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灵州弃守之争看北宋前期国防战略的转变
李海鹏，艾 讯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西夏党项势力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党项首领李继迁攻陷灵州，则是其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亦是宋夏战争的转折点。自古以来，灵州对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都是极其重要的。为此，李继迁曾先后两次围攻灵州。而对于灵州，是坚守，抑或放弃，宋朝内部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群臣的言论和宋朝丢失灵州的结果，都反映出其时北宋的国防战略已从积极进攻转向全面防御。
关键词： 北宋前期；国防战略；西夏；灵州之战；群臣争论
宋夏之间的和战，贯穿于北宋百余年历史，历来是北宋史研究的重点问题。唐时部分党项部族举族搬迁至银州、夏州一带，被称为平夏部，其居住地可被称为平夏地区。西夏皇族李氏原姓拓跋，便是平夏部中势力最显赫的一支。拓跋氏崛起于唐末镇压黄巢大起义之时，其祖先拓跋思恭在战争中表现活跃，受封定难军节度使，“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讨黄巢有功，复赐李姓”[1]13982，此五州之地成了后来西夏立国之根本。直至宋初，中央朝廷均对其实行羁縻政策，以安抚为主，双方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宋太祖即位后不久，即赏赐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李彝兴“加太尉”[1]13982。此后，夏州李氏虽四世未曾入朝，但与宋廷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臣属关系。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己酉，定难军留后李继捧来朝，见于崇德殿……遂献其所管四州八县”[1]520，银、夏、绥、宥等地始归于宋。然而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勇悍有智谋”，且极有野心，不愿舍弃祖宗家业并内徙开封而处处受制于宋廷，于是“伪称乳母死，出葬郊外，以兵甲置棺中，与其党数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泽”[2]586，割据自立，对抗宋廷。此后十数年间，李继迁虽屡有败绩，但愈挫愈勇，势力反而逐渐发展壮大，至宋太宗淳化、至道时，不仅得到了契丹的支持，且在平夏地区拥有了一定的势力和影响。
一、灵州之战
宋初的灵州，既是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行政中心，又是西北少数民族同内地联系的重要纽带和进行经济贸易的集散地。其重要性，正如宋真宗朝的大臣何亮所言：“一旦舍之以资戎狄，则戎狄之地广且饶矣……如舍灵武，则西域、北庭合而为一……戎人复不得货马于边郡，则未知中国战马从何而来？”[2]947何亮之言充分阐明了灵州对于控扼西北以及保证战马供给充足的重要性，因此李继迁若欲收复祖宗五州之故地，甚至控扼西域，同宋朝抗衡，就必须拔下灵州这个宋朝在西北的重镇。
“那时我们一起穿旗袍、走路、坐手拉车、抽鸦片、认命。理想无法实现，只得寄情于恋爱。一切倒退五十年。你那时来才好呢，比较适应。”
除却对灵州的小规模袭扰外，李继迁前后两次围攻灵州。首次是在宋太宗至道二年（996）五月，聚集党项诸族，兵围灵州。李继迁的这次进攻，更多的用意是一种试探。其时，统兵有方、驻守灵州数年的侯延广刚刚病故，灵州守备力量有所削弱，给了李继迁可乘之机。加之，为了营救之前出使宋朝而被幽禁在开封的张浦，李继迁兵围灵州。值此灵州危急时刻，“四方馆使曹璨自河西至，言继迁众万余围灵武，城中上表告急，为继迁所得，遂顿兵不去”[1]13987。太宗听从了宰相吕端的建议，起五路大军讨伐李继迁，包括“李继隆自环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步军都虞候、容州观察使颍川丁罕自庆州，锦州刺史张守恩自麟州”[2]851。按照太宗旨意，除李继隆一路救援灵州外，其他四路均兵锋直指李继迁巢穴——平夏地区。但由于李继隆未遵守旨意，五路大军反而均攻向了平夏。虽然李继隆、丁罕、张守恩三路军队进退失据，终无功而返，但仍迫使李继迁不得不撤围灵州，回援平夏，并与王超、范廷召战于乌白池，双方互有胜负，最终宋军退回，第一次灵州之战结束。纵观此次战役，李继迁甫一听闻宋五路大军来犯，便果断撤围，回援平夏。因此，笔者认为，李继迁的主要目的在于试探宋朝的底线，并试图以灵州为筹码救回张浦，而并非一战攻取灵州。然而此役虽解除了灵州之围，但几乎未对李继迁的实力造成任何打击，其后直至灵州失陷，宋军亦未再组织过大规模的进攻。有此种结果，既是由于此时全面防御的国防战略对西北边防已产生了极大影响，又是源于宋朝君臣对于党项势力的轻视，笔者在后文会详加论述。
李继迁第二次围攻灵州，是在咸平五年（1002）三月。与上一次围攻灵州明显不同，此役李继迁为攻取灵州做了充足的准备。真宗在即位后不久，竟将银、夏等五州之地赐还给李继迁，以图平息边患，但此举无异于养虎为患。之后，李继迁明显加快了扩张步伐，四处出击，使宋朝西北边防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直至咸平四年（1001）九月，李继迁占领了清远军等灵州城外围的重要军镇，使灵州孤悬于塞外。而后，“李继迁大集蕃部，攻陷灵州。知州、内客省使、顺州团练使裴济死之。济在灵州凡二年，……及被围，饷道断绝，孤城危急，济刺指血染奏求救，大军讫不至，城遂陷”[2]1118。灵州被围困期间，裴济曾派人突围求救，宋真宗亦派遣王超、张煦等发兵救援，但最终救援不力，灵州失陷。自此，宋朝不仅彻底丧失了对平夏地区的控扼能力，也几乎丧失了对夏战争的主动权，而且难再与西域的回鹘等势力取得直接联系，从而阻止党项势力的进一步向西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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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宋君臣关于灵州弃守之争
灵州对于西北边防的重要性，以及两次灵州之战的过程已如前述。对于灵州，是救援抑或放弃，在宋朝内部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宋朝臣僚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当放弃灵州，对李继迁实行绥靖政策，尽力维持脆弱的和平局面，以安边保民；而反对派则认为李继迁狼子野心，且灵州地理位置实在重要，放弃灵州无异于养虎在侧，加重边患。笔者认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灵州对于西北边防实在重要，不该放弃。但随着党项势力的壮大，且囿于当时的国防战略以及宋朝君臣对党项势力的轻视等原因，灵州却又难以坚守，最终不得不放弃。接下来，笔者将论述一些两派各自具有代表性的言论。
（一）弃灵州之论
持此论者，多着眼于灵州绝远的位置（环、庆等州支援困难）、战争的艰苦性以及后勤保障的困难。
1.张洎之论
其三，宋太宗时，宋朝未能在西北地区“责虎臣以镇抚，鼓励其吏士而重用之”[6]49。而对于如何处理李继捧纳土归降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宋朝亦未能采取最佳策略，正如王夫之所提出的看法，他不赞同宋朝接受李继捧的纳土归降，主张仍令其控制原有的夏州等地，“以恩怀之，使仍拥定难之节，无失其世守；薄收其贡税，渐设其佥判，以待其定而后易制之”[6]49。笔者十分赞同王夫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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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二年（996）五月，正值李继迁第一次围攻灵州之际，参知政事张洎上疏认为当放弃灵州。其一，他认为李继迁的军队机动性强，即便宋军击败他，也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反而“向来转般刍粟，既下失地利，又上违圣谟”[2]835；其二，自环、庆等州至灵州，路途遥远，且水源奇缺，会使军士“荷戈甲而受渴乏”[2]835，战力削弱，难以取胜；其三，自从李继迁反叛以来，“灵州闭垒，披猖之众，蹂践四郊，田畴日荒，樵苏绝路，负戶而汲，易子而食”[2]835，灵州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坚守下去；其四，若要解灵州之围，定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劳民伤财，而且“驱秦、雍之百姓，供灵武之一方，使无辜之民，膏涂原野”[2]836。以上四点其实都是在说明支援灵州之战所要面对的困难，尤其是后勤保障难以为继。而若要成功解灵州之围，就必须克服这些困难，保障军队有足够的后勤供应，包括水源、粮食等。但笔者认为，当时灵州尚未成孤城，宋廷对平夏地区的影响力仍然较大，灵州不可轻言放弃。这些理由显然不能说服宋太宗，况且张洎又说道：“况继迁或成或败，未足致邦国之安危，灵武或存或亡，岂能系边陲之轻重”[2]836，张洎此言未免短视，轻视了夏州李氏对宋朝的威胁，也未认识到灵州对于西北边防的重要作用。而奏疏的最后，张洎提出的解围方法也是纸上谈兵，几乎不具有可行性：“臣以为牵拽贼势，兵甲不可令辄离本处，但密传宣旨，令整排士马，张皇气势，声言克日三道齐攻。逆贼闻之，必不能驱已老之师，顿坚城之下。若狃于进退，则牵拽之势可见矣，又何必冒兵马之所忌，犯盜贼之所长，率易启行，自贻后悔”[2]837。张洎竟妄图靠气势和佯装克日进攻的方法吓退李继迁，显得相当幼稚，毫无军事策略。因此，张洎触怒了宋太宗，其奏疏甚至被太宗批评为“朕不晓一句”[2]838。之后太宗发五路大军讨伐李继迁，解了灵州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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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锡之论
5.4 小区与地铁站的间距每增多1千米，住宅价格减少356元/m2；小区与主干道的间距每增多1千米，住宅价格减少59元/m2；小区与商业中心的间距每增多1千米，住宅价格减少447元/m2；小区与中学和幼儿园的距离每增多1千米，住宅价格分别减少394元/m2和4145元/m2；小区与医院的间距每增多1千米，住宅价格减少721元/m2；居住区与海岸线的间距每增多1千米，住宅价格减少603元/m2；平均绿化率每增多1%，住宅价格增加4275元/m2；平均容积率每提升1%，房价减少163元/m2。绿化率是影响住宅价格最大的因素，主干道则是对住宅价格影响最小的因素。
3.李至之论
因太宗向宰辅询问灵州事宜，至道三年（997）十二月，参知政事李至亦上疏赞同放弃灵州。他说：“臣料彼胁从，亦厌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问，待之如初，以厚利啗之，以重爵悦之，亦安敢迷而不复，讫于沦胥哉。至于灵州，自郑文宝为国生事，致朝廷旰食，怀西顾之忧，关辅生灵，困转输之役，积骸满野，十室九空，饿殍满城，边氓尽没；岿然空壁，老我师徒，而张颐待饲者不下五千，送粮四十万而止获六万，此则求欲固守，不可得也。”[2]894从这段史料中，不难发现，李至的核心论点有两条：一为以恩信羁縻李继迁，感化蕃夷，消弭战争；二为灵州之役劳民伤财，有损国力，宜早舍弃灵州。首先，以恩信羁縻李继迁及党项族的方法可行，有可能会造成党项内部势力的分化，但是绝不能仅仅依靠羁縻的手段便妄图消弭战争；其次，灵州之役确实劳民伤财，关辅百姓深受其害，但如前所述，此时，宋廷仍对平夏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况且放弃灵州并不能消弭战争，反而会使关辅地区成为战争的最前线，依然给当地百姓造成极大的负担，其战争成本仍然较高。但李至有一言确实可作为放弃灵州观点的有力支撑：“凡谓咽喉者，必金城汤池，屯兵积粟，四出以邀之，多方以扼之。今则闭壁而已，自固不暇，何咽喉之有哉！”[2]895向灵州地区转运粮草本就困难，加之随着边防形势的恶化，宋朝若不早做反应，灵州迟早会成为一座孤城，愈发难以坚守。而前述之灵州失陷过程亦证明了此点。
4.杨亿之论
杨亿上疏时，已至咸平四年（1001）十二月，此时，西北形势急剧恶化，正如杨亿奏疏中所言：“数年之间，凶党逾盛，灵武危堞，岿然仅存。河外五城，继闻陷没，但坚壁清野，坐食糗粮，闭垒枕戈，苟度朝夕”[2]1095。清远军等河外五城之地已然失陷，灵州已沦为境外孤城，自保尚且不足，更遑论发挥西北边防枢纽的作用。加之，此时运输粮草支援灵州的耗费会比以往更大，“此古之所谓率二十钟而致一石，驱民于死者也”[2]1096。因此，杨亿认为灵州“存之有大害，弃之有大利”[2]1096。诚然，此时的灵州已难再坚守，但灵州对于西北边防的重要作用仍是不容否定的，但杨亿却从根本上否定了灵州的价值：“若灵武于贼有大利，即是必争之地，当朝夕攻取，岂至于今”[2]1097。灵州之所以存至咸平四年才被攻陷，在笔者看来，并非是因其不重要，而是因为：其一，李继迁的实力增长需要一个过程，而灵州作为西北重镇，若无足够的实力，难以被攻克；其二，正如清人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所认为的：“若聚众急攻（灵州），早已不守。保吉欲俟中国财用关辅民力尽耗，然后取之”[3]80，虽然仅凭灵州不足以耗尽关辅地区的人力物力，但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消耗和牵制拉扯的作用。而杨亿在奏疏的最后提出的守御之策是“今弃去灵武，退守环、庆……臣欲望于武臣中选有将帅之才、知边鄙之事者三数人，各布诸郡，量其所将兵多少，除廪禄之外，赐一大县租赋，恣其犒设。令开幕府，召髦俊为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士，稟其指踪之用，军旅之政，许以便宜而行。”[4]1441灵武此时既已难以坚守，退守环、庆确实是可行之策。之后再选任数人为边帅，赋予其一定的财权和军政自主权，充分发挥其自主能动性，打造完善的边防体系，而后与李继迁形成僵持之势，直至以宋朝强大的国力将其拖垮。笔者认为，杨亿此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行，但选派何人为将？给予其多大的军政自主权？又如何抵御日益强大的党项势力，并打造完善的边防体系？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斟酌。而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宋军并未主动放弃灵州，退守环、庆，而在关辅地区专任边帅，也是直到仁宗时才实施的，其时李元昊叛乱称帝，西北边患极重，宋廷才不得不派遣范仲淹、韩琦等人专制陕西诸路，抵御西夏。
其一，宋廷上下长期未能重视李继迁的威胁，君臣的言语间多有轻视，以至其最终发展壮大，难以遏制。如张洎曾言：“况继迁或成或败，未足致邦国之安危，灵武或存或亡，岂能系边陲之轻重。”[2]836宋琪亦认为：“党项号为小蕃，非是劲敌，诚如鸡肋。”[1]9130正是这种轻视，给了李继迁发展实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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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守灵州之论
持此论者，多着眼于灵州对于西北边防，乃至整个宋朝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
1.何亮之论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Madras Medical Mission,Chennai 600037,India.
何亮于咸平二年（999）六月上《安边书》。此时，李继迁已坐拥银、夏等五州“祖宗故地”，正四处出兵袭扰宋境，实力愈加壮大，愈发难以被遏制，宋朝西北边防正面临严峻考验。何亮在《安边书》中认为放弃灵州有“三患”：“（灵州）真牧放耕战之地，一旦舍之以资戎狄，则戎狄之地广且饶矣。以贪狼之心，据广饶之地，以梗中国，此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一……如舍灵武，则西域、北庭合而为一，此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二也。……戎人复不得货马于边郡，则未知中国战马从何而来？此舍灵武而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三也。”[2]947此三患中，前两条仍是在说明灵州为西北边防要地，不可轻易放弃；而第三条则说明了灵州若失，宋朝的战马供应来源——西戎诸族将再难与宋廷直接联系，宋朝的战马供给将出现困难，最终会削弱宋军骑兵的战斗力，对宋朝边防及国家安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但此时，李继迁的党项势力已愈发强大，因此何亮对于战争持谨慎态度，认为轻议兴师有“四不利”，而“四不利”当中最核心的观点是：“若夫深入穷追，则夏贼度势不能抵，必奔遁绝漠，王师食尽不能久留，师退而贼复扰边”[2]948，甚至因此加重关陕百姓的负担。何亮不仅反对轻议兴师，而且反对仅仅依靠恩信羁縻手段对付李继迁，“如国家止以恩信信縻之，必将服从诸戎，然后为中国大患……则一朝之患，卒然而作……”[2]948。奏疏的最后，何亮提出了上、下二策。此二策均是围绕修建溥乐、耀德二城展开的，而此二城位于清远军和灵州之间的粮道之上，与浦洛河相距不远。张亮的上策是以所修的溥乐、耀德二城为饵，诱李继迁率众来犯，与宋军决战，以此来达到彻底消灭李继迁的目的；而下策则是迫使李继迁按兵不动，宋朝安然建成溥乐、耀德二城，从而拱卫灵州，保护粮道，巩固西北边防。笔者认为，若欲保住灵州，何亮此策可行，但却被真宗否决了：“屯兵不多，寇来不可出战，止于闭壁自守，则军城之立未见其利也”[2]1071，宰相吕蒙正亦赞同真宗的决策。总体来看，何亮既认识到了灵州对西北边防的重要性，又意识到保灵州之战给宋朝带来的诸般困难，尤其是后勤保障上的压力，因而何亮反对轻议兴师，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其六，正如清人吴广成所言，灵州“南去镇戎约五百里，东去环州六、七日程，中隔瀚海，数百里乏水草，烽火、亭障不相望”[3]80，运输粮草确实十分困难，且粮草时常被李继迁的军队劫夺，这便增加了向灵州运送粮草的风险和成本，后勤保障极度困难，从而削弱了灵州的守备力量。
咸平四年（1001）十月，清远军等五镇已经沦陷，灵州已沦为孤城。自陕西完成经略安抚之事还朝的兵部尚书张齐贤上言以“联蕃制夏”之策对付李继迁，进而力图保住灵州，即“激励自来与继迁有仇蕃部，招诱远处大族首领，啗之以官爵，诱之以货财，推恩信以导其诚，述利害以激其志”[4]1438。咸平四年十二月，张齐贤再次上疏认为若欲救援灵州，“与其应接以出兵，曷若用奇而取胜”[4]1439，即发两路奇兵，速胜李继迁，以解灵州之围。但即便能解一时之危，长久下去，灵州孤城也势必难保，故而他又提出将灵州军民侨置于萧关、武延，保证他们的安全。待到西北战局扭转之后，军民方可复归灵州。笔者认为，在灵州难保，李继迁势力难以被消灭的情况下，张齐贤此策不可行。如前所论，党项骑兵飘忽不定，战法灵动，而宋军骑兵较少，步兵较多，机动性不足。因此两路奇兵如何才能取胜，即便取胜，恐怕也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3.李继和之论
李继和出身于上党李氏将门家族，其父李处耘、其兄李继隆均为宋初名将，李继和也常年镇守西北，战功卓著。咸平四年（1001）十二月，时任洛苑使、知镇戎军兼渭、仪都巡检使的李继和，面对灵州危局，向朝廷上言并提出了解救灵州的策略。其一，灵州若失，则李继迁势力坐大，“不若听骁将锐旅，屡入其境”[2]1092，派遣大军主动进攻，力保灵州不失；其二，“用皇祖之遗法，选择英杰，使守灵武，高官厚赏，不吝先与”[2]1093，且给予守灵武的将领更多的自主权，听起便宜从事，“则无失事机，纵有营私冒利，民政不修，亦乞不问”[2]1093；其三，继续实行禁青盐等产品的政策，对李继迁的党项势力进行经济打击。李继和作为西北名将，提出的策略十分得当，但笔者认为，为时过晚。其时，灵州已沦为境外孤城，李继迁的实力亦今非昔比，若出动大军征伐，胜败难料。胜固可喜，暂时解除灵州之危；败则后果不堪设想，整个西北边防将遭到严重破坏。此外，灵州既已沦为孤城，宋廷与灵州的联系几乎已经断绝，灵州守将本就处于自专其事的情况，第二条策略提出的为时过晚。至于最后一条策略，本就是早已实施的制裁李继迁势力的良策。
综上，笔者认为，关于宋朝是否应当放弃灵州的问题，在李继迁崛起的数十年时间内，不应当一概而论，而应当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夏间实力消长的变化，宋朝对待李继迁和灵州的政策应该有所变化。
自从李继迁崛起以来，灵州便一直处于其威胁之下，而围绕灵州的战守争论一直没有停歇。在太宗末年，虽有张洎、田锡、李至等人提议放弃灵州，退守环、庆。他们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守卫灵州给宋朝带来的极大的后勤压力和给百姓带来的赋役负担，这些看法是值得肯定的。但其时李继迁的势力尚弱，屡战屡败，宋廷对李继迁仍有压倒性的优势，甚至还发动五路大军大举攻入平夏地区。因此笔者认为，其时尚不可轻易放弃灵州，即便付出较大的代价，也应当按照后来李继和等人提出的策略对付李继迁，将其扼杀于弱小之时。而太宗也曾欲再次发大军攻灭李继迁势力，“（至道）三年正月，以……傅潜为延州路兵马都总管，……王昭远为灵州路兵马都总管，……石普为关右河西巡检，户部使张鉴调发陕西诸州军粮，知制诰张秉、冯起、翰林侍读吕文仲持节督之”[5]。如此人员调动，明显是在为新的一轮攻势做准备。然而，始料不及的是，此时太宗却驾崩了，作战计划便就此搁浅。及至真宗时期，李继迁势力急剧膨胀，宋朝逐渐失去了对平夏地区的控制能力，甚至丢失了清远军等河外五城，导致灵州岌岌可危，已难再被守御。笔者认为，此时，李继和等人再言战，已为时过晚，不若退保环、庆，巩固关辅地区的防御。
三、灵州失陷与北宋全面防御的国防战略之关系
（一）灵州失陷的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继迁实力的壮大及最终灵州的失陷，是多种原因，经长年累月的发酵所造成的。
使用布尔莎七参数模型，进行数据由WGS-84坐标系向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之间的转化，并获得1985国家高程基准高程。
5.李沆之论
时任宰相的李沆亦是主张放弃灵州的，其给出的理由是“继迁不死，灵州非朝廷有也”[1]9539。这种因李继迁个人而下定的结论其实并不令人信服，甚至稍显武断。而他提出的应对之策为“遣使密召州将，使部分军民空垒而归”[1]9539，即彻底放弃灵州，将百姓迁往内地。这种观点与田锡相近，但李沆的论据更加独特，以李继迁个人的威胁为依据，其言论似乎具有预见性一般，充分彰显了其为人所称道的具有“先识之远”的“圣相”形象[1]9539。
其二，宋朝君臣的目光多集中于北边契丹的威胁之上。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宋朝着重于打造牢固的北边防御体系，宋朝君臣讨论边防策略也多是着眼于如何应对契丹的侵略进攻这一问题上。真宗即位后，契丹军仍时常侵扰宋境，以至于咸平二年十二月，真宗为了稳定北部边境的形势，亲自出巡，最终“次大名，躬御铠甲于中军”[1]110，并且“召见大名府父老，劳赐之”[1]110，以此来安定人心，巩固北部边境的防御。及至景德元年，宋辽之间甚至爆发了著名的澶州之战，以至于真宗不得不御驾亲征以抵御契丹攻势，才控制住了形势，签订了澶渊之盟。由此可见，真宗初年，宋朝最主要的外敌仍是契丹，因此宋廷将更多的目光集中到了契丹，从而忽视了正在悄然崛起的李氏党项势力。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表示，采用方差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四，宋真宗即位后，也采取了错误的应对李继迁的举措。真宗初即位时，李继迁羽翼未丰，屡有败绩，其实力不足以收复其祖宗故地——银、绥等五州之地。然而，由于李至、田锡、王禹偁等大臣均认为应当赐还李继迁五州之地，以平息西北边患，加之真宗初即位，缺乏政治经验，因此，最终李继迁只通过一纸降书便得到了五州土地，为其之后攻陷灵州，割据一方奠定了基础。
其五，太宗、真宗权力交接的特殊政治时刻，使得宋廷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稳定内部秩序上，无暇顾及西北局势的演变。这也是真宗将五州之地直接赏赐给李继迁的重要原因。
2.张齐贤之论
太宗、真宗时期的著名诤臣田锡亦认为应当放弃灵州，他的核心观点是：“今利害之大者无先于舍灵武，康济之先者莫重于安关辅。舍灵武则甲兵不兴，甲兵不兴则挽运自息，挽运既息则关辅必宁，关辅既宁则四方无虞，四方无虞则四夷无事”[2]869。田锡担忧灵州之战导致关西之地民生困弊，朝廷府库空虚，若契丹、党项同时来犯，宋朝无力抵御外侮，甚至引发内乱，造成不可测的严重后果。他还以“永兴、环州、庆州、延州、清远军、隰州，同日同时六处地震”[2]870为由，以古代帝王极为重视的“天人感应”思想向太宗示警，并建议太宗“禳此灾者在修德，除此患者在早图”[2]870，即通过减免赋税、招抚流民、募兵制、改善吏治、制科取士、置屯田等方法休养民生，恢复国力，从而使得“关辅之民必安……灵武之役必息”[2]872。总的来看，田锡从安边保民、预防危难的思想出发，认为灵州之战所造成的最终结果难以预料，甚至是灾难性和毁灭性的，因此提倡放弃灵州，将这一不可测的后果扼杀于萌芽之中。当然应当肯定的是，固守灵武确实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给后勤造成巨大的压力，增加关辅地区百姓的负担。但是，从历史事实来看，灵州失陷后的北宋百余年历史内，宋夏两国间仍频繁爆发战争。因此，即便舍弃掉灵州，也不能满足夏州李氏的野心，不能避免战争，故而所谓的“舍灵武则甲兵不兴”这个推论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田锡对于舍弃灵州的大段论述自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其七，李继迁本人谋略出众，以一己之力带领族人在宋与契丹的夹缝中求生存，对待宋朝，时而降，时而叛。若李继迁一直以对抗的姿态抗衡宋朝，宋军即便屡尝败绩，“犹足以振，患在外也”[6]48，但李继迁数次上表请降，极具有迷惑性。“受降而无以驭之，则患在内而无以解。”[6]48
传统DMA传输过程常采用单DMA缓冲机制,每次传输前驱动程序在内存中开辟一个DMA缓冲区(pdata_buf),然后将pic_package拷贝到pdata_buf。上位机在通过驱动程序告诉DMA控制器缓冲区的物理地址,发送DMA读操作启动信号。接着等待缓冲区数据被读完,当收到DMA控制器发送回的中断请求信号后,关闭pdata_buf。判断所有的pic_package是否传输完,如果还有数据包,则开辟新的pdata_buf,循环上面的操作,直到所有数据传输完毕。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宋廷内部对于灵州是守是弃，始终争论不休，甚至愈演愈烈。再加之此时宋廷的宰相主要为吕端、李沆等人，宰执群体中缺乏一个像后来澶渊之盟前后的寇准一样的强势人物（寇准于至道二年七月罢参知政事[2]846），且宰执群体内部便达不成统一的意见（李沆、张齐贤曾共同任宰相，李沆持弃灵州之论，而张齐贤主张守卫灵州），这就加剧了宋廷内部争论的激烈程度，而且难以拿出行之有效的对夏政策。宋廷的决策迁延，内部争论不休，不得不说是与后文将要论述的宋朝国防战略的转变有关。国防战略的转变，引起了宋廷内部对待边防思想上的混乱。一方面觉得李继迁不过如此，弹指可灭；另一方面，又反对轻易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这种思维的矛盾，或许才是宋廷做不出有效决策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最终在宋廷一定程度上的不作为中，灵州失陷。
第三步建立方程(3)，检验加入中介变量后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直接效应(γ1是否显著，是否与β1γ7同号)。
（二）北宋前期国防战略的转变
宋太祖朝奉行的是积极进攻的国防战略，以“先南后北”为方针，以收复幽云，统一全国为目标，积极对外扩张，力图建立大一统王朝。而此策略在太祖时实施效果极佳，名将慕容延钊、王全斌、曹斌、潘美等人相继攻灭了荆南、后蜀、南唐、南汉等割据政权，除吴越外，基本统一了南方。田锡对太祖给予了高度评价：“先帝恹张皇业，开阔天下，平吴取蜀，易如破竹。”[7]262而面对北汉和契丹，则以防御为主，虽曾两次攻打北汉未能成功，但以李汉超、郭进等人长期镇守北部边境，并给予其相当大的自主权，打退了契丹的多次侵扰，确保了宋朝在全力征讨南方各国时不会受到契丹的干扰和威胁。
宋太宗即位伊始，也是在遵循着太祖时的既定国策和路线，正所谓“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2]382。随着吴越纳土归降，“先南”的战略目的已然达成，之后便为“后北”了。然而宋朝攻灭北汉后，却遭受了两次北伐契丹的失败，恐辽情绪弥漫宋廷，正如陈峰师所言：“宋太宗集团产生了辽军不可战胜的认识，从此放弃主动北伐，而致力于全面防御，同时将注意力集中在加强内部统治方面，于是形成了‘守内虚外’的统治思想”[8]。“为了阻挡辽军南犯，填补京戳及其以北无险可依的弱点，宋廷一面在河北屯驻重兵，处处设防，采取全面防守的态势，一面又在沿边开挖河塘，种植稻木，构成阻滞辽骑的障碍。”[9]62对于此，《宋史》亦评论道：“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1]172。
而面对西北党项势力的崛起，囿于全面防御战略的实施，再加之前述宋朝君臣未能给予其足够的重视等原因，使其实力逐渐壮大，以致于难以遏制。透过前述宋朝众臣论述灵州之战的奏疏及战争的结果，无论其观点是否正确，策略能否实施，笔者都能认识到宋朝全面防御的国防战略已然形成并影响着宋朝君臣的言论和决策。持放弃灵州之论的张洎、李至、田锡等人，虽认为李继迁的实力并不强大，但仍坚定地反对派遣大军主动进攻李继迁，主张实行绥靖政策，以安边息民，他们的思想和主张无疑反映出获得朝臣认可的全面防御的国防战略。而即便李继和等人仍在言战，他们所提出的策略也是较为保守的，并未意图一战而消灭李继迁，而是通过较为被动的方式，引诱李继迁出战，胜固可喜，不胜亦无妨。这便能反映出当时宋朝所执行的国防战略已然趋于保守，以被动防御为主，已全然不复宋初时的对外积极进攻的态势。
若与诸臣在雍熙北伐之前关于边事的奏疏作对比，则更能体现出北宋国防战略的转变。如田锡曾于太平兴国六年上疏道：“臣以国家兵甲之强，朝廷物力之盛，灭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难。”[7]262参知政事李至于雍熙北伐前曾言：“臣伏以幽州早陷胡尘，久隔皇化……国家士马精强，戈甲犀利，府库羡饶，敖粟红腐，以陛下文武雄略，圣谟天讨，虽泰山压卵，烈火燎毛，未足以喻其咦也。”[4]1419宰相宋琪亦曾言：“伏以国朝大举精兵，讨除边寇，灵旗所指，燕城必降。”[2]603其中虽不免有夸大之辞，但亦能体现出，北伐未败之时，宋朝君臣对于收复幽云，统一全国是有相当大的信心的。朝廷内的主战氛围极佳，整个宋朝的国防战略是积极对外进攻的。将宋朝臣僚北伐前后的言论略做对比，笔者能够更加明了地体会到宋朝国防战略的转变。
宋朝全面防御的国防战略造成了北宋在真宗、仁宗时的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正所谓“进攻便是最好的防守”，宋朝全面防御，兵力分散，处处设防，固然能守得一时一地之安全，但长此以往，不仅会使军队逐渐丧失主动进攻的信心和能力，而且终究会防不胜防，导致国防的失败。如咸平二年，契丹军南侵，傅潜身为河北主帅，却“畏懦无方略，闭门自守，将校请战者，则丑言骂之”[1]9473。而景德初年，契丹更是发动二十万大军大举南侵，时任河北主帅的王超却进退失据，他所统帅的定州大阵行动迟缓，“复缓师期，契丹遂深入”[1]9465。契丹军如入无人之境，直到进至澶州城下，才被宋真宗的亲征大军阻拦下来，并迫使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这充分证明了北宋全面防守政策的失败，暴露了‘守内虚外’态度的虚弱本质。”[9]63而这最终也为北宋亡于外患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四、余论
当然，一个国家和政府的国防战略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北宋全面防御的国防战略必然会出现松动，甚至改变。
真宗、仁宗时期，宋朝在北疆与契丹一直基本相安无事，而在西北则遭遇了西夏的侵攻，而宋朝基本处于守势，仍遵循着全面防御的国防战略。而在仁宗时，宋朝内部关于对夏政策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歇，反而愈演愈烈，再加之三川口之战前宋朝的相对软弱和无能的宰执群体，宋朝才拿不出统一的对夏政策，导致对西夏的反制措施相当有限，也最终酿成了惨重的结果：宋朝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遭遇了三川口之战等战役的失败。无论宋廷内部如何争论，其结果都是对西夏采取守势的。而庆历和议的签订，则标志着宋朝全面防御国防战略的进一步巩固。
但到了神宗、哲宗以及徽宗时的北宋后期，除了北疆仍与辽继续保持和平外，宋朝开始积极经略西北，对西夏和吐蕃长期处于进攻态势，甚至还曾在神宗时进攻交趾，其对外政策明显呈现出扩张性和侵略性。因此笔者认为，此时宋朝实行的国防战略已经不应再被称为“全面防御”了，至少在局部地区已经呈现为进攻性的倾向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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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峰.从定都开封说北宋国防政策的演变及其失败[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
On the Change of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Based on the Argument of Giving up or Guarding on Ling Zhou
LI Haipeng，AI Xun
（History School，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Shaanxi，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ingdom of Xia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process.And the fact that Ling Zhou is captured by Li Jiqian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Xia’s development and also a turning point in the Wars between Song and Xia.Since ancient times，Ling Zhou has been extremely important to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of China.To this end，Li Jiqian has twice besieged Ling Zhou.For Ling Zhou，it is to stick to it，or to give up.The Song Dynasty has been arguing internally.The remarks of the ministers and the results of the loss of Ling Zhou in the Song Dynasty can also reflect that the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Northern of Song Dynasty has shifted from aggressive to comprehensive defense.
Key words： the early period of Song Dynasty；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the kingdom of Xia；the battle of Ling Zhou；the argument of ministers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092（2019）06-0081-07
DOI： 10.16858/j.issn.1674-0092.2019.06.017
收稿日期： 2019-03-19
作者简介： 李海鹏，男，河北唐山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史研究；艾讯，男，安徽巢湖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责任编校 项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