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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毁坏”了马克思的理论？针对长期以来人们对恩格斯的误解与疑虑，新近出版的《回到恩格斯》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澄清与解释——
“回到恩格斯”，乍听起来，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提法。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两位创始人共同的成果，为什么需要单独提出回到恩格斯？然而，实际上，这个提法所包含的却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理论甚至政治课题。这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历史的一些基本问题有关。第二国际以来，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起了关键的作用。也因此，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阵营试图以恩格斯“毁坏”了马克思的理论为由来攻击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而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往往倾向于把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由恩格斯主导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例如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等等。在实践和理论中，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产生后，便一直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论调，这对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回到恩格斯》便是试图从文本依据、理论逻辑和基本历史事实回应这个问题，通过说明“马恩对立”论的由来及其发展、分析恩格斯文本一以贯之的逻辑、阐明两位经典作家的思想及其发生之间的关系、论说恩格斯理论创作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关联及其特点，为澄清长期以来人们对恩格斯的误解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恩格斯是否提出了与马克思对立的自我理解并由此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
马克思曾经强调《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不仅充分地肯定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而且恰当地点明了其工作的特点和意义。对于这一点，批评恩格斯的学者也不否认。不过，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恩格斯在验证、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特别是马克思逝世以后的独立工作，是否包含了与马克思对立的自我理解并由此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
在评论这种观点时，首先需要探明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上是否与马克思存在着实质性分歧。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谈到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总是谦虚地将之归功于马克思，最多强调“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或者“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恩格斯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共同创始人。一方面，我们必须同样注意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法文版前言等重要文献中对恩格斯的评价，马克思反复强调的“我们的见解”，以及马克思曾写信邀恩格斯合作写作《资本论》等基本事实。虽然马克思的这个想法并没有直接实现，但这些事实都确凿无疑地证明，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恩格斯不可能与马克思有实质性分歧。从马克思个人的理论经历看，我们绝不能想像马克思会找一个在理论上有实质性分歧的人合作，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对费尔巴哈的清算，到对蒲鲁东等人的论战以及与社会民主党人各种错误思潮或立场的斗争，马克思（当然包括恩格斯）在理论上追求彻底性的决心和行动一直都是极为显著的事实。这些事实，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两个人共同观点的见证。另一方面，退一步讲，即使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观点并不是恩格斯提出来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恩格斯的独立著作中，无论是《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草稿），还是他为马克思若干著作所写的新版序言（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等）以及晚年捍卫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书信，他对这一历史观的描述和说明，与马克思不是一样的吗？在推进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中，这种共同性难道不正是真正的基础吗？因此，刻意寻找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分歧与差别，或许能够满足我们学术考据的爱好，但由此出发解释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了它的“原意”，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
怎样看待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理论分工和所形成的理论贡献
不过，既然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人，他们之间总会有一些不同，我们不妨就讨论一下这种差异。众所周知，1845年春天，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个人“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观点”。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个人的理论工作中心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他们两个人都强调过这一点。因此，即使他们存在着分工的差别，在分析他们之间那些“极为不同”的方面时，前提亦是这个中心的一致。从这一角度看，“验证”、“捍卫”和“宣传”只是理论分工的不同，而不是观点和立场的不同。这种分工，当然与恩格斯的个性与专长有关，也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直接条件有关，但无论如何，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到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结论；相反，由于这种分工所形成的恩格斯的理论贡献，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并彻底地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立场，以及它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性质。
关于恩格斯的个性与专长。他自己曾说过，“我决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不可能成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这个非常谦虚的自我评价在总体上也形象地描绘了他的旨趣和行为特征：没有纯理论的兴趣，致力于实干。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在劳动发展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恩格斯的工作，正是与这种理解一致的。可以说，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才能够成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的“将军”。
作为一名“将军”，他既是正确路线的捍卫者，也是它的执行者。当然，这同样不是源自纯粹的个人兴趣，而是根植于他对科学的理解。他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这正是他自己工作的写照。当他坚持从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动工人运动的斗争，他的理论重心也便是：捍卫一元论世界观，在斗争中澄清基本立场，通俗地阐明方法论，一步步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结合的通道。
马克思哲学研究，不能绕开恩格斯，更不能曲解恩格斯
正因为上述原因，在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如有人欲改变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首先便需要面对恩格斯。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伯恩斯坦首开修正主义先河，既需要把恩格斯作为挡箭牌又对他颇有微词；卢卡奇开辟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亦对他进行责难；而今天的学者，试图为主体辩证法开辟道路时，亦喜欢把他贬为落伍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贬低历史客观性和规律性的前提上，而这个前提到底是否正确，只要认真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特别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有关“自然界和社会”那一部分内容，我们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所谓恩格斯“毁坏”马克思理论的观点是多么站不住脚。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亦始终面临着它的两大历史课题：（1）以新的历史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捍卫马克思主义；（2）以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积极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新的社会历史实践的结合。这两点，都需要恩格斯式的工作。甚至可以断言，撇开恩格斯，我们就不能阻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建过程中向纯理论的倒退，不能保障其唯物主义的前提。因此，无论是“回到马克思”，还是其他什么路径，都不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为前提重新制造一个没有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作为一种理论的需要，“回到”的含义是，离开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那么，在今天，我们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作为理论使命之际，更应该自觉地遵循恩格斯所开辟的道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是新时代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