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我国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 言
经过几十年的演变，体育理论已经涵盖着从学校体育学、运动训练学、群众体育学到体育哲学、美学和体育社会学等一大批学科领域。从这些学科领域的性质分析，基本上属于人文和社会学科。所有可归为体育理论的体育学科，除了体育学和训练学以外，其他几乎都是在具体的人文和社会学科前冠以“体育”两字来命名的。这些体育学科的产生和繁荣差不多集中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些学科的建立，基本上采取借用或搬用已有的人文社会学科理论，解释体育领域的事实或问题。中国的体育理论界，确实曾经兴奋过、激动过，一度沉醉于繁荣的体育理论学科的春天的到来。然而，近几年来，体育理论界很多人感到了一种无话可说的困惑，一些有血气和冲劲的理论家沉默了。有人溯因，将其归咎于体育学科理论的“非本土化”和“殖民地”现象，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众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复兴及新学科的兴起，体育理论研究者更是在不断地扩展理论基础，首先上‘三论’、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尔后是文化学、人类学、‘新三论’等，形成了体育理论研究学科林立，著述迭出的繁荣景象。当然，体育理论研究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借用和移植其他学科的理论亦是有害的”。这种看法对于体育理论学科繁荣的原因的分析是对的，一有很多现成的人文社会学科理论可以移植，二是西方有很多体育学科理论可以借用。因此，一大批新奇陌生，却又五光十色的体育理论学科出现在体育理论的田园中。
但是，断言这种借用与移植是有害的，未免失之偏颇。对于现成的人文社会学科理论的大面积移植，对于外来体育学科的广泛译解阐释、引进，实际上很有必要，也确实拓宽了体育界的视野，开阔了思路。要说有害，恐怕倒是在于借用和移植时，对别人的理论生吞活剥，一知半解，胡乱套用，引用的理论与要解决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目的只在于炫耀与包装。笔者认为，体育学科知识与文化的发展、结合，已经纳入了整个世界的知识生产框架和学术发展的潮流之中，传统与现代，西方与非西方，大众文化与知识精英，精神自由与知识拜物，民主与权威，共同争夺知识与文化发展方向的决定权。我国体育理论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到了十字路口。笔者从审视体育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入手，探讨体育理论研究的未来方向和性质。
1 纯粹体育的理论是空中楼阁
有人认为，体育本身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律性和独立性，从根本上解决体育问题须要依赖体育自己的基础理论。所谓这种体育理论“只能从对体育活动的研究中得出，而不能从其他理论演绎或类比而来”。这种看法仔细分析起来，似乎有以偏概全之嫌，对促发体育理论的生机并无助益，因为这个全称命题明显不成立。体育事实或问题，并不一定具有其他学科理论不能涵盖的那种独特性。首先，必须承认体育领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域，说其复杂也就是针对体育事实和问题的多样性，牵涉面广而言，如运动技术学习、运动员的管理、运动员的激励、体育教学等问题。这些活动无非涉及到人的心理、人的管理、人的教育等方面，这些方面也正是科学研究领域，并都已构建了专门的科学理论模式。
所谓科学理论是具有完整性、逻辑性、有序性的体系结构的知识，不仅能确认和描述某一领域内的事实，而且还能用于理解和解释这些事实。只要体育运动里的诸如学习问题、心理问题、管理问题等，仍然属于学习、心理和管理领域中的问题，则都可以在相关领域的理论框架指导下得到解释。因此，强调体育运动特性不能超脱人和社会现象的共性。例如，人都有心理现象，这是共性，研究这一现象的科学是心理学。体育运动中的心理现象的独特性，只能是相对于诸如工业生产、艺术创作和消费等其他社会现象中的心理现象而言的，而不能相对于心理现象这一人类共性而言。心理学具有为描述和解释各个具体社会活动领域中活动的人的心理现象提供理论框架的作用，否则，心理学就不成其为心理学了。心理学的理论当然也不是先验的，它来自于各个具体社会活动领域中对人的心理现象的研究成果，因此，研究体育领域里的心理现象，不可能不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而研究成果反过来又可以丰富心理学理论。说体育学科理论成了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殖民地”，显然失之偏颇。因为，对体育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必须以共性的科学理论为基础，在共性的基础上方能发现体育问题的独特性。除此以外，是难以到别处去寻找或“独创”所谓解释和解决体育问题的基础理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体育理论可以理解为解释和解决体育问题的理论。其他领域中的理论，只要能够用于解释和解决体育领域中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借用、移植为体育理论呢？难道真的只有那种从体育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理论才能称为体育理论吗？而这种体育理论真不知从何而来。所以，这种提法实际上否定了各种具体社会活动领域中的共通性，也就是否定了人的活动的共通性。以这个标准来判断体育理论，怪不得要悲叹体育理论的贫乏了。一定要去寻找和建立纯粹“体育的理论”的研究价值取向，与现代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潮流是背道而驰的。
2 体育理论研究“本土化”悖论
有人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体育理论研究表现出“本土化”意识淡薄，断定体育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理论，这种理论最终只能从中国的体育实践中抽象出来，得到检验、充实和发展。这种看法难以令人信服。第一，在对“本土化”未予以界定的情况下，断言中国体育理论研究“本土化”意识淡薄未免武断；第二，对中国的体育理论是什么性质的未予以说明，就宣布体育理论研究的任务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理论。
这里说的“本土化”，笔者以为实质上是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问题本质上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中国学者们所感受到的理性与经验的紧张。“这种紧张在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建构中表现为科学原则和民族原则的紧张”。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关文藻和心理学家潘光旦在本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中国化问题核心涉及中国的社会历史现象和问题是否能被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所涵盖和解释。进一步推展开去，就要质疑是否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可用于解释各民族社会历史的基础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说不存在这样的社会科学理论，则中国“本土化”问题也就自然消解了。因为，中国“本土化”问题中就已经包含了承认存在具有意遍意义的社会科学知识原则的前提。这样，一方面承认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模式，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理论模式不能作为中国体育理论研究可以参照的知识原则，显然自相矛盾。
对用于解决中国的具体体育实践问题的具体理论模式的需要，并不能否定普遍的体育科学理论知识原则的指导意义和基础意义。因为，理论知识越是基础性的，理论规律越普遍，它对解决科学问题的作用也就越明显，需要借助它解决的课题就越多。“一种理论所包含的科学规律、知识原则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要素，但是并不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而是指出应该怎样思考问题的存在范围，是在相应领域进行研究的必要前提”。主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各门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当然不是可以直接用于解决中国社会中体育问题的具体理论方法模式，但其对中国体育问题的研究具有的基础性、导向性也不能轻易否定。不可轻言中国的体育理论研究没有“本土化”意识。
强调中国的民族性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否定体育的世界性和全人类性。现代中国的体育实践以现代体育为主体是不争的事实。现代体育是西方民族的文化组成部分，因此，一般所谓的中国体育并非中国文化传统之固有性质的体育，更确切地说是“体育在中国”。正如冯友兰先生在说到数学的时候认为并不存在什么“中国的数学”，实际上是“数学在中国。”考虑到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现代体育在中国当然会有所变化和发展，会产生很多需要解决的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体育问题。正是因为有变化和发展，才需在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的理论模式的指导，而现有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理论正好符合这一需要。
尽管体育理论“本土化”呼声已起，但实际上对西方国家的体育理论的依赖与认同却越显突出。其原因恐怕是因为很难界定那种完全属于中国体育中的特殊问题，问题既难界定，那种被追求的完全从中国体育实践中抽象出来并可以得到检验、充实和发展的“中国的体育理论”，也就没有了源头活水。
体育理论研究“本土化”取向不能说应该完全放弃，至少应该减少一点“狭隘民族性价值理念”色彩，换一个角度去开展研究。为什么不可以学习西方，把视角放在丰富和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体育理论呢？只有这样，方能融入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洪流。
3 超功利实用性研究取向的确立
体育理论涉及各种体育人文社会问题的解释和解答，因此在价值取向上不可避免包含功利实用性。如强调体育理论研究的阶级性、政治性、政策性、目的性等因素，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理论”的口号，给实用功利价值又添上民族价值性的一维。这些都不错，但同时也要承认，体育理论也是一种文化创造，其成果标志着民族的文明和智慧程度，来自于民族中各个体的精神创造的总和。因此，体育理论研究也可以展现具体思维者的独特的个性生命。
从研究者个人动机看，思维创造活动经常与个人的兴趣分不开，不否认有些人的研究兴趣是为了晋升职称或捞取名利，也要承认有些人的研究兴趣不是金钱或名利支配的，他们不仅追求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同时也追求研究思维过程中自我生命力的展现和陶醉。采取这种研究取向表现出不过于看重研究结果的有用或有效程度，是否能够为人们所接受，而更多是凭依研究者个体确立的学术兴趣，透过对体育事实或问题的考察，发表自己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认识、感受与体验，或将这种考察与探讨本身，视为自己个体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并非希冀发现什么原理、规律作为戒律去教导人们。这样有个性的人在体育理论界是存在着的，他们常常不太被理解与接受，他们的文字经常被当作“玄学”或“文字游戏”而遭冷落，只是因为所谓的“用处不大或没有用处”。在体育理论研究中，一味强调实用价值而冷落呈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实际上堵塞了理论创造的源头活水。体现个体生命价值的研究精神是“宁愿试着说一句错话，也不重复别人说过的真理”的学术精神。要体现自我的生命，必不肯引证古人、引证权威，而有一种自造新说的冲动，研究的价值必不重于实用性、规范性，而希望开创一个闲烁着人类智慧之光的精神空间。如此，理论也就会展现新潮迭起、流派丛生的勃勃生机景象。体育理论流派的缺失，实在是研究价值取向的缺失所致。
4 体育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转变
开创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新局面，还有待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原有的研究格局、状态和价值取向有偏颇之处，实与不恰当的思维方式有关。例如，注重功利实用性、倡导意义不明的所谓“本土化”等，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保守封闭性。为什么不能敞开心扉，兼容并蓄，而要去限定做学问的路子呢？学问的路子狭窄，就局限了进行理论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创造性才智、胆略和气魄。
转变思维方式重在解放思想，开拓思路，采纳新的思维方式。如果说十几年前，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解放的时候，提出并追问“体育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在于为体育理论确定一个逻辑起点，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十几年后仍然试图分析证明“体育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希图获得唯一正解就有点滑稽可笑了，因为诸如“体育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大量数不清的“形而上”的问题，在哲学史上已经公认“形而上”的问题既无法用逻辑，也无法用经验来证明，因而是伪命题。诸如“体育是什么”之类的伪命题，只是表现了哲学上一种过分的进取心，企图概括出事物或现象的本质是徒劳的，不可能有结果，只能得到无休止的争论。也许应该反过来问“体育不是什么”，因为体育不同于物质实体，它的本质在于“人心”和“人性”，也在于其与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事物间的关系。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概括是不同的。人类掌握世界、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是复杂的，就体育理论研究现状而言，前述那种冷落，无话可说的局面，不能不说与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有关。
开创体育理论研究的新局面，提倡创造和理论流派多样化，迫切需要摆正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确立能充实个体生命活力的研究价值取向。那种过分强调实用功利性、目的性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往往会束缚人的视野，窒息体育理论研究的生命活力。
收稿日期：1998—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