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与熙悦——唐代寒食题材诗歌二重意趣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趣论文,唐代论文,孤寂论文,题材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风俗对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将这种影响与“时代精神”并列，突出到了“艺术品的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的地步。 尽管丹纳的观点在其后不久就受到了批评〔1〕，今天看来也确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的片面中包含了部分真理，却是无可置疑的。风俗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也许更为直接。一代唐诗与风俗的关系，已有不少学者在宏观和微观方面作过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但仍有许多工作可做。本文即从唐代节俗诗中选取寒食题材的作品作为“样本”进行分析。这是一个三百年间诗人们颇为用心的题材，也是凝聚着丰富传统文化因子的题材。打开这个窗口，无意对唐人寒食生活相作印象式的展示，而是试图了解一种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时代变异性的风俗情境是怎样影响诗人创作的，并由此对孤寂与熙悦这两重意趣在唐代寒食诗中始终并存的现象进行文化观照。
孤寂悲凉的寒食诗基调
从遥远的上古时期起，寒食节俗就开始酝酿，至魏晋已逐步成熟。但与元日、上巳、七夕、冬至这些传统节俗相比，寒食并没有引起诗人的关注，尚未成为创作题材。唐代寒食风俗活动俱备，朝野士庶皆视为重要节令。正是在一种周期性的活动模式正式形成之后，寒食才成为一种风俗文化，进入了诗人的创作视野。而诗人本身处于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之中，不仅创作动机必然受到不断强化的社会生活经验的调节和激发，而且创作行为也相应地体现出与社会生活经验融贯统一的形态。因此，考察今存的一百多位诗人寒食题材的作品可以看到，“兴己之飘零，伤己之淹泊”（《杜诗详注》卷二三，仇兆鳌评《小寒食舟中作》）的诗作占有较大的比重。“寡妻稚子应寒食，遥望江陵一泪流”（罗隐《清明日曲江怀友》），“寒食空江曲，孤舟渺水前”（卢纶《舟中寒食》），“正是落花寒食夜，夜深无伴倚空楼”（韩偓《寒食夜》），是反复出现的形象，孤独、冷寂、悲凉成为寒食诗的基调。这种感情基调的形成无疑与伦理性的寒食风俗来源和祭扫坟墓的仪式有关。
寒食节的来历，民间传说向与介子推相联系，这一说法并无确凿的史料根据。《左传》、《史记》中俱无子推被焚的记载，汉代刘向《新序》及桓谭《新论》中提及子推被焚事，寥寥数语，亦未将子推之死与寒食禁火联系起来。汉末蔡邕的《琴操》中有将子推之死与禁火之俗作为因果关系的附会，但唯云“五月五日不得举火”，与寒食禁火仍然不是一回事。魏武帝《明罚令》有云：“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子推。”为防止残损民命，曹操特下禁绝火令，“令到，人不得寒食。”然而，介子推这一人物的意义在于精诚奉主和克己辞荣，纪念子推是对传统道德的发扬，节俗一旦形成，是不会一下子因某一行政命令而更易的。唐代寒食节期间普遍存在禁火风习。去冬至一百四日，民间称为“私寒食”，一百五日为“正寒食”，后一日称“小寒食”，这三天为法定禁火日。因此届一百四日，便“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沈佺期《寒食》），“处处无烟火，人家似暂空”（许棠《奉天寒食书事》）〔2〕。 从唐人所描写的“惭愧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久无烟”（伍唐珪《寒食日献郡守》），“晋聚应搜火，秦喧定走车”（薛能《寒食有怀》的情景看，民间寒食禁火是一种风行俗成但仍互相制约，以求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在中国传统节日中，寒食节的纪念仪式和象征活动是十分特殊的，根据一个疑似之间的传说所要营造的节日氛围孤寂而冷落。但是在唐代，这一节俗基调却形成了诗人创作的特殊情境。“日日冒烟尘，忽忽禁火辰”（薛逢《禁火》）所形成的心理落差，必然在诗人笔下留下浓重的投影。
如果说禁火给唐人寒食诗打上了孤寂冷落的底色的话，祭扫仪式则将这种底色熏染得更为悲凉。华夏民族历来重视人伦情感，自古有祖先崇拜之风，西周时已有“哭墓”、“展墓”、“式墓”等祭祖先、悼亡灵的仪式（见《礼记·檀弓下》）。秦汉礼尊儒经，更重祭祀。由隋入唐，民间逐渐形成了寒食扫墓的习俗。开国百年间的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使朝野士庶看到了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在日益增进的现世福利面前，人的生命意识勃然增强，人们幻想着永恒的存在，永恒的满足。佛教、道教的兴盛、存亡、施鬼观念的流行，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苍茫历落的黄土墓丘。人们备具酒馔，祭扫坟墓，表达对亡灵的哀悼和安慰，完善自我人伦感情，也寄托着自身永享荣华富裕的愿望。至开元全盛时期，这种奠祭活动也臻于极盛，于是玄宗在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特颁布《许士庶寒食上墓诏》云：
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拜扫，申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馔任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全唐文》卷三○）
至此，设坛设位、奠献洒扫、纸钱挂树、展省拜泣等一系列墓仪和游宦远方者望墓而祭，北面长号的仪轨也基本确定。唐人对此多有描写，如白居易《寒食野望吟》：“丘墟郭门外，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离别处。冥寞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此诗为后代人墓祭时作“变征之声而歌”（谢肇淛《五杂俎》卷二），传讽久远。唐人寒食诗中这类描写在在皆是，以中晚唐尤多：“远人无坟水头祭，还引妇姑望乡拜。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哪得到黄泉”（王建《寒食行》）；“汨坟新陇哭多时，流世都堪几度悲”（李郢《寒食野望》）：“素娥哭新冢，樵柯鸣柔桑”（于濆寒食》）：“平原垒垒伤新冢，半是去年来哭人”（云表《寒食日》），确为悲凉。
这里应澄清一个误解。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由于那首托名杜牧的《清明》诗的影响，人们往往认为唐代寒食、清明已经混一，扫墓活动不仅寒食进行，清明同样进行〔3〕。 《清明》诗的作者问题陈寅恪先生最先置疑，后缪钺先生和朱易安女士等都否定其为杜牧所作。我更认为此诗并非唐人之诗，具体阐说已有另文刊布〔4〕，此处不赘。 需要强调的是，唐代“寒食省墓，著在令文”（唐穆宗《定寒食假诏》），而清明省墓之规之仪未见载于唐代各种文献资料〔5〕。唐人“清明”诗中，除白居易《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一首因恰巧其日“谁家又葬北邙山”，故尔有“歌哭悲欢城市间”，“冢墓垒垒人扰扰”两笔描写，当然不足为训，其他清明诗都没有涉笔扫墓之事。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云：“近世礼重拜扫，今已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也。想田野道路，士女遍野，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这里也明确指出拜扫之礼，行于寒食。日僧圆仁《入唐行法巡礼行记》卷三载：“（会昌二年二月）十七日，寒食节，前后一日，都三日暇，家家拜墓。十九日，清明节。”显然这三天官人放假拜扫坟茔，清明则无事。至于寒食与清明相并，拜扫奠祭活动贯穿两节，是宋代发生的风俗变迁。前引白居易《寒食野望吟》开头“丘墟郭门外，寒食谁家哭”两句，北宋人“郭生”曾臆改为“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见《岁时广记》卷十五引《乌台诗话》），这完全是反映的宋代风俗状况。辨明这一事实，想说明的是，与宋代和宋代以后诗人所作的寒食之作相比较（宋代现存一百多首寒食词无一辞说到扫墓，则自然无须列入比较范围），唐人的寒食诗对扫墓风俗有较多的描述，诗中孤寂萧瑟、悲哀神伤的气氛也更为浓郁。
然而，诗的境界是情志与意象的有机融合，在主观情志对客观意象形成现实审美体验的过程中，“心”处于中介极位，它决定了审美感受具有的相对性。因而探讨唐人寒食诗孤寂悲凉的诗境形成的原因，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诗人的主体心境。如果将沈佺期《和上巳连寒食有怀京洛》、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中描写的“行乐光辉寒食借，太平歌舞晚春饶”，“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复春”的轻快熙怡的情调与他们因附会张昌宗分别被流放驩州、贬职泷州后在《岭表逢寒食》、《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中异口同声说“肠断”的“感时兴慨”（《唐诗解》）对比一下，对“悲悦在于人心”（《贞观政要·礼要》）之说我们深表赞同。寒食节纪念子推的节俗意蕴正是在与诗人自我失落感契合的时候，才能被充分接受和认同，创造出孤寂悲凉的诗境。这种契合有时能驱动诗人在传说原型的基础上进行能动的创作。试读卢象的《寒食》诗：“子推言避事，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深冤何用道，峻迹古无邻。魂魄山河气，风雷御宇神。光烟榆柳灭，怨曲龙蛇新。可叹文公霸，平生负此臣。”前四句尚有所本，至“深冤何用道”便作想象发挥了，“文公霸”更何以见得？卢象“妙年有声，振耀当代。翱翔云路，不虞矰激。盛名先物，易生疠疵。三至郎署，坐成遗耋。蹭蹬江皋，栖栖没齿。见知者恨之。”（刘禹锡《集纪》）其因授伪官由台省贬作永州司户参军时，李白曾深情叩问：“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白云遥相识，待我苍梧间。借问卢躭鹤，西飞几岁还？”（《赠卢司户》）〔6〕如此看来，那难以道明的深冤和难以诉说的怨曲皆源于作者生活中的挫折与不幸，“可叹文公霸，平生负此臣”正是作者泣之以血的哀毁！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末期，当帝国的大厦即将倾倒之际，一些正直士人超出一己之愁，感于时代忧患而沉吟：“年来年去只艰危，春半尧山草尚衰。四海清平耆旧见，五陵寒食小臣悲。”（罗衮《清明登奉先城楼》）这里，“寒食”已不只是一个节日名称，而是一种特殊的意象，由此折射出与“清平”时代相对的冷峭的社会现实。它使人感到的不是悲凉，而是悲慨：不是孤寂，而是绝望！
欢乐曲表现出的悖反意趣
在中国传统节令中，唐代寒食节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单元，内在意向矛盾，旨趣两极悖反而共同并存、延展。静态与动态、沉哀与欢乐、尊礼与从欲相互兼容，形成了独特的节俗形式。因此，如果根据以上阐述便将寒食节整个儿看成一个寒威透骨，沉哀茹痛的节令。那就错了。“感伤悲哀”一词才道出了这一节日内涵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天放逸乐般的欢快，如同古罗马人为纪念维纳斯举办的“花神节”一样，标志着一时的恣情欢乐和热情的极力释放。显庆二年四月，高宗曾下诏，对“寒食等诸节，并有欢庆事”加以停断（《唐会要》卷二九）。但事实上，这一诏令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终唐之世，一进入寒食，便有一股欢情的激流在朝野漫溢迸溅。朝廷是日举行盛大宴会颁奖臣僚。“朝光瑞气满宫楼，彩纛鱼龙四面稠。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张籍《寒食内宴二首》之一）在金碧辉煌的宫楼，一面尽情享用着精美的冷餐，一面欣赏着黛丽香骑的游戏。“千官尽醉”之时，还有“百戏皆呈”以供取笑，这是何等燕乐，多么富有刺激！唐代帝王也亲预寒食游乐活动，《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记：“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旧唐书·文宗纪》载，开成四年寒食节期间，文宗亲至通化门观看游人，欣赏百戏。“皇情爱嘉节”（张说《奉和圣制寒食作应制》），宫中带头欢庆，民间则更甚了。秋千、拔河、角抵、蹴鞠、斗鸡、放纸鸢、打球、绳技、郊游、改火等一系列活动，构成了极度欢腾的全幅寒食欢乐图景。
在各种活动中，郊游最为普遍，“鞍马和花总是尘，歌声处处有佳人”（卢延让《樊川寒食二首》之二），“柳拖金缕拂朱栏，花扑香尘满绣鞍”（牟融《禁烟作》）的纵情游冶的情景最为诗人津津乐道。白居易有一首《病后寒食》诗以牢落不振的笔调叙说染疾初愈，毫无精力到郊野讨寻山水，连坐听管弦都无精打采，深叹自己“抛掷风光负寒食，曾来未省似今年。”这种虚掷春光，辜负寒食的慨叹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诗人早已把自由自在的郊野游冶览胜纳入了寒食生活之中。热望在那天造地设的遣情纵乐之处一展风流。改火与赐火是寒食节的最后一个高潮，诗人亦多描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韩翃《寒食即事》）这是寒食向清明过渡时的一道耀眼的光弧。
孤寂悲凉本是寒食诗的基调，但为什么人们不时可以听到欢乐的旋律，听到含媚熙悦的歌唱呢？这种节俗文化意趣的矛盾反映了传统礼俗与时代性文化心理的冲突。这里所说的时代性文化心理包括追求享乐和弃旧图新两个方面。
中国文化中存在着深刻的趋乐倾向，这种倾向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倾向确实存在悖逆。但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文化系统并不完全否定享乐愿望，并不排斥对享乐的追求，而总是努力将其导入道德的范围，以达到自然与人文的和谐，使社会伦理之维更加坚固。“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必须“节之于中和”而已（唐太宗《帝京篇序》）。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物质的丰富，国力的增强，城市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滋生朝野趋乐情绪的温床。现存唐人数量极为可观的观妓、伤妓诗，充分表明无论城乡，歌舞宴乐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唐人笔记小说中记载的黄龙变、夏育扛鼎、戴竿、走索、相扑、拔河、波罗球等游艺活动，足以说明百戏在唐代的普及〔7〕。开元、天宝时，“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开元天宝遗事》）中唐以后，社会风气更侈于游宴，京城贵游“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唐国史补》卷中），都市游乐风气由此可见一斑。节日更是朝野逸乐的良机。且看“火树银花合”的元宵节，“士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雍洛灵异小录》），“暴衣冠、罗伎乐，杂郑卫之声，纵倡伎之玩”（《新唐书·严挺之传》）。贞元时，社会刚刚走出安史之乱后的荒政，德宗即以“今方隅无事，丞民小康”，勅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宰相以下赏钱五百贯文不等（唐德宗《三节赐宴赏钱诏》）。传统节日尤不足乐，贞元五年又肇建出以“视农务本”为名，行赏春游乐之实的“中和节”，进一步满足朝野日益增长的享乐愿望。在这一大背景下，唐代寒食节是绝不可能完全笼罩在纪念子推和祭祖扫墓风俗所规定的悲凉沉寂的氛围中的，必然有所调谐。考镜唐代寒食节一系列游乐活动的源流，可以看出，其中许多项目并非新兴，就其功能来说，大部分都能御寒健身，对禁烟火、吃冷食可以起到调节身心的作用。但有唐一代，寒食节举国上下出现欢悦的热浪，已不仅是为了御寒，更多的是为了补偿那份遍地无烟时的寂寞冷清，调谐那份扫坟祭灵后的悲
哀伤。它生动地表现出唐人一半出于本能要求，一半受到社会发展刺激而产生的强烈的趋乐心理。唐代寒食、清明开元二十四年规定四日为假（清明只一日），到大历十三年五日为假（清明二日），贞元六年则六日为假（清明三日，据《唐会要》卷八二）。这一现象表明寒食节显示出的趋乐心理在不断延伸，而这种延伸恰恰增强了清明节的兼容性，导致无烟无火这一寒食节最本质特点的消失和寒食节的最终消亡。这一中国传统节俗变迁演化的有趣现象，也为我们研究唐代寒食诗中的“欢乐曲”提供了一幅深远的背景。
不过，趋乐心理只是唐人时代性文化心理的部分内涵，它所增加的是诗歌的乐感，而唐人积极的弃旧图新的心态特征，则增加了寒食诗的亮色。
唐人不少诗中都写到了“改木迎新燧”（张说《奉和圣制寒食作应制》）的事象。这是朝廷在小寒食日暮取榆柳钻火赐近臣戚里的风俗。这一风俗来源甚古。《论语·阳货》云：“旧縠既没，新縠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韩鄂《岁华纪丽》云：“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为季春将出火也。”〔8〕上古人从原始的宇宙恒动观出发，为了感应黄道出火，至迟在周代已有了钻木改火的风俗。这是民间禁火的原型风俗。至于一百五日寒食禁火，是原型风俗与民间尊仰介子推的道德感情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使原型风俗获得了得以传承的活力，而唐代在原型风俗的复现过程中，又渗透了新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唐人王起《钻燧改火赋》对改火的意义有形象的阐发：
乾坤设兮，其仪有二；寒暑运兮，其序有四。圣人则天而顺气，故改火钻燧。大矣其功，博哉其利。智以济物，时以作事。……其钻也，势若旋风，声如骤雨。星彩晨出，萤光夜聚。赫戏郁攸，赩炽振怒。青烟生而阳气作，丹焰发而炎精吐。影旁射而耀威，气上腾而作苦。冠五行以斯用，审四时而是取。司方守赤，以备乎南北东西；利物济人，用配乎金木水土。……日月其逝，春秋相推。取舍有常，必假于人力；新旧迭用，无垂于天时。惟火之用，其则有顺。（《文苑英华》卷一二三）
这里揭示了钻燧改火的三层意义：则天顺气、利物济人、弃旧图新。关于最后一点，王起在《取榆火赋》中直接表述为“舍旧而谋新”，其事功意向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借钻燧行为来燮理寒燠，鼓荡阳气，显示了重视节气迁移，遵循自然时序的心理积淀的话，那么，以熊熊烈焰、炜煜之光来炫耀巨大的声威，表现利物济人的愿望和对新的治世图景的企冀，则反映出时代性的心理特征。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还原文本的意义，澄清历代对某些作品的误解。最典型的是前面提到的韩翃那首《寒食即事》，向来人们以“托讽”相评，认为是一首借汉讽唐的“政治讽刺诗”。其实，诗中“日暮汉宫传蜡烛”的描写与窦叔向《寒食日恩赐火》诗中的“华烛忽惊春”一样，是朝廷“当改燧火”，使朝臣感受“惟新之恩”（武元衡《寒食谢赐新火及春衣表》）的一幕。联系时代特点和德宗由激赏其诗而奖拔其人的态度〔9〕， 可以看出全诗濡染出京师寒食触处生春的动人情景，展示了承平熙洽的气象，闪烁着皎皎璀璨的“新火”晕彩，作者意在推出一首颂诗而非刺诗。近人俞陛云评论此诗“以轻丽之笔，写出承平景象，宜其一时传诵也”（《诗境浅说续编》），这是切中肯綮之说。这类作品在唐代寒食诗中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仍启示我们：节日风俗往往来源多端，其嬗变演进对某种题材的创作将产生不同影响，使作品具有不同的外观和内涵。
唐代寒食诗的艺术价值
由于寒食节日在唐代以后逐渐降格以至消亡，唐人寒食诗在历代也不太为人们重视。刘克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节候门”不立“寒食”，而将唐人寥寥几首寒食诗附于“清明”门中，其地位如此。方回编《瀛奎律髓》，其“节序类”共选123首， 自称“藏仙方于其中不知几也”，然而唐人寒食诗只入选杜甫二首，价值判断也可见一斑。
持平而论，虽然唐人寒食诗如一般节俗题材诗歌一样有遵时敷衍之作，有些作品意象雷同，表现手法单一；感怀伤物，视点非常接近；情感上多为内向观照，缺少思想容量，但仍不妨碍我们得出“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词易好”的总体评价。在“愁苦之词”中，尤以一部分表现沉郁的思乡情结和渊深的孤独感的诗作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中国古代的许多节日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和”意义，思归的主题也不断出现在从元日到除夕的许多节俗诗中，孤独则更像爱情一样是诗人永恒的主题和诗歌创作永恒的动力。然而由那个古老的介子推的传说和现实的禁火、祭扫、游冶风习所滋生的思归和孤独感却有特别的情韵。来鹏《寒食山馆书情》云：“独把一杯山馆中，每惊时节恨飘蓬。侵阶草色连朝雨，满地梨花昨夜风。蜀魄啼来春寂寞，楚魂吟去月朦胧。分明记得还家梦，徐孺宅前湖水东。”清人胡以梅《唐诗贯珠》评曰：“来鹏屡举进士不中而客死，则其潦倒可知，故其诗多失意之语，发之于节序，非正赋寒食也。”虽然没有正面叙说寒食本事，没有一句赋到“一百五日寒食节”或“寒食家家尽禁烟”云云，只是描写流动的人生中一个寒食独酌的片断，而由这一特定时节感发的孤寂飘零之感，融汇于弥天朝雨，掠地夜风之中，是何等深沉，何等杳渺！人们所熟知的杜甫写于逝世前半年多的《小寒食舟中作》，抒发了作者寒食佳辰落泊江湖，孤茕独栖的悲凉心绪，孤独感中凝聚了这位伟大诗人平生的遭际和对时局多难的无限忧伤，气局悲凉，意绪苍茫，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对比是唐人寒食诗表达孤独情感的最常用的手法。徐铉《寒食成判官垂访因赠》首联云：“当年寒食在京华，今岁清明在海涯”，为时空对比；中间两联“远巷踏歌深夜月，隔墙吹管数枝花。鸳鸾得路音尘阔，鸿雁分飞道里赊”，为情景对比；诗末云“不是多情成二十，断无人解访贫家”，用假设语调说尽孤寂。再看李山甫那首被清人薛雪盛誉为“真画出清明二月天”的《寒食诗》：“柳带东风一向斜，春阴澹澹蔽人家。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万井楼台疑绣画，九原珠翠似烟霞。年年今日谁相问，独卧长安泣岁华。”诗人用烘托反衬的手法，排偶缀景，把春色写得幽秀明丽，空濛悦畅， 至尾联诗笔一转，委婉道出岁岁年年，每逢寒食都无人存问，独自一人枯卧在繁华如许的京师，感叹岁月无情地流逝。一扬一抑之中，衰飒悲凉的孤独心境分外凄婉动人。诗人还常常用议论转折，形成感情跌宕，加强对比效果。邵谒《长安寒食》诗首先推出一幅寒食风俗画：“春日照九衢，春风媚罗绮。万骑出都门，拥在香尘里。”公子王孙、罗纨黛丽的俗情俗态可掬。继尔诗人陡转笔锋，俨然如一位历史老人评议世道沧桑：“莫辞吊枯骨，千载长如此。安知今日身，不是昔时鬼。但看平地游，亦见摧輈死。 ”一派说破红尘的冷语在热烈的游春场景中引出了生存与死亡，欢乐与孤哀的对比，发人深省。大历诗人郭郧今存的唯一一首诗《寒食寄李补阙》“当时以为绝唱”，（《唐诗纪事》卷三一）影响很大。诗的前半首用白描手法表现出寒食节“兰陵士女满晴川，郊外纷纷拜古埏”的情景，尚无新奇，然而后半首直抒胸臆云：“人间后事悲前事，镜里今年老去年。介子终知禄不及，王孙谁肯一相怜。”悲怆的语调倾诉出人生的苍凉和内心的哀怨，忧端澒洞，愁绪难掇。这一议论在结构上与前半首写景形成对比，而两个当句对比更唱出一代士人失路的痛苦，使全诗更具有感染力，故能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共鸣。
通观唐代寒食诗，使人感到“愁苦之词”并不能尽工，但在表现“孤独”这种人类既世俗而又普遍和永恒的情感方面，寒食诗比其他题材的作品尤其与其他节俗诗相比有更多的佳构。当他们沉吟着“孤客飘飘岁载华，况逢寒食倍思家”（卢纶《寒食》）：“谁念都门两行泪，故园寥落在长沙”（胡曾《寒食都门作》）；“无月无灯寒食夜，夜深犹立暗花前”（白居易《寒食夜》）：“今夜孤亭梦，悠扬奈尔何”（徐铉《寒食宿陈公塘作》）……的时候，我们总仿佛看到诗人踽踽独行，穿过了无声的原野，在空旷荒凉的苍穹之下，寂寞地与自己的心喃喃低语。毫无疑问，王维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居凝想，至情流露，确是难得的好诗，而他另一首《寒食汜上作》写独归伤春，神致黯然，同样非常感人，谢榛将这两首诗并称，认为“皆风人之绝响”（《四溟诗话》卷四），是很识见的。
毋庸讳言，唐代寒食诗中的“欢愉之词”多为应时写景记游，佳构较少，但一些表现儿女风情的作品颇可注意。在唐代寒食诗中，我们看到诗人常常把取景的镜头对准黛丽佳人。寒食游戏，大致说来男子好蹴鞠，女子爱秋千，因此表现秋千游戏的诗作较多。“绿杨枝上五丝绳，枝弱春多欲不胜”（张籍《寒食》）；“风烟放荡花披猖，秋千女儿飞出墙”（李山甫《寒食二首》之二）；“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韦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之一），云鬟罗纨如燕翩飞，点缀出无限风光，使烟光春景更多妩媚。薛能有一首《寒食日题》在这类作品中颇具特色。诗云：“美人寒食事春风，折尽青青赏尽红。夜半无灯还不寐，秋千悬在月明中。”芳姿绰约的佳丽平日深居绣阁，寒食时节，如新莺出谷，在和煦的春风中尽情游冶，一舒青春欢乐。他们摆动秋千画索，荡出种种风情，直至夜至仍未尽兴，趁着月光如泻玩得更加欢快。倩影映在半空，尽态极妍，惹得诗人夜已深深仍辗转难眠。诗写得情景双绘，含蓄委婉，而一种特别的寒食情思隐约透出，颇可玩味。这类作品正可谓“儿女情多”，“虽小却好”（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相比较而言，在寒食游妓、赏妓之作中，这种儿女之情的表现则比较复杂。“大堤欲上谁相伴，马踏春泥半是花”（于鹄《襄阳寒食》）；“独有恩泽侯，归来看楚舞”（温庭筠《寒食节日寄楚望二首》之二）；“蛮旗似火行随马，蜀妓如花坐绕身”（白居易《寒食日寄杨东川》）；“舞裙香不暖，酒色上来迟”（李贺《花游曲》）〔10〕，这些色彩斑谰的描写中，既有青春的呼唤，风流的人情，也有狎妓的情调，俗态的流露，其美感价值自有不同。不过这些作品我们不妨视为寒食情潮的一股激流，从中可以体会到寒食时节唐代诗人的某种情感，与李山甫所描绘的“绣袍驰马拾遗翠”（《寒食二首》之二）的情景叠合起来，可以看到唐代寒食节一定的肆情狂欢的色彩。
注释：
〔1〕丹纳《艺术哲学》著于1880年。1894 年德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民俗学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文中批评丹纳的观点只是“外表的优胜”，“实际并不清楚”。他强调的是从“人种学入手”研究艺术起源的重要性。
〔2〕方干《东阳道中逢寒食》云：“野父不知寒食节， 穿林转壑自烧云。”这是浙东偏僻山区的特殊情景。这种情况岭南亦有，故沈佺期《岭表逢寒》谓“岭外无寒食，春来不见饧。”
〔3〕如胡申生、 路新生先生认为唐代“寒食节开始与清明节汇成一个节日”，并以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诗为根据。所引诗云：“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见《社会风俗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这四句诗前二句大误，是由北宋人“郭生”臆改而成的，见笔者本文辨证所引。
〔4〕《〈清明〉并非唐人诗》，载1994年10月30 日《新民晚报》10版《文史新说》专栏。
〔5〕张庆捷先生《杜牧〈清明〉诗与扫墓风俗无关》（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1期）一文亦认为“唐代寒食节并不存在扫墓习俗”，甚是。但由于未注意到作品的版本及用韵上存在的明显的问题，故仍以《清明》诗为杜牧所作，而只是内容上与扫墓风俗无关，则值得商榷。请参读缪钺先生《关于杜牧〈清明〉诗的两个问题》（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12期）。
〔6〕卢司户即卢象。用詹锳、傅璇琮先生之说。 参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
〔7〕参见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65节“乐、舞及百戏”。
〔8〕此处的“火”是原始的天文概念。出“火”之时， 古人认识不一。《左传·昭公十七年》称“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
〔9〕见孟棨《本事诗·情感》。
〔10〕李贺《花游曲序》云：“寒食日，诸王妓游，贺入座，因采梁简文诗调，赋《花游曲》，与妓弹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