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府县佐贰官的职权
柏 桦
(安徽理工大学，安徽 淮南 232001)
摘 要： 明清府县设官是按正官、佐贰官、属官、教职、杂职等顺序排列，吏典、差役、幕友、家人等没有纳入职官序列。正佐相互辅助监督制使佐贰官的赞治、任事、监督的职权得以正常发挥，但也存在佐贰官职权萎缩，正佐之间矛盾难以协调，彼此监督不力等问题。正佐官之间冲突与矛盾，迫使统治者在政策方面的进行调整，特别是“在外正佐官互相纠举例”的颁行，使得佐贰官与正官之间差距越来越大。正官负责制的确立，又使佐贰官逐渐退出府县行政系列，府县治理形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关键词： 明清府县；佐贰官；赞治；辅助监督
明清府县佐贰官的行政权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的演化。一是在佐理制度下，佐贰官的主要职能是辅助正官，并且有相互监督的制约规定。此时，佐贰官的官缺多于主官，虽然身为副职，因有制度设置的相互制约，却也不难履职。二是在正官负责制形成以后，佐贰官只好任正官差遣驱使，很多成为闲职而被大量裁撤，至清代佐贰官的缺额已经不足正官的三分之一，虽然名为副职，实际承担副职之事的却寥寥无几。三是当佐贰官很少履行副职的职权时，一种分防分守的制度出现，作为副职的佐贰官以另一种形式承担起正官的责任，导致地方行政发生了变化，厅制与区制的出现与此有关。
一、赞治之权
按照明代行移署押体式规定，府州县官所有应行的公文，佐贰官都必须署名签押，这是佐贰官最重要的佐治权力，所以“以县丞名，盖谓一县事，宜与知县和衷协济”；①“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分守令之政，共州县之民者也。官虽有正副，而权不轻。位虽有尊卑，而事不异”。②按照朱元璋设计的政务运作模式，府州县诸事，要正官与佐贰官商议，是“凡所施行诸事，议论已成”，③才能够付诸施行，这是明显的正佐相互辅助监督制。
国际市场：上周，由于尿素需求减少，国际尿素价格延续下跌态势。其中，黑海小颗粒尿素离岸价周环比低端价格持稳，高端价格下跌5美元/吨，为300美元/吨；波罗的海小颗粒尿素离岸价周环比低端价格下跌5美元/吨，高端价格下跌6美元/吨，为296-300美元/吨；中国小颗粒尿素离岸价周环比低端价格下跌10美元/吨，高端价格下跌7美元/吨，为325-330美元/吨。
佐贰官履行佐治之权，主要表现在文书署押之上。按照明代文书格式，无论是上行、平行、下行文书，佐贰官都要进行署押，也可以称之为“副署”，即在府州县正官先进行签押之后，佐贰官在正官签字之下，列衔并排签押。④这种署押权的本意是让佐贰官能够参与政务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所谓的“赞理”、“赞治”。这种制度在明前期还是能够执行的，如弘治间海门县丞杨成，“善赞理”；⑤宣德中婺源县主簿李昇“赞理公勤”；⑥景泰间宿州同知王达才“勤于赞理”。⑦府县佐贰官赞理之权是明确的，能否赞理则成为佐贰官贤能的标准。
朱元璋希望府县佐贰官能够发挥赞理职权，其关注程度，也是绝无仅有的。如浙江象山县丞陆引上任时，朱元璋竟然赐给符命曰：“往，尽乃心，勤乃事。他日来觐，朕将合焉，以考尔职。其敬之哉”。这样的天语叮咛，当然使陆县丞“惊喜过望”，所以到官以后，“锄强植弱，吏畏民怀。常俸外，一毫不取。视事二年，计口植蔬，家人盖不知肉味也。以勤民事积劳卒”。⑧为了报答皇恩，陆县丞累死在任上。
既然是赞治，府州县正官之事，即是佐贰官之事，凡事要由正佐官议论而行，故此佐贰官参与府县事务很多，从他们的政绩来看，若不知其职衔，很难说他们就是佐贰官。如洪武时期的德安府同知罗性，上任伊始就捕获贼寇糟李，而以“汝皆良民”释放从寇者数百人，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在任“为政以宽恕为本，惟赃吏无所假”。在惩治盗官麦的应城县吏刘仁时，他逃到按察司佥事那里诬告罗性以他事，在罗性应该被捕审讯时，因为湖广参政及按察副使知道德安罗同知贤能，才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应城县吏刘仁则被治罪。当然，能够得到贤能之名不容易，但盛名之下，还必须谨小慎微，在罗性秩满诣京师，按例应该升迁之时，“坐擅用枣木染军衣，为(御史大夫)陈宁所劾谪戍西安”。⑨再如，东平府通判黄哲，在朝廷下令修黄河堤堰，兴大工程时，乃建议：“此乃胡元为覆辙，可以戒，不可以为法，事遂寝”。⑩吉州府通判端木复，在“吉俗尚哗讦，素号难治”的情况下，召父老子弟戒之，最终使“民皆惴惴，无敢执牒妄诉者”。
河南磁州同知詹俊，于“兵革初定，民复旧业，(詹)俊劳来安辑之，劝督耕桑，兴学选师，明饬教令，举贤荐能，抉剔弊蠧，盖力居多焉”。
其所作所为，与知州别无二致。袁州府通判随赟，“政简而事治，流民归业，田野垦辟，郡人德之，立碑以纪善政”。
兰阳县丞蒋宫在任，“广为召募，一年复业五千户余。弭菑捍患，掩骼理胔，通商贩，理冤滞，安反侧，开学校，崇德义”。
怀庆府河内县丞廖钦，“一以忠信导民，未几化其俗”。
广宗县丞聂铉，问民之疾苦，得知因旱蝗、食乏、役繁，当即“奏之于朝，上遣使视灾伤，悉蠲其税，民大悦”。
渭南县丞李叔正，“县岁输粮二万，而田无定额，乃令里社丈量，立法密而用刑严，奸匿詟服，毕献其诚，于是豪右失计，公私交便”。
溧阳县丞夏廸“勤抚字，吏民信服”。
江西浮梁县丞陈登，“视民如子，务宽恤之，而明决以革奸弊”。
武进县丞刘亨，“修学政，课农桑，恤孤寡，表节义，毁淫祠，县旁作善教坊、再思亭，风厉民庶，讼省野辟，流亡来归”。
新化县丞周舟，“在官以廉勤称之，门无私谒，吏卒不敢欺，验民贫富及丁税多寡，第为上、中、下籍之，遇有赋役，随轻重使之，故民不扰而事易集，至于狱讼、文牍之务，皆躬理之，吏胥不得为奸，罢诸役作，民晏然安业，由是流民之归者益众”。
江都县丞欧阳铭，在兵荒之余，“即移文旁近，凡江都民转徙者，皆还本土，劳来安定，出于至诚。其贫不能耕者，劝富人假种粮贷牛具使力耕，公家徭赋处之各尽其道，必使事集而民不扰。于是流移四归，邑稍完复”，因此“一县戴之如父母”。
浦城县丞县吕昭，“以俸资市谷，给无产者，俾艺其地而不责其偿，县以富庶”。
虹县主簿孙蕡，在“经兵燹，室十九空，劳来安辑”。
阳春主簿徐均，在“县豪得雄据为奸利，县官至受颐指，少忤触之辄死”的情况下，敢于将豪雄治罪，“械系大老，身送之府中”。
查阅地方志《名宦传》，作为佐贰官入传者，多是洪武时期的人，所列政绩，往往与正官相同，则可见在赞治的情况下，正官与佐贰官并没有明显的权责界限，正官之事，即佐贰官之事。
这种赞治的制度，在成化以前，基本上还得以维持，但分职任事逐渐明显。如永乐时常州府同知赵泰，“廉以持巳，惠以及民，勤以莅事，凡利民之务，必为之”。
汀州府通判李铨，“以狱囚淹系者众，按其无罪者悉出之，旬日狱为之空”，布政使让其“督八州冶铸钱匠”。
香山县丞彭豫，“一务宽施，训以善道，久而民益化服”。
长洲县丞刘乾兼理农事，“每出劝农，周行塍垄，呼老畯问所病苦，慈孺之色，溢于颜面，所至民驩，迎曰父母来矣”。
邯郸县丞俞得济，“民不困而事集，尤以宽厚得民心”。
正统时韶州府同知滕员，“任值岁歉，公私无积贮，守以下无籍手地。公至倾囊得白金若干两，告籴邻郡，命里耆籍民之窘甚者，朝夕给之，全活数千人”。
金华府通判刘实，“郡赋以旱，岁逋不能完，民或鬻子女以足数。奏宽贷之，又赎还其子女”。
成化时南安府同知施奎，依然按照“国朝建官，有正有副，正者总其纲，副者辅其政，如殷繁政务，则佐贰分理之，正官总督之，庶纲纪不紊。同知之职，同其守也，事皆得以专行，其位不为不重也”。所以上任伊始，“莅政公勤，甫下车不浃旬，首询耆老，访民缓急，次第而行，宽猛适宜，刑威不用，专尚德化，不踰年，人吏洽和，士风丕变，三邑军民仰之如泰山，敬之如父母”。
值得注意的是，自永乐以后，巡抚、巡按逐渐把持政务，按照《宪纲》规定，他们有权委署佐贰官，本来朝廷把风宪官当成耳目，赋予他们监察权力，查察百官，“乃奉命者复不自查，而委之各官，各官复为地方官笼络，而相遁相欺，以文避法”。
在抚按官拥有监察之权的情况下，佐贰官也成为被黜免的对象。以成化帝即位黜退官员为例：陕西巡抚项忠，“奏黜老疾庸懦官，延安府知府王瑾等八十一员”；
漕运总督王竑，“黜老疾庸懦不谨官，监运司同知刘曦等七十八员”；
甘肃巡抚吴琛，“奏黜老疾庸懦官，陕西行都司经历刘洪等十三员”；
湖广巡抚王俭，“奏黜老疾罢软贪暴官，荆州府知府张嵓等八十二员”；
浙江巡按袁恺，“奏罢老疾庸懦官，嘉兴府同知刘玉等一百五十五员”；
苏松巡抚刘孜，“奏黜老疾庸懦不谨官，安庆府知府周翔等四十二员”；
山东河南巡按贾铨，“奏黜两布政司老疾庸懦贪暴官，山东五十六员，河南十二员”；
湖广巡抚王俭“奏黜老疾庸懦不谨官，黄州府知府陈旺等百十有三员”；
江西巡按陆平，“奏黜老疾庸懦不谨官，南昌府知府张馵等百有九员”；
北直隶巡按冯徽，“奏黜老疾庸懦不谨官，顺德府通判徐麟等五十八员”；
湖广巡抚王俭，“奏黜贪暴老疾庸懦官，襄阳府同知林杲等一百二十八员”；
陕西巡抚项忠，“奏黜老疾庸懦贪暴官，平凉府同知王圭等四十三员”；
山西巡按艾福，“黜老疾庸懦不谨官，太原府通判冯顺等八十员”；
四川巡抚陈泰，“奏黜叙州夔州重庆三府老疾庸懦不谨官，知府杨德敷等六十八员”。
涉及10余个布政司，共计877员官，除了少数正官之外，大多数是佐贰杂官，其中也不乏被冤枉者。如南安府同知施奎，“持身无玷，而都人见称抚字有方”，最终还是以老疾致仕，“告老之后，优游林下，几十余年”，
则可见其并不老。其实自正统时，佐贰官就被视为闲职了，如金华府通判刘实，“坐郡署治公务，有闲辄探架间经史阅视，事至乃掩卷，已则复然，郡僚或窃笑之，不为改”。
佐贰官在府县衙门逐渐成为闲职，在抚按成为制度以后，被委署者多，而自从劝农官、捕盗官设置之后，分别承担各种事务的佐贰官也越来越多，其赞治的职权萎缩，在明代地方志中讲到佐贰官设置，编者也时常将佐贰官目为闲职，固然也有不少说到他们赞治之权者，但多在该官名下注明所管之事。特别是在嘉靖年间大规模裁撤佐贰官以后，地方志则很少讲佐贰官的赞治权，应该说在此时期，佐贰官已经失去赞治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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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事之权
按照明代制度，府县佐贰官与正官职责没有什么区别，但府县事务繁多，在正官难以分身的情况下，委派佐贰官专门办理某种事务，也就成为经常性的事情。如“凡遇水旱灾伤，则蠲免租税，或遣官赈济。蝗蝻生发，则委官打捕”。
这种踏勘灾伤，赈济灾民，捕蝗治水等事，多委派佐贰官办理，也就独任一事，他们当中固然不乏认真履职者，但也不能够逃脱权力导致腐败的怪圈。以《大诰三编·进士监生不悛第二》所开列的364员名单来看，大多数是因为水灾而受赃，其中佐贰官有120多名，占总人数的1/3以上。
只要是委派的事务，也就有专责，一些胆大妄为者，也敢不顾一切。《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开列4名佐贰官犯罪的事由，其中开州同知郭惟一，“不畏国法，惟务设计赃贪害民”；德安县丞陈友聪，“通同里长唐祐等，欺隐茶株，不行踏勘，接受本人罗、绢、布共十匹，钞八十贯”；更为胆大妄为的是，敢于将调查此事的府推官、府同知殴打绑缚，“自执铁叉拒敌”；莱阳县丞徐坦，“为勾军事，府帖一十一次下县催勾，徐坦与兵房书吏刘英等收赃一百贯，不行挨勾”；溧水县主簿范允，“不以隐匿抄扎家财为重，却行受要汤希悦等钞四百贯，红绫二匹，泯灭其事”。
这几个人都因为罪大恶极，不是被凌迟示众，就是被枭首示众，乃是律外用刑。《大诰续编·克减赈济第六十》讲到原武县丞柴琳将赈民钱入己二百贯，开封府同知耿士能五百贯，钧州判官一千五百贯，襄城主簿杜云升一千五百贯，他们“坐视民患，略无惭色”。
再如，宣德年间，江西新淦县丞厉中，“土豪同恶害民，凡催科必非法棰楚，加数十倍取之，所获金银锦绮，不可数计，民不胜毒虐”。
镇江金坛县主簿郝端，就因为书吏怠慢自己，便“因事捶五百，下之狱”；在书吏的父亲及叔叔到狱探视的时候，又“诬为劫狱，皆重捶之，三人皆死狱中”；知道书吏还有个哥哥，“恐发其事，又诬其罪，执而重捶之，亦死狱中”。
江宁县主簿侯璠，因为选充里长赴官违期，就把里长怀孕的妻子抓起来“鞭之坏胎，母子俱死”。
韩城县丞刘通，“不以爱民为心，一怒而杀二人”。
这些佐贰官虽然都被绳之以法，甚至加重处罚，但也可以看到他们面对百姓，依然是官，以官的威风而临民，并没有以自己是副职，官职低微而有所收敛。
佐贰官受委外出办事，便摆脱正官的束缚，就要显示自己。如洪武二十九年，湘阴县丞刘英，“以生革为鞭，长三尺，中夹铜钱，挞人至皮肉皆裂”，出行的时候，威风凛凛，“以巡检弗出迎，怒而挞其妻几死”。
这种情况有明一代都没有改变，《醒世姻缘传》讲秀江县主管钱粮的臧主簿，受知县委派来给本县贡生送匾，得了“两匹潞绸、两匹山茧绸、一副杯盘、两床绒簟、十两折席”。酒席中不断吹嘘自己，说什么知县重用他，知县“每日准十张状，倒足足的批八张给我。咱读书的人，心里明白，问的那事，就似见的一般，大小人都称我是‘臧青天’。咱把那情节叫管稿的做了招，我自提起笔来写上参语，看得其人怎么长，该依拟问徒；其人怎么短，该依拟问杖；多多的都是有力。咱不希罕他一点东西，尽情都呈到堂上去”。
一句“都呈到堂上去”，说明主簿并没有司法权，帮助办理一些事务，便把自己说得如正官一样。当然了，受委的佐贰官中，也不乏认真履职者。如正统时金华府通判刘实，“行诸邑督赋，至浦江，其丞王韶君，乡友也，具盘馔罂葅诣馆馈君，君谢弗纳”。
专理马政的应天府通判林春，“以清节自厉，攻驹考牧，恪尽乃心，公平不苛，民受其惠，无敢干以私者。每行县较阅，止食公廪，一毫不取于民，莳蔬公廨隙地，至则摘以自给，其廉如此”。
也无怪乎《明史》讲：“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47《刑部俞主事墓志铭》，学生书局，1984年，第1980页。
朱元璋曾经颁布《到任须知》，列举地方官应办理的事务有31款，涉及地方各种事务，除了正官必须亲自办理的之外，委派佐贰官代办，也是一种政务运作的常态。问题是各种事务之中所获得的利益大小不同，正官足可以用自己权力，把持利益大的事务，不到万不得已，也是不会把这些事务交给佐贰官办理，反而会把一些风险大、利益小的事务分出去。如《醒世姻缘传》讲到县丞时说：“这磕头叫人老爷，是不消说的；遇着个长厚的堂官，还许你喘口气儿，要遇着个歪憋刻薄的东西，把往衙里去的角门封锁的严严实实的，三指大的帖儿，到不得你跟前，你买根菜，都要从他跟前验过，闲的你口臭牙黄，一个低钱不见。端午，中秋，重阳，冬至，年节，元宵，孩儿生日，娘满月，按着数儿收你的礼。你要送的礼不齐整，好么，只给你个苦差，解胖袄，解京边，解颜料，叫你冒险赔钱。再要不好，再坏你的考语，轻则戒饬，升王官，再好还是赶逐离任。再要没天理，拿问追赃。”
这种情况应该属实，如成化年间东昌府通判何景韶，在给弟弟写信的时候讲到：“东昌颇无事，日可以读书课子，甚乐也。但苦薪价太贵耳”。
无事可做，也就缺少各种常例收入，当然觉得柴薪太贵了。嘉靖时江西奉新县丞李恭懿，“不喜操切务，以德拊循其民。奉新人狡悍，见先生仁廉，诸所供应夫马故慢命，以累先生，先生捐俸为之，不足则倒槖中物，以此先生官愈贫也”。派去干苦差，不但赔钱，而且风险大，这位李县丞，最后还是被“罢政”，也只好回到家乡，“扫榻读书，内外子弟，横经问难，洋洋乎巴水之上”，也算是潇洒之人，但“宦囊仅十余金”，
也只能够自甘贫苦。在正官严格管控下，“佐贰咸闭户安坐，无所事事”。
由此可见，佐贰官在正官的严格控制之下，不但才能难以展布，而且能够获得的利益很少。
在正官眼里，佐贰官是位卑禄微之人，渴望得到尊重与利益，更何况在出身上与正官的差异也很大，成为监察官员关注对象，也是在所难免以黜罚他们当做自己尽职。以宣德帝刚刚即位而言，福建巡按彭谦，就奏“建宁知府、同知，皆鄙懦无为，推官以下，或肆贪虐，或酣饮废事”。
湖广巡按赖巽奏称：“岳州府知府、同知、通判、经历、检校，安乡、平江二县官，皆非其才，或使酒贪虐，或怠废政事。”
长此以往，被称为闲职的佐贰官，就成为监察官员任意轻重的对象，“其所劾者可不问而知，其必通判、县丞小官也”。
失去赞治之权，受委承办一些事务，有功则归正官，有过则正官可以卸责，佐贰官难为，也成为社会的普遍认识。
三、监督之权
明代在府县衙门设置正官、佐贰官、首领官，既出于政务协商的考虑，也有相互监督的寓意，因此在明前期，府县佐贰官都有单独上奏的权力，皇帝也经常予以批示，下达旨意。如朱元璋时，重庆府忠州垫江县丞潘彝，上言该地应招商行盐，朱元璋“从其言，命户部行之”。
江西赣州府瑞金县丞古亨，上言该县该县新经战乱，乞除徭役，“上是其言，诏从之”。
广东南海县丞杨庸，上奏本县荒歉，请蠲免钱粮，“上悯其民贫，命悉蠲之”。
河南光州固始县丞黄世禄，奏请以预备仓粮贷民，“诏许之”。
兖州府滋阳县丞刘奉，上言该县水灾，“诏户部遣官核实，免其赋税”。
当然，若是佐贰官上奏之事与朝廷方针相违背，朱元璋也不客气。如临淄县丞王基，“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及禁在职言事者”，朱元璋斥责云：“汝云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须人力乎？自发乎？况发之未必得，而劳人莫甚焉”；“汝又云不宜在职言事，必须面陈”；这些都是“汝罔朝廷也”，
因此将之黜免。这种佐贰官可以上奏的情况，在景泰年间还依稀可见，如陕西合水县丞潘敬，言本县旧有土城，欲加修筑，景泰帝“从之”。
顺天府宛平县县丞向先奏：“宛平、大兴二县，军民匠户有奸诈之徒，滥结近侍官豪校尉”的弊端，景泰帝将其奏下刑部核议，“行锦衣卫禁约”。
自天顺以后，佐贰官除了建言之外，已经完全没有上奏的权力，因为“自天顺间，有投匿名奏本言朝廷事者，于是始有关防”，这需要正官加盖印章，也难免要察看其中内容，“一有讦奏左右内臣及勋戚大臣者，本未进而机已泄，被奏者往往经营幸免，原奏者多以虚言受祸”。
在这种情况下，佐贰官上奏就有风险，而所奏之事在正官负责的情况下，就是正官之责了。清代规定：“督抚提镇等官，遇地方公事，皆用题本。本身私事，皆用奏本，违者参处。”
这些题奏仅仅限于督抚提镇，连知府都没有题奏的权力，佐贰官更无权题奏了。
在正佐相互辅助监督制下，彼此有相互监督的权力。如宣德时，浙江处州府丽水县知县陈九鼎，不但控告本府知府，也告“县主簿李孟麟，取受粮长财物”，宣德帝得知以后，“令按察司执而罪之”。
建昌知府陈鼎，因为广昌县丞徐政，“令里长供饮食诸物”，就以其“贪饕害民”而“械送至京”。
正官纠举佐贰官是其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而佐贰官纠举正官，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统治者对此还是采取支持的态度。如宣德帝即位实行大赦，其中有知府治府吏罪，府吏控告知府受贿的案件，按照赦款，彼此均应该予以赦免，宣德帝则认为，还是不能够赦免，知府有罪无罪，应该问讯明白，所告属实，知府“不可复用”，若是不实，应该治府吏“挟私妄告之罪”。
宣德三年，磁州判官张僎等及耆民四十人讲到府县办理政务，“其间有告讦人罪，及奏牍不书名、不称臣并错误者”。宣德帝认为：“其假建言为名告讦者，付法司治。不谨及错误者，皆不足较之。”
对于实名告讦要核实所告之事是否属实，若是匿名则要治罪，这种原则对于佐贰官而言，正官及上司明显有错误，是可以据理力争的。
《明史》云：“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
这一是强化监察制度，二是正佐相互监督制也能够畅行无阻。如宣德四年，因为“国家军政久而多弊，遣廷臣四出清理，且赐玺书”。被派往苏、常诸府的监察御史李立，檄委常州府同知张宗琏与他共同办理清军事务，李御史“锐意得军为功，不念民枉。凡军户绝者，必取同姓名，或异姓之亲，及承继产业之人，加酷刑，使承役”。张同知据理力争，遭到李御史的詈骂，张同知“积忿恨不平，发背疽以卒”。
李御史来到苏州清军，苏州府同知张徽，与常州府张同知截然相反，“顺承之”，采取常州所行办法，“里长、老人稍为辩明，辄加酷罚”。苏州府知府况钟将其事上奏，“民受冤抑，相与诉之于朝”。
宣德帝得知以后，派兵部侍郎核实，果然属实，宣德帝不得不感叹：“清军本欲究知虚实，岂意小人刻薄至此”。
也不是所有的佐贰官都畏惧监察官员的权势，敢于申辩及揭发者也有其人。如淮安巡按顾达，考察通判何正不称职，就遭受何通判的辱骂，这是顾巡按自身有短处，“酣酒废事，玷辱风宪”。宣德帝认为：“风宪官为人所辱，而甘受之，不任可知，其改用之。”
浙江仁和县丞王纶，“奏巡抚侍郎赵伦，非法杖死粮长，人不能堪”。
经过核实，是“有死于敲朴者”，宣德帝则认为赵伦“无害民之情，然刑亦过”，
仅仅将之降调。
2017年以来，西安市大力推进文化建设，相继出台《关于补短板加快西安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西安市文化产业倍增计划》、《西安市书香之城建设实施方案(2017—2021)》等政策。但是，专门针对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政策还很少。公共图书馆是市民享受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窗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影响着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市民的文化素养。因此，西安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应给予图书馆事业更多的关注，着力解决公共图书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使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有质的提升，为打造文化西安、品质西安做出贡献。
同僚之间相互检举揭发，最初是有法律保护的。如明英宗即位颁布敕谕有云：“自今监察御史，有赃滥及失职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纠举黜退。按察司官有赃滥，及不称职者，令按察使及其同僚纠举黜退。”
湖广按察佥事黄宗载，就是“与同僚坐不举察，谪役杨青驿”。
这样的规定则难免“同僚互生嫌疑”。
特别是“今者各处考察官员，不论久近，不察实情，上官止凭各属长官及同僚开报者，或宿有雠嫌，甚者有以依稀阘茸之名为言，殊无妨政病治之实，即行罢黜，以致更代不时，去取不公，人心生怨，愈加烦乱”。
所以在处理同僚之间互相讦告的问题时，概以“同僚不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佐贰官与正官实际上是处于等同的地位。弘治二年，滦州知州潘龄提出正佐之间矛盾激化，不利于政务运作，都察院认为是深切时弊，出台了“在外正佐官互相纠举例”。此例的出台，则否定了明英宗时的敕谕，正官完全占据主动的地位。
在抚按制度确立以后，佐贰官成为抚按官监察的主要对象，但允许佐贰官按照法律规定申诉。《大明律·名例·职官有犯》条规定：“若所属官被本管上司非理凌虐，亦听开具实迹，实封径直奏陈。”
正统三年，巡按左瑺，布政司右参政俞士悦，按察司佥事施信，共同考察浙江嘉兴县丞赵恭，“设施无方，黜罢为民”，赵县丞“诣阙诉称(俞)士悦偏听舆隶李保所谗，故陷之事”。
结果左瑺、施信被罚俸三月，俞士悦被问罪，后来被起复，升刑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沈德符感叹道：“夫以方面大僚，纠一邑佐，已诬反坐矣，其时何颜对吏民？他日何颜掌邦禁？且至八年之久，岂一眚不足玷生平耶？”认为那个时候“卑官昭雪者不乏人”，到了万历年间则不同了，“今丞簿即受诬，固无敢自鸣冤抑。又鸣，且无死所矣”。
佐贰官与正官互纠都处于劣势，与上司抗争，就是找死。法律没有变，社会政治风气变了，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腐败已经难以遏制。正如王亚南所讲：“在这种形式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言语，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官运和生命)结局，他们只要把对国王的关系弄好了，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把对上级官吏的关系弄好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所以自利了。”
为了自己的官运和生命，不是忍辱偷生，就是要经营，“上司贪的与钱，不贪的便寻分上”。
金钱与政治关系，成为官场必备的条件。
在正官负责制下，佐贰官基本上失去监督的职能，但佐贰官也不完全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不能够堂堂正正地监督，就采取阴谋手段。如嘉靖末年，崇德县丞汪炎，“性迂癖，与同僚不协，被其构于上台，因得罪”。上司指派嘉兴知府徐必进审理，因为徐知府“素憎其倨，立意罗织之”。汪县丞儿子汪雅堂，是个生员，想替父领罪，反而被徐知府凌辱。没有想到汪雅堂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嘉兴府推官，徐知府只好殷勤接待，汪雅堂则“伪与周旋，久之自谓忘故隙，且欢好矣”。表面上卿卿我我，实际上汪雅堂一直在收集证据，“潜瞰其簠簋，默籍日月，纤毫不爽，及用事之司狱与衙役，俱备侦详记”，然后将这些证据送交巡按上疏弹劾。徐知府已经升福建海道副使，还是被抓回来“提问追赃”。
在抚按官可以委署佐贰官的情况下，佐贰官利用这种关系，还是可以制约正官，故此明代《官箴书》要求正官一定善待佐贰官，首先要自己身正。明人李乐认为：“如太守廉能，则同知以下必化之；知县廉能，则丞以下必化之，此常理也；必不可化，自有国法。”但也不得不说：“余所睹记者，归安县一丞，尽廉洁，第峭直，不能阿承长官意，大计以下考黜。嗟乎！冤枉如丞者，其人多矣。”
清代废除巡按制度，地方事务全归督抚掌握，地方府县，无论是正官还是佐贰官，都要唯督抚马首是瞻，“呼天不如呼我宪台”，
乃是府州县官们的共同感受，他们都注意与督抚的关系，故此清代《官箴书》都有“事上”之目，佐贰官能否监督正官，也要以督抚好恶为转移。
四、结 语
明清两代500多年间，充当府县佐贰官人数难以进行统计，在整个官僚群体中，是属于末秩下僚，乃是人数众多的一批，但从当时的人口来看，还是属于少数。府县佐贰官制度在规范这些官员行为同时，也考虑到提高统治效率。因为他们要把国家的统治直接施加在人民身上，所作所为不但直接关系到地方的稳定，也关系到民间疾苦，其实施效果也是统治者最关注的问题。
明初的府县佐贰官都有权直接向皇帝奏事，这是朱元璋自己没有遵循制度的非正常行为。按照朱元璋的设计：县亲临里甲，“若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遗下无藉顽恶之民，本州方乃是清”。州临县治，“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遗下贪官污吏，及无藉顽民，本府方乃是清”。府临州治，“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遗下贪官污吏，及无籍顽民，布政司方乃是清”。布政司治理亲属临府，“傥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遗下贪官污吏，及无藉顽民，按察司方乃是清”。按察司治理布政司府州县，“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巡按御史方乃是清”。
这种层层监督，配合以监察，原本是正佐辅助监督得以顺利实施的根本，若是打破这种层级，下级不通过上级，直接面对君主，不但会破坏层级制，更会导致君主的独断。
正佐相互辅助监督是整饬吏治，督促各级官吏恪守朝纲法律的有效措施。一方面，同僚之间的相互监视，使彼此的行为都要有所检点，可以促进吏治，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以官制官，造成权力上的互相制约，有利于朝廷对他们的控制，也有利于佐贰官发挥作用。从地方志所载明初“名宦”事迹，就可以看出这种制度在当时还是能够顺利实施的。以《畿辅通志·名宦》所载39名明代名宦事迹来看，在正统以前，那些佐贰官多有佐治办事的表述。如洪武时期的迁安县主簿金彦祥，在元兵围城的情况下，“转饷不乏，及兵迫县，悉力拒守”。永乐时蓟州州判吴万里，“有政事，能文章”。安平县县丞耿福缘，“亷能才干，抚民有方”。洪熙时易州州判张友闻，“以冗员当去”，以本州部民乞留，得以不去。正统时容城县丞张琎，完县主簿林巍，清苑管马主簿高俨，都是因为有善政，为百姓父老诣阙请留，得以升秩还职。由此可见，在正统以前，正佐相互辅助监督在府县基本上能够得以执行，但也不得不承认，佐贰官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如正官，因为这个时期，正官与佐贰官进入名宦传的比例是十对一。地方志编者感叹：“有明一代，可计数之君子也，同时宦于畿辅，风节治行，见于公文，而确乎有据者，凡二十余人，而郡县旧志无一及焉。”
也就是说，真正称为君子又有政绩的人，府县地方志都没有记载。从地方志记载的名宦来看，府县佐贰官的事迹往往与府县正官没有什么区别，偶尔也会有赞治的表述，是“皇朝彝制，邑之有丞，实佐其长，于邑事任责等尔”。
其次，府县正佐辅助监督必须得到上司的认可才能发挥效用，也就不能够排除上司的干扰。
首先，正佐相互辅助监督机制，有利于府县佐贰官发挥其积极辅助与正确监督职能。
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广大帝国的统治者必须握有专制的权力。君主的决定必须迅速，这样才能弥补这些决定所要送达的地区的遥远距离；必须使遥远的总督或官吏有所恐惧，以防止他们的怠忽；法律必须出自单独的个人，又必须按照所发生的偶然事件，不断地变更。”
君主的独断，会使制度缺乏稳定性，也会使人无所适从。朱元璋以后的君主，既缺乏其祖上那样独断专行的气质，又缺乏其祖上那样理政不倦的能力，在内有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在外有巡抚、巡按相互牵制而统辖地方，使府县正官不得不面对多头上司，而身为佐贰官由于有“在外正佐官互相纠举例”的存在，比府县正官又多了一层上司。地方抚按官权力集中，使府县佐贰官失去直接向朝廷奏事的权力，府县事务操之抚按官之手。府县无论是正官还是佐贰官，都要以抚按官为中心。佐贰官要改变自己的处境，最好能够得到抚按官的荐举。“官愈小则心愈贪，抚按两司遇郡邑小官，惟较礼敬疏密，不问操守廉污，奸人巧于事上，刻于剥下，事上愈巧，虚誉愈隆，虽奸赃滔天，且得旌举。”
在朝廷规定有考核黜退比例的情况下，府县佐贰官往往又会被抚按官拿去充数。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正佐辅助监督难以实施，正官负责也纳入监察权力控制之下。监察权力转向行政权力，也导致行政体制发生变化，在清代形成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体制，正佐辅助监督也只能够成为具文。
施工人员在防潮保护层施工期间应注意使用绝缘材料，以免地面受到外界潮湿的影响。同时，施工人员还应充分结合实际施工情况采用微孔材料。在辐射采暖施工期间，技术人员应做好表面层与绝缘层的严密工作，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完成施工，并强化后期的验收与监督工作，充分确保木地板面填充层的干燥性。
再次，府县正佐官出身上的差异，不但拉大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导致正佐相互辅助监督难以实施。
明清在府县官铨选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府县正官以进士、举人居多；佐贰官则以贡监、吏员居多，尤其是县丞、主簿，若不是进士、举人贬官，几乎没有举人以上出身者。即便是进士、举人，二者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海瑞经常埋怨进士与举人的待遇不公，“今吏部止是一个资格，这资格格了许多贤者不得出头，格了许多不贤者使不退步”。
即便是如此，随着制度的惯性，出身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在正官序列正途出身越来越多，在佐贰官序列正途出身越来越少。当时的意识，“做官里头还有多少不平处，进土官就是个铜打铁铸的，撤漫做去，没人敢说他下字”。
这虽然是小说语言，却也有现实为根据。如李乐曾经感叹当时“大可骇异，只要中个进士，为县令赃至二三万，或五六万，上官惜大体面，或受嘱托，本犯不受笞辱，不入囹圄，不问徒罪，只作不及、浮躁降级轻处，衣锦还乡，人羡富贵。其讨巧多护者，依然官不改动，十居四五”。
出身上的差异，使佐贰官与正官之间出现一道鸿沟；制度上的偏袒，则拉大他们之间的差距；现实的政策与实际举措对佐贰官极为不利，使他们沦为“微员”，统治者认为他们与胥吏区别不大，若是重用他们，“不但闾阎滋累，且从中沉搁延捱，救弊更恐滋弊”。
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佐贰官失去赞治的职能，就是分事、分防，也往往会被看作是微员不足弹压，使他们很难正常发挥作用。
最后，正官负责制的确立，使佐贰官的地位下降，正官与佐贰官之间成为驾驭与被驾驭的关系，正佐辅助监督也就无从谈起。
正佐官虽主从有别，毕竟还是同僚，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工作和人事关系，自然也有共同作弊和相互仇视的基础。“意气相投者，合深相结纳；凌厉自异者，亦为折节周旋”，
彼此交际往来讲究技巧。明人谢肇淛认为：“今太守(知府)二千石，下视丞(同知)判(通判)司理(推官)已如雕之挟兔，而琐屑脂韦之辈，趋承唯诺，惟恐不及，虽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部使者乎？上下相临，俨若木偶，鱼贯而进，蒲伏而退，其有赐请坐，假颜色者，即诧以为国士之遇矣，敢与之抗是非，争可否哉？礼文进退之节，平反出入之间，一失其意，朝白简而夕报罢矣。”
他把正官视为在天上飞的老雕，佐贰官犹如在地下的兔子，老雕随时可以把兔子当点心。如成化元年，在荆襄流民动乱时，夔州府王知府不敢前去平乱，便让夔州府通判王桢前往，结果被流民杀死，所骑战马跑回府城，“夜嘶府门，蹄啮其扃，若告急状，流血淋漓，毛鬣尽赤”。这位王知府不管王通判死活，却看上这匹战马，“竟徒手得之，不与其(王桢)子一文”。
后来这匹马在主人王桢被安葬之后，不再吃草，当王知府探视的时候，“马骤前啮其项不释口，久乃得脱。复奋首捣胸，仆之地，不省人，翌日呕血数升死”。
这匹马被称为“义马”，时人为马做记。这里可以看出，正官若是想害佐贰官，就把危险的事情派委给他。通判死了，不但不想方设法抚恤，却侵夺人家战马，则可见正官之无情。在这种情况下，佐贰官完全处于劣势，屈服者多，甚至想方设法取媚正官，彼此竟然形成君臣一样的关系，不得不“探上官之意指者，从而窥词气焉；卜上官之喜怒者，从而承颜色焉”。
号称“强项”而能顶撞上司的海瑞，也曾在知府盛怒之下，“惟敛容长跽，无一语辩”。
海瑞敢于顶撞上司，但不是上官，上司与他没有直接统属关系的，顶撞可以获得声名，得罪上官则会马上得到报应，“朝白简而夕报罢”，也难怪当时的官员认为：“天子之逆鳞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难违”。
佐贰官因为出身低贱，更易为上官看不起。上官之需索，使他们承受额外的经济负担；升进机会渺茫，使他们对前程失去信心；他们求进不得，则以捞些实惠为主要宗旨，一旦得到机会，必然拼命搜刮。在正官的眼里，“大小衙门各首领佐贰官，其间能守法者固有，而贪纵不检者最多。往往有一事之干，则思一事之利；一差之委，则有一差之图。府官行县，则受县官之钱；县官下乡，则受小民之物。催粮者，里甲受其害；巡捕者，地方被其扰。管造册，则科户人之钱；委部粮，则受大户之馈。甚至滥受民词，私罚纸价；差遣勘事，贿赂公行”。
基于这种认识，府县正官从心理上轻视佐贰官，表面上卿卿我我，实际上总想委过于人，在施政过程中，也难免出些难题给佐贰官，乃至做出不尽人情的事来。不怕现官，就怕现管的心理，则成为佐贰官的心态，即便是制度赋予他们辅助监督的职权，也不敢真正履行，“涉笔占位署惟谨”，
则成为常态，而正佐之间的关系变成为驾驭与反驾驭，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也成为必然，所构成的错综复杂政治关系，使他们不能够安心于政务，却致力于互相防范。在政治现实中，正官对佐贰官并不仅仅是雕之挟兔，在趋承唯诺中，佐贰官也时刻窥探正官之短，犬狼对恃、猫鼠同眠、蛇鼠一窝、狼狈为奸，也是常见的现象。
图3是He稀释剂条件下DF激光实测光谱.激光器输出的13支谱线，包含基于一能级跃迁的1P6～1P9谱线、二能级跃迁的2P6～2P9谱线和三能级跃迁的3P5～3P9谱线.激光谱线波长在3.6～4.0 μm范围，波长大于4.0 μm谱线未能输出.对比图2可知，采用N2稀释剂的燃烧驱动连续波DF激光输出光谱向长波偏移超过160 nm，且各振动能级跃迁谱线均为更高转动量子数跃迁谱线.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22《庶吉士刘公实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924页。
① 陈义锺编校：《海瑞集》上编《县丞参评》，中华书局，1962年，第147页。
② (明)吕坤：《实政录》卷1《州县佐贰之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续修四库全书第753册第220页。
《采花》原文4句，每句7字，押通韵，译文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4行，每行7步，采用押通韵的韵律程式。此外，最后一句用“honey”一词的“蜂蜜”与“宝贝”的语义双关来点明该首“花儿”少女怀春的内涵。
《明宪宗实录》卷8，天顺八年八月庚子条。
④(明)张卤：《皇明制书》卷7《署押体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续修四库全书第788册第329—333页。
⑤ 嘉靖《海门县志》卷7《县职提名》，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4页。
⑥ 弘治《徽州府志》卷4 《名宦》，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81页。
⑦ 嘉靖《宿州志》卷3《历任》，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第3页。
⑧ 万历《福州府志》卷7《人文志·循良》，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⑨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89《德安府同知罗先生性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3872页。
而在一项基于我院应届和往届医学研究生的问卷调查中显示，每日文献阅读花费1～3小时的研究生占54.9%，其中，14.6%的科研型研究生每日阅读文献时间超过3小时，显著高于临床型研究生[4]。由此可见，医学研究生在文献信息检索及使用能力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不足，临床型研究生在临床实践工作中遇到疑难病例的诊治问题，也并没有有效利用文献信息向上级医生提出合理建议。
⑩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20《翰林院待制黄公哲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836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44《刑部尚书端木公复初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1812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93《汝宁府通判詹俊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4043页。
引理 3[13] 每一个顶点至多相邻两个2-点。另外,如果一个顶点u相邻两个2-点v,w,则v和w不与任何的3-圈相关联。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99《广东按察使随赟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4407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21《翰林院修撰蒋公宫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840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22《翰林检讨廖公钦墓铭》，学生书局，1984年，第902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22《翰林院典籍聂器之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929页。
影响力腐败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腐败。高等院校招生小组的普通教授，可以利用自己的阅卷权力，收受他人的贿赂，在高等院校招生环节弄虚作假。这样做不仅仅破坏了国家的招生制度，同时也损害了考生的合法利益。由于高等院校具有一定的封闭性，高等院校的研究生考试或者博士生招生涉及范围相对较小，因此，除少数犯罪案件大白于天下之外，绝大多数影响力腐败案件都被掩盖起来。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33《礼部尚书李公叔正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1359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64《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夏廸传》，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2798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81《中书舍人陈登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3440页。
以上三个话题的深层架构可以概括为：“敌人架构”“失信架构”和“生存架构”，该语料的深层架构反映出英国盟友对特朗普政府新政策的态度：警惕、不再信任美国政府且感到生存受到威胁。而这一系列的深层架构又可以与美国至上政策对应起来：抛弃意识形态，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逆全球化，实施贸易保护；全球收缩，不再承担国际责任。此外，以上政策的制定也与共和党的“严父道德模式”中的深层架构吻合：追求自身利益、强调竞争、自负其责等。(Lakoff 2002)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83《武进县丞刘亨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3536页。
《明太祖实录》卷212，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己酉条。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96《临淄知县欧阳君铭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4222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97《知州吕昭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4287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22《典籍孙蕡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928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100《阳春主簿徐公均墓志铭》，学生书局，1984年，第4489页。
明清府县佐贰官制度自制定以来，就是利弊共存，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免要面临许多困境，统治者时常在制度上予以调整，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是“大率遵旧制行之”。
既然是旧制必须因循，也就很难摆脱旧制的困境。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下所构建的府县佐贰官制度，不可能不存在局限，更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其具体实施的效果，既受到高层政治的影响，也受社会发展影响。研究明清府县佐贰官制度，既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51《工部都水司郎中赵君泰墓表》，学生书局，1984年，第2168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100《汀州府通判李公铨墓志铭》，学生书局，1984年，第4479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100《香山县丞彭公豫墓表》，学生书局，1984年，第4488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83《长洲县丞刘乾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3537页。
明代府县佐贰官除了有明确专管事务者之外，在府县衙门办事者，除本府县事务之外，还受委参加朝廷的典礼与主持地方的典礼。如“正统间，令天下诸司进贺表笺，非职官不得遣。万寿圣节，三司堂上官自进。冬至等节，许差本司首领官，及所属府州卫所佐贰官进”。弘治十七年奏准：“今后天下都布按三司庆贺表笺，除万寿圣节照例差委堂上官赍进外，其余冬至等节，如果堂上官差占，照例于本司首领官及所属府县卫所佐贰官员内差委，不许滥差杂职官员赍进”。
各王国的典礼，“在外各卫所府州县衙门，预期摘拨佐贰官，或首领官一员，至日随班行礼”。
在地方的典礼中，除非必须要正官参加的之外，都可以让佐贰官主持，因为典制规定：“天下府州县，合祭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城隍、孔子，及无祀鬼神等，有司务要每岁依期致祭”。
与中央税和地方税比较，共享税的特质并不明显，但可结合中央税和地方税的收入配置原理综合衡量共享税的属性——同时兼具中央税和地方税特性的税种往往被划分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可以根据中央或者地方分成比例，强调它的中央税特性或地方税特性。[21]共享税模式可考虑以下的实现路径：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35《礼部郎中滕君员墓志》，学生书局，1984年，第1445页。
注 释：
宫颈癌是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之一，包括宫颈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cervix，CC)和宫颈腺癌(cervical adenocarcinoma，AC)，占女性癌症患者死亡原因的第4位。在世界范围内每年宫颈癌的死亡病例与新增病例约为27.5/50万[1]。近些年来由于对宫颈癌进行筛查、HPV疫苗的应用，宫颈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均明显下降，但AC的发病率仍有上升趋势，尤其是年轻女性[2]。目前对于年轻AC患者术中保留附件及术后补充激素替代治疗(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HRT)是否安全尚具有争议。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87《南安府同知施奎墓志铭》，学生书局，1984年，第3753页。
(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412引锺羽正《条议阅视事宜以图实效疏》，中华书局，1962年，第4472页。
《明宪宗实录》卷4，天顺八年夏四月壬子条。
《明宪宗实录》卷5，天顺八年五月辛未条。
《明宪宗实录》卷7，天顺八年秋七月丙辰条。
《明宪宗实录》卷7，天顺八年秋七月乙丑条。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加强绩效管理，要求项目提交年度进展报告和结题绩效报告，在此基础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形成其年度绩效报告。
《明宪宗实录》卷7，天顺八年秋七月甲戌条。
《明宪宗实录》卷7，天顺八年秋七月戊寅条。
《明宪宗实录》卷7，天顺八年秋七月庚辰条。
《明宪宗实录》卷8，天顺八年八月乙酉条。
《明宪宗实录》卷8，天顺八年八月戊戌条。
③ 《大诰·官亲起稿第一》，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第750页。
《明宪宗实录》卷10，天顺八年冬十月丁亥条。
《明宪宗实录》卷10，天顺八年冬十月己酉条。
《明宪宗实录》卷11，天顺八年十一月丙辰条。
《明宪宗实录》卷11，天顺八年十一月丁巳条。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87《南安府同知施奎墓志铭》，学生书局，1984年，第3754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22《庶吉士刘公实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924页。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卷17《户部·灾伤》，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56页。
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第868-892、864-896、838页。
《明宣宗实录》卷77，宣德六年三月丙寅条。
《明宣宗实录》卷80，宣德六年六月戊午条。
《明宣宗实录》卷19，宣德元年秋七月癸巳条。
《明宣宗实录》卷82，宣德六年八月庚申条。
《明太祖实录》卷245，洪武二十九年三月丙午条。
(明)西周生著，黄肃秋校注：《醒世姻缘传》第50回《狄贡士换钱遇旧 臧主簿瞎话欺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95、1188-1189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22《庶吉士刘公实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924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75《应天府通判林公春墓志铭》，学生书局，1984年，第3227页。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81《循吏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第7185页。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卷75《礼部·进表笺仪》，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752-1753页。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卷56《礼部·王国礼》，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02页。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卷94《礼部·有司祀典》，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129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96《亡兄通判何景韶行状》，学生书局，1984年，第4213页。
(明)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86《江西奉新县丞李恭懿先生传》，学生书局，1984年，第3770页。
(清)王轩等撰：《山西通志》卷100《名宦·杜浚》，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1968页。
《明宣宗实录》卷3，洪熙元年秋七月庚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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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实录》卷89，宣德七年夏四月庚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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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柏桦，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双聘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法律制度史。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07-053-062
[责任编辑：翟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