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父母教养态度与儿童孤独感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国论文,教养论文,中日论文,态度论文,孤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7)06-0102-04
教养态度指的是父母等作为孩子的教养者，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它对孩子的人格形成、人际关系和身心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迄今为止，关于青年和成人孤独感的研究数量很多，而关于儿童孤独感的研究起步较晚，数量相对也较少。而且基本上都是围绕儿童的同伴关系而展开的[1]1457-1464[2]55-59[3]21-30，很少涉及孩子的家庭背景，特别是父母的教养态度。现有的为数不多的涉及家庭与儿童孤独感的研究，也多是从家庭功能的角度出发，发现家庭功能对孤独感有直接的预测作用[4]216-221，当儿童与其他家庭成员缺乏亲密的情感沟通，家庭管理较混乱时，他们可能直接在家庭背景下体验到孤独。已有研究发现，小学高年级的儿童在家庭里的孤独感高于在学校不能融入群体时的孤独[5]107-113。但有的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功能和儿童孤独感的相关不显著[6]59-64。为了探明儿童孤独感和父母教养态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中日两国儿童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中国和日本虽同处亚洲，但在文化传统、政治、经济、教育体制和人口政策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对父母的教养态度、儿童的孤独感有无影响？对此，本研究将中日两国儿童心目中的父母教养态度进行比较，探讨父母的教养态度与儿童孤独感的关系，为改进父母的教养态度提供建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中国南京市和日本名古屋市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学生。中国方面有效被试人数为：四年级76人，五年级72人，六年级82人，合计230人（男生112人，女生118人），均为独生子女。日本方面有效被试人数为：四年级66人，五年级60人，六年级92人，合计218人（男生108人，女生110人），其中独生子女46人，兄弟姐妹2人的为102人，兄弟姐妹3人或以上的为70人。
1.2 工具
采用无记名问卷的形式，在中国、日本小学进行调查，均为在学校安排的时间内，以班级的形式在课堂上实施。具体实施者为各个班级的班主任老师。由老师将问卷分发给学生，在说明回答方法后，学生同时填写，当场收回。完成后，各小学将问卷邮寄给问卷设计者。
1.2.1 父母教养态度的调查采用田研式亲子关系检查量表（日本田研出版社1992）。依据与儿童孤独感的相关性和中日两国儿童均适用的原则，对这一量表的项目进行了筛选，将父母的教养态度设定为严格、期待、干涉、不安、溺爱和盲从六种类型，每种类型含4个项目，共计24个项目。该量表采用4级评分（完全符合=1，基本符合=2，不太符合=3，完全不符合=4）。得分率越高，说明父母对孩子的严格、期待、干涉、不安、溺爱和盲从态度越强，反之，则说明这种态度较弱。该研究用采集到的448名中日两国儿童的数据，根据主成分法对父母教养态度量表的24个项目进行了因子分析，并对结果做了正交旋转，提取了四个特征根大于1，旋转后的因子负荷量绝对值在0.40以上的因子。这4个因子的累积方差百分比是37.9%，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0、0.67、0.73和0.71，基本上具有信度。根据各因子项目的含义，分别命名为“严格·干涉”“期待”“盲从”和“不安·溺爱”。最终的量表为21个项目、4个因子。
1.2.2 儿童孤独感量表 采用的是Asher等人(1984)研制的专用于小学3～6年级的儿童孤独感量表中的14个项目和该研究参考了Asher等人所研制的儿童孤独感量表和日本田研式精神健康诊断调查表[7]，并结合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设计的适合两国儿童使用的测量儿童家庭生活的孤独感的15个项目。该研究用采集到的448名中日两国儿童的数据，根据主成分法对儿童孤独感量表的29个项目进行了因子分析，并对结果做了正交旋转，提取了四个特征根大于1，旋转后的因子负荷量绝对值在0.40以上的因子，这4个因子的累积方差百分比是36.7%，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7、0.82、0.75和0.68，基本上具有信度。根据各因子项目的含义，分别命名为“理解·信赖”“受排斥”“寂寞”和“交往性”。最终使用的儿童孤独感量表为23个项目、4个因子。
1.3 统计分析：使用SPSS10.0和JavaScriptSTAR进行因子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中日父母教养态度量表各因子的比较
为了考察当今中国和日本儿童心目中的父母教养态度的情况，本研究对中日两国父母教养态度量表的各个因子做了比较分析，见表1。
结果显示，中国方面，平均值最高的是“期待”因子，“不安·溺爱”因子的平均值最低。在父母教养态度24个项目中，平均值3以上的“比起其他事情来，父母对我的学习和学校的事情非常热心”“父母为了让我成才，千方百计，绞尽脑汁”“父母特别注意提醒我，不要和坏孩子玩儿”“父母很在意我的学习成绩是不是变差了”这四个项目都包含在“期待”因子中。
表1 中国和日本父母教养态度量表各个因子的比较(x+s)
因子
中国(N=230)日本(N=218)t值
严格·干涉 16.16+5.1917.67+5.08-3.12***
期待
16.53+2.6112.10+3.1316.2***
不安·溺爱 7.18+2.40 7.97+2.12 -3.72***
盲从
8.40+2.61 8.62+2.46 -0.89
***P＜0.001。
日本方面，平均值最高的是“严格·干涉”因子，“不安·溺爱”因子的平均值最低。在父母教养态度24个项目中，平均值3以上的只有一项“父母总是很担心我”，包含在“不安·溺爱”因子中。
t检验的结果显示，中日两国父母教养态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的是“严格·干涉”“期待”和“不安·溺爱”因子，日本父母的平均值均高于中国父母。而中国父母在“期待”方面则高于日本父母。“盲从”因子的差异虽没有统计学显著性，但日本父母的平均值高于中国父母。
2.2 中日父母教养态度量表各个因子的年级差别和性别差别
为了进一步了解父母的教养态度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孩子的影响，本研究又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父母教养态度量表各个因子平均值的年级和性别差异，并在此基础上以3（年级）×2（性别）对中日两国父母的教养态度分别进行了方差分析，分析的结果见表2。
表2 中国和日本父母教养态度量表各因子的方差分析
严格·干涉 期待不安·溺爱盲从
年级主效应
中国 7.3**7.91**
2.19**
1.01
日本 2.84 0.56 2.18 0.39
性别主效应
中国 9.89**
4.75*0.44 5.69*
日本 5.07*7.63*0.67 0.33
交互作用 中国 0.27 0.98 1.35 0.05
日本 0.72 2.67 1.83 2.02
注：表内的数字为F值
*P＜0.05，**P＜0.01。
结果显示，中国方面，“严格·干涉”因子的年级和性别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年级(2.229)]=7.33，P＜0.01；F[,性别(1.229)]=9.89，P＜0.01)，交互作用不显著。具体表现为四年级(M=18.03，SD=5.86)显著高于五年级(M=15.35,SD=4.85)，男生(M=17.29,SD=5.26)高于女生(M=15.08,SD=4.90)；“期待”因子的年级和性别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年级(2.229)]=7.91，P＜0.01；F[,性别(1,229)]=4.75,P＜0.05)，交互作用不显著。具体表现为四年级(M=17.49,SD=2.34)显著高于五年级(M=16.17,SD=2.67)和六年级(M=15.95,SD=2.59)，男生(M=16.94,SD=2.35)高于女生(M=16.14,SD=2.79)；“不安·溺爱”因子的年级主效应差异显著，F[,(2.229)]=2.19，P＜0.01，具体表现为四年级(M=8.61,SD=2.66)显著高于五年级(M=7.06,SD=2.19)和六年级(M=6.38,SD=1.99)，性别主效应和交互作用无显著性差异。“盲从”因子只有性别主效应差异显著，F[,(1.229)]=5.69，P＜0.05，具体表现为男生(M=8.80,SD=2.82)高于女生(M=8.03,SD=2.34)。
日本方面，“严格·干涉”因子的性别主效应差异显著，F[,(1.217)=5.07,P＜0.05，具体表现为男生(M=18.56,SD=5.17)高于女生(M=16.80,SD=4.86)，年级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无显著性差异。“期待”因子的性别主效应差异显著，F[,(1.217)=7.63，P＜0.01，具体表现为男生(M=12.78,SD=3.07)高于女生(M=11.43,SD=3.06)，年级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无显著性差异。“不安·溺爱”和“盲从”因子的年级、性别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无显著性差异。
2.3 中日儿童孤独感与父母教养态度的相关分析
表3 中国和日本儿童孤独感与父母教养态度的相关(r)
理解·信赖因子受排斥因子寂寞因子 交往性因子
严格·干涉 中国 0.559**0.346** 0.678**0.286**
日本 0.328**0.288** 0.409**0.158*
期待
中国 -0.057 0.0150.173**0.039
日本 -0.051 0.190** 0.202**0.019
不安·溺爱 中国 -0.040 -0.030
0.030 -0.005
日本 -0.576**
-0.002
-0.220**
-0.183**
盲从
中国 -0.085 0.107-0.066 -0065
日本 -0.329**
0.176** -0.183**
-0.118
*P＜0.05，**P＜0.01。
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父母“严格·干涉”的教养态度与儿童孤独感量表四个因子的正相关有统计学显著性(P＜0.01)，“期待”的教养态度与“寂寞”因子的正相关有统计学显著性(P＜0.01)。
日本父母“严格·干涉”的教养态度与儿童孤独感量表四个因子的正相关有统计学显著性(P＜0.05～P＜0.01)；“期待”的教养态度与“受排斥”因子、“寂寞”因子的正相关有统计学显著性(P＜0.01)；“不安·溺爱”的教养态度与“理解·信赖”因子、“寂寞”因子和“交往性”因子的负相关有统计学显著性(P＜0.01)；“盲从”的教养态度与“理解·信赖”因子、“寂寞”因子的负相关有统计学显著性(P＜0.01)，与“受排斥”因子的正相关有统计学显著性(P＜0.01)。
3 讨论
3.1 中日两国父母教养态度的差异
本研究显示，中日两国小学高年级学生心目中的父母的教养态度存在差异，中国父母的“期待”态度高于日本，证明中国的父母对独生子女的过度期待，主要体现在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能力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不少孩子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声“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已远远超出了我们自身的能力”[8]85-87。这在很大程度上和现今的教育、考试体制、竞争激烈的现实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有些父母是因为自己不太如意的人生经历或攀比心理而将自己设计的人生之路强加给孩子。而日本父母的“严格·干涉”态度高于中国父母，说明日本父母对孩子的过度干涉和保护较常见。在日本，培养孩子以母亲为主。由于工作的繁忙，父亲在家庭里心理、物理方面存在的淡化已成为社会问题[9]3-24，而以家庭主妇居多的母亲，因为孩子数量的减少（日本也已进入少子化社会），家用电器的高度普及，用于家务方面的时间大量减少，她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关注孩子，近来，强制命令、指示孩子的现象增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孩子，使孩子成为父母的机器人[10]154-157。
3.2 父母教养态度在儿童年龄、性别方面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中日两国的男生和女生在父母“严格·干涉”“期待”教养态度方面的差异显著，男生得分均高于女生。证明中国和日本自古以来男尊女卑传统思想对当代父母的潜在影响，中国“望子成龙”的对象，也基本是男孩。父母在男孩身上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因此而出现的父母对于孩子在学习、生活、交友等方面的严格要求和轻率的干涉，男孩对此的感触比女孩更深。此外，中日两国父母的“严格·干涉”、“期待”和“不安·溺爱”教养态度对四年级学生的影响大于五、六年级，证明父母对年纪尚幼的四年级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倾注了更多的关爱，但父母对四年级学生的高期待值的原因有待探讨，有可能是本研究是以学生为对象进行的关于父母教养态度的调查，而四年级的学生因为年龄的原因，承受压力的能力较弱，所以感到父母对自己的期待过高。随着年级的升高，中日两国父母的“不安·溺爱”教养态度都逐渐减弱，说明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已感觉到孩子的成长，开始逐渐把他们作为成人对待，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自立能力。中国父母的“严格·干涉”教养态度也随年级的升高而减弱，说明中国父母意识到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尊重孩子的重要性。
3.3 父母教养态度与儿童孤独感的关系
本研究显示，中日两国父母“严格·干涉”教养态度和儿童孤独感呈正相关，“期待”的教养态度和儿童孤独感的“受排斥”、“寂寞”也为正相关，说明父母“严格·干涉”、“期待”这些不正确的教养态度越强，孩子越感到孤独。父母对孩子过度的要求严格、干涉，使他们在家庭中得不到理解和尊重，自尊受到损伤，自信心降低，自由受到限制，从而减少了与伙伴交往的机会，影响孩子在人际交往中自身的发展，而儿童的同伴接受性越差，孤独感越高[6]59-64。而日本父母的“不安·溺爱”、“盲从”教养态度与儿童在家庭关系、同伴交往方面的负相关，反映出日本儿童因为在学校受欺负、被排斥[11]9-18，而且现代日本社会父母和子女关系淡薄[12]16-21，孩子渴望被同伴、父母所关心、爱护的愿望。很多研究都指出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人格形成、个性发展、学习成绩等有不可忽视的影响[13]298-304[14]66-70，家庭的不良教养易使儿童产生各种反社会行为及非社会行为[15]374-375。该研究也证实父母不正确的教养态度会加深孩子的孤独感，因此，父母应该同心协力，以正确的教养态度对待孩子，不要将过高的期望强加于他们，不做“命令型”的父母，多在情感上给予孩子温暖和理解，使孩子远离孤独，健康快乐地成长。
收稿日期：2007-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