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更接近民族学—社会人类学范式。同经济人类学思路一样，把民族经济学界定为民族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但是在研究民族经济或民族地区经济时却没有系统采用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基本方法和理论模型，而是更多地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
3.民族经济理论研究的难题
由上述分析可见，如何从理论上处理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关系，是民族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也是这一研究领域迄今尚未解决的难题。民族经济研究领域现有的5种研究思路，均未能提出一套能够把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素纳入一个统一框架的理论模型。经济学研究思路淡化、忽视民族因素的主要原因，不在于采用此种研究思路的学者认为这些因素不重要，而在于无法把民族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直接引入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思路和经济人类学研究思路，虽然注重民族因素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是它未能对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因素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未能从理论上对民族因素如何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经济行为做出解释。新政治经济学思路尽管提出了一个关于民族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但它也仅仅把民族因素看做政治因素。民族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本学科最重要的基础性理论课题，很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探索，可是在民族经济学研究中“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施正一，2001）。
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
民族经济学提出的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如何结合的问题，是民族经济研究领域最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单纯的经济学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无法解决的难题。解决“民族—经济”难题的正确路径应当是民族经济学路径，即用民族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途径解决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但是，在现有的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架构内无法解决“民族—经济”难题，从民族学范式向经济学范式转变，是民族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合理选择。
1.转变总体研究思路
民族经济学从民族学与经济学相结合角度研究民族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兼取这两大学科在研究人类社会方面的长处，做到优势互补，因而是合理的研究思路。因此，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问题，在理论研究中就可以转化为民族学与经济学两大学科如何有效衔接的问题。民族学与经济学衔接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第一种选择是，民族经济学的总体研究思路采用民族学范式，即采用民族学的民族定义，以民族为基本研究单位，以实地调查和理论归纳为主要研究方法，同时吸收经济学的一部分理论、概念、方法、模型，据此民族经济学是研究经济问题的民族学或经济人类学；第二种选择是，民族经济学总体研究思路采用经济学范式，即主要采用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基本方法和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引入民族学的假定、方法和研究成果对经济学理论作出修正，使其更接近民族学、社会人类学所研究的那种“真实世界”，据此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经济学。
从过去20多年的理论探索历史看，民族经济学实际上选择的是第一种研究模式：在学术共同体的学科认同上，民族经济学尽管是“穿着民族服装的经济学”，但在大的学科层次上民族经济学是“广义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以民族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和基本研究单位；以民族具有“共同经济生活”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定；主张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主要采用实地调查、历史叙述、归纳推理等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方法（施正一，2001）。
民族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整体研究思路从民族学范式向经济学范式转变，民族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应当是经济学框架内的结合。
第一，民族经济学20多年的理论研究探索表明，以民族学为主的研究思路难以从理论上解决“民族—经济”难题。
第二，经济学在研究一般性的人类经济问题方面已经有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分析方法、研究技术、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如果能够解决一般性经济学理论与民族经济特殊性之间的衔接问题，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可以获得突破性进展。
第三，民族经济学采用经济学范式比采用民族学范式更容易解决“民族—经济”难题，采用经济学范式只需要对经济学不合理的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理论作必要的修正，而采用民族学、人类学范式则需要彻底改变其以实地调查为核心的总体研究模式，但是如果失去了实地田野调查，民族学将不成其为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也不再是社会人类学。
第四，把民族经济学看做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而不是笼统地看做民族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既能明确界定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学科特点，又能使学科名称与其研究内容、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一致起来。也就是说，民族经济学如同农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或生态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都采用一般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理论分析框架；区别在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不同。
2.调整研究范围
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应当是“民族”的经济即各个民族内部的共同经济生活，并根据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也属于民族经济范畴的认识，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由“各个民族的经济”逐步延伸到多民族地区、民族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跨国区域（如非洲、中东地区等）的民族经济。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扩大到世界范围，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民族经挤学难以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但是把“民族”作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单位和理论出发点则值得商榷。首先，一个处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共同体内部到底存在不存在斯大林所说的“共同经济生活”？其次，如何识别和计算各个民族的经济？再次，怎样保持不同层次的“民族经济”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全球每个人都是某个民族的成员，全世界经济是否也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最后，研究不同层次民族经济的意义何在？针对上述问题，有的学者提出应当把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集团和单个民族的经济（李忠斌，2003）。我们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应当限定在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中国的民族地域分布特征在全世界具有典型意义，是许多国家共有的普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这一地区的特征可以概括为：集“少”（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边”（边缘地区和边疆地区）、“穷”（欠发达地区）、“富”（资源富集地区）、“绿”（绿色生态屏障地区）五大特点于一体。国家关注的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资源开发与供给、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重大战略目标均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关。其中，“少”、“边”、“穷”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最基本的特征。从世界范围看，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拉丁美洲各国及非洲大部分国家，都有同中国相似的民族地域分布特征，即本国的土著少数民族人口大多集中分布在边缘或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土著民族聚居地区，也有类似特征。这种现象既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必有其共同的原因；这些地区的经济欠发达状态及其与本国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是纯粹的经济因素造成的，还是民族因素、地域因素、经济因素协同作用造成的？对世界各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特征加以比较研究，是构建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有效途径。
把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便于进行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从地区角度而不是民族角度研究民族经济问题，有利于保持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更容易获取相关数据资料，便于采用经济学量化分析技术和定量实证研究方法，可以把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民族经济问题应用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可以为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制订民族政策和经济政策提出针对性、科学性、操作性强的对策建议。
3.明确界定民族因素
放在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样的民族地域分布结构中观察，民族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民族因素就是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化的民族文化因素、民族地域分布因素、民族政治因素。
首先，民族因素是一种文化因素。国内研究民族理论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民族最重要的特征不在于同一民族的成员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民族并非经济实体，民族是具有共同文化传统，包括宗教信仰、习俗、心理、语言文字、性格特征、行为模式、族群认同的文化共同体（牟钟鉴，2003；何叔涛，1995）。施正一教授最近也撰文指出，民族经济学研究新思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结合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民族文化因素来研究经济问题（施正一，2002）。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而言，民族文化因素就是本地区占主导地位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本国主体民族的文化。
其次，民族因素又包括民族地域分布因素。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区位于远离本国经济文化中心、远离市场的边缘地带，少数民族人口地域分布的边缘性特征表面上看是一个地理因素，但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人文因素，是本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
再次，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欠发达状态及其所处的边疆地缘战略地位，又是一个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政治因素（王绍光、胡鞍钢，1999；牟钟鉴，2003）。
4.构建新的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
民族经济学向经济学研究范式转变，并不意味着要照搬经济学理论。恰恰相反，这一转变的关键环节在于把民族因素引入经济学的总体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建立能够更好地解释和解决民族经济问题的新理论。
民族经济学首先应当采用的是没有具体内涵、高度抽象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而不是诸如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具体经济理论，换句话说，民族经济学应当采用的是工具层面的经济学，而非知识层面的经济学。这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经济学理论都是赋予抽象的经济学框架以具体的内涵才建立起来的，民族经济学也只有按照同样的路径才能把民族因素成功地引入经济学，也只有如此才能为民族经济学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解释空间。长期以来，民族经济学试图把民族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但又把经济学理解为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具体的经济学理论，这正是始终未能解决民族学与经济学结合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什么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经济学是研究稀缺性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Samuelson & Nordhaus,1998)。凡是稀缺性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等）的配置问题，均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经济学研究理性经济人在稀缺性资源约束下的行为模式，研究市场和政府在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中的作用。经济学又是一种观察和分析人类行为的方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认为，这一方法适用于解释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乃至犯罪行为、婚姻行为、战争行为（加里·S·贝克尔，1995）。所谓经济学范式，就是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共有的要素，其内核是资源稀缺性和理性经济人两大命题，这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石。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主要由成本收益分析、供给需求分析、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分析工具，以及宏观与微观、规范与实证、定性与定量、静态与动态等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构成。正是这些要素把各种各样的经济学理论统一起来，形成了具有共同信念、共同理论前提、通用工具体系的经济学学科体系。
构建新的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就是要以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为模本，以中国和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的实证资料为现实依据，以民族经济学过去20多年的理论探索为起点，吸收和借鉴民族学、人类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的有关理论与思想，逐次引入民族文化因素、民族地域分布因素、民族政治因素等非经济变量，使其融入一般经济学理论，形成能够比其他理论更好地解释和解决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民族经济学新理论。
(1)引入民族文化因素，建立民族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缺乏对少数民族地区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分析，是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理论研究的根本性缺陷之一，也是现有的理论研究不能深入解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特点的主要原因。构建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微观理论，不仅可以使民族文化因素内生化，而且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的整体理论体系建立在坚实的微观分析基础之上，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理论更具解释力、说服力。民族经济学微观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部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因素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微观经济主体（个人、家庭、企业）的消费行为、生产行为和交易行为的影响，研究理性经济人在民族文化因素影响下的经济行为模式，以及人们经济行为模式的改变对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响。
(2)引入民族地域分布因素，建立民族经济学的区域经济理论。在汲取和改造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费—拉尼斯模型、托达罗模型和中心—外围理论，以及增长极理论、区位论等理论基本架构的基础上，建立把民族文化因素和民族人口地域分布因素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民族区域二元结构理论模型，研究多民族国家内部全国性地区差距、民族地区内部地域性发展差距形成的原因、演变态势及对策。其核心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部中心（发达地区）—边缘（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的资源配置问题。
(3)引入民族政治因素，建立民族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理论。从资源稀缺性和理性经济人假定出发，借鉴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建立多民族国家中心—边缘（边疆）地区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关于民族关系、民族问题、民族矛盾、民族冲突与民族文化差异、民族人口地域分布、地区经济差距之间相关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模型，研究多民族国家及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研究民族政治与民族地区经济之间的交互影响，分析民族区域二元结构下社会经济运行的政治—经济成本和收益。这一理论的核心是从经济学角度对世界上多民族国家内部普遍存在的民族合作关系和民族冲突关系做出合理解释。
(4)引入民族因素，建立民族经济学的宏观综合发展理论。同时引入各种民族因素和经济因素，研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政治的总体协调发展问题。研究稀缺性的经济资源、社会文化资源、政治资源，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三大目标之间的最优配置问题。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
综合以上各点，可以给民族经济学的定义作如下概括：民族经济学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问题的经济学。民族经济学属于经济学，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它在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定的基础上，还采用了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关于人类具有民族文化差异和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假定，以及新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政治与经济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且相互影响的假定。民族经济学把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经济要素和民族文化、民族分布地域、民族政治等非经济要素，均看做影响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内生变量。因此，综合研究是新的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最显著的特点：一是以经济学研究为主，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二是把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均纳入统一的经济学理论框架进行多因素综合分析；三是兼顾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三大目标的综合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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