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圣贤气象”——宋代朱熹、吕祖谦《近思录》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熹论文,圣贤论文,宋代论文,气象论文,近思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以后《朱子语类》、《性理大全》、《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之模型。《近思录》直接间接支配我国思想制度五百年，而影响韩国、日本亦数百载”[1] (P400)。该书由朱、吕二人合作而成，但主编实为朱熹。近来细读并整理该书，收益匪浅，并对此书得五点评价如下：(1)宋代最有学问之人编成的理学入门书。(2)系统展示北宋四子和朱子理学理论之书。(3)元明清最流行的宋代名著之一。(4)精华多于糟粕。(5)现在仍有研习价值的必读经典。清代有学者视此书为“圣道阶梯”[2] (《序》)。通检古今书籍可知，专门探讨“圣贤气象”者始于《近思录》。所谓“圣贤气象”，即圣贤风度、圣贤风范。朱、吕二人把“圣贤气象”卷放在是书最后①，是希望读者最终具备圣贤气象，升入崇高的圣贤境界。钱穆研究指出，《近思录》提出的“圣贤气象”，“为有宋理学家一绝大新发明”[3] (P152)。对照《近思录》，深感现代人太缺乏圣贤气象了。故此，借鉴旧圣贤气象理论，养成新圣贤风度，有利于济世纠偏和营造科学、和谐的理想社会。爰将初步心得呈献读者，识者正之。
一、《近思录》论定的圣贤和圣贤气象
在中国古代和宋代，“圣贤”一词不能随便使用，不是人人可得此称谓。圣贤，即圣人和贤人。贤人，指有德才之人，多用于晚辈。圣人，指最有德才之人，只能用于皇帝和地位极崇高的前辈。《近思录》卷十四所论定的“圣贤”，其实主要是圣人。那么，《近思录·圣贤气象》所界定的圣人，究竟都有哪些人呢？
其一，北宋四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所肯定者。《近思录》是朱熹和吕祖谦摘录四子著作类编而成的。在《近思录》卷十四《圣贤气象》中，四子所论定的圣人共有十五位，依次是：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此外，四子认为荀子、扬雄、毛苌、董仲舒、诸葛亮、王通、韩愈等七人，都有根本性缺陷，所以不是圣人。
其二，朱熹和吕祖谦所界定者。首先，是二人对北宋四子所界定的前代十一位圣人谱录的肯定。其次，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对北宋四子圣贤地位的肯定。《近思录》一书及卷十四，于宋朝只取四子，表明朱、吕二人只承认本代宋朝四子为圣人，其他人一概摒弃在外。周敦颐在北宋时影响不大，程颢、程颐虽曾受学于他但后来也不太提起，而朱熹则首次把周敦颐置于宋代理学第一人、宋代第一圣人的显赫地位。
其三，朱熹、吕祖谦在此公开而专门地臧否人物、取舍圣贤，暗含如下意蕴：只有他们二人才真懂是非标准，才真懂圣贤和圣贤气象，因此，他们二人也最有资格成为圣贤或具有圣贤气象。
何为圣贤？取舍标准是什么？《近思录·圣贤气象》并无具体而明确的总结。实际上，北宋四子对圣人或圣贤，还有更多的看法和论述，《近思录·圣贤气象》中并未采录。例如，张载对圣贤的论述就远远不止《近思录·圣贤气象》所征引的那两条，另有不少记载，实有比较系统的圣人观[4] (P33—40)。
只有古今圣贤，最具有圣贤气象。然而，究竟什么是圣贤气象，圣贤气象包含哪些标志和内容，四子没有概括，朱、吕也未总结。从《近思录》卷十四《圣贤气象》和前十三卷的具体论述来研判，四子(其实也暗含朱、吕)所谓的“圣贤气象”，最根本的只有一条，同时还有与此相关的一些内容。
圣贤气象最根本的一条是，求道、明理、遵循规律做事发言。
道、理，都指规律。必须认真探索、彻底地认识掌握事物的规律。不认识规律，不是圣人。一知半解，或明或暗，认识错误，都不是圣人。要认识规律，前提是必须首先去学习、研究、探索、思考，否则与圣贤无缘。认识了规律之后，还必须严格遵循规律去做人做事发言。识得而不遵不用，等于空无，浪费生命。概言之，不求不学，学而不通，通而不循，皆非圣贤。探索、认识、遵循规律者，才是圣贤。《近思录》就是以此作为判别是与非的根本标准。
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皆是圣人”。其区别在于，“尧、舜是生而知之(道)，汤、武是学而能之(道)”。周文王似尧、舜，禹似汤、武[5] (P507)。
孔子之道，“无所不包”。颜子、孟子稍逊，各有特色[5] (P508)。曾子：“传圣人学”、“气象极好。被他所见处大”[5] (P509—510)。子思、孟子能正确地传承“圣人之学”[5] (P510)。周敦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5] (P519)。
朱熹、吕祖谦在《近思录》卷一《道体》中，首先引录周敦颐的两段论述，说明他们认为周敦颐是宋朝最先求道、明道、传道之人。在《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朱熹对此有十分明确地议论[6] (P4105)。在《近思录·圣贤气象》中，引用两段论述来展现周敦颐的圣贤气象：一是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二是做官施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
程颢，《近思录·圣贤气象》对各位圣贤及其气象的论述中，程颢独占最大篇幅，表明朱、吕认为程颢是宋朝最具有圣贤气象的人物。从该卷对程颢的记述中，可把程颢的圣贤气象归纳为五个方面：(1)始终求道。“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博闻强识，躬行力究，察伦明物，极其所止；涣然心释，洞见道体”。(2)极为明道达理。“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3)以道理传教后学。“先生之门，学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4)依道为官施政。“先生为政，治恶从宽，处烦而裕。……先生所为纲条法度，人可效而为也。至其道之而从，动之而和，不求物而物应，未施信而民信”。“遇事优为，从容不迫。……宁以一物不被泽为己病，不欲以一时之利为己功。”(5)待人接物，和善有常。“先生行己，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见善若出诸己，不欲弗施于人。居广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动有常”。“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如沐春风，“未尝见其忿厉之容”[5] (P519—530)。
程颐，《近思录·圣贤气象》中关于程颐的记述极为简略，几乎没有具体内容。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不必赘述。前引关于程颢圣贤气象的各种记述，多出于程颐为兄所写的《明道先生行状》。程颐曾对门徒张绎说：“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朱熹对此甚为了解，曾在《伊川先生年谱》中加以引录[7] (P346)。既然程颐自己这样说过了，《近思录·圣贤气象》也引录了《明道先生行状》，朱、吕似乎就不必再引录其他文字记述。二是为尊者讳。尽管程颐自谓“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后人多并称“二程”，公认程颐对理学的贡献不在程颢之下，但是，从程颐生平言行来看，实与其《明道先生行状》相差许多，实比程颢缺少一些圣贤风度。朱熹撰《伊川先生年谱》，特引侯仲良文曰：
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逾月而归，语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杨中立来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顾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余矣。其严厉如此。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盖其学已到至处，但于圣人气象差少从容尔。明道则已从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7] (P346)。
朱熹深知程颐于圣人气象不够完备，故在《近思录·圣贤气象》中不多录述。上述两个因素，究竟哪个为主，是否二者兼而有之，难做定论。事实上，程颐是北宋较早关注、提倡“圣贤气象”的学者。在谈到孔子及《论语》时，程颐说：“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观此数句，便见圣贤气象大段不同。若读此不见得圣贤气象，他处也难见。学者须要理会得圣贤气象”[7] (P284)。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圣人(孔子)气象，程颐也有精辟的见解[7] (P214)。但程颐始终长于思言而拙于行动，在圣贤气象方面也是如此。
张载，一是与君民国家同休戚。“闻皇子生，喜甚。见饿莩者，食便不美”。二是探索不倦，求道不息。三是不求功名，追求道理之学。四是传授圣道。教育学生时，“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五是“气质刚毅，德盛貌严”，待人诚厚[7] (P527—534)。
二、《近思录》排斥的非圣贤和非圣贤气象
宋人视圣人为至高无上的完人，是人生登峰造极的最高境界，是学习的最佳楷模。程颐对学生说，圣人与“天道”同一无异，无人能杀害，没有过错[7] (P209)。象程颐这样把圣人看得神奇无比，并不多见；把圣人视为至高模范，却很普遍。在不同领域和层次，认定的圣人也不一样。在医药领域，宋代之前即有人把医药事业视为圣人事业，把神农视为圣人[8] (卷1，《序例上·梁·陶隐居序》)。到北宋时，把前世高明医药家称为圣人、贤人、圣贤，已很常见[8] (P48、50、51、53、54、61、63)[9] (P4、17、19、44、71、87、98、112、131、133、149)。值得注意的是，宋徽宗赵佶在《圣济经》中，把医圣视作穷理尽性、民用无限之人，“物各有性，性各有材，材各有用。圣人穷天地之妙，通万物之理。其于命药，不特察草石之寒温、顺阴阳之常性而已。以谓物之性有尽也，制而用之，将使之无尽。物之用有穷也，变而通之，将使之无穷。夫唯性无尽，用无穷，故施于品剂，以佐佑斯民，其功用亦不一而足也”[9] (P143)。同时，宋徽宗把包括医药家始祖神农在内的“三皇”视为“先圣”，把孔子视为“后圣”；三皇之书“三坟”所言为“大道”，少昊、孔子等所著“五典”、“六经”所言为“常道”；先圣、后圣，若合符节，殊途同归，“皆济民用，防患于未然者”[9] (P133)。宋徽宗此书，当时颁行天下，影响很广。赵佶此见此论，前承汉代孔安国，后启金代名医刘完素[10] (《序》)。总之，将中国古代医药学创始人和后世造诣高深的医药家称为圣人、贤人、圣贤，在北宋医药界非常流行。至于释家和道家道教，早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把其崇拜者称为圣人已时常可见。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中国佛教，格外重视师承关系，被视为“圣人”者也比较多。牟融的《理惑论》说：“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11] (卷1)。除释迦牟尼外，印度佛教中被视为圣人者亦不在少数。而中国佛教中的“圣人”，就更多了，甚至有“千圣”、“万圣”之说[12] (P230、246、255、351)。道教为与儒、佛争崇竞高，也推出一批先天的和人世的“天尊”和“圣人”。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的三教讲论会上，鉴虚说：“玄元皇帝(老子)，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孔子)，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今皇帝陛下(唐德宗)是南瞻部洲之圣人。”[13] (卷6，P519)唐末五代的著名道士杜光庭说，圣人“凡有五种：第一，得道之圣。太上老君、诸天大圣是也。第二，有天下之位兼得神仙之圣。伏羲、黄帝、颛顼、少昊、尧、舜是也。第三，有天下之位而无得仙之圣。殷汤、文、武是也。皆廓清六合，不言升天矣。第四，博赡之圣。无天下之位者。周公、孔子，制礼作乐，垂范百王而无九五位而皆具天地合德之美也。第五，有独长之圣，而无博赡之名、亦不具上众美者。谓伯牙、师文：为鼓琴之圣。子卿、绥明：能棋之圣。钟期、延州：知音之圣。韩娥、素清：讴歌之圣。龚叔、文挚：智洞之圣。离朱、师旷：视听之圣。张芝、钟繇：草书之圣。今经中明者，指言理天下之圣也。”[14] (卷5，《天下皆知章》)排在前列者，还是道教推崇的圣人。宋代一些儒学家受佛、道影响，提出不同版本的“道统论”，借以确定一系列儒教圣人。
对于宋代之前和宋代已经推出的众多“圣人”，《近思录》多不予承认，其排他性是极为显著的。受其排斥者及其排斥原因，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为医药学家。张载曾说：“医书，虽圣人存此，亦不须大段学，不会亦不甚害事，会得不过惠及骨肉间，延得顷刻之生，决无长生之理，若穷理尽性则自会得”[15] (P278)。这种视医药学为小道的看法是北宋四子和朱熹等人的一致观点。所以，《近思录》论定圣贤和圣贤气象，决不提及医药学家。
二是佛教和道教。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都曾学习释老，吸取、借鉴释老之学。但是，后来都以批判、否定释老之学为主导，并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之一。他们否定释老的基本理论根据是：释老“不知穷理”[15] (P26)、“不识道”[7] (P5)、“毁人伦”[7] (P249)。由于宋代佛盛道衰，故他们批驳的重点是佛学。朱熹在《近思录》中，借程颢、程颐和张载之口辨别释老之非，却未摘取周敦颐之言论。因为，周敦颐对释老并无驳斥，朱熹和吕祖谦也只能有舍无取。这是朱熹不曾明言而后人需加注意者。实际上，周敦颐受道教影响比较明显，朱熹因为周敦颐对倡明道学贡献巨大，故列为圣人，列入道统；而邵雍受道教影响也很深，朱熹对他也有很高评价，但在此并不视为圣人。
三是众多儒者。在《近思录·圣贤气象》中，从孟子(卒于公元前289年)到北宋四子的一千多年中，多数儒者被否定，乏善可称。而在宋朝公元960—1175年间的一百一十余年中，除北宋四子外，都不得入圣贤之列，都不得入道统之列。其取舍之严，否定之多，与释老之宽广泛滥恰成鲜明对比。从“宋初三先生”，到司马光、王安石、“三苏”，再到二程的众多“洛学”弟子，甚至朱熹的几位老师，统统被拒斥在外。按《近思录》的标准，是因为他们不求道，或求道而不明道；对道学无贡献，或无重大贡献。
四是大量帝王将相。如前所述，《近思录·圣贤气象》所肯定的帝王只有六位，即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实际上，程颐还极为推崇、肯定周公[7] (P640)。张载也肯定周公，并推许为圣人[15] (P40，57)。而朱熹对周公也肯定有加，并认为自上古至周公是内圣与外王合一的时代，已将“道”付诸实施，更加值得肯定，更加令人向望[16] (P15)。《近思录》在摘编方面所存在的缺憾，此即其一。作为主编之一的朱熹难辞其咎。综合来看，北宋四子和朱熹肯定的帝王将相类圣贤，尚不止上述七位，但有一点是绝对明确的，周代以下、秦汉以来，空无一人。按北宋四子和朱熹的看法，自孟子以后的一千多年，一直是不行道不明道的黑暗时代。在政治历史上，“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7] (P4)。朱熹在与陈亮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辩中，坚决反对把汉、唐与尧、舜、三代“合而为一”，始终认为汉高祖和唐太宗“异于古之圣贤”[6] (P1595—1602)。对秦汉至隋唐社会历史及其帝王将相的否定，至少在表面上属于学术问题。而对宋朝当代历史及其帝王将相的否定，则赤裸无遗地属于现实政治问题了。朱熹显然是借《近思录·圣贤气象》来评判古今，否定现实，最终目的是改造现实。
既然从孟子到周敦颐的一千多年无一圣贤，那么，《近思录·圣贤气象》为什么还是提到了期间的七位呢？先看北宋四子的具体评论，再做结论。
1.荀子和扬雄。程颐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己自不识性，更说甚道”[5] (P511)。就是说，荀子和扬雄都不识“性”，从而也不懂得“道”。
2.毛苌、董仲舒。程颢、程颐说：“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5] (P512)。二人根本缺陷在于对“道”的认识不正确、不清楚。
3.诸葛亮。虽然粗知礼乐，“有儒者气象”，但“道则未尽”，有“不义”行为，“必求有成”[5] (P513—514)。在行道方面有大欠缺。
4.王通。“本是一隐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议论，附会成书，其间极有格言，荀、扬道不到处”[5] (P515)。虽然其书很好，超过荀、扬，但是，众人附会成书，未必可信。更重要的是，出世之隐者，均非圣人。
5.韩愈。虽是“近世豪杰之士”，然而，“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5] (P517)。换言之，韩愈不是主动求道理之人，只是有所得的豪杰之士。
总之，在一千多年的道晦理暗时期，这七人在探索、发明、实行方面有较大贡献，不可略弃不提。但是，有的压根儿不识性与道，如荀、扬；有的认识不确不明，如毛苌、董仲舒；有的行道不太纯正，如诸葛亮；有的退隐出世，如王通；有的不主动探求，如韩愈。所以，他们缺乏圣贤气象，不是圣人。至于其他众多的儒、佛、道、医药等学者，众多的帝王将相，等而下之，更无圣贤气象，更非圣人。
另外，细读北宋四子著作可知，四子、尤其是二程，对当代学者多有批驳、责难之词，《近思录·圣贤气象》概不摘录，显属畏祸避患；张载与二程之间亦有相互不满之词，书间也不转载，显属为尊者讳。这些，都是朱、吕的《近思录》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
三、借鉴旧圣贤气象，倡导新圣贤气象
我们细读古书，深探力索，非为古人，实为今人和后人。故此，借鉴宋代《近思录》提出的旧圣贤气象，倡导现代社会的新圣贤气象，乃本文最终之旨归。
(一)宋代《近思录·圣贤气象》的精华
要科学地借鉴宋代理学家这一“绝大新发明”，必须首先科学地区分其精华与糟粕。前述《近思录》(附加少量相关著作)所胪列肯定的圣贤和圣贤气象、否定排斥的非圣贤和非圣贤气象，内容繁复，良莠混杂，究其精华，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追求真理，不求私利。《近思录》划分圣贤、圣贤气象与非圣贤、非圣贤气象的首要标准，是看他是否追求真理。程颐认为：“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7] (P187)张载也说，史书、医书、文选、道藏、释典等，不必读，或不必多读。许多人读史书，只是为了求名争胜。只有多读儒家“六经”才能求得义理[15] (P278)。凡不主动追求道理者，均遭反对，均不入圣贤之列，均无圣贤气象。唐代韩愈，对反对佛教、倡明儒家道学，很有功绩，但因求道不主动，只能被视为豪杰之士，不算作圣贤。程颢、程颐自十四五岁时便锐然欲学圣人，以求道、明理为追求目标。张载求道、明理，昼夜不息。不求真理而求名、求利、求胜、求成、求功，都是错误的，都非圣贤气象。“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5] (P513—514)。诸葛亮取刘璋，乃不义之举，非圣人所为。总之，只求真理，别无所图。只有追求真理，才能立大功，天下才能长治久安。求小道，只能立小功。求私利，是目光短浅的错误行为。
2.道理务必通透，反对昏暗不明、一知半解。《近思录·圣贤气象》提到的荀子、扬雄、毛苌、董仲舒、诸葛亮等人，并非不求道，但他们求道不穷尽、不通透、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故不具备圣贤气象。从此书之外的其他著述可知，程颢、程颐和张载有时也承认释、老、邵雍、王安石等探求道理，但认为他们有较大错误[5] (卷13)、[7] (P6、32、42、45、69、74、79、138、149、152、195—198)。在他们看来，对真理的认识必须通透，必须“穷理尽性”[15] (P40)。张载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释氏便不穷理，皆以为见病所致。庄生尽能明理，反至穷极亦以为梦……盖不知《易》之穷理也”[15] (P321)。凡不知穷理或貌似明理而实不知穷理者，均予以坚决反对。程颐也主张，“物理须是要穷”；必须探明“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辞，更有甚？”[7] (P157)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满足于了解、描述表面现象，浅尝辄止，一知半解，是浅薄无用的，非圣贤气象。反对浅薄无知，主张穷理尽性、彻底通透。
3.遵循规律，言行适宜得中，反对悖理而动，言行过分。张载说：“将穷理而不顺理……吾不知其智也。”[15] (P29)只极力探索规律而不顺从规律，是不明智的。循理必须心诚，不可虚伪，“诚则顺理而利，伪则不循理而害”[15] (P232)。忠诚循理必得吉利，虚伪悖理必遭祸害。程颢、程颐说：“圣人于天下事，自不合与，只顺得天理，茂对时，育万物”[7] (P80)。就是说，圣人对于天下事并不另加干预，只是遵循“天理”规律，随时而动，化育万物。程颐认为，乐于循理，还只能算是一名君子；“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必勉强便自然能够循理得中[7] (P186)。当代学者安平著有《朱子〈近思录〉新解》一书，总结该书卷十四《圣贤气象》为“有自然祥和之气”[17] (P159)。与圣贤气象相反，佛教教人离家出世，无父无君；道教教人弃圣绝智；其他的只为贪图一时一己之私利而妄言妄行之帝王将相等，都必须加以否定。《近思录》反复强调、极力主张，一言一行必须符合规律，成为圣贤才能自然遵循规律。
宋人圣贤气象的精华，核心是追求真理，是对规律的求、明、循。余如从容不迫、自然祥和、教人以理、重义轻利、崇公抑私、讲究礼仪等，都是具体表现，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二)宋代《近思录·圣贤气象》的糟粕与局限
《近思录》毕竟是八百多年前的著作，其“圣贤气象”毕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思想见解与行为表现，具有时代的局限和明显的糟粕。
1.重普遍规律，轻特殊规律。具有“圣贤气象”的北宋四子所探讨的道和理，多为普遍规律，少有特殊规律。不仅如此，张载和程颢、程颐还曾公开蔑视、反对人们探索具体领域的特殊规律。张载明确反对人们在史学、医药学、文学等方面多下工夫，认为《道藏》、《释典》可弃而不看，只主张反复不止地研讨儒家之“六经”[15] (P278)。他对儒家“六经”之外的其他领域及其特定规律的蔑视，非常严重。程颢、程颐对于文学、训诂学、释老之学，也公开持蔑视态度；对于“工技之事”，更是不屑一顾[7] (P187、580)；对事物的特殊规律，不很重视。这与王安石和沈括那种“无所不读”、“无所不问”[18] (卷73，《答曾子固书》)、无所不探的气象，相去甚远。北宋四子的“圣贤气象”，具有一定的空疏性。
北宋四子希望探明天理大道，立大功于天下，志向高远，固然可嘉。然不可因重大而轻小，不可蔑视甚至反对人们去研究具体领域及其特殊规律。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小到大，以大带小；大小结合，并重不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鼓励推动他们去研究具体问题和特殊规律。求大道大功，舍小道小功，则于国于民于己都不利。北宋四子除在学术研究、道学传授领域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外，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缺乏突出建树，无足称道，远不及王安石和沈括。张载复行“井田制”的失败，程颐教育培养宋哲宗的惨败取辱，以事实证明了他们高谈阔论的天理大道的空疏无用。
2.重主观努力，轻客观功效。《近思录》的圣贤气象，对是否主动求道、是否明理，格外重视；至于实际功效究竟多少大小，则很忽略。有时简直就是以“理”划线，以“理”为是非取舍标准，不看实际功效。秦汉至北宋中叶的一千多年的历史及其中的大量功绩卓著的优秀人物，都被他们依“理”否定，一“理”切掉。这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王霸义利”之争中的重王轻霸、重义轻利者，大体一致。当然，像南宋陈亮那种“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的见解和主张[19] (卷36，《答陈同父三》)，也很偏颇。正确的态度应是既重视主观动机，又重视客观效果，应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二者之中，客观功效重于主观动机。那些虽不会夸夸其谈大道理、却做出积极的重大功绩的历史人物，必在主观上或客观上遵循规律行事；那些理字当头、口若悬河、主观动机似乎极好而做事无成、甚至祸国殃民的历史人物，其“穷理尽性”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实在值得怀疑，难逃迂腐庸人、空谈误国之谳。
3.重礼义教化，轻法制建设。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大都重视礼义教化，轻法制建设，《近思录》之圣贤气象也是如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两者并重；法制建设偏重于礼义教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四子和其他“理学家”们，大讲特讲循理言行，不讲少讲依法治国、依法言行，是非常需要加以揭露、加以批判的。
宋代圣贤气象的局限性，不仅在今天看来属于糟粕，即是在宋代也未能纠正社会中日益严重的各种弊端，也未能挽救北宋和南宋之灭亡，也遭到一些君臣学者的批评和抵制。
(三)倡导新圣贤气象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有大量对现实和未来有益的成果，值得深入研究挖掘。宋人发明的“圣贤气象”，对今天和未来的和谐社会建设大业很有价值，应该借鉴。但宋人的圣贤气象，精华和糟粕兼有并存，我们应该在科学地加以辨别扬弃之后，针对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倡导现代社会的新圣贤气象。
倡导新圣贤气象的必要性有三：第一，宋人发明并倡导的圣贤气象，我们现代人不能完全照搬照用。宋人提出的圣贤气象，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最高境界，其追求真理、明通规律、遵循规律的主体要求和核心精华，其为公灭私、高瞻远瞩、重义轻利、待人以礼等价值取向，对我们现实和未来社会发展来说，都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学习遵守。但是，重普遍规律而轻特殊规律、重主观努力而轻客观功效、重礼义教化而轻法制建设的局限性和糟粕，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决不能效法。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发展创新，倡导符合新时代社会需要的新圣贤气象。第二，现代人缺乏圣贤气象者太多了。总体来看，今胜于古，今人当然远远超越古人。特别是今人非常重视具体问题和特殊规律的研究探索，非常重视法制建设，非常重视实践效果，更是历代圣贤们所极为缺乏、无法企及的。然而，放眼中外，细观现实，只研究表面现象而不探求规律真理者，探求规律真理而一知半解者，随心所欲、恣意妄为而不遵循客观规律者，重利轻义者，以私害公者，目光短浅者，待人粗暴无礼者，实在太多了。这正是古代圣贤们所极力反对的，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要极力纠正的。第三，现在有条件、有可能大力倡导新圣贤气象。在物质和文化条件相对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在社会秩序大乱、混战不止的情况下，是难以倡导圣贤气象的。当今世界，物质和文化条件远超古代，秩序空前稳定。就中国而言，从中央到地方，开始树立科学发展观，越发重视可持续发展，提倡构建和谐社会，走和平崛起之路。在这样的大背景、大局势下，很值得大力倡导新圣贤气象。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大力倡导什么样的新圣贤气象？
1.依法做事，言必有据。众所周知，依法治国是现行国策。但从各级政府官员到各界民众，对具体个人来说，往往把依法治国看成是政府的事情，执法部门的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大，因而违法违纪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很有必要针对个人，极力倡导依法做事。这里的法，当然包括各种规定、章程、纪律、条例、公约等。在全社会，一言一行，内外上下，都必须遵纪守法。
2.严于律己，礼仪待人。依法言行，是做人、待人的底线，不可逾越半步。但法律规章未涉及、难以涉及的日常行为空白点非常多，因此，对每个公民来说，还要积极倡导文明礼仪待人。从国家到各行各业，应该研究借鉴古今中外的传统礼仪，针对国情、地情、行情创建中国特色精神文明新礼仪，包括体现敬、诚、仁、爱、信的价值观，体现真善美精神。同时，进一步加强科学文明的礼仪建设，净化人的心灵，以提高人的素质，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谦谦君子，彬彬有礼，方为圣贤。
3.追求真理，按规律办事。法律规章也好，道德礼仪也好，都不是最终真理和最高标准，也非一成不变。最终真理和最高标准，是各种自然规律、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法律规章和道德礼仪的制定与修订，必须符合规律。规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存。每个人的言行，都受规律的制约和影响。顺之者吉而昌，逆之者凶而亡。那些过于复杂、巨大、高远、深奥的事物及其规律，需要专业人员去研究探索。那些人人都可经常接触到的事物，大家都应该探索其中的规律。探索规律，明白规律，十分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必须严格遵循规律，一言一行符合规律。那种缺乏理智，盲目跟着感觉走，万万要不得。追求真理、遵循规律的常见形式是，识大体、顾大局；既照顾一己、一时、一地之小利，又谋求人类、长远、全国、全球之大功利；抑小崇大，富有预见能力。
概言之，既严格遵守法律规章，始终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又与人为善，彬彬有礼，处事祥和；既要做好眼前细务小事，言行适当不偏，又要追求真理，富有远见卓识；既科学务实，又文明远大，这才是新圣贤气象。
四、余论
先秦时期，人们普遍推崇的做人、待人的至高境界是“君子风范”[20]。自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后，秦汉至北宋的一千多年里，社会秩序和道德风俗混乱之时多，顺正之时少。所谓的“汉唐盛世”，其实并未留下多少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的盛世气象。一些宋代学者对此一千余年社会历史，予以整体否定，确有根据。否定是为了创新。宋代一些学者提出、表彰“圣贤气象”，决非偶然，对于前此一千多年的历史而言，对于宋代社会而言，都是一个“绝大新发明”，值得高度重视，认真研究。但这一“绝大新发明”，既没有拯救宋代社会和国家的危亡，也没有拯救元、明、清、乃至民国的危亡，更没有“为万世开太平”[15] (P376)。今天，重新研究、辨别旧圣贤气象，合理借鉴并倡导创立新圣贤气象，或许将会对未来社会的和谐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注释：
①后来一些《近思录》集注、续编，或改“圣贤气象”为“观圣贤”、“总论圣贤”，意境反而低下，也不是朱熹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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