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过疏化”背景下传统村落乡村精英的角色
——基于鄂西南盛家坝乡E村的个案考察
姜 爱，刘春桃
(湖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 ：中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过疏化”趋势日益加剧，村落发展主体缺失，民族文化传承受阻，村落发展困难重重。鄂西南E村乡村精英在“过疏化”传统村落的发展和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村落产业转型、生态保护、和谐乡风营造、乡土文化遗产传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提升了村落社会资本含量。但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还是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在场”乡村精英数量缺失，文化精英重视不够，精英“私利”谋取不当，基层民主受到抑制等等。“过疏化”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正确认识乡村精英的重要作用；采取多种措施培育和召唤精英，规范和约束精英的行为，实现精英的“循环”和“再生”；同时也需要成立各种民间组织，为乡村精英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
关键词 ：传统村落；过疏化；可持续发展；乡村精英；角色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精英”又名“村庄能人”、“乡贤”或“乡土精英”，主要指在乡村某一领域具有特殊才能或社会地位的社区人员，他们视野开阔，影响力较大，“能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获得更多的权威性价值分配”[1]，具有回报家乡的能力。2018年3月7日“两代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曾强调城镇化和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推动，乡村振兴需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2]。古村落保护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培奋指出：“乡村振兴没有文化的支撑是走不远的，没有村民的参与是走不稳的，没有大咖的助推是走不快的。”[3]当前中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过疏化”趋势不断加剧，村落社会丧失自我组织和发展的能力，中央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是吸引精英返乡推动村落发展的重要契机。
喷混植生技术具有快速恢复岩石边坡生态植被、保持水土、美化环境等特点，是当前生物防护与工程防护完美结合的新模式。
乡村精英是推动村落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对传统乡村“头面人物”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士绅是主导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主体[4]。林耀华的《金翼》以小说体形式剖析了宗族精英对乡村社会的影响[5]。黄树民《林村的故事》描述了村支书叶文德的个人生活史，反映了一名政治精英在农村社会变迁中的角色变化[6]。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研究了乡村领袖阶层的转变及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7]。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转型期各类农村精英也展开了研究，他们探讨了乡村经济精英的带动作用和“能人政治”问题，研究日渐丰富，只是这些成果多是站在宏观视角来阐述村庄精英发挥的作用。本文试以鄂西南盛家坝乡E村为例，从微观视角深入探讨乡村精英对“过疏化”传统村落发展的重要功能。
E村(为了保护调研对象，本论文对真实地名和人名做了匿名化处理)位于恩施市盛家坝乡，地处施黔古道上，下辖5个自然寨，共有867户、3015人，国土面积37.6平方公里，主要以茶叶、水稻、油菜和休闲旅游业为主要产业。该村最具盛名的是XX和JP两个自然寨，XX是胡氏聚居的自然寨，JP是康氏聚居的自然寨，其祖先都是清雍正乾隆年间从湖南迁入的。村落现存800多栋土家吊脚楼群，堪称中国南方干栏式建筑“活化石”，另保存着大量文物遗址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E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村落经济发展长期滞后，村落外流人员很多，很多家庭“人走屋空”，村落发展主体缺失。但近十年来，该村在政府支持和乡村精英的推动下发展很快，被赞誉为“原始古村落，现代桃花源”，享有“中国传统村落”“湖北省旅游魅力名村”“湖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湖北省生态村”等美誉。
无机盐培养基（g/L）：KH2PO42.0，Na2HPO43.0，KCl 0.7，NH4NO31.0，MgSO40.5，NaCl 24，pH 为 7.0，5 mL微量元素液，微量元素液的组成参照文献[19].
二、 E村乡村精英的构成
3.村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传承乡土文化遗产。传统村落E村胡家院子、康家院子的古民居多为木制结构，由于历时久远，很多房屋破败不堪。有的在外地打工富裕起来的村民不再满足老宅的破旧昏暗与潮湿，他们希望拆旧换新；有的村民在外地买房后常年不回村，老房闲置、破败严重，致使古民居的“存亡”面临危机。具有远见卓识的康M和吴CT等乡村精英为了保护这些民居做了大量动员工作，他们认为这些木房子是别处少有的宝贝，一定要修复保护下来。现如今，这些“修旧如旧”的古民居成了珍贵的旅游资源，很多村民闲置的房屋被改造为具有传统特色的客栈和民宿，为村民带来了收益。康M还自己出资从村民手中购买了很多古老的农耕用具，准备修建民俗博物馆。为了吸引游客，村落政治精英每年组织农耕文化节和民俗文化节，排练实景剧和传统婚礼，举行九佬十八匠展演、南戏展演、农耕文化展演，把巴盐文化、农耕文化、土家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促进了乡村社会的繁荣。
乡村精英还可以利用自身掌握的信息、技术和销售渠道建立合作经济组织，为那些不能外出务工的“留守”村民减少市场风险。如返乡大学生康Y和白KY分别成立了蜜蜂养殖合作社，他们为社员提供蜂群和养蜂技术，蜂蜜收获后再统一收购并销售出去，成功带动近百户村民摆脱了贫困。江西师范大学毕业的康Y成立了乡村民宿合作社，他把村落里的民宿集中起来统一安置游客，统一定价，避免了商业活动中的恶性竞争等问题。同时，他还在网站和微信圈中积极对外宣传，做好乡村导游服务工作，为家乡带来很多客源。
改革开放以来，取消人民公社制度，重建乡体制，村民自治制度兴起，党支部、村委会成员仍是国家承认的乡村精英。但由于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劳动力城乡流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依靠家族力量、经济实力、知识阅历、社会声望而在村中发挥影响力的新型精英”[9]不断涌现出来，我国乡村社会由政治精英治理向多元精英治理过渡。一部分精英通过升学、参军、招工、提干等渠道离开了农村，他们可以称之为“不在场的精英”，如杨XM现任恩施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康ZX现任云南省建设厅技术总监等等，光康家大院就走出了30多个子孙，虽然远在他乡，但对家乡怀有割舍不断的情感，因而他们都采用不同方式反哺家乡，推动家乡的建设。
长期在E村生活的“在场精英”或“留守精英”大致可归类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个部分，他们都是农村中具有威望，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政治精英主要包括村干部，如村书记康S、副支书吴CT、康JF等，他们人数虽少，但在品行、知识、能力等方面都具有优势，无疑是村政运作的核心,他们扮演着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经济精英主要指在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的能人，如私营企业主康M、养殖合作社负责人覃DJ等等，这些人懂经营、善管理、具有远见卓识，是村民学习的榜样。文化精英主要是指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或者具有较高学历(如返乡大学毕业生康Y)，或者具有某种文化技能(如文化艺人康JL、康JM、康LG，吊脚楼传人康JZ等等)，或者拥有较多地方性知识，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服务于乡土社会，获得他人的赞许和认可。在乡村精英结构中，政治精英属于“体制内精英”，而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属于“体制外精英”。虽然各种不同精英之间存在着清晰的“边界”，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往往是重叠和相互转化的，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可以通过参选村干部而成为“体制内精英”，政治精英也可以同时具有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特质，如大学生村官康S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他不仅在村落里成立了经济合作组织，也经常带领村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可以说是三类精英的“混合体”。
三、乡村精英在“过疏化”传统村落中的角色
由于乡村精英群体内生于乡土社会，他们熟知本地村庄的公共事务，具有经济实力和地方性知识，因此，他们有能力处理乡村本地事务。他们对“过疏化”传统村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村落蓝图的设计者：促进村民生计转型。E村过去是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村落，村民主要种植水稻、包谷等粮食作物，由于农业成本高，种田不赚钱，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后，传统村落里的土地呈现“显性撂荒”和“隐形撂荒”两种境况。“显性撂荒”表现为因劳动力不足而不得已将土地荒芜。“隐形撂荒”表现为减少农业生产投入、降低复种指数及不注重农田管理的粗放耕作现象。后来在乡村精英的规划和努力下，村落大力发展茶叶和乡村旅游业，促进了传统村落产业转型升级，村里闲置的农田被乡村精英流转后实现了有效的管理和经营。康氏家族族长康M早年外出经商，致富后醉心于家乡的建设，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先后投资100多万元。他和村干部一起积极修复康家大院，创办古寨农家乐，成立旅行社，推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此外，他还成立了木材加工厂和林业合作社，村落里有40多人在他的工厂里长期任职，拓宽了村民的收入来源，使他们可以不“离土离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管理乡村社区的权力转移到新型政治精英手中，这些精英大多来自过去的贫困阶层，阶级身份和政治表现是评判的首要标准，“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党员干部、退役军人成为乡村治理的精英。据E村村民介绍，南下干部龙国军曾参加了抗美援朝，是一名残疾军人，战争结束后回乡，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开展了大量的农田基本建设，深受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此外，有知识有技能之士在村落中也发挥着重要影响，如乡村医生、乡村建筑人才、乡村教师和红白喜事从业人员等等。乡村教师康CH、康CG、康GH都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村落文化的传承人。兽医康LG医术高明，传授了很多弟子，享有祖传秘方，为当地兽医和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设在小行星轨道坐标系下，探测器下降的初始相对位置是[0m-30m 10m]T，初始的四元数qc=[0001]T，初始角速度ωc=[111]T（rad/s），转动惯量由以上各参数绘制如下图，探测器探测小行星的轨迹图3：
5.村落规则的制定者：营造团结和谐乡风。和谐乡风是推进传统村落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利益驱动下，村落里长期流传的传统美德受到挑战。调查中发现有的村民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不分；有的村民外出务工后摆脱了村落舆论的压力，对家中老人不管不顾；有的打工者在外赚钱后回乡通过“夸富”寻求认同，铺张浪费严重。乡村精英在村民中具有良好口碑，他们具有较高的道德文化修养，正直善良、乐于奉献，是乡民的道德模范。他们通过调节邻里矛盾和纠纷、优化乡村秩序、维护公平正义、弘扬优良家风等手段，对村内的不良行为起到劝导与规制作用。他们组织村民制定《村规民约》，举办“文明公约”集体承诺仪式，由该村道德理事会代表康JF带领村民约30人集体承诺做一个文明合格村民。该村还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监督村民不整“无事酒”，规定老人过世要按照指定的地方安葬。
为了美化家园，乡村精英也纷纷出力。曹JH利用荒山荒地重新植树造林，杨F发展经济林木，康M带领村民在公路两边植树种花，自己掏钱给村民发放工资。2006年，康M、康Y等乡村精英还组织成立了义务护河队，旨在保护河流生态环境。四五六月是护河队最忙碌的时候，因为常常有外地人过来毒鱼电鱼，护河队常常巡逻到凌晨三四点，辛苦且没有任何报酬。正是在这些精英人士的无私奉献之下，E村才在短短几年内由一个偏僻落后的小乡村发展为“恩施州最美乡村”。村落环境改善了，一些外出打工者回来了，很多在恩施州工作的子女周末也返回来居住，如从村落走出到恩施市教育局的康Y、恩施市电视台的康D等都回来整修“老屋”，假期经常居住在这里。
传统乡村社会里，由于“王权不下县”，乡村事务主要由以乡绅为代表的地方权威负责，国家政权很少干涉[8]。这些乡绅主要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以及其他政权体系之外有势力的乡村社会群体，他们大多是当地有钱有势有知识有名望者，集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象征资本于一身。他们一方面要协助地方政府共同管理村庄事务；另一方面也要站在群众立场为大众的利益代言，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引导和社区秩序的控制。
E村乡村精英在村落里开展“四美五好”的评选活动，开展“立家规、传家训”传统文化的教育活动，营造了良好的乡村社会风气。康氏家训云：“孝字当先，孝敬父母；老父老母，需要陪伴；挤得时间，促膝交谈；兄弟姐妹，互相照顾……”胡氏家训云：“节俭勤奋，人旺家兴，处事谦和，息事宁人，常思己过，严己恕人，不赌不淫……”这些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教育族人团结向善。康B家遭遇火灾后，乡村精英康M带头捐款10万元，族人们也来帮忙善后处理，帮他家渡过了难关。康JR的妹妹患重病，族人们都出钱出力，并在微信里转发求助。E村这样互帮互助的事例还有很多，良好的社会风尚与乡村精英的积极号召和带头示范是分不开的。
2.村落环境的美化师：保护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乡村精英关心家乡建设，关心与村民生活最密切的基础设施建设。E村在2013年以前没有公路，出门便是深山、陡坡或脊地，村民胡N说：“一到雨季家家户户都没法出去，都是泥巴，一脚踩下去都拔不出来。现在修了水泥路，再也不怕下雨了，去街上买东西也方便了。”这巨大的变化得益于乡村精英的带头架桥修路，康M当时一个人就捐资30多万元，还把自己的责任田无偿捐献出来。从村落中走出去的“不在场精英”得知消息后也纷纷捐钱。
4.村落发展的推动者：提升村落社会资本含量。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彼此已熟悉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纽带作用；另一种是把彼此不认识的人联系到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桥梁作用。”[10]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农民经济上自主，独立意识增强，彼此之间联系松散，尽管血缘、地缘网络发挥着一定作用，但总体来说联系还不是很紧密。如今随着人口的大量外流，村落社会由“熟人社会”变成“无主体熟人社会”[11]，村落社会失去了自我组织和协调的能力，发动群众更难。但乡村精英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他们可以将传统个体的村民凝聚成一个整体，他们利用自身掌握的技术、项目、资本等社会资源，团结村民进行村庄的公益事业建设，改善村庄的村容村貌。在外面，村庄精英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网络，能够聚集到大量社会财富和资源，从而促进乡村社会的不断发展。E村现成立了9个合作社，其负责人都是乡村精英的代表，他们与外界企业建立了一定联系，推行现代“互联网+”农村电商模式，与区域内外城市形成了市场联动，拥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因此不会出现农产品滞销的问题。此外，他们还能够及时掌握国家“三农”领域的相关政策，帮助村民准确了解党的涉农惠农信息与现代理念，加强村落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提高乡村社会资本存量，增强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
四、乡村精英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
但是这仅仅针对大体重的人来讲，所谓大体重，是指BMI＞28，体脂率＞30%的人。减肥初期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饮食，限制能量摄入，可以考虑不吃晚餐。至于本来就很瘦的人，不吃晚餐可能会引起低血糖，胃痛等症状，不要轻易尝试。
2.2.1 试验组。1）刮痧疗法：①部位：选取足太阳膀胱经大杼穴至脾俞穴循行部位。②工具：刮痧板、75%酒精棉球、刮痧油。③操作手法：患者取前屈坐位，用75%酒精棉球对刮痧部位皮肤进行常规消毒，治疗者手持刮痧板与体表呈45°，刮板板前端约1/3与皮肤贴合。利用腕力下压，采用平补平泻法，使力量柔和、适中、深透。循足太阳膀胱经沿直线刮拭，从大杼穴至脾俞穴，刮拭20～30次，不强求出痧。④刮痧疗程：刮痧时间为农历三伏。2015—2017年农历三伏均为初伏（10天）、中伏1（10天）、中伏2（10天）、末伏（10天）。选取初伏、中伏1、中伏2、末伏每期的第1天行刮痧治疗1次，共刮痧4次。
1.“在场”精英数量缺失。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生产利润较低，农民种地积极性不高。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越来越多的乡村精英离开乡村，走向了城市。虽然近年来有些人因为国家政策的指引或家庭成员的召唤而回来参与家乡建设，但总的来说“回归精英”的数量还是非常少。由于村干部“权小事多待遇低”，外出务工收益更高，因此，流动在外的大量精英都不愿意回村参加选举，更不愿意做村民“当家人”，于是村民们不得不在余下的村民中挑选出村干部，这极不利于农村的长远发展。古代乡贤中有许多退休官员，他们告老回乡之后对当地产生了重大影响，费孝通就曾说：“中国落叶归根的传统为我们乡土社会保持着地方人才。”[8]而在当代社会，在外的退休官员也很少回乡居住，他们对乡村建设的直接贡献也非常有限。据调查，E村除了JP寨“在场乡村精英”相对较多之外，其他四个自然寨都非常少，精英带动作用有限。有的外出精英年老退休后倍感空虚，很希望回到家乡继续发光发热，让退休后的生活过得有意义，但在家乡已无房无地，他们没有办法长期居住，心有余而力不足。
E村目前是鄂西南民族地区发展相对较好的一个传统村落，当地的乡村精英为村落的发展出钱出力，出谋划策，为该村从“脏乱差”到“绿富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调研中发现该地乡村精英的作用发挥还是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2.对文化精英重视不够。很多地方政府都比较重视政治精英(“官乡贤”)和经济精英(“富乡贤”)，因为政治精英掌握着一定的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经济精英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E村也不例外，该村村委会宣传栏展示出来的“乡贤榜”除了一名赤脚医生外，其他的都是党员干部和经济能人。对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来说，追求效益、改善村民生活条件应该是第一位的，该村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着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村落是一个整体，其发展应该是全方位的，经济发展和村民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会带来精神财富的必然增加，因此不能忽视文化精英的功能。传统村落里保存着丰富的历史遗迹以及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孝道文化等，文化精英有能力、有义务恢复这些村落传统文化，让这些优秀文化知识体系得以传承和发扬，让传统村落文化具有持久生命力。因此，传统村落的发展一方面要重视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该重视当地德高望重的老党员、知识分子、非遗传承人等文化精英，充分发挥他们在文化遗产保护、道德教化等方面的重要功能。
3.精英“私利”谋取不当。乡村精英虽然是乡村发展的领头人，但也是简单的个人，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难免会有私利因素的考虑。在某些村落，乡村精英利用手中的权力将集体财富视为私人物品，不断为自己谋私利，如在农村土地承包中占便宜，在国家占地征地、退耕还林的补偿中获取利益，更有甚者直接侵吞村集体资产[12]。E村很多精英返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创业，自然希望获取较高经济收益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在村里成立了合作社组织，吸纳村民成为社员，为村民开辟了新的致富门路，但往往是低价从村民手中回购产品然后以高价卖出的，从中谋取了一定的差价。一些贫困小农户到乡村精英的家庭农场去做工，他们只是简单的出卖廉价劳动力，没有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不可能真正脱贫致富。有些精英回乡参加竞选，也不排除会掺杂着复杂的个人私利。当代乡村精英应该成为村落的形象代表，因此有必要从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对精英群体进行约束。
4.乡村精英抑制了基层民主的发展。传统村落的治理离不开乡村精英，但精英不断强化自我权威则会逐渐背离民主取向。在E村，当村落发展需要有重要决策时，村干部往往更看重这些乡村精英的意见，谋求他们的支持，而忽视了普通村民的立场和想法，因此限制了民众的利益表达。此外，依赖能人的思想观念也普遍存在。由于精英掌握并支配着较多的资源，因此在地方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可，在村干部选举过程中，很多普通民众往往选择跟随“精英的选择”，没有表达“自己做主”的意愿。普通村民的这种“信任”也影响着他们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过程中作用的发挥，抑制了基层民主的发展。有的村民尽管对村中某些事务和安排存在不满，但仅仅是背后发发牢骚而已，而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
五、启示与思考
中西部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长期发展缓慢，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村落“过疏化”趋势日益加剧，乡村随之出现凋敝现象，失去自我组织和发展的能力，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精英人士和资本的回流。通过对E村的深入调查，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启示。
当周朴园向眼前“四凤的妈”打叶三十年前的旧事时，有一段对话：“侍萍：也许记得，不知道老爷说的是哪一件。周朴园：哦，很远了，提起来大家都忘了。”这里的代词“大家”用得十分耐人寻味：要“忘”只能是“你可能忘了”，怎能说成“大家都忘了”？原来，周朴园急切地想打听“梅小姐”投河后的下落，但询问时又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他必须摆出一种局外人漫不经心的姿态，保持一种随便交谈的口吻，用代词“大家”，正传神地表现出周朴园那种急于想打听但又想超然事外的微妙的心态。
1. 要正确认识乡村精英在传统村落中的重要功能。帕累托认为，“精英阶层是社会中最强有力、最生机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13]。徐勇认为，“农民中的精英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持久动力和不竭源泉”[14]。乡村精英是村落里的佼佼者，他们视野开阔，地方性知识丰富，熟知乡村社会传统，能在村落里发挥引领作用。他们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网络，可以利用自身掌握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家乡建设。但乡村精英不可避免地也会存在一些利己行为，这就需要正确认识乡村精英的积极功能，摒弃负面影响，积极引导他们致力于传统村落的发展和复兴。
本研究成果能够为科学地制定语言政策提供理论支持，还能够为语言文字工作的管理、教学、科研等方面提供理论支持，能够为语言生活、语言状况、语言监测等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有较强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科学地协调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语言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促进语言产业、语言信息、语言产品、语言会展、语言职业、语言专利、语言创意等语言经济发展，充分优化语言环境、享受语言红利，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2.“过疏化”传统村落的发展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培育和召唤精英，实现精英的“循环”和“再生”。一方面要想办法重点培育思想活跃、有潜力的年轻人成为精英，注重年轻干部的打造与培训，让乡村精英内生性地自然生长；另一方面要鼓励“走出去”的企业家、大学生、退休干部、知识分子等各类精英回乡，壮大村庄精英队伍。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减免、资金补助、宣传表彰等方式激励他们积极参与当代村落建设，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依托当地资源条件为他们提供投资与创业的机会。村委会应经常邀请在外工作的“不在场精英”回乡讨论村落发展重要事宜，过年过节时召唤他们回乡开展活动，增强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退休后可以“告老还乡”，回乡继续发挥余热。
3.传统村落要成立各种民间组织，为乡村精英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同时也要规范和约束精英的不当行为。要积极鼓励乡村精英在村落里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社，带动村民脱贫致富。同时还可以搭建乡村精英参事会、乡村精英文化队、红白喜事理事会、乡村精英智囊团等多个平台，促进精英与村民的互相融合，探索建立“内生型经纪”机制[15]。精英参事会要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和约束乡村精英的行为，使他们更多地发挥正能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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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5-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过疏化背景下湘鄂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15CMZ025)。
作者简介： 姜爱，女，湖北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民族文化与村落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 2019) 05- 0033- 05
(责任编辑 程 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