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型战略与创新型战略是相辅相成的，还是相辅相成的_企业经济论文

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是相互替代还是互为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向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战略选择，近年来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1]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各种制度不健全以及市场体系和法律体系不完善，导致企业所处的环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样的环境加上新兴市场国家尚未发育成熟的资本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给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带来了重重困难。[2，3]因此，企业在进行战略选择时，会倾向于侧重使用社会关系为导向的战略，以此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环境和有效地获得外部资源。

       新兴市场国家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本身处于动态变化发展过程中，制度基础观(Institution-based View)视角的相关研究指出，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从一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再分配政治逻辑(State Logic)转变为以社会规范为基础的市场分配制度逻辑(Market Logic)。[4]在前一种制度逻辑下，关系导向型战略更有助于企业适应环境变化；在后一种制度逻辑下，构建自身能力的战略则更适合企业发展壮大。制度和市场环境的变迁会促使企业考虑使用构建自身能力的战略来获得长久的发展。[5]问题是，在由不规范、不完善逐步转向规范和完善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企业到底会采用何种战略?是关系主导型战略还是能力主导型战略?抑或两者并重?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关系型战略与能力型战略处于何种关系，即它们是互为补充还是相互替代?

       既往文献更多将关系导向战略和市场能力导向战略作为两个独立的战略进行分析，并没有考察这两种战略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多偏向于建议企业如何更好地通过发展其中一种战略来获得竞争优势。然而企业经营实践中，由于每一种战略都是与环境互动的产物，且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资源、能力和结构来支撑。故此，战略的形成可能并不完全是一个事先规划的过程，从而也并非一个简单的二选一过程。过去的研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关注到了不同战略导向之间可能具有的相互作用和影响。Li等[6]对企业创新的研究中提出，企业在使用创新导向战略时，同时采用关系导向战略会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更多便利从而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Hoang等[7]以及Li等[8]的研究从产品创新和市场导向角度出发，发现联盟之间的关系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但这些研究并没有直接测量企业的实际资源投入，而是使用量表测量被访者的主观认知，因此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企业在现实中的战略运用与选择。

       针对现有研究的局限性，本文通过2006年、2008年和2010年三次全国范围内的私营企业层面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旨在探讨：(1)企业的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是相互替代还是互为补充?(2)新旧制度逻辑和企业资源禀赋是否调节上述关系?本文通过地理区域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如何逐渐影响企业战略的形成。中国的各个省级单位之间由于经济、制度和市场体系发展不平衡使得研究者可以将不同地区作为研究制度和市场环境变动的重要指标，[9]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处于不同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水平的地区视为一个制度变迁变量，以此考察该变量对前述两种战略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另一方面，从企业资源观角度看，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企业在采用何种战略时的约束条件和动机强度。当企业能够通过市场或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发展机遇时，企业更可能通过能力建设来赢得竞争，相反则更有可能采用关系型战略来求得生存和发展。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企业战略选择：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

       关系导向战略是一种重视外部社会关系的企业战略，其特点是企业资源配置的重点在于与利益相关者建立更密切的社会联系。既往有关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企业战略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关系导向战略对企业的绩效有正向的促进作用。[10]这些研究发现，关系导向战略在新兴市场国家之所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新兴市场国家中制度环境和市场体系发展不成熟而导致的制度缺陷使得企业可以运用社会关系获利；(2)新兴市场国家的社会风俗习惯(如东亚地区的儒教文化)对关系的重视和依赖。前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关系导向战略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随着制度环境和市场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社会关系在资源分配和信息获取上的影响会逐渐减弱直至最终完全消失。[11]而后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网络关系是中国甚至东方文化的内生性元素，已经内化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之中，而且企业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并且嵌套在人际社会关系中。[12]因此，即使制度体系成熟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最终确立，也不会影响到关系在信息传递、知识传播和资源获取方面的积极作用。[13]

       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许多研究表明，创新导向战略对企业绩效和成长有积极和正面的作用。[14]企业的创新导向战略反映了企业对市场和技术的动态吸收学习能力，[15]同时也是企业在发展中不断进行组织变革的标志。[5]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同时表明，创新是一种高风险和高投入的企业活动，企业的创新和研发不但需要来自企业内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与资源要素的共享，[16]而且需要企业间和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促进知识在关系网络中传播和共享，使得企业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创新和利用创新提高企业绩效。[17，18]除此之外，企业的创新成果需要法律的保护，否则不会有创新的积极性。[6]

       过去的文献并没有直接对企业的关系导向战略和创新导向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更多关注研究某一种战略如何提升企业绩效。关系导向战略关注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作用，反映了企业对外部资源依赖的逻辑。而创新导向战略是一种将企业资源转化为市场能力的战略，反映了企业对自身资源利用的逻辑。因此，关系导向战略和创新导向战略之间的互动就表现在企业如何权衡自身的资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资源分配的角度，过去的研究文献对两种导向战略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一样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两种战略可以相互替代，只要企业采取了其中的一种战略就不必再采取另外一种战略。在这种思路指导下，研究者会建议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小企业应更多采用关系导向战略而不是创新导向战略。[19]这里隐含的假设是，与创新导向战略相比，关系导向战略成本更低而且对资源的消耗也没有那么多。也有一些研究者关注在高度竞争和市场环境变动剧烈的行业中，企业如何运用外部关系和社会资本获得稀缺资源或者通过建立联盟来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20]其基本结论是，在高度竞争和不确定的市场环境里，关系导向战略相比创新导向战略更容易帮助企业获得稀缺资源和和赢得竞争优势，而且企业资源的消耗更为节省。而创新导向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中由于自身具备的高风险特点变得非常不经济且低效率，由于创新成果存在被侵权盗版的危险从而更强化了创新导向战略的不确定性。[21]

       第二种观点认为，两种战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种战略行动的使用效果会对另外一种战略行动的实施起促进作用，企业应该将这两种战略结合起来运用，从而获得更好的绩效。关系导向战略的实施可以帮助企业从政府或其他有资源的利益相关者处获得有价值的资源，而且还可以帮助企业从商业伙伴和研究机构处获得最新的研究发明成果来支持企业的创新导向行动。[22，23]换句话说，实施关系导向的企业可以获得充足的信息和资源来实施创新导向战略。另一方面，创新导向战略的实施也能够为企业的关系导向提供促进作用。创新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技术专家的标签，能够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使得企业能够成为技术领先者。商业伙伴有更强的意愿与创新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这样使得企业的关系网络建设成本大大降低。[24]]持这一派观点的学者建议，企业应该有效结合这两种战略，运用它们相辅相成所形成的合力推动企业的快速成长。

       前述两种思路其实是基于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对企业成长驱动力的不同假设。持替代视角思路的基本假定是，企业发展要么主要依赖对环境的适应，要么主要依赖发展自身能力来影响环境和开创市场，由于受资源约束，企业在某一时段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战略，而不能采用“骑墙”策略。持相互依赖视角的思路则假定适应环境和构建自身能力同等重要，而且两者具有相互促进的效果，因而在现实中企业并非只有二择一的选择。其实，如果不把这两种思路绝对割裂来看，是可以把它们关联起来的。为此，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关系导向战略和创新导向战略更为偏向相互替代或者更为偏向相互促进?

       本文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假定制度变迁是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即在不同制度背景下，企业的战略选择也会不同。[25，26]更具体地说，企业是偏向关系型战略还是偏向创新型战略，或两者兼而用之，一个主要的限制性因素是市场发育程度或市场化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化水平伴随制度的变革、法制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处于逐步提升的过程。由于历史资料的限制，我们在本研究中采用不同地区市场化指数近似地反映市场和制度变迁这一变量。在中国，由于改革开放是遵循先沿海后内地、先东部后中西部这样一个路径，因此不同地区在市场化程度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恰好可看做制度变迁的一种近似反映。另一方面，企业采用何种战略也与自身的资源特点和禀赋有密切的关系。当企业拥有足够的资源，它就可以突破外部环境的某些限制，更多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主要通过外部社会资本达成企业目标。基于上述分析，在探讨关系型战略与创新型战略到底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问题时，本文通过借助资源与社会合法性的“市场—官僚(Market-Hierarchy)”框架将市场化水平和企业资源禀赋视为影响两种战略彼此关系的调节变量。本文的研究框架见图1。为了验证前述思路所产生的假设，本文运用来自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因为，我国私营企业受制度变迁影响很大，并且在不同发展阶段，其自身的资源禀赋也在变化，其数据能较好检测和回答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图1 本文研究框架图

       2.制度逻辑、企业自身特质与企业的战略选择

       (1)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制度逻辑

       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基础设施供应不足，[27]制度和市场体系不完善，给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带来了很多限制。[3]市场体系和当地基础设施上的缺陷导致资源供给与分配被大型权力机关和大型利益集团所垄断。[28]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被迫运用关系导向战略应对外部威胁和获取外部资源。因此，在市场体系和基础建设相对落后的地区，企业更可能使用关系导向战略。而且，制度变迁和市场体系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的完善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20]政府和其他垄断部门的资源配置权力不会一夜消失。[29，30]所以，私营企业往往会以关系导向战略作为初始战略以寻求发展。

       伴随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企业通过市场配置所需资源的比例会越来越大，企业的商业活动受益于交通运输、水利电力以及通信设备等公共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这些商业环境的帕累托改善(Pareto Improving)效应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市场交易基础与平台。[31，32]在此背景下，企业的成长日益依赖自身的实力和能力，关系的作用将随之下降。缘于此，在市场体系越完善、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越倾向使用创新导向战略。

       在新的制度环境下，过去实施了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通过它们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和获得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支持高风险高投入的创新科研活动。[6]所以，本文认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关系导向战略对创新导向战略具有促动作用，因此这两种战略导向之间应为互为补充的关系，并随着一地市场体系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企业会更倾向于使用创新导向战略。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在市场体系与基础设施更完善的地区，已经实施了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比那些没有实施关系导向的战略的企业更有可能使用创新导向战略

       (2)计划体制下资源配置的逻辑

       中国曾经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即使在今天，我国很多重要资源的配置仍然沿袭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逻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各级政府而不是市场决定资源如何配置。政府基于政治目标对经济部门之间的资源转移进行计划分配，从而导致了独特的社会分层模式。[33]在政府计划配置资源的体制下，民营企业由于没有纳入原有计划体系中，相比国有企业自然处于弱势地位，它们要么只能从市场以更高的价格获得资源，要么被排除在获取特定资源的范围之外。相比较而言，已经获得政治关联关系的民营企业更加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许可进入某些市场领域。[34]但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予企业特殊的机会和利益的同时，也使得企业受到非市场化约束。

       这些非市场化的约束主要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与其他企业相比，有政治关联关系的企业由于浸染于政府官僚化体系影响之下，已经将关系导向内化为企业的认知信念中，所以会更加专注于过去熟悉的战略而不是尝试新的基于市场能力的战略。[35]而且，当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开始转变时，关系导向仍是这些拥有政治关联关系企业的首选战略。[36]这种组织的惯性使得政治关联企业更加不愿意采取新的战略方式，而是根据现实环境的变化调整部分战略措施。Yiu等在研究中发现，国企转制以及高层管理者具有政府背景的私营企业继承了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分配的思维，不愿意采用创新型战略。[4]其次，与其他企业相比，有政治关联关系的企业也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这往往表现在政府投资和国有股权对企业管理的影响作用上。顾元媛等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的干涉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抑制作用。[37]而康志勇发现，政府支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并不明显，政府的资源配置逻辑反而会促进企业选择不研发。[38]因此，具有政治关联关系的企业会降低采用创新导向战略的可能性。因此，提出本文假设2：

       H2：政治关联关系会降低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的相互促进作用，从而使得这两种导向战略更倾向于相互替代

       (3)企业资源禀赋

       企业资源研究的文献指出，企业拥有资源的多寡与质量，能够为其提供更多的空间和灵活度来应对来自环境的威胁和挑战。[39]新兴市场国家正经历从计划配置资源向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演化，由于经济发达地区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更好的商业环境和基础设施，企业会更愿意在发达地区开展自己的创新活动。资源禀赋更丰富，企业更有机会和意愿开展高风险和高回报的创新活动。因此，本文预计这一类企业更可能采取创新导向战略。

       另一方面，资源禀赋较稀缺的企业往往规模较小且经营年限较短，它们在自己的商业网络中往往处于边缘的位置。网络能力建设有利于它们获得组织合法性和获取稀缺资源，并且能够促进技术学习。[40]因此，本文预计这一类企业更加愿意优先发展关系导向战略。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H3a：相对于资源禀赋较稀缺的企业，市场体系与基础设施支持对资源禀赋丰富的企业的调节作用更强

       H3b：相对于资源禀赋丰富的企业，政治关联关系对资源禀赋较稀缺的企业的调节作用更强

       二、研究方法

       1.样本来源与数据选择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两个不同的数据库。在数据分析中，本文沿用之前学者研究私营企业的组合方式将两个数据库进行合并。[31]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全国范围内的私营企业调查，该调查是由全国工商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和组织的，本文采用的是2006年、2008年和2010年调查所得的数据。调查组根据多层抽样方法在不同的行业和地区进行随机抽样，并为每一家被访企业分配一个随机编号。在调查访问过程中，调查员直接访谈的对象都是私营企业主。项目组的成员既有来自政府部门的雇员，也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该调查项目是国家持续支持的研究项目，所得数据和资料被直接用于编写供政府用的政策报告。[31]同时，该数据库被认为是目前研究中国私营企业政治关联关系最好的数据库。[41，42]

       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数据来源于民营经济研究院开发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43，44]部分省级单位的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全国统计年报数据。省级行政区域作为反映制度环境变迁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因为在中国省级单位的经济发展状况、制度环境和市场体系发展极为不平衡。[45]这种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中国推行的经济改革政策，各级政府主导的经济特区、开发区以及由此衍生的特殊政策，使得沿海地区走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最前列。[46]正由于沿海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由此使本文得以在市场演进视角下观察不同地区企业的战略行为如何受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

       在数据分析之前，本文先对数据进行了一些清理工作。研究主要使用了三次(2006年、2008年和2010年)全国范围的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由于每年抽样调查的企业都有所不同，而且在编码上并不能确认是否属于同一家企业，所以在数据处理上本文认为这些样本之间独立不相关，将三年的数据合并成为一个完整的研究数据库。全样本的数据包括12548个企业一年度。考虑到关系招待费和研发费用存在着行业差异，本文筛除明显没有创新研发投入的行业样本，例如销售、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研究样本还剩下10361个企业的年度观测值，这就是全部的研究样本。为了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所有的变量都经过了样本均值中心化处理。

       2.变量的定义

       (1)创新导向战略。本文采用一个两步骤的方式来操作指标测量：首先，在主分析中定义哑变量来表示企业当年是否有使用创新导向战略。如果样本中企业当年在研发上有资金投入，本文就将其定义为具有创新导向战略的企业，标记为1，否则为0；然后，进一步在稳健性分析中把企业当年研发投入的金额作为创新投入的测量指标。

       (2)关系导向战略。本文同样采用两步骤的操作方式：首先，在主分析中定义哑变量来表示企业当年是否有使用关系导向战略。如果样本中企业当年在公关招待费上有资金投入，本文将其定义为具有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标记为1，否则为0；然后，在稳健性分析中，将企业当年的公关招待费作为关系投入的测量指标。

       (3)资本市场化。借由地区资本市场化来考察市场体系对资金资源的分配程度，由此来考察企业创新导向战略和关系导向战略之间的联系。因此，本文借鉴了樊纲等的《中国市场化指数》[43，44]中地区金融业竞争和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指数作为资本市场化的测量指标。

       (4)人均GDP。本文通过使用地区的人均GDP指标作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影响力的代理指标。[47]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相对而言基础设施越完善，例如有更好的交通设施、电力设备和通讯设施等商业发展必备的条件。[32]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中的地区人均GDP数据。

       (5)政治关联关系。本文借鉴过往文献中关于政治关联关系(Political Connection)的相关研究测量指标，将政治关联关系分为两个层面：个体层面和企业层面。个体层面通过企业主的党员身份作为政治关联关系的测量；[48，49]企业层面采用国有股份比例，即政府与国企在该私营企业中的占股比例。

       (6)所有者权益。本文通过企业的所有者权益的哑变量来测量企业的资源禀赋丰裕程度。本文将企业的所有者权益超过每年样本均值的企业标记为大企业，哑变量取值1，而小于样本均值者定义为小企业，哑变量取值为0。

       在控制变量方面，参考以往文献的相关研究，将企业规模、企业年限、销售收入、纳税额、家族企业哑变量、企业主年龄、教育程度、政府任职经历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分析。同时，也控制行业和年度的哑变量。变量说明见表1。

      

       3.模型设定

       企业的战略制定是一个过程，本文在模型设定中将决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研究。第一个阶段，私营企业主决定是否进行研发(关系)投入，即要不要进行研发(发展关系)，本文将这个作为主分析部分；第二个阶段，在决定研发(关系投入)的基础上，再决定研发(关系)投入的强度，即研发(关系)投资多少，本文将这个作为稳健性检验部分。在实证研究中，第一阶段的决策自变量是哑变量，所以在数据分析时使用了Probit模型分析方法来预测私营企业使用创新导向战略的可能性，首先分析关系导向战略和创新导向战略之间的关系，然后分别加入关系导向战略与制度变量、企业特质变量的交互项，按照持续回归的方式在Probit模型中依次加入关系导向战略与资本市场化、地区GDP、党员身份和国有股份的交互项。

       首先检验假设1，即市场化资源配置对关系导向战略和创新导向战略之间联系的调节作用，因此设定了回归方程(1)和(2)：

      

       其中，关系导向战略与资本市场化的交互项，以及关系导向战略与地区GDP的交互项是假设1调节作用的解释变量。当交互项的系数显著大于0，则说明市场化资源配置下，关系导向战略和创新导向战略的联系为互为补充；如果该系数显著小于0，则说明关系导向战略对创新导向战略的联系为互为替代；如果该系数不显著，则说明调节作用不明显。

       然后检验假设2，即计划制经济的资源配置对关系导向战略和创新导向战略之间联系的调节作用，因此设定回归方程(3)和(4)：

      

       其中，关系导向战略与国有股份的交互项，以及关系导向战略与党员身份的交互项是假设2调节作用的解释变量。当交互项的系数显著大于0，则说明计划制经济的资源配置下，关系导向战略和创新导向战略的联系为互为补充；如果该系数显著小于0，则说明关系导向战略对创新导向战略的联系为互为替代；如果该系数不显著，则说明调节作用不明显。

       在检验假设3中，本文使用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作为描述企业资源丰裕程度的标记，然后使用样本对分的方法来估算模型(1)-(4)的结果。当企业资源禀赋取值为1时，模型结果检验的是在资源丰裕的企业中，市场化资源配置方程(1)-(2)与计划制经济资源配置方程(3)-(4)对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之间联系的调节作用；当企业资源禀赋取值为0时，模型结果检验的是在资源稀缺的企业中，市场化资源配置方程(1)-(2)与计划制经济资源配置方程(3)-(4)对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之间联系的调节作用。

       由于调节作用检验中关系导向战略是哑变量，而最近的战略管理相关研究发现，在非线性回归检验中，哑变量的调节作用往往不能单纯通过交互项的显著性水平来判断是否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51]缘于此，在调节作用的检验中，本文使用了Jia[31]和Zelner[52]建议的数据模拟的方法，进一步对调节作用进行检验。本文通过在统计软件STATA13.0中利用-intgph-命令来制作数据模拟图的方式，结果输出的数据模拟图不但描绘了交互项的作用，而且也展示了随着调节变量数值的变化调节作用的变化。

       在第二阶段的稳健性分析中，本文选择了Heckman两阶段样本选择模型(Heckman Two-stage Sample Selection Model)，在控制两种战略导向的决策后，以此分析关系导向战略和创新导向战略在投入量上的关系。同时，在Heckman模型中加入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减少商品地方保护、生产者权益保护、劳动力流动和技术商业化等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来帮助解释创新投入与关系投入之间的联系。在Heckman模型的第一阶段中，通过全样本分析了企业采用创新导向战略的可能性(与第一阶段的主分析相似)，并且计算了米尔斯反比(Inversed Mills'Ratio)，模型设定见方程(6)，然后在Heckman模型的第二阶段中，分析了已经采用了创新导向战略的企业样本中，创新投入和关系投入之间的联系。因此，在第二阶段中设定回归方程(5)。

      

       4.数据分析与结果

       表2是对样本的描述性分析，本文将样本分为两个组，第一组是实施过关系导向战略的子样本，第二组是没有实施过关系导向战略的子样本。从描述性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样本中有3784家企业实施过关系导向战略(占72.2％)，只有1458家企业没有实施过关系导向战略(占27.8％)，这个结果说明，关系导向战略在私营企业中是广泛存在的管理实践。在创新导向战略的实施上可以看出，已经实施了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中，超过一半的企业都实施过创新导向战略，而在没有实施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中，只有37.9％的企业实施了创新导向战略。从描述性分析结果看，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从表2可以看出，在其他变量的均值上，相对而言实施过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比没有实施过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在“创新导向战略”上的均值要稍高一些。表格3呈现了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创新导向战略与关系导向战略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此外，创新导向战略与企业规模、销售额以及纳税额之间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这也反映了规模较大以及资源丰裕的企业更有可能实施创新导向战略。另外，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分析的结果说明，本文后续的回归分析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

       表4显示了Probit模型的结果。模型1是基本模型，只加入了主要的自变量。模型1的结果表明，实施了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比没有实施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更有可能实施创新导向战略(β=0.198，p＜0.001)。虽然整体上来说这个结果并不能排除两种战略相互替代的关系假说，但还是支持了两种战略之间存在着相互带动、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中，使用了关系导向战略并不代表放弃使用创新导向战略。不仅如此，实证研究的结果更进一步表明，关系导向战略的使用增加了企业使用创新导向战略的可能性。接下来几个模型的结果，同样提供了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具有相互补充关系的证据，并显示了两者关系的边界条件。

      

      

       模型2和模型3检验了宏观的制度和市场体系的调节作用。模型2和模型3中，本文分别加入了关系导向战略与反映市场体系与当地基础设施状况的制度变量(资本市场化和地区GDP)的交互项。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化(关系导向战略×资本市场化项系数β=0.035，p＜0.1)和地区GDP(关系导向战略×地区GDP项系数β=0.10，p＜0.05)对两种战略的互补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并且地区基础建设健全程度(GDP)比资本市场化程度对企业的创新导向战略实施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企业实施创新导向战略，不仅体现在对财务资源的大量投入，更重要地是体现在地区基础设施是否能够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有支持作用。

      

      

       同时，为了增加结果的稳健性，根据Zelner[52]建议的方法，我们通过数据模拟的图示方法来验证假设1。图2和图3呈现了基于模型2与模型3的结果数据模拟生成，更直观地反映了资本市场化和地区GDP的调节作用。图2标绘了资本市场化的调节作用，图中虚线表示实施了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实线代表没有实施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在线两旁的点和阴影代表95％的置信区间的取值。Y轴代表企业采用创新导向战略的可能性，X轴代表资本市场化的程度。从图3可以看出，虚线与实线之间存在着交叉，并且虚线要比实线高，说明企业实施了关系导向战略后，更有可能会采取创新导向战略，而且随着资本市场化程度的上升，这两类企业差异也在变大。图3表明，随着地区GDP的不断上升，企业采用创新导向战略亦呈上升趋势。图3中的虚线代表使用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而实线代表的是没有使用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从中可以看出，当其他变量都取均值时，地区GDP对两种战略之间的互补性存在着一种正向(上升)调节作用。在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实施了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比没有实施的企业更加有可能采用创新导向战略，而在人均GDP较低的地区，关系导向战略和创新导向战略的关系更接近于相互替代。对比图2与图3的结果可以看出，相比资本市场化的调节作用，地区GDP的作用更为有效。因此，从更有效促进私营企业创新活动的角度出发，政府在大力推动资本的市场化流动的同时，需要更加关注在地区科研活动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图2 资本市场化的调节作用

      

       图3 地区GDP的调节作用

       模型4和模型5检验了政治关联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4中加入了高管的党员身份与关系导向战略的交互项，而在模型5中加入了国有股份与关系导向战略的交互项。回归分析结果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2，即政治关联关系会负向调节关系导向战略和创新导向战略之间的互补关系(关系导向战略×党员身份项系数β=-0.159，p＜0.050；关系导向战略×国有股份项系数β=-0.009，p＞0.100)，在党员身份这个指标上，本文发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而在国有股份这个指标上只具有轻微显著性。

       由于非线性方程系数显著性结果的局限性，本文同样做了数据模拟的图像分析来增强结果的稳健性。图4中的虚线和实线之间存在着交错，表明国有股份对两种战略互补关系的调节作用。这个结果也从侧面说明计划制经济资源配置逻辑对企业创新导向战略具有一定抑制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高层管理者的思维定式对关系导向战略的惯性依赖以及国有股权对企业管理决策的限制性。[37，38]

      

       图4 国有股份的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企业资源禀赋的假设，本文使用了样本对分方法来估算两组Probit模型。表5和表6分别呈现了这两个模型的估算结果。表5代表资源多(大型企业)的企业样本，表6汇总了资源较少(小型企业)的企业样本。从表5可以看出，具有更多资源的企业更加容易受到制度和市场因素的调节(β关系导向战略×资本市场化项的系数β=0.051，p＜0.100；关系导向战略×地区GDP项系数β=0.111，p＜0.100)，并且这种调节作用与主分析中的结果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非正式制度因素就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关系导向战略×党员身份项系数β=-0.009，p＞0.100；关系导向战略×国有股份项系数β=-0.004，p＞0.100)。回归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3a，相较资源稀缺的企业，资源丰富的企业更容易借助资本市场化和地区基础建设完善的优势来发展科研创新活动。这个结果从侧面说明企业资源的丰裕程度调节了外部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作用。

       在资源比较少的企业群体(表6)，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影响呈现不一样的趋势，企业主的党员身份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关系导向战略×党员身份项系数β=-0.414，p＜0.001)。但国有股在公司占的股份对两种战略的关系只具有经济显著的调节作用(关系导向战略×国有股份交互项系数β=-0.022，p＞0.100)。研究假设3b获得了部分支持。这个结果表明，在资源比较稀缺的企业中，资源市场化和地区基础建设完善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更重要的是，关系导向战略在资源稀缺的企业往往占据着主导位置，通过发展企业的社会网络资本来获得更多的资源投入。

      

       表7呈现稳健性检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的结果。结果表明，关系导向战略的投入量与创新导向战略的投入量之间也存在着正向的相关关系(关系导向战略项系数β=0.293，p＜0.001)。Heckman模型的结果支持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之间互为补充的联系。为了更进一步分析关系导向战略和创新导向战略在投入量上的关系，在表7第2列中，本文加入了当地法律体系保障的测量项。结果显示，法律保护体系有显著地调节作用(关系导向战略×知识产权保护项系数β=0.004，p＜0.001；关系导向战略×生产者权益保护项系数β=0.002，p＜0.100)。为了深入分析企业资源丰裕程度的影响作用，同样根据资源丰裕程度将样本进行对分为大小型企业。第3列(大型企业)和第4列(小型企业)的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大企业的战略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关系导向战略×知识产权保护项系数为0.006，p＜0.001)。而对于小企业，增加法律保护更能够提升小企业的创新导向战略投入(关系导向战略×生产者权益保护项系数为0.064，p＜0.001)。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

       (1)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在业务招待和研发投入的支出上存在着正向的相关关系，特别是已经采用了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更有可能采用创新导向战略。对比分析采用和未采用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研究发现，采用了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往往规模更大、年限更长，同时具有更多的政治关联关系，这也意味着这群企业相较而言具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研发投入。

       (2)上述“相互促进”关系受制度变迁因素的调节。市场配置逻辑增强了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之间的正向影响，表现在市场体系和基础建设更为健全的地区，已经实施了关系导向战略的企业更愿意使用创新导向战略。而计划经济逻辑削弱了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之间的正向关系，表现在政治关联关系会降低关系导向战略与创新导向战略的相关性，从而使得这两种导向战略更趋于相互替代的关系。在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地区差异性制度供给和地区放权式改革模式，形成了不同地区制度环境和政治资源上的差异，这种制度性差异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商业模式转型。[53]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市场。在此情境下，企业只有采用强化自身实力的战略才能赢得竞争。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体系发展不健全的地区，企业的创新行为或单纯的自身努力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因而导致企业规避风险较高的创新战略，更多地依赖既有社会网络与政治关联资源来填补制度的缺陷，以此求得生存和发展。

       (3)企业资源禀赋在市场而不是计划配置资源的条件下扮演着“催化剂”的作用，表现在市场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健全的地区，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创新导向战略；而在计划主导资源配置的条件下，企业资源禀赋充当着“缓冲剂”角色，表现在资源充足的企业更容易摆脱政治关联关系的束缚而更多采用创新导向战略(即资源稀缺的企业更容易因政治关联关系的限制而选择关系导向战略)。

       本文延续了制度变迁与企业战略之间的关系讨论，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与既往单一制度环境下企业战略选择研究不同，本文探讨了动态宏观制度变迁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研究提出用地域市场化程度差异来近似反映地区制度变迁，以此作为分析框架，探讨在市场制度的动态变迁过程中企业的战略如何随之演进，这对丰富和拓展现有关于企业战略选择的知识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通过对关系导向和创新导向战略互动关系的探讨，分析了不同制度逻辑下私营企业如何形成主导战略，以及企业资源禀赋对战略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初步界定和描述了前述两种战略的适用边界。

       2.管理与政策启示

       本文根据市场化水平和是否具有政治这两个维度将私营企业划分为4个不同的管理情景(图5)，并且结合企业自身资源禀赋来讨论本研究对企业和政府的启示。管理情景I代表企业处于一个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并且具有政治关联关系。在管理情景I中，高市场化程度意味着企业资源获取主要依赖市场，企业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多寡优先采取创新型战略或采取“创新与关系”并行战略。当企业拥有的资源比较丰富时，单纯的“关系型战略”已经不合时宜，因为此时“政治关联关系”虽可促进企业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但由于资源多寡已不是制约企业创新的关键性因素，企业的战略意愿和内部创新资源的集聚和转化才是形成企业核心能力的基础。此时，如果企业采用“创新与关系”并行战略，则关系的重心也应由面向政府转变为面向其他利害关系人。当企业资源并不充裕，此时应避免利用政治关联关系获取资源的传统思维。由于此时企业获取资源的主要渠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因此单纯的关系型战略并非占优的战略选择。特别是，此时如果采取创新与关系并行战略，也应着眼于利用关系资源促进企业创新。

      

       图5 私营企业的管理情景分类

       管理情景II代表企业处于一个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且具有政治关联关系。在这个管理情景中，由于关系型战略与创新型战略处于相互替代的关系，“骑墙”战略并不可行，此时企业要么采用关系型战略，要么采用创新型战略。由于企业大部分资源或核心资源需要利用政治关联关系获得，关系型战略可能成为企业的优先战略选择。当企业已经具备较丰裕的资源，则企业应将关系网络扩展到政府之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以此降低对政府的依赖，并逐步孕育和发展创新因素，为未来实现向创新战略的转型做好准备。

       管理情景III代表企业处于一个低市场化程度的地区，且没有政治关联关系。研究者建议此情景中的企业应该积极发挥关系导向战略作用，建立同所在地区的市场竞争者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系列的战略联盟，以“抱团取暖”的形态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制度环境。另一种可能的模式则是通过自身的表现，如管理效率、规模等吸引政府的关注和政策扶持，以此获得发展所需的外部资源。

       管理情景IV代表企业处于一个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且没有政治关联关系。此时，由于资源的获取主要依赖市场，如果企业资源丰裕，创新导向战略成为优先战略。在资源不甚丰裕的情况下，则可以考虑发展社会资本网络，以此强化创新战略。

       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企业面临更多的战略选择。总的趋势是，对政府依赖的减弱、对市场依赖程度的加深，这无疑会促进企业着重自身能力建设，促进更多企业走上创新之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地区“关系战略”不重要，本文研究表明，在发达地区，企业的关系战略与创新战略处于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面向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利害关系人，建立关系和发展社会资本总体上有助于企业实施以能力建设为基础的创新战略。在中国这样重视“关系”和人情的社会，即使未来市场化程度和水平达到新的高度，企业的绝大部分资源不再依赖社会网络获取，但润滑资源流动的各类信息仍然需要在社会网络中取得，因此建立在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上的“关系战略”并不会随着市场决定性地位的确立而丧失用武之地。

       在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地区，企业主要依赖“关系网络”或社会网络获取关键资源，此时关系战略自然成为企业优先的战略选择。对于资源禀赋比较弱的企业，关系战略或许是其唯一选择，但对自身资源已经较丰富的企业，仍有可能跳出纯“关系战略”的思维框架，突破地域限制来制定其发展战略。比如，可以考虑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发达地区设立研发中心，利用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源和制度优势来谋划企业的创新战略。另外，后发地区虽然在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滞后，但处在该地区的一些企业可能拥有某些独特资源，此时如果与发达地区的企业组成联盟，仍有可能规避实施创新战略的某些风险。换句话说，借助于与发达地区企业的合作，欠发达地区的企业也可以突破制度环境的限制，在原有关系战略基础上实施创新战略。

       在发达地区，由于市场之手的力量逐步超越政府之手，日益增多的企业开始实施创新战略，或实施关系与创新并行的战略。在不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和市场制度建设落后，企业难以实施单纯的创新战略。政府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的重心应当是改革那些阻碍创新的制度，比如消除民营企业获取重要资源的政策壁垒；创造条件让发达地区的企业与本地企业合作，或撤除本地企业赴发达地区设立研发中心和分支机构的各种限制；改善法制环境，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制度变迁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在从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到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转轨过程中，政府仍需发挥“有为”的作用，因为打破旧的秩序很容易，但建立在市场和法制基础上的新秩序则不仅需要时间，同时也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配合和协作。

       3.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文选择关系导向作为企业社会网络关系的操作概念，选择创新导向作为反映企业自身能力的操作概念。这两个指标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的社会网络关系和自身能力，但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在具体测量时，本文选择了企业的公关招待费和研发投入作为指标来衡量关系导向战略和创新导向战略，严格来讲，这两个指标也只能部分反映所要测量的变量。公关招待费和研发投入都是涉及企业商业秘密的数据，访问中获得的这些数据与真正发生的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偏差。本文在测量企业主的政治关联关系中使用了是否执政党党员，这些指标测量都具有一定局限性。最后，由于本研究的研究数据是三波横截面的全国范围地区调查数据，并不是长期观察的时间序列数据，所以并不能完全反映制度变迁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

       本研究为后续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研究中，本文使用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或市场化水平差异作为制度变迁的近似反映。假设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和市场体系差异可以近似反映出一个地区的制度变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中地区之间的差异往往要比一个地区制度变迁更为剧烈。此外，作为最大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地区间的差异还表现出政策上的差异。由于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优惠政策，导致地区间的制度环境和市场体系差别很大。另外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是扩大企业所有制范围。这些都是值得企业战略研究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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