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士人格与“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士论文,二十四论文,人格论文,心态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1-0300(2000)04-0063-04
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文士的崛起时期。其时，诸子蜂起，儒、道、墨、法等学派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寻求治国安邦、立身处世之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格理想和人生哲学模式，它们彼此激荡，相互影响，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士人格的多面性和安身立命的两难处境。且不管各家之间和各家自身内部主张怎样不同，都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它们的产生都是缘于当时的礼崩乐坏、时局的动荡和政权的争夺。这就决定了它们的共性特性：与政权政治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主张都是对政权政治态度的集中表现。正如司马谈所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政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中国传统文士在其崛起的时候，其人格就是多面性与共性的统一。而中国传统文士的人格特征是由他们对道与势（权势）的态度来昭显的。
自春秋至战国初期，传统文士对道与势的态度表现出重道轻势的主导倾向，《孟子·万章下》载：“（鲁）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乎？”鲁缪公以友对待子思，子思之所以不悦，就是因为他不甘屈居友位，想以师自居。《战国策·齐策》记载有赵威后问齐使的这样几句话：“于陵子仲尚存乎？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表面上看赵威后对子仲不臣于王、不索交诸侯极度不满，甚至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但从另一方面正好说明了当时文士蔑视政治权威、以道自负的态度。同时由鲁缪公到赵威后对他们的态度也流露出统治者以势压道、以势抗道意图的日益明显，自高其道的文士在强大的势力面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到了战国后期以后，传统文士对道与势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轨：大多文士从以前对道的恪守变为对势的依附，由以道抗势转为以道附势。文士追求仕途、利禄成为普遍之风尚。荀子对此曾进行了如下描述：“今之所谓仕士者，汗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荀子·非十二子》）何以如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二方面的原因。
其一，诸子之道，主要源于政局的动荡，一旦政局相对稳定、政权强大之后，统治者不会让其道自然发展，必然要对其实行约束、控制、利用，甚至进行政治打击（赵威后对待子仲的态度就是例证），结果诸子为让其道存在下去就表现出对势的趋附。
其二，诸子之道都是传统文士为当时统治者提供的治国之术，道的功能就是为势服务的，这就决定了道产生伊始就与势有一种主动依附倾向。只不过各家为了突出自己道的独特价值（因为道是否有价值主要取决于掌权者采纳与否），才显示出以道抗势的态度，形成了传统文士重道轻势的现象。但道与势经过一段的对峙，权势就呈现出比道更强大的力量（如果两者长期对峙下去，道就失去了其功用和价值），所以传统文士为实现其道服务于势的目的，展现其道的非凡功用和价值，不得不向势靠拢。
其三，诸子在提出自己的道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的道是治理社会的最佳方略，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统治者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必然主动向他们请教治国之术，所以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体现出以道自任、以道抗势的精神品格。“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卜身殉道。”（《孟子·尽心上》）“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孔从子》卷二《居卫》）传统文士这种自高其道、以道自任的精神固然可敬可佩，但他们要生存，不能为了道忍受守节固穷的潦倒生活。李斯对老师荀子对士不能以道自任、竟堕落到“贪利”、“嗜势”之境的责备所做的辩解就是最好的明证：“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非士之情也。”（《史记·李斯列传》）当时的文士为了摆脱地位之卑贱，生活之困苦，亦不再讲道的原则，趋附权贵、猎取富成为人情之所向。
传统文士日益重视权势的趋势到了汉代，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化、引导，又得到了加强。儒术不仅成为文士追求的利禄之途、仕进之阶，而且文士与国君之间结束了战国后期稷下先生与国君之间的师友关系，代之以君臣关系。这表明文士的道已无法与统治者的势抗衡。传统文士面对强大的势，不得不屈道附势，从此，中国传统文士正道直行、以道自任的殉道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不得不随统治者的权力更替而起伏动荡，其出处去就办必然随政权的易位而颠簸不定。这一方面使传统文士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陷入出仕与入仕、独善与兼济、贪穷与富有、卑贱与高贵的两难抉择；另一方面也表明，传统文士在中国古代宗法专制制度下，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抗节独行。依附权贵实在是宗法专制社会中传统文士难以治愈的通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怀才不遇、人生苦短、忧国忧民、羁旅行愁、逸情山水、学道拜佛等主题，也是传统文士依附权贵心理在文学中的曲折反映。
依附权势既是中国传统文士的普遍心态。而“二十四友”依附贾谧是这种心态在西晋惠帝朝政治、文化背景下的自然显现。西晋惠帝统治时期，政治上的腥风血雨使文士认识到要想在现实中生存必必须得寻找一位权贵作为靠山；郭象玄学的“独化论”在这方面为文士的言行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他们可从适性、称情的角度为自己依附权势找到依据；[1]这些恰好与传统文士人格中积淀的附势心态达到了高度一致。所以才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文士集团中依附权势表现最为典型的“二十四友”。
首先，中国文学史上的其他文士集团基本上是文学团体，而“二十四友”是一个政治团体。一方面“二十四友”中的成员本身大多并非文士，特别是其领袖贾谧更不以文才著名。而其它文士集团的成员都是文人，其领导者就是当时文坛上以文学成名的名流。如建安七子与三曹、竟陵八友与萧子良、苏门六君子与苏轼等。另一方面，“二十四友”并没有大体一致的文学主张、创作倾向及文学风格，没有掀起在当时主导文坛的创作潮流。虽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创作观点，但这仅是某个人的意见，对“二十四友”的文学创作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二十四友”作为一个文士集团并不是以文学活动为主，他们更多地投身于政治活动。虽然他们也有金谷集游之举，且“引致宾客，日以赋诗”，（《晋书·刘琨传》）从根本上说这仅是当时浮夸交游士风的体现，并不以文学为目的。他们也有彼此赠答之作，大多是“著文称美（贾）谧”，（《晋书·刘琨传》）或“以文才降节事谧”，（《晋书·贾充传附贾谧书》）具有明显的政治上的称誉目的，更何况这种赠答在他们之间也不普遍。其他文士集团则以文学活动为主，他们经常聚集一起，切磋文心，酬和争胜，在领导者的主持下编纂各种有关文学书籍等。如萧统“与学士商榷古今”，（《梁书·昭明太子传》）又编纂《文选》等。与“二十四友”以文才媚事贾谧截然不同。可以说“二十四友”主要以政治活动为主，仅把文学作为政治活动的点缀；其他文士集团则以文学活动为主，让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人生。
其次，“二十四友”都把谄事贾谧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们中间，有的想借权贵踏入仕途，实现其建功立业的理想。如左思，他深知在那“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的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出身庶族的他要想“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思《咏史·弱冠弄柔翰》）必须依附权贵；有的是希望重新树立已失去的自尊，再现自己家族的辉煌。如二陆，他们是东吴名门之后，“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晋书·陆机传》）而今他们却成了亡国臣子，被江北统治者和文士所歧视（晋武帝在公开场合曾说吴人趑睢、屡作妖寇、范阳卢志于众人之前直呼陆机祖父之名就是明证），故二陆栖迟洛阳数年，只做了祭酒、太子洗马、郎中令等官取。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让北方士族刮目相看，也只有投靠权贵；有的是想过一种安于天命的生活，如挚虞，他知道他生活在一个“履言思顺，所以延福；违此而行，所以速祸”，（《晋书·挚虞传》）的特殊时期，要保生全身，也要寻找一个生活的避风港——权贵；有的是为了保持现实生活的富有、奢侈，提高自己的名声地位，如石崇、潘岳，他们为追求“身名俱泰”（《晋书·石苞传附石崇传》）的生活，也需要一位权贵作为后台。而在当时惠帝统治的现实社会里，贾后专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贾谧乃贾后宠儿，权倾人主，这便促“二十四友”为了各自之目的，不得不媚事贾谧。文学史上的其他文士集团，同一集团成员大体上志同道合；虽然亦有不同程度的附势表现，但却不把它做为实现自己目的的主要手段。他们或以文会友，切磋文心，如竟陵八友与宫体诗作家，或以讲学进行学术交流，讨论学术问题，如明末的东林学社和明末复社等，所有这些都呈现出不同于“二十四友”以附势来实现其理想的特征。
其三，从交友原则来看，“二十四友”把势利作为自己交友的重要尺度，谁有势就投靠谁，谁对己有利就与谁交友。如潘岳在晋武帝太始八年(272)之前，所奉之主为裴秀，贾充继任司空后，便投靠了贾充。[2](P653)当贾谧权盛之时，竞相依附，贾谧被杀后，又各投其主。《晋书·文苑传·邹湛传》载：“及赵王伦篡逆（邹捷）与陆机等俱作禅文。”陆机并因“豫诛贾谧功，赐爵关内侯。”（《晋书·陆机传》）他们彼此之间友情淡薄，当他们发生利害冲突时，落井下石，把对方置于死地。如牵秀、陆机、王粹同为“二十四友”之列，在司马颖讨伐司马颖时，“以牵秀为冠军将军，与陆机、王粹等共为河阳之役。机战败，秀证成其罪，又谄事黄门孟玖，故见亲于颖”，（《晋书·牵秀传》）结果陆机被杀。他们大多缺乏节操，不讲人格尊严，奴颜媚骨。时人阎缵曾上疏云：“潘云、缪徵等皆谧父党，共相浮沉，人士羞之，闻其晏然，莫不为怪。今诏书暴构其罪，并皆遣出，百姓咸云清当。臣独谓非但岳徵，二十四友宜皆齐黜，以肃风教”。（《晋书·石苞传附石崇传》）王鸣盛亦这样评价潘岳等人：“潘岳、石崇附贾谧，望尘而拜，不待言矣。而刘琨、陆机亦皆附谧，在“二十四友”之数。赵王伦之篡，……而刘琨则为伦所信用，晋少贞臣如此。”（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九）而其他文士集团，如竟陵八友中的范云、沈约、任昉等，都等于友情，奖掖后进，急人之难。再如以苏轼为中心的文士集团成员大都能够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富有正义感、使命感，在正与邪之间，敢于与邪势抗争，即使被贬，被流放，仍矢志不渝，不以势利作为处世的准则。所有这些都是“二十四友”无法望其项背的。
其四，“二十四友”的形成与解体是和贾谧的得势与失势相始终的。据《晋书》和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二十四友”谄事贾谧是在惠帝元康六年(296)，解体在永康元年(300)。虽然“二十四友”中与贾谧一起同时被杀的只有石崇、欧阳建、潘岳等，大多还活在世上，但此后都各奔东西了，有的投靠了新的权贵，有的退居，作为一个文士集团已不复存在。而文学史上的其他文士集团的形成与解体大都是以文学创作的兴衰和文士集团成员的相继去逝为标志的，虽然也有政治权势的影响，但没有“二十四友”那么突出明显。
“二十四友”是中国传统文士人格在西晋惠帝时期政治、文化影响集结而成的一个特殊文士集团，他们的附势心态是中国传统文士人格中的附势特征在历史上比较充分、且带有病态意味的显示。这是一个因权势而显名，又因权势而损名的文士集团。他们虽然为以后文士所不齿，但也有其可悲可怜的一面。
收稿日期：1999-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