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
扩招后大学毕业生数量增长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何 昱1,李梦祎2
(1.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2.中国人民大学 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通过计算城市技术复杂度指标，利用2003-2013年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量扩招带来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长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结果显示：扩招后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长对城市产业升级整体上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规模的城市具有显著差异。在中等规模城市的产业升级过程中，大学生吸收技术和创新能力需要通过更多的外商投资和更高的市场化程度实现。而对于大型城市，提高专业化程度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更有利于发挥大学生的专业技能优势。此外，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是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力。地方政府应继续扩大开放，吸引外资，推动市场化和专业化分工，有效发挥大学生在推动城市产业升级方面作用。
关键词： 大学扩招；人力资本；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一、引 言
1998年底，为了利用教育消费拉动内需，缓解当时的就业压力，以及提高劳动者素质迎接未来知识经济的挑战[1]，教育部制定并实施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我国开始进入大学扩招时期。经过近20年的发展，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步入大众普及阶段。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从1999年的85万增长到2016年的704万(其中2002-2008年是毕业生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从134万人猛增到512万人，六年间扩大近四倍)，同期全国劳动就业人口中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也迅速从1999年的4.6%上升到2016年的19.4%(见图1)。
独立自福伊特工业服务的Leadec虽然是一个全新的品牌，但却拥有50多年的工业服务经验。从生产设备的安装和保养服务，到设备管理，直至贯穿整个价值创造链和供应链的各种优化，Leadec始终以专业的服务为整车制造商与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以及其他领域的制造商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工业服务解决方案。
史无前例的大学扩招速度，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难免产生一些问题。例如教育资源不足情况下，盲目增加大学的数量影响了教育质量[2]；扩张导致教育经费投入和专职教师数量跟不上招生的增长，学校教学与改革开放过程中日新月异的社会需求变化之间出现鸿沟，新毕业大学生的工作能力难以达到技术岗位的实际要求[3]；这种实际工作能力的下降，造成新毕业大学生失业率显著上升[4](2008-2017年，我国新毕业大学生半年后的失业率在8%～13%之间[5])；大学生数量的增加还压缩了高等教育的回报，导致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者对低学历者的替代[6]；每年过多的劳动供给甚至使大学生最初几年的平均工资与城市农民工工资产生一定程度的趋同[7]。
图 1各年大学生毕业人数和就业人口 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7。
尽管如此，大学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形式，大学扩招政策使更多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由此带来高素质劳动者人数的增长，毫无疑问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8，9]。目前，从人力资本角度，不管是利用省级层面数据分析区域产业升级的研究，还是利用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不同行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都为以上论断提供了支持。比如张文武和梁琦 (2011)利用中国1990年、2000年和2007年的普查数据计算了我国省级层面的劳动集中度，以此解释产业空间变化，发现人力资本是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因素[10]。张国强等 (2011)以1978-2008年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为基础，从国家和区域层面考察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对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效应不够明显[8]。董福荣和李萍 (2009)根据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状况发现，人力资本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呈较强的正相关[11]。有学者利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把人力资本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在企业组织运营的方式转变中呈现出来。Che和Zhang (2017)使用1998-2007年私人制造业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比较了大学扩招前后的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与非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的表现，发现人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由于采用先进的进口中间品，较多的研发投入和持续的资本深化，在大学扩招后吸引了更多的技术劳动力，从而获得了较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9]。毛其淋(2019)采用同样的方法评估了人力资本对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升级的影响，也得到类似的结论：人力资本扩张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在职培训的力度，促进企业进口使用更多种类和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促使加工贸易行业的企业组织方式从来料加工向进料加工转变，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从而促进了产业升级[12]。
基于大学毕业生数量增加带来人力资本增长这一基本论断，将研究进一步深入到以不同城市为代表的地区层面，考察新增大学生对当地产业升级是否具有促进作用，以及如何发生作用。虽然早期开放政策及沿海地理优势形成的路径依赖造成了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我们发现扩招前后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地域上的分布却一直比较均匀。例如2016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机构数量排名前15的省份中，就有7个是中西部省份；在1999年，这一数字是8个。我们还发现，扩招后的地区性高等教育发展与当地经济发展出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即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毕业生数量越多的省份，其经济整体表现在全国的排名往往也越高；这一关系在大学扩招前的1999年并不明显(见表1)。
两个研究团队之一是一个以德国及智利科学家为主体的国际合作小组，由来自马克斯·普朗克地外物理研究所的莱茵哈德·根策尔（Reinhard Genzel）领衔。他表示，他们已经发现了迄今为止能够证明这个黑暗实体就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的最有力证据，而且这个无底洞的质量是414万个太阳质量。
表 1扩招前后普通高等教育机构及毕业生的地区分布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9、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7年。
假设 4 大学扩招政策可能带来地区性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从而拉动当地产业升级。
二、机制分析与理论假设
地区的R&D投入、产业专业化程度和市场化水平可能对大学生的技术创新效率有影响，进而影响产业升级。R&D投入较多的地区为大学生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好的资金环境。专业化是城市增长的重要因素[26]，产业专业化高的城市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智力集聚效应来提高研发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市场化水平反映了政府对当地市场的干预程度；干预程度越大，企业和个人就越缺乏创新的激励，不利于城市产业升级。
以上这些词都与修辞格借代有关联,本文暂且称为与借代有关联的词。这样的词现代汉语里有很多,先列举有代表性的这几类,远非全面,文中论证分析时将会呈现得更多。
(一)满足人力资本的基本需求
产业由低端向高端升级过程中对所雇佣劳动力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学校学习到一部分高端产业所需的劳动技能，毕业生数量的增加正好满足了产业升级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基本需求，为产业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奠定了基础。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动态过程，其本质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当一个地区的某些产业凝聚了大量高素质人才以后，其资本回报率会大幅度增加，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资源流向人才聚集的产业，从而改变了产业结构，促进了产业升级。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决定了产业结构转化的速度、方向和效果[15]。
假设 1 大学扩招政策带来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增加满足了城市区域产业升级对人力资本的基本需求。一个地区拥有的大学毕业生越多，其产业升级的基础就越好。
(二)增强技术吸收能力
产业升级的特征是采用先进的技术，生产出更高端的产品。先进的技术必须有相应的高素质劳动者与之匹配才能发挥作用[16，17]，而高素质劳动者的培养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18]。多年的教育和学习使大学生相对其他层次的劳动者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当产业升级需要企业引进新设备、采用新技术时，大学生能较快掌握这种新技术，使相关部门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阻力变小。不仅物质资本能得到有效利用，劳动生产率也得以进一步提高。
为了更好地评测本文算法提出的框架的性能，构建一个与本文算法框架具有相同网络层数的CNN框架进行对比。在网络的前4个卷积层，对比框架与本文算法框架具有相同的卷积核尺寸和数量；为了对比不同结构作为网络输出层的效果，对比框架的输出层设置为全连接层。两个CNN框架具体参数如表4所示，其中CNN-1为本文算法的框架，CNN-2为对比框架，加粗数字指网络中的训练参数。
在实现吸收先进技术促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城市的对外开放(贸易)水平、外商直接投资额(FDI)等因素会对其效果产生影响。一个地区的开放水平越高，其与世界的货物/服务贸易和科学文化交流就越频繁，大学毕业生能够不断更新认知，有利于提升企业技术水平[19]。地区获得的FDI越多，附带的世界前沿技术就越多，大学毕业生在企业内能获得更多接触和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提高FDI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果[20]，从而推动城市产业升级。
假设 2 大学扩招政策有助于该地区吸收先进技术，促进产业升级，效果受到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和FDI等因素的影响。
(三)提高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发展的源动力。我国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升级缓慢的背后是技术水平低、进步缓慢；根本原因是劳动力绝对数量大，但相对素质较差[21]。大学扩招带来的高素质劳动者数量的增长，不是简单数量累加，而是存在“干中学”和知识外溢[22]。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在接触和学习到先进技术之后，会在实践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萌发新的想法，创造更适合市场的新技术和新理念。这种创新会随着大学生的聚集和增多变得愈加频繁，而中国广大的市场为这种创新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企业家和企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企业越有可能拥有独立研发机构，直接进行创新[23]。陈林和夏俊(2015)基于准实验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框架，分析1998-2011年29个内地省份的大学扩招与省内创新产出的关系，验证了我国高校扩招对地区内的创新总产出有正向作用[24]。我国珠三角地区技术进步缓慢，恰恰是因为陷入“低人力资本—低技术”的均衡[25]。
基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全分割性，即所有地区新毕业的大学生多数在其就读大学所属的城市就业(虽然该假设得到一些调查的支持，例如北京大学(2011)[14]；但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其大学生的主要来源是全国各地流入的新毕业大学生，而不局限于本地高校(该假设对后面的计量结果可能产生一定影响)。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普遍验证。新增大学生通过满足人力资本基本需求、增强技术吸收能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需求结构升级等四个方面影响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
假设 3 大学扩招政策有助于该地区进行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效果受到该地区的R&D投入、产业专业化程度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
(四)促进需求结构升级
小区的容积率对房价的提升效果较明显，容积率每增长1%，房价下降163元/m2。从图3（i）可以看出：中山区、西岗区和沙河口区的大范围地段与商业中心较近，能够开发的土地资源少，开发商对大容积率的地段有很大的偏好，主要建造高层住宅，所以，容积率对房价的正向影响在这些地方最大。但部分地区容积率具有负效应，如自身容积率本就很高的甘井子区，提升容积率会增加人口数量、交通拥挤、光照不足等问题，与居民对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舒适的生活环境的追求背道而驰，因此提升这些地块的容积率对房价的增加反而起到抑制效应，所以在这些地块建造一些容积率较低的住宅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
产业结构会与消费结构相匹配[27]。一个地区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受该地区消费者层次的影响。消费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Echevaria (1997)、Foelmi和Zweimuler(2002)等证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同产品的边际效用并非按同等比例变化。劳动者个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会导致各种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出现变化，推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得到相应的提升，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演变，从日常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演变，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28]。本地产品需求的变化引起城市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整个城市产品生产趋向耐用化、高质化与高附加值。在产品供求结构的演变中，产业结构实现升级[29]。
这种地区性的需求结构升级直接拉动了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产品市场一体化在国际和国内的推进，部分加工贸易型城市基于本地区的需求拉动效应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可能越来越弱，因为它们面对的是一个大得多的国际/国内统一市场。
建立新大学带来的校区建设和教职工及学生的直接消费是扩大内需和地区GDP增长的短期推力，对地区经济及产业升级有长远影响的是毕业后留在本地区的高等教育人群，这种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的长期正面影响甚至会溢出到临近的地区[13]。利用好各地区的人力资源，特别是该地区较丰富的新毕业大学生资源，可能是促进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有效途径。我们正是以此为重心，研究大学毕业生数量增加对城市产业升级的影响。本文采用城市技术复杂度作为城市产业升级的指标。城市技术复杂度是基于产业结构加权的城市层面指标，与基于产业层面的产业升级衡量指标有所不同。城市技术复杂度指标不只反映每个产业自身的变化，更反映到城市内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生产要素和各种资源在城市内不同产业间的配置。利用城市技术复杂度指标做分析，比基于区域和省份层面的其他产业升级指标衡量更细致，更能反映城市本身的特点。分析方法上，我们基于2003-2013年遍布31个省份共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交叉项方法，分解大学生数量增加对城市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路径，分析其对不同城市区域内产业升级的影响差异。分析差异成因，提出有效利用新增大学生人力资源实现城市产业升级的建议。
三、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置
首先，估计如下基础方程探究新增大学生对城市产业升级的影响：
Sophi c,t =α +β ln(gra c,t )+γCH c,t +
其中，Sopli c,t 为t 年c 城市技术复杂度指标，用来衡量城市层面的产业升级水平。gra c,t 为t 年c 城市普通高校大学毕业生数量。δ t 为一整套年度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影响所有城市的全国经济冲击或政策变化，如货币政策等。μ c 为一整套的城市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城市特有的不随时间改变的因素，如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α 和ε c,t 分别为模型的截距项和残差项。CH c,t 为机制分析中提到的新增的大学生影响城市产业升级的渠道或辅助性因素，包括区域开放程度、FDI、R&D投入、产业专业化程度、市场化水平和城市消费结构等。X c,t 为控制变量，采用已有文献中证明可能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因素，如城市常住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30-32]等。
ρX c,t +δ t +μ c +ε c,t
(1)
乌村在大多数流行的节日都会设计相应的主题开展活动，比如在每年夏天孩子们放暑假前至暑假结束这一段时间开展“童玩节”，迎合“玩爷爷小时候玩过的玩具”这主题，特品屋会出售滚铁环、竹蜻蜓、竹筒高跷、水套圈等玩具，充分体现农村童趣。在过新年的时候，特品屋会赠送祈福牌迎合“中国年”的主题。还有就是迎合村内知青年代组团（组团的概念源于以前生产小队的生活，与乌村整体氛围相吻合）的红色主题，出售一些军用水壶、“为人民服务”背包等等。
在控制观察期内一系列其他变量的影响后，若β 值显著为正，则说明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对城市产业升级有促进作用；反之，若β 值不显著或为负，则可能说明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对城市产业升级没有产生预估的影响，模型设置或者理论假设出现问题。
进一步，在影响机制的验证上，运用交叉项方法分析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影响城市产业升级的渠道因素。通过估计如下方程，探究大学扩招对城市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
Sophi c,t =α +β ln(gra c,t )+γCH c,t +
φ ln(gra c,t )×CH c,t +ρX c,t +δ t +μ c +ε c,t
新药从开始研发、反复试验、临床试验到上市销售，至少需要七年时间。医药企业新药的申请是环环相扣的，与生产步骤息息相关，从新药开始研究开发需要审核，新药进入检验阶段企业本身需要时间突破，然后还要经过药监局等部门再次针对结果进行反复检验，最后生产上市还需要经过工商局等更多的政府机关审批，任何环节不通过，医药企业必须暂停并重新提交申请，再次申请甚至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准备下一次审批，新药科研成果的实现和新药的上市认证形成了研发支出长期性的特点。
近期，《中国矫形外科杂志》编辑部多次接到读作者的电话和Email，发现有多个网站利用《中国矫形外科杂志》名义非法征稿及骗取有关费用，要求作者将费用汇入指定账户等方式骗取作者钱财，侵害作者权益。《中国矫形外科杂志》编辑部提醒广大读作者，本刊编辑部从未委托任何代理机构为《中国矫形外科杂志》征稿。
(2)
其中，核心解释变量为交叉项[ln(gra )c,t ]×CH c,t 。CH c,t 代表不同的影响渠道。技术吸收机制包括对外贸易水平和FDI两个变量；技术创新机制包括R&D投入、产业专业化程度和市场化水平三个变量；需求结构升级指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这个变量。
交叉项的引入使β 和γ 的显著性变得不再重要，关键在φ 。如果φ 的某个回归结果显著为正，则证明对应的渠道因素对在新增大学生促进城市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若φ 的某个回归结果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则说明对应的影响渠道可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思考。之后，本文进行了分样本回归，考察不同类型城市之间产业升级特征的差异性。
(二)数据计算、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1．城市层面技术复杂度的计算。通过参考周茂等(2016)的测算方法[33]，利用城市的技术复杂度衡量城市的产业升级状况：
(3)
其中，Output i,c ,t 表示在t 年城市c 行业i 的工业总产出。Prody i,t 表示该年行业i 的技术复杂度，由行业内HS六位产品层面技术复杂度算术平均得到，而产品层面技术复杂度是由这种产品的全球化生产结构决定[34]。Prody i,t 固定在2007年是为了排除某个城市产业的技术复杂度在全球层面的自然变化，从而识别出城市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Prody i 的值取自Jarreau和Poncet (2012) 的研究结果[35]。技术复杂度的测算运用了2003-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库(2003年数据库划分了新的行业标准，截止到2013年则是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因)以及2007年CEPII网站上的HS六位码产品层面的技术复杂度数据。计算得出的全国城市技术复杂度的平均变化如图2所示：在大学扩招之后有一个较快增长的过程(次贷危机爆发期间的2008-2010年增幅很小)。
透水混凝土的蜂窝状结构和不同粒级的碎石基层，形成能储存水的蓄水结构直到水渗透到土壤中。使用透水混凝土路面，就不需要再安装雨水管道，不需要再安装大型蓄水、过滤系统，比起传统的排水沟和排水管道将大大的节约成本，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透水混凝土路面后期维护费用少。因其功能性强、不易阻塞、容易清理，长时间（6～8年）内无需返修；对比透水砖路面易破损断裂难维护，砖之间的缝隙容易生杂草，短时间（1～2年）需重新更换。
图 2全国城市技术复杂度平均变化趋势
将中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其中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自治区，东部沿海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同时，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2007年的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和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万以上)。样本分类如表2所示。
表 2城市样本分类
按东中西和大中小城市划分后的技术复杂度变化如图3所示：大中小城市对比，大型与中型城市的技术复杂度变化比小型城市的明显；东中西部地区对比，东部沿海城市和西部城市较中部城市的技术复杂度变化明显。
图 3按东中西部划分和按大中小城市 划分的城市平均技术复杂度变化
简单按每年各城市毕业生数的中位数划分招生多和招生少的城市，其技术复杂度变化如图4所示：样本的技术复杂度平均水平显示了一定的增长；招生多的城市拥有远高于平均值的技术复杂度且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升级；而招生少的城市在样本期间内波动较大，技术复杂度远低于平均值且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提升。
2．其他变量和数据来源。将城市普通高校大学毕业生人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2003-2013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CSYRE)。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变量，采用各城市的对外贸易总额衡量，对外贸易额越高代表对外开放的程度越大。外商直接投资(FDI )，直接用各城市外商实际投资额衡量。研发投入(R &D )，本应采用各城市所有经济主体用于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来衡量，但由于没有相关的公开数据，因此，采用各城市的科学事业经费支出数据。科学事业经费支出一般只占城市总研发投入的1/5～1/4，可能对回归结果造成一定影响。专业化程度，通过采用就业的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赫芬达尔指数测算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在 [0, 1]之间变动，越接近1，说明产业集中度越高，间接反映了一个城市的专业化程度。市场化水平，即反映一个城市是依靠市场调节经济多一点还是依靠政府调节经济多一点的指标。通过采用城市预算内支出占GDP的比例来衡量，政府支出比例越高，则对经济干预越大，市场化水平越低。消费结构，采用城市人均食品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衡量；食品支出比例越小，则用于高级商品的消费越多，说明消费结构正在升级。其他控制变量如常住人口和固定资本投资，直接采用对应的年鉴数据；基础设施，本文选取城市所属地区的公路里程为代表。各变量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如表3所示。
我们还对每个变量做了无时间趋势项的滞后一阶费雪式单位根检验，以验证其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图 4按毕业生数量划分的城市平均技术复杂度变化
表 3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及其计算方法
注：CCSY(China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指中国城市统计年鉴，CSYRE(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Regional Economy)指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年份均为2003-2013年。
表 4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5结果显示，取对数后，除对外贸易总额的两个检验统计量以外的所有变量的四个统计量都强烈地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考虑到变量可能存在时间趋势，进一步进行带时间趋势项的滞后一阶费雪式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包括对外贸易总额的全部变量的全部四个统计量均强烈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模型中的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模型的回归结果不存在伪回归的干扰。
四、实证结果和检验
(一)基础回归结果
表6列出了基于回归方程(E1)的OLS回归结果。表中第(1)列对城市大学毕业生数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同时控制了城市和年度固定效应，第(2)列是(1)加上技术吸收相关变量的回归结果，(3)是(2)加上技术创新相关变量的回归结果，(4)是(3)加上需求结构升级相关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城市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对本地产业升级的影响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为正，证实了假说1的内容，即整体上大学扩招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加对当地产业升级具有促进作用，满足了产业升级对人力资本的基本需求。同时，专业化程度和消费结构的系数也达到5%的显著水平，其符号说明城市的专业化分工和当地消费结构升级是城市产
根据基本假定，孤石抗滑移力主要源于孤石B与周围土体之间的摩擦力以及AC、OE段土体在受挤压后的反力N1、N2。由于OE段所受为被动土压力，而AC段受到的为主动土压力，故N2> N1。滑移力主要为外力在接触面分量，孤石B的抗滑移安全系数：
表 5无时间/带时间趋势项的单位根检验
表 6基于 2003-2013面板数据的
OLS回归结果(无交叉项)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估计系数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业升级的主要推动因素；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生活必需的食品性消费越少，以技术复杂度大小衡量的城市产业升级可能就越快。相反，固定资本投资的负系数(统计上显著)表明纯粹增加物质资本可能只能增加生产总量，不会对产业升级有促进作用(我们采用的数据是城市总的固定资产投资。如果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增加了，无疑会对城市产业升级有促进作用。负系数可能说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主要来自非高技术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二)机制检验结果
表7中(1)～(6)列是在基础模型基础上对交叉项分别进行了回归，第(7)列是综合回归的汇总。需要注意的是，在交互项引入后，我们更关注交互项的结果，交互项组成部分的显著性变得相对不重要；但为了考察大学毕业生数量在其他变量均值处的贡献，在表7的第二行列出了对样本做去均值化处理的相同模型中大学毕业生数量的系数估计结果。交叉项方法的回归结果与前述的基本一致，产业专业化分工和当地消费结构升级的系数继续保持统计性显著。大学毕业生数量与专业化程度的交叉项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整体上新毕业大学生主要依靠当地的专业化分工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验证了假设3的部分内容，即城市的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产业越集中，越能发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本文所述的其他理论机制未能在整体估计中得到验证，我们既而怀疑产业结构升级的特征可能在不同类型的城市间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未能在整体回归中得到体现。因此，本文接着进行了区分大中小型城市和区分东中西部城市的分样本回归，见表8。
分样本回归的实证结果是令人惊讶的，它充分说明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城市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统计上是以城市规模大小为基础，而不是以城市所在位置为基础。首先多数In(gra )系数都表现出显著性降低的特征(只有样本去均值化处理后大学生数量的估计系数在中部地区显著为正)，说明在增加交叉项进行分组回归的情况下，大学生数量增加可能不直接对产业升级产生影响，将更多通过渠道变量发挥作用。一个特殊的负号出现在西部城市组的大学毕业生变量的系数上，可能与本文的前提假设“大学生多数在学校所在的城市就业”有关。对于西部城市来说，更可能的情形是当地的大学生毕业后很多离开了本城市前往其它城市就业，所以，这个系数是数据选择造成的。东部城市组的系数也不显著，似乎与已有文献相左(他们都认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或产业升级受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大)。其理由与西部城市类似，但是情况相反。东部发达城市吸收了大量来自其它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因此，其产业升级在数据上未能表现出与本地毕业大学生数量的直接相关性。
递阶层次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目标层只包含一个要素，一般是分析问题的预定目标或期望实现的结果；准则层包括了实现目标所涉及的中间环节，由若干层次组成，包括所需考虑的准则、子准则等；方案层表示为实现目标可供选择的方案、措施［5］。
表 7基于 2003-2013面板数据的 OLS回归结果(有交叉项)
以大中小规模划分的城市分组回归结果表明，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对不同规模的城市(也可以理解为城市发展的不同规模阶段)可能起着不同的作用。小规模城市可能由于当地大学生毕业后并未留在本市，也可能由于处于城市发展的初始阶段，产业升级特征还未显现；所以各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假设2和假设3对中等规模的城市组来说是成立的，表中对外贸易和消费结构变量的系数说明，促进对外开放和本地消费结构升级能推动中等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但包含其交互项的系数估计结果说明新增大学生并未通过它们发挥作用。大学生数和FDI的交叉项、以及大学生数与市场化水平的交叉项的系数暗示了大学生在中等规模城市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渠道：该城市如果拥有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更高的市场化程度(减少地方政府干预)，大学毕业生就能更好地发挥其学习新技术和科技创新的能力，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表 8分样本实证检验结果
大型城市的结果则通过不同的机制验证了假设2和假设3，其产业升级主要依靠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赫芬达尔指数的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值足够大)。这是因为大城市本身人口多市场大，还面对更广阔的全国市场或者海外市场，产业细分和专业化是大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大学毕业生对大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也主要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大学生数与赫芬达尔指数的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产业专业化程度越高，越能发挥大学生在专业技能上的优势。由于大城市已经发展到一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达到一定的产业结构高度；之前推动中等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已经不再起作用。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大城市产业升级的影响，已经从中等城市的显著为正变成显著为负。
假设4没有通过分样本的实证检验。可见地区性的消费升级确实对当地产业升级有显著的贡献，但其中大学生数量增加的作用可能很小。新增大学生主要还是通过供给侧的渠道对地区的产业升级产生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大学扩招后新增的大学毕业生对所在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整体上有促进作用，促进作用发生的渠道和机制在不同类型的城市存在显著的差异。差异不是以东中西的地域差异为基础，而是表现为以城市规模为标准。同时，大学生数量的增加通常不直接影响地区产业升级，而是通过一定的渠道发生作用。对于常住人口在5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而言，新增大学生发挥技术吸收和创新作用可能依赖于该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和市场化水平。而对于常住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专业化程度可能是城市产业升级的核心，专业化也更利用发挥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本地消费升级是以城市为代表的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力，这也充分体现了内需的重要性。本文的遗憾在于有些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在实证中未能得到验证，比如研发投入(R&D)。由于缺乏2003-2013年各城市包括企业在内全部R&D投入数据，本文采用城市科学事业费支出作为代替；而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7》，企业R&D支出与科学事业费支出的比例一般在3/4，经济越发达的城市这一比例越高，期待以后有更全更好的相关数据。另一个是外商直接投资，本文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在中等规模城市和大型城市竟完全相反，对于这种情况，可能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外商在不同规模城市投资的企业类型、行业类别等具体情况，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定义 2[9] Hom-Jordan李代数(L,[·,·]L,α,δ)由空间L,一个二元双线性运算L×L→L满足
目前多数城市纷纷以住房/租房、落户、补助等方面的优惠吸引大学生。建议地方政府更应该在继续扩大开放、吸引外资、推动市场化和专业化分工等方面努力，才能发挥大学生在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作用，真正留住和用好大学生资源。
参考文献：
[1] 汤敏，左小蕾.教育启动消费呼之欲出[N]. 经济学消息报, 1998-02-19.
[2] Hayhoe R, Li J, Lin J, et al. Portraits of 21st centur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M].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40-41.
[3] He Y, Mai Y.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in China and the 'ant tribe' problem [J].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015,28(3):333-352.
[4] 邢春冰, 李实. 扩招“大跃进”、教育机会与大学毕业生就业[J]. 经济学(季刊), 2011, 10(4): 1187-1209.
[5] Mycos Institute. 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08-2017)[R].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6] 何亦名. 教育扩张下教育收益率变化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09 (2): 44-54.
[7] 吴克明, 王平杰. 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工资趋同的经济学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10, 31(6):61-66.
[8] 张国强, 温军, 汤向俊. 中国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10): 138-146.
[9] Che Y, Zhang L. Human capital,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mpact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in the late 1990s [J]. Economic Journal, 2017,128(614): 2282-2320.
[10] 张文武, 梁琦. 劳动地理集中、产业空间与地区收入差距[J]. 经济学, 2011(1): 691-708.
[11] 董福荣, 李萍. 广东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分析[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09(3): 72-76.
[12] 毛其淋. 人力资本推动中国加工贸易升级了吗?[J].经济研究, 2019(1): 52-67.
[13] Valero A, Van Reenen J. The economic impact of universities: Evidence from across the globe [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19,68: 53-67.
[14] 北京大学. 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 (2009-2010)[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5] 靳卫东. 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化的动态匹配效应——就业、增长和收入分配问题的评述[J]. 经济评论, 2010(6): 137-142.
[16] Acemoglu D. Why do new technologies complement skills?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and wage inequality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113(4): 1055-1089.
[17] 林毅夫, 张鹏飞. 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 2005(4): 53-74.
[18] Barro J, Robert.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3, 14(2): 301-328.
[19] 祝树金,涂志敏.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动态变迁及驱动因素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7): 105-109.
[20] 赖明勇, 包群, 彭水军, 等.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05(8): 95-105.
[21] 张若雪. 人力资本、技术采用与产业结构升级[J]. 财经科学, 2010(2): 66-74.
[22] Romer M P.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S71-S102.
[23] 吴延兵, 刘霞辉. 人力资本与研发行为——基于民营企业调研数据的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09，8(4):1567-1590.
[24] 陈林, 夏俊. 高校扩招对创新效率的政策效应——基于准实验与双重差分模型的计量检验[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5): 45-57.
[25] 张涛, 张若雪. 人力资本与技术采用:对珠三角技术进步缓慢的一个解释[J]. 管理世界, 2009(2): 75-82.
[26] 邬丽萍. 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9): 96-100.
[27] 文启湘, 冉净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 和谐性及其测[J]. 中国工业经济, 2005 (8): 14-19.
[28] Echevarria C. Changes in sectoral composition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 [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7, 38(2):431-452.
[29] 黄文正. 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J]. 经济问题探索, 2011(3): 24-27.
[30] 陈彦光. 中国人口转变、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对应关系研究[J]. 地理研究, 2010, 29(12): 2109-2120.
[31] 耿修林. 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分析[J].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10(6): 1104-1114.
[32] 李慧玲, 徐妍. 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与减贫效应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6 (8): 25-30.
[33] 周茂, 陆毅, 符大海.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产业升级: 事实与机制[J]. 世界经济, 2016 (10): 78-102.
[34] Hausmann R, Hwang J,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 12(1): 1-25.
[35] Jarreau J, Poncet S. Export sophisti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2): 281-292.
The Impact of College Enrolment Expansion on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HE Yu1, LI Mengyi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79,China ；2．Hanqing Advanced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
Abstract ：To identify the impact of increasing number of college graduates on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s paper gives a proof by using "Sophistication Index" and 286 Chinese cities' panel data from 2003-2013. The regression result shows that college enrolment expans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Adding interaction terms to the regression model, we find there are different impacts on cities of different scales. In medium-sized cities, more FDI and higher level of marketization will facilitate college graduates to absorb new technology and enhance their innovation abilities. In big-sized cities, specialization is significant. It facilities college graduate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ir majors in college. The policy suggestion for municipal government is to keep opening up to attract more FDI, an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market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in cities.
Key words： College enrolment expansion; Human capital;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收稿日期： 2019-01-2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1503076)
作者简介： 何 昱(1980—)，男，湖南长沙人，博士，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劳动就业、可计算一般均衡。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7217( 2019) 05- 0102- 11
(责任编辑: 钟 瑶)
标签：大学扩招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论文;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