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个体表量结构“数+匹+名”的语法化研究
戴清娥1，杨成虎2
（1.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2；2.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基于CCL 语料库数据，从语义发展和句法环境两个角度考查汉语个体表量结构“数+匹+名”的语法化历程。研究发现：1）“数+匹+名”结构经历了三个语法化阶段，包括零量词阶段、准量词阶段和标准量词阶段；2）类推和重新分析是该结构语法化的重要机制，“匹”字的语义发展及它所在的句法环境的变化是该结构语法化的根本动因。
关键词： 个体表量结构；语法化；类推；重新分析；关照效应
一、引言
Leech 将表量结构分为四类：集合表量结构（如an army of soldiers）、部分与整体表量结构（如a slice of cake）、个体表量结构（如a piece of furniture）和切分表量结构（称为division，如a pound of butter）。[1]其中，个体表量结构指对物质名词所指称的非离散事物采用计件方式进行表量的个体化表达构式（Individual Classifier Construction，下文简称ICC 结构），如a piece of furniture，a drop of wine，一头黄牛、一把雨伞等。[2]相比其他类型的表量结构，ICC 结构在汉语和英语中都出现较晚，其构式“数词+个体量词+名词”跟量范畴的始源表达方式“数词+名词”之间有何种渊源，其语法化途径是什么等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研究关注。
模袋布块与块之间搭接时，须把前一块布的搭接反滤布平铺好后再铺设下一块模袋布，采用8号铁丝做成U形环将模袋下边沿与反滤布连接，插入土中，上边沿（模袋布表面）采用手工缝制对接，连缝平均不大于2 cm，并保证块与块之间的密实度达到设计厚度的50%以上。依次将缝制对接好的模袋布拉入水中定位。
汉语ICC 结构的来源目前有移位、类推以及取代等三种说法。移位说认为修饰语“数+量”成分从名词后移位到名词前导致ICC 结构的出现；[3-4]类推说提出ICC 结构由“数+单位词+名”结构类推；[5]取代说主张ICC 结构是取代“数+名”结构而成。[6]以上三种理论有两个共同点：首先，ICC 结构的演化都涉及“数+名”结构。“数+名”结构是量范畴的最原始表达方式，即使是量词（包括单位词）也是由名词语法化而来；其次，不管是修饰成分前移，还是结构类推和取代，ICC 结构的演化过程必然涉及语义变迁和句法结构等因素影响。但目前学界并没有对此作出充分的研究。对中古量词的研究中，刘世儒多次强调汉语个体量词结构研究还不够系统，并建议从个体案例研究入手，积少成多，从众多个案中发现普遍存在的规律，完善汉语ICC 结构的研究。[7]据此，为深入了解ICC 结构的语法化过程，下本文将聚焦含有“匹”的ICC 结构为例展开讨论。①具体研究步骤如下：
1）从CCL 古代汉语语料库中提取了含“匹”和“马”的所有构式（包括其“匹”的通假字“疋”），考察高频共现和结块化② 对含“匹”的ICC 结构语法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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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取“匹”各个时期的不同词性及出现频率，考察词性与语义的变迁对ICC 结构语法化的影响。
（4）无线检索。教务管理人员可通过无线检索功能来进行信息查询、业务处理。在校学生也可以进行资料检索、论文查询、课程查询和成绩查询等。
3）提取不同时期含“匹”的ICC 结构数据，结合同期单位表量结构和容器表量结构的特征，考察句法环境对ICC 结构语法化的影响。
以“数词”与“马”为共现条件，搜索关于“马”的ICC 结构（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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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料库统计
（一）高频共现的统计
由《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细则（试行）》② 2013年7月，标准委、教育部等25部委印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细则（试行）》，细则中第二条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的定义作了详细解释。引申得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是采用综合标准化方法，开展以制定标准、组织实施标准、对标准实施进行监督为主要内容，以实现管理规范、服务质量良好、公众满意度高为目标，促进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活动。
设定检索核心词为“匹”，搜索不同词义的“匹”，按照词性功能进行分类（表2）。
（二）语义高频项的统计
“马”与“匹”在表量结构以外的共现频率并不高，如：“马匹”和“匹马”从西周至战国分别只有2 次和4 次，且均不跟数字连用，远远不及同时期的两者在表量结构“马+数+匹”的共现频率13 次。这就说明“马”与“匹”并不存在高频共现和结块化，“匹”最终语法化为标准计量“马”的个体表量词并非因为两者的共现频率高。因此，本文试图从“匹”的语义变迁层面找出线索。
“匹”最开始做名词用的使用频率最多，占近81%，与数词共同出现，且兼顾名词与表量功能的频率与动词频率几乎接近。这就说明“匹”的表量功能最有可能是从其名词义项发展而来，具体从其名词中的哪个义项演化而来则需要从其所处的句法环境来考察，因此进行了第三步语料统计。
（三）ICC 结构在各个时期的统计
4）进一步挖掘含“匹”的ICC 结构语法化轨迹及其语法化动因与机制。
表3 关于"马"的ICC 结构数据统计
春秋战国期间，“马+数+匹”是关于马的主要ICC 结构，始源表量结构“数+马”和“马+数”合计占总量的一半。两汉以后“马+数”结构逐渐消退，“马+数+匹”结构呈现剧增现象，隋唐两宋达到顶峰时期，成为最主要的计量马的ICC 结构。明清之后“马+数+匹”结构逐渐减少，但“数+匹+马”在此期间直至民国时期呈现增长趋势。这两类结构使用频率的一缩一涨是否存在某种联系？与含“匹”的ICC 结构语法化历程有何种关系？下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三、分析与讨论
特定的句法环境和语义相宜性是诱发语法化的两个必要条件。[10]“匹”由单位词语法化为个体表量词必然要从语义和句法两个层面得到合法的准入条件。
（一）语义相宜性与类推机制
首先，从语义相宜性看，“匹”在古汉语中为计算布帛的单位词，一匹为四丈。据《韩诗外传》记载，孔子对“匹”用于计量马的原因解释道：“在阳光下，马的影子有一匹布帛那么长，也就是长达四丈，故以“匹”计量马。这种说法也再次证明：个体量词的选择体现了人类对离散物体形状的认知归类和处理。离散物体的突出特征是空间离散性，即事物各具特色的形状。这些离散性特点也是人类认识离散物体的开始，具有直观性和区别性，最容易成为心理关注的焦点。[11]选择能体现物体形状特征的词填进始源表量结构“数+名”的格式槽里，是最自然的结果，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汉人 “比类取象”，援物比类”的思维方式。[12]古人需要在“数+名”格式中加进一个量词以满足对事物进行计量的时候，必然倾向于把外形上有相似、相关性的事物进行“类比”，并用同一量词作为它们的共同计量单位。恰好“匹”作为单位词的语义所指与“马”的影子长度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鉴于此种语义关联性，“匹”具有进入计量马的表量结构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有了准入资格，那么进入表量结构后“匹”的位置应该在哪呢？
表1 CCL 语料库中“马”和“匹”的共现构式
表2 “匹”各个时期的不同词性及出现频率
“匹”进入ICC 结构前，西周至春秋对马的个体计数以“数+名”和“名+数”形式，两者不存在数据大差异，且多用于对少量马匹的计数，如：
（1）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 ，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尚书》
（2）素丝纰之，良马四 之；素丝组之，良马五 之；素丝视之，良马六 之。《诗经·干旄》
春秋时期，“乘”“驷”作为集合量词在集合表量结构中已经相当普遍的使用，“马+数+乘/驷”是关于马的最常见集合表量结构，且用于战马的计量。古代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叫“驷”，一架马车为“一乘”，因此“乘”也表示四匹马。例（3）（4）中“马千驷”就是四千匹马，“马二十乘”即为八十匹马。
（3）齐景公有
，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论语》
3）操作严格，人员素质要求高。为保证仪器设备达到理想的性能和精度水平，必须严格规范操作流程。因此，操作这些仪器设备的人员必须要求专业素质高，不仅要懂操作，还需懂得技术，有理论基础。任何不按操作流程操作、超负载、超速设置等的违规行为轻则造成设备损坏，重则影响生命财产安全。
（4）及宋，宋襄公赠之以
。《左传》
先秦始原表量结构“数+名”的衍生表量结构主要有“数+量+名”和“名+数+量”两种。这两种结构在句法、语义和话语功能上有显著差别：前者是描写性的，其中“数+量”是名词的修饰成分；后者是计量性的，其中“数+量”是句子（或小句）的述谓成分。[5]“匹”要获取对“马”的计量功能，必然是选择进入后者，原因在于：后者名词与述谓是句法结构关系，而前者名词与修饰成分是词法关系，后者中的名词与其述谓成分之间的紧凑性③不如名词与其之前的修饰成分那么强，句法结构中的语义成分的可替代性大于词法结构的语义成分。通过类推机制，“马+数+乘/驷”结构中的集合量词“乘/驷”容易被“匹”所替代，形成新的表量结构，用于对马的个体计量。
鉴于土塞效应情况复杂，目前的受力分析主要基于简化为各向同性假定、采用一维竖向平衡的研究方法。如图1所示，将土塞视作由一系列厚度为的水平薄片组成，针对水平薄片建立竖向平衡方程为：
基于上述分析可见：首先，“匹”进入始源结构“数+名”并形成“马+数+匹”的过程中，语义相宜性和类推机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匹”从单位词通过语义变迁拥有计量马的语用功能，再进类推机制进入“马+数+乘/驷”结构中的量词位置，形成新的表量结构。该新结构的表层不同于旧结构，主要体现在计量对象的变化，即从无生不可数名词（布帛类事物）到有生可数事物（马）的变化；新旧结构的底层意义不变，都是用于计量事物。丝毫不会影响该表量结构的准确性和明晰性，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其次，计数结构的演变和个体量词的语法化是同步进行的，前者为后者提供语法环境，后者的语法化对前者的语序起到了助推作用。[13]该过程中“匹”完成了由单位词向个体表量词的转变，个体表量结构的演变即将进入下一个阶段。
（二）句法环境与重新分析机制
语法化渐进理论认为：语法化不是一个新形式完全替代旧形式，更多的是两者或多者并存。[14]表1和表3显示：（1）自两汉开始，马的四种表量结构并存直至两宋时期“马+数”结构消失；（2）马+数+匹”结构从先秦至两宋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其主导地位自元朝时期开始滑落，直到清朝时期基本被“数+匹+马”结构完全取代。这说明了现代汉语中标准ICC 结构“数+匹+马”的语法化是个渐进过程。
“匹”自先秦开始，已经越来越多地用于表量结构，成为对布帛类名词和马的典型表量词。随着汉语语法结构的不断发展，表量结构在句子中的语法位置也悄然变化。考察CCL 语料发现，春秋时期，“名+数”和“数+名”结构多见用于清单式文本，“名1+数+名2＂的格式④只有在名1和名2的语义所指相同或相关时才被用到。“马+数+匹”出现的文本性质和语域类型就突破了清单文本的狭隘性，使用范围较广，但基本都还是独立成句，如例（3）。但两汉后，“马+数+匹”除了独立成句，更多地出现在句子的主语和宾语位置，这表明计量马的ICC 结构所在的句法环境在不断扩展。独立成句的ICC 结构中如例（5），名词为小句的主语，“数+匹”是其述谓成分，两者是句法层面的关系，两者关系松散；但出现在主语或宾语位置的ICC 结构如例（6）（7），名词与“数+匹”就是偏正结构，“数+匹”做名词主语或宾语的补语，两者结构更加紧密，具有词法层面的关系。正是这种主谓式的结构关系向偏正结构的变化导致“匹”的语法化。这种偏正结构的个体表量结构从两汉至隋唐一直呈增涨趋势出现在各种文体中，成为马的主要个体表量构式。
（5）卢弓一，卢矢百；
。《尚书》
（6）兵追蹙击，
<三百匹>，方船载还。《三国志》
交朋友这个是很好理解的，我们寄希望和每一位养殖户都成为朋友，但是这个确实很难，所以要和对我们销售有价值的用户成为朋友。或许有的养殖户很好打交道，但是对我们来说价值很小，不能够为我们提供产品效果宣传和实验，不能帮我们带动周边客户，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投入时间，但是不要过于深入，而更应该抓住那些养殖技术好、综合效益高、有市场影响力的标杆养殖户，只有市场上这样的养殖户朋友多了，我们产品的势头就会起来，有标杆客户在市场上帮我们说话，不仅使我们的销售额上升，企业的知名度也会逐步提高。
（7）神马 <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乌见。《史书/华阳国志》
主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汉时期，已经出现少量“数+量+名”结构用于个体计量，如以下三个：例句中的“四五千匹马”“一头牛”“一头鱼”等。
治安法官作为英国的历史遗产，一直没有中断，幸存久远，运行良好，并发展嬗变为现代英国治安法官。因为治安法官在英国历史上每个关键时期显示了治安法官群体特有的气质和品质，审时度势，勇于自我革新，顺应统治者和形势的需要，就连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将其摧毁打碎，反而为资产阶级所利用，治安法官最终幸存下来。因此，现代英国治安法官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带有极易察觉的历史痕迹，再现了英格兰法律发展历史连贯性。
（13）一个当直唤做周吉，一担细软头面、金银钱物笼子，共三个人两匹马 ，到黄昏前后到这五里头，要赶门入去。（南宋话本《话本选集1》）
（2）还可以利用现代多媒体手段来收集音乐资料，并合理地应用于幼儿音乐教学中，使民间音乐得以传承和发扬。
（9）又买李幼一头牛 ，本券在书箧中。（东汉《风俗通义》）
（10）臣来见道旁野民，持一头鱼 ，上田祝曰：“高得万束，下得千斛。”（东汉《说苑》）
经过语料筛查，相关数据显示，这类进入“数+量+名”个体结构的基本都是表动物类（尤其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动物类名词）的量词，这或与物质类量词最早完成语法化有关。至南北朝，用于“数+量+名”结构的量词有所增加，但与“名+数+量”结构相比还是非常少的。
从表3可以看出隋唐至两宋期间，“马+数+匹”一直处于绝对优势，成为“马”的个体表量结构的主要形式。据CCL 语料库数据，“数+匹+马”结构一直到两宋期间才有零星出现，如：
（11）於是率百骑各笼一匹马至大隗山知魏将李景和，率军将至勇多置幡旗，当时四十万匹马。（北宋史书《册府元龟》）
（12）……具述此意及虏引退而洲上馀兵万人求输五百匹马 假道慧景欲断路攻之。（北宋史书《册府元龟》）
（8）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 。（东汉《汉书大宛列传》）
元代之后，尤其是明清小说的兴起，“数+匹+马”的出现越来越频繁，虽然“马+数+匹”结构在同期并没有完全退出使用，但其使用频率已经远远不及“数+匹+马”，“数+马”和“马+数”这两种结构基本退出文本，如：
根据台风动态和预案要求，10月4日上午11时，市防指即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5日上午10时将应急响应等级提升到3级；5日下午3时将应急响应等级提升到2级；6日上午9时，再次将应急响应等级提升到1级；6日上午10时，市长发表防御强台风“菲特”专题电视、广播讲话，号召全体市民紧急行动起来，做好各项防台应急准备；在防台进入最关键的时刻，6日下午4时，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宣布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期，这是自《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条例》颁布实施后，温州第一次进入最高等级的防台状态。在这次台风防御工作中，温州市是全省第一个宣布启动预案的地市，也是第一个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的地市。
（14）倒是亏了这个姜老星，困在垓心里面，一匹马 横冲四下，一杆戟混战八方。（明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
（15）走在半路，见四匹马 ，两个小童呆立。（清小说《小五义》）
例（19）（20）中“一箪”“一瓢”“一杯”“一车”分别通过容器名词对“食”“饮”“水”以及“薪”进行度量特征的描述，前三组是为了表达此物不多的意思，而“一车”则是凸现“薪”很多的意思，与“一杯”形成量上的对比。可以看出，与“数词+容器类名词+名词”中的容器类词相比，“数词+单位词+之+名词”中的单位词在计量功能方面有了明显的递增。一般来讲，进入“数词+容器类词+名词”的容器名词都是具有原型范畴的典型特征，如“杯”的所指的肯定是最平常见到的盛水、酒、茶等的器具，圆筒状或喇叭状，容积较小。基于汉民族的共有认知体验，这类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容器类名词越来越多地进入“数词+单位词+名词”结构中，形成“数词+容器类词+名词”结构，也逐渐被固定用来计量非离散性事物，容器类名词逐渐语法化为容器类单位词，其表量功能日益凸现（图1）A 阶段由于属格标记词“之”的强烈关照效应，容器名词的属性描述功能占优势；从B 至C阶段，由于一类容器类名词越来越多地被固定用于描述某一种非离散性事物，其属性描述功能逐渐弱化，计量功能逐渐加强。由于失去了属格标记词“之”对“数词+单位词”的关照效应，“数词+单位词”不再是附属于“名词”的属性特征了，其描述功能减弱，但其另一语法功能即计量特征就会得到进一步凸显，直至其描述功能完全消失，计量特征的描述功能才能最后真正转化为专职的计量功能。
“数+匹+马”结构之所以能逐渐取代“马+数+匹”并最终在现代汉语中成为计量马的最常见个体表量构式主要原因除了“匹”的语义义项的语法化之外，还跟当时的句法大环境的变化有莫大关系。先秦汉语中“数词+单位词+之+名词”的结构主要用于描述名词的某种属性或泛指名词的量度特征，而“名词+数词+单位词”的结构则才是真正用于指称名词的实际量度。如：（22）“五尺”并非计量“童”之具体身高，而是描述“童”年纪幼小的年龄属性（古文中“五尺”说的是年少，“七尺”说的是成年，如堂堂七尺男儿汉），但（23）中的“二十斤”才是对“黄金”重量的地实际计量。
中长期电力电量平衡分析是以计划期间系统总的电力电量缺额最小化为优化目标,优化计划期内各水火电厂的发电量、燃煤计划和水库水位,因此目标函数为
（17）虽使五尺 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孟子·滕文公上》
语法化理论认为：词语的高频使用对其线性毗邻的语言单位有结块化影响，形成语串，[8]语串频率是导致相邻语言单位附着化（cliticization）和合并（merger）的最重要动因，进而促成了特定句法环境的形成。[9]为此设定核心检索词为“马”和“匹”，找出两者共现的所有数据（表1）。
（18）……赐黄金二十斤 。（《墨子·号令》）
对比这两种结构的语法功能和结构差异，“数词+单位词+之+名词”之所以不用于计量而用于属性描述与该结构种的属性标记词“之”有莫大关系。语法化研究发现：形成高互信息的两个或多个语言单位在形成固定语法构式的过程中，较强语法功能的个体会对较弱语法功能的个体产生关照效应，即强势个体会把部分语法特征逐渐映射到弱势个体，从而达到语言内部的一种平衡。[15]“数词+单位词+之+名词”结构中，语法功能最强的就是属格标记词“之”，“之”的前后名词之间存在部分与整体的附属关系，即（17）中“五尺”是“童”的部分属性特征。由于没有受强势语法功能的标记词的关照效应，“名词+数词+单位词”结构中，“数词+单位词”自然是专职用于计量名词了。
与此同时，另一类结构“数词+容器类名词+名词”的结构在先秦也逐渐兴起，也多用于对事物的属性或量度特征的描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计量，如：
（19）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 雍也》）
（20）今之为人者，犹以一杯水就一车薪之火也。（《孟子 告子上》)
（16）仗着胆子本来大，他手下又有二三十匹马 ，都带着洋枪，还怕什么呢。（清小说《老残游记》）
图1 “数词+容器词+（之）+名词”结构中容器词功能变化示意
容器名词也成为第一类进入“数词+单位词+之+名词”结构，且不受属格标记词“之”的影响，形成对该结构的信息核心名词的计量。秦汉以后，容器表量结构“数词+容器类词+名词”广泛用于各类语域进一步巩固了表量结构新的语序：“数词+量词+名词”。这种新型语序结构中，量词与名词的属格结构进一步削弱，量词对名词的计量功能必然进一步加强，且随着量词位置的固定，语言范畴化的力量会使得量词与其后的名词会逐渐形成稳定的共现关系。反过来这种共现关系又会进一步加强这类表量结构稳定，加深处于量词位置的词语的语法化，同时也加深了表量结构“数词+量词+名词”的语法化程度。两汉时期个体量词作为一种语法范畴出现以后，受到“数词+单位词+名词”结构的类推影响，“数词+个体量词+名词”结构得以产生，通过重新分析机制，处于量词位置的“匹”也逐渐稳固了其作为个体量词的合法身份。这一身份在隋唐两宋时期得到巩固发展，成熟于明清时期。这就解释了明清时期“数+匹+马”结构成为马的主要ICC 结构的根本原因。
四、结论
综上所述，“匹”从一个计量布帛的单位词演化成计量马的个体表量词，进入“数+匹+马”结构，成为现代汉语中计量马的主要个体表量结构（图2）。
个体表量结构“数+匹+马”语法化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秦明月想，这真是一个单纯的从乡下来的孩子。秦明月说：“你做毛教授的助理有多长时间了，他失踪前有没有什么反常的、或者说在你看起来与往常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是零量词阶段。该阶段关于马的个体表量结构主要采用“数+马”和“马+数”这两种，主要原因是春秋战国之前，汉语并没有出现成熟的个体表量词，对于个体事物的计量自然是用量范畴在语言层面上最原始最直接的语言结构表达，即“数+名”结构及其变体结构“名+数”结构。无论是在“数+马”结构中，还是在“马+数”结构中，“马”都处在这主词位置，是信息核心，数词无论是前置或后置都属于修饰限定词，为附加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马并非寻常百姓家的家畜，多属于有皇家、官宦或富家的资产，马车更是一种奢侈的交通工具。因此关于“马”的群体表量词有“乘”“驷”等，多用于“马+数+乘/驷”。这种结构与先秦最普遍使用的表量结构“名+数+单位词”从句法结构上讲是完全一致的，也为马的个体表量结构“马+数+匹”的发展做下铺垫。
其次是准量词阶段。秦汉时期，随着单位词“匹”语义演化，逐渐获得对马的计量语用功能，在表量结构“名+数+单位词”的强烈关照下和类推机制的双重作用在，“马+数+匹”结构出现。在该结构中，“马”依然处在主词位置，为信息核心，“数+匹”为限定修饰成分，为附加信息。因为“匹”的介入，凸显对马离散形象的描述，突出对马的个体计量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马+数+匹”结构中的“马”与“数+匹”还属于述谓结构，两者之间的句法关系较为松疏，从结构的本质看，和零量词阶段的“马+数”结构本质是一致的。只不过受到同一时期的群体表量结构“马+数+乘/驷”的影响，在语言类推机制的作用下“匹”得以进入该结构，被置于“乘/驷”等群体量词的句法位置上，从而形成“马+数+匹”结构，但“匹”字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完全量词化，未能成为真正的个体量词，只能叫做准量词，因此，这一阶段的个体表量结构还处在准量词阶段，不能说是标准表量结构。
最后是标准量词阶段。据语料数据分析，隋唐及两宋时期“马+数+匹”成为主要的用于计量马的个体表量结构。但同期也有少量“数+匹+马”结构。随着“数词+单位词+之+名词”结构中“之”的脱落，新型单位表量结构“数词+单位词+名词”进一步衍生容器表量结构“数词+容器词+名词”并大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这两类表量结构中，名词仍然是核心信息位置，但“数词+容器词”前移，与名词不表述谓关系，而是偏正关系，容器词的具体语义虚化，表量语义被强化。元末明清开始，在强势的单位表量结构和容器表量结构的关照效应下，“数+匹”也被前置放在主词“马”的前面，形成“数+匹+马”结构。“数+匹”的前置一方面改变了其与主词“马”的述谓关系，两者形成了修饰语与被修饰语的偏正关系，另一方面，“匹”也被固定在和单位词一样的位置，逐渐虚化，获得了计量的能力，完成了“匹”从长度单位词到个体表量词的语法化过程。“数+匹+马”结构也成为计量马的最主要个体表量结构。
图2 “数+匹+马”个体表量结构演化
关于“数+匹+马”个体表量结构语法化过程的分析进一步证明：汉语个体表量词就是产生于对客体（尤其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客体）的计量过程中，汉语个体表量结构语法化的根本动因是语言的范畴化。随着物质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对更多的非离散性事物进行计数和计量，原有的表量结构必然要有所发展才能满足人们的语用需要，必然需要有新的表量结构来满足新的语言交际需求。此外，语言表达是遵循经济原则，即语言内部经过优化配置，在保证准确和明晰的前提下，用最经济的手段达到最有效的交流目的。汉语是孤立语、综合语，没有曲折形式变化，没有性、数、格等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因此汉语对事物个体表量不能依赖像英语那样的单复数形式，只能通过类推机制和关照效应从原始数量结构“名+数”和“数+名”中衍生。
注释：
① 文本性质和语域类型对语序有明显制约作用，为了避免这种制约作用，选择的研究对象在正式语体和口语语体中出现的频率不能有明显区别。在我国古代，不论是和平岁月，还是动荡时期，马和人民的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马在古代汉语出现的语域非常广泛，选择对“马”进行个体表量的“数+匹+马”结构研究更能客观说明问题。匹在“一匹绢”“一匹马”中的词性是有区别的：前者为单位词，后者为个体表量词，前者的用法早于后者的用法。
② 高频共现与结块化对语言结构的语法化产生重要影响，是语法化的充分条件，非必要条件，却又是基于语料库的语法化研究中最直观的方法。因此，本文先从这个层面展开数据研究。
③ 语法化理论认为：紧凑性使语篇结构语法化为句法结构，句法结构语法化为词法结构，紧凑性越高的语义成分之间的关系就越紧密，结构越稳定，越不容易被替代。
④ “名1+数+名2”格式中的名2在春秋时期尚未完全语法化为个体量词，故此处用名2，到两汉这类名词的绝大多数才语法化为个体量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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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Individual Classifier Construction “Num+Pi (匹) + Noun” in Chinese
DAI Qing-e1,YANG Cheng-hu2
（1.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2,China; 2.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CL corpus,this paper aims to make a research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ICC “Number+Pi (匹) +Noun” from the prospectives of semantic change and syntactic context.The findings of the paper are: (1)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ICC “Number+Pi (匹) +Noun” goes through three stages,i.e.,primary stage without classification,developing stage with would-be classification Pi (匹) ,mature stage with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Pi (匹) ; (2) analogy and reanalysis are the two key mechanisms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ICC “Number+Pi (匹) +Noun”,while the semantic change and syntactic context are the two essential reasons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ICC “Number+Pi (匹) +Noun".
Keywords: individual classifier construction; grammaticalization; analogy; reanalysis; relation effects
中图分类号： H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9）05-0083-07
收稿日期： 2019-03-18
基金项目： 宁波市重点学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英汉类词缀语法化对比研究”（201-sxk18001）；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科研项目“英汉判断结构语法化对比研究”（00321021744）
第一作者简介： 戴清娥（1981-），女，湖南岳阳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汉对比与认知语言学。Email: 66358961@qq.com
（责任编辑 周 芬）
标签：个体表量结构论文; 语法化论文; 类推论文; 重新分析论文; 关照效应论文;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论文; 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