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趋于恶化——中国贸易条件变化趋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变化趋势论文,总体论文,条件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贸易条件被定义为一国出口与进口的交换比价，其经济学含义是，随着出口商品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购买的进口商品的数量。如果在一定时期出口一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增加／减少，则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改善／恶化。因此，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一定时期出口盈利能力（相对于进口）的重要指标。
本文以1993年—2000年为例，根据国际上通常做法，将全部制成品分为四大类，即劳动／资源密集型规模生产的产品，低技能／低技术／低资本密集型规模生产的产品（以下简称低技术产品），中等技能／中等技术／中等资本密集型规模生产的产品（以下简称中等技术产品）和高技能／高技术／高资本密集型规模生产的产品（以下简称高技术产品）。在此基础上，根据拉斯帕尔斯公式(Laspeyres aggregativeformula)，即P=(∑PnQn/∑PoQo)*100，编制了中国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指数、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及制成品分类贸易条件指数以及所有商品贸易条件指数。考虑到1995年以来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便于比较，选择1995年为基期。
变化趋势
对各项指数的编制和计算表明，1993年—2000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13%，其中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是导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期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则下降2%。实际上，1993年—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走势几乎相同，即同步进退，但从1999年后两者分道扬镳，制成品贸易条件继续恶化，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好转。由于初级产品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比重较小，且贸易条件改善的程度有限，因此未能带来整体贸易条件的好转（见图1）。
图1 中国贸易条件总指数
从1993年—2000年的8年中，中国贸易条件并非始终恶化，期间有两年，即1994和1997年贸易条件指数是上升的。1994年，不论是初级产品还是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均呈现上升，特别是制成品上升幅度较大，从上年的94.8提高到104.4，提高9.6个点，而初级产品提高6.3个点。这一年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与当年进行的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有关。改革增强了中国商品，特别是制成品的出口竞争能力，同时有效地遏制了进口的增长，降低了进口制成品的价格。但汇率调整的影响是有限的，也是暂时的。人民币贬值虽然大幅度降低了低、中等技术产品的进口价格，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价格的上涨势头。而且，1995年除低技术产品外，其他三类产品的进口价格都出现大幅度回升，使该年度贸易条件再次走低。1997年，中国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也都呈上升趋势，但与1994年不同的是，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指数上升的幅度超过了制成品，前者从94.0上升到98.6，后者从91.9上升到95.2，分别提高4.6个点和3.3个点，初级产品成为带动中国贸易条件上升的主要力量。中国进口的初级产品价格，特别是从东南亚进口的初级产品价格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显著下降，是导致中国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改善的一个因素。但从制成品看，这一年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在于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平衡。1997年，中国制成品出口价格仍然继续维持自1993年以来上涨的态势，尽管幅度有所下降。但进口价格却比上年下降2.5%。
（一）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
总的来说，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贸易比重较大，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对中国总体贸易条件有较大影响，但是不同的产品类别，情况有所不同。对制成品来说，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对中国制成品贸易条件有决定性影响，但对初级产品来说，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对中国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有更大影响。
在初级产品上，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从1996年开始呈恶化之势，此后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指数则虽有下降，但降幅不大（见图2）。
图2 中国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总指数
在制成品贸易上，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均呈恶化趋势，但对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更深（见图3）。各分类产品的贸易条件指数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1997年以前，对发达国家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贸易条件走势良好，指数水平较高，但1997年以后每年下跌幅度加大，致使该类产品贸易条件严重恶化，指数跌幅高达35%。对发展中国家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条件指数的水平不高，波动也较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低技术产品贸易条件指数的特点是大起大落，这些年走出一个W型。与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产品贸易条件总的态势是下降，且下降的幅度较大，虽然期间有两次回调。对发达国家中等技术产品的贸易条件从1994年以来一路下跌，累计下跌达25%。与此相反，与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技术产品贸易条件从1993年以来基本上稳步攀升，直至1999年才出现较大下跌。1996年之前的3年中，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品贸易条件一直保持稳定和高水平，但1996年出现急剧恶化形势（进口计算机、办公用品的价格急剧攀升），此后，贸易条件指数一直处于低水平，没有明显起色。与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产品贸易条件也出现类似格局。1993年—1996年这4年中，贸易条件指数不断改善，1997年则出现大幅度倒退，贸易条件指数大幅度下降的时间比发达国家的晚一年，幅度也比其小一些。
图3 中国制成品贸易条件总指数
（二）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
美国、欧盟、日本、东盟和亚洲四小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2000年中国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占中国当年进口总值的77%，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占总出口的83%。中国的贸易条件很大程度上是由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条件所决定的。
1993年—2000年，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全部呈恶化之势，尤其是对美、欧、日等发达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恶化程度较深。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制成品贸易条件恶化所决定的。
从初级产品贸易看，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大都是改善的，特别是对东盟的贸易条件有显著改善。但对欧盟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严重恶化。实际上与欧盟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是从1999年才开始恶化，在此之前，贸易条件指数从98.4上升到102.3，不但保持了上升势头而且指数的总体水平较高。中国对东盟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虽然整体水平较高，但1993年—1996年中国对东盟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指数不断下降，而从1997年起，呈现大的跳升。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在制成品贸易条件上的走势更趋一致，贸易条件指数下降的幅度都在20%以上。
总之，1993年—2000年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制成品贸易条件以及制成品分类产品贸易条件都呈恶化之势。特别是中国制成品贸易条件更整体趋于恶化，其中中、高技术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甚于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和低技术产品。除低技术产品外，中国对发达国家其他三类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较之对发展中国家的恶化程度更深。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制成品分类产品贸易条件几乎全部恶化，但与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和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是个例外，这两项产品的贸易条件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的制成品分类产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格局较为清晰，贸易条件恶化程度随产品技能、技术及资本含量的提高而加深。中国与亚洲四小和东盟四国贸易条件的变化格局亦如此，只是对这类国家高技术产品是个例外。中国与重要发达贸易伙伴的分类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相对复杂，更重要的是格局完全不同。中国与美国、日本、欧盟的贸易条件恶化程度最深的不是高技术产品，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对美、日而言）和低技术产品（对欧盟而言）。其恶化程度远远大于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同类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
价格趋势
（一）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变化趋势
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从1993年—2000年上升4%，初级产品价格指数上升14%，制成品出口价格指数上升3%。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这段时期出口价格指数存在两种走势。1993年—1997年出口价格指数始终向上运动，总出口价格指数（包括燃料在内的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价格指数）上升14%，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上升23.1%，制成品出口价格指数上涨12.7%。1997年之后，出口价格走势发生逆转，连续两年下跌，总指数跌幅为11.6%。初级产品指数跌幅为21.4%，制成品指数跌幅为11%，但从2000年又恢复上升。
总的看来，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价格变化有所不同。从初级产品来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较为有利，其价格升幅远较对发达国家为大。但与此相反，从制成品看，中国对发达国家出口比较有利，其价格保持了上升的趋势。四项分类制成品中，除高技术产品外，其余三类产品，即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低、中技术产品的出口价格也都趋于上升。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伴随着出口价格的下降，分类产品中只有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是上升的，其余三类产品的价格均下降。
中国出口的一些产品价格并没有鲜明地反映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区别，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中国出口的制成品尽管按照SITC可以分为不同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但基本上还是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产品，这类属于大规模供应的低技术产品在不同市场上区别不明显，而且替代性很强。有若干产品的出口价格指数近年来上升幅度十分明显，这类产品往往都是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技术转移生产能力的结果。那些通过中外合资或外国独资企业生产然后返销国外市场的产品，通常是根据国外消费者的偏好和要求生产的，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档次。
有些产品出口价格在所有市场全面告跌，更多地反映了国内出口厂家间激烈的竞争。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制成品出口价格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高技术产品，价格全面下降，中、高技术产品类出口价格受影响最大。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特别是皮革纺织／服装／鞋类产品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出口产品，其出口价格具有较强的抗跌性。
（二）中国进口价格指数变化趋势
1993年—2000年中国进口价格指数上升19%，其主要推动力是进口制成品价格大幅上涨，期间进口制成品价格指数上升20%，初级产品价格则上升16%。
与出口价格指数变化相比较，进口价格指数上升幅度大，特别是制成品进口价格指数上升幅度超过了出口价格指数上升幅度，达5.7倍；
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等技术产品和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高技术和低技术产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高技术产品价格的涨幅较大，甚至超过从发达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但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其他制成品的价格上升不显著，低技术产品进口价格指数还出现下降。
进口的初级产品价格对国际市场、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反应敏感，价格下跌幅度较制成品大。就亚洲金融危机来说，中国制成品进口价格比出口价格受危机影响的范围较小，程度也较浅。1997年—1999年出口制成品价格跌幅10%，进口价格跌幅只有5.4%。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受到的影响较小，金融危机更多地影响了中国资源性产品和一些中间产品的进口价格。
中国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口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价格指数都呈上升趋势，但从发达国家进口价格的涨幅大大超过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价格涨幅，特别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尤大。从美国、日本和欧盟进口的皮革／服装／纺织／鞋类产品的价格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也未下降。
从美国进口的制成品价格上涨幅度随其技术、资本的密集程度提高而下降，从日本、欧盟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中等技术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也均大于高技术产品上涨幅度。
中国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中，高技术产品的价格走势和价格上涨幅度小于其他三类产品的差距。
变化原因
（一）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
90年代，中国经济受到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制约，其增长更加依赖于国际市场，依赖于出口贸易。更重要的是1993年以后，跨国公司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在为中国带来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同时，也把中国制造业日益纳入其全球化生产网络，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倾向也因此越来越高。2000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占制成品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3年14.6%上升到20.2%。
随着中、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初级产品所占比重日渐下降，制成品比重不断上升，二者之比90年代初为25:75，2000年为11:89。制成品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变化较大，前者在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57.85%，降到2000年的41.93%，下降16个百分点；高技术和中等技术产品的比重在90年代分别提高11个和7个百分点，这样高技术产品的比重已占到贸易额的1/3。低技术产品的地位略有下降。但中国出口制成品结构的快速升级并不表明中国制造业整体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事实上两者相关程度并不高，这一点充分反映在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及贸易条件变化上。
与出口产品结构越来越偏重制成品结构变化相反，中国进口产品结构中初级产品的比重在稳步上升，已经从90年代初的14%，提高到2000年的21%。制成品的进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主要变化发生在低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之间，前者占进口的比重已经从90年代初的18.8%降到8%，下降10.8个百分点，后者则从33%上升到43%，提高10个百分点。中等技术产品的进口比重没有大的改变。此种趋势表明，中国一般加工业的国产化能力正在逐步提升，因而减少了对国外低技术产品的需求，但随着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外向型程度的提高，对国外原料、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和对高技术产品的依赖程度更强了。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市场需求呈现高级化，对进口高档消费品日趋强劲，档次也在不断提高。
（二）外贸经营与管理体制改革
这些政策改革主要包括1992年取消对企业出口创汇额度的要求，同时取消大部分出口补贴；1993年改革出口配额分配体制，开始试行配额招标；从1993年起，改革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经营体制，外贸经营权逐渐下放、放开。与此同时，逐步放宽限制出口的措施，使受限产品的范围大大缩小，同时批准许可证的授权也大部分下放。从价格角度考察这些年贸易政策改革的效应，不难分辨出有些改革是对中国整体出口价格水平有影响，而有的只对某类产品有影响，比如，取消出口补贴、放开贸易经营权属于前者，而实行出口配额招标、放宽出口配额限制属于后者。
不但如此，这些改革措施对出口价格影响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有些对价格有潜在的支持作用，比如，取消出口补贴极大地减少了低价出口依赖的财政支持；实行出口配额招标直接提高了出口的费用，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出口费用成本淘汰低档、低值出口产品，实现出口产品档次的升级，进而大幅度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比较典型的情况是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价格的变化。1992年—1998年中国对美和欧盟出口的服装纺织品价格分别上涨28%和52.6%，而同期美国进口服装和纺织品的平均价格下降1.25%，欧盟市场只上升13.5%。但同期的另一些政策改革却为降低出口价格创造了条件，比如，放开对外贸易经营权、放松出口许可证限制等，前者加剧了一些行业出口竞争的力度，后者使一定时期的出口供应量可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些都使我国的出口产品价格在不同程度上受挫。
90年代初，中国开始对进口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取消所有的进口调节税、并多次降低关税；缩减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范围，对配额许可证等商品按国际惯例实行有偿招标；取消进口产品审查清单，不再将此作为限制进口的依据。这些措施提高了中国市场的准入程度，扩大过去一度被严格限制的许多产品的进口，进口价格也因此被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比如，集成电路的价格，1993年—2000年上涨了93%。
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制度实行重大的改革，取消长期实行的官方汇率与外汇市场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人民币汇率并轨，官方汇率从1美元兑5.8元下调至1美元兑8.7元，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33%。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进出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94年和1995年也就是人民币实施单一汇率的第一年和第二年，中国出口额分别比上年增长31.9%和22.9%，进口增长率则有所下降，从1993年29%的增长率降到1994年的11.2%，1995年为14.2%。
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进出口价格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理论上讲，由于人民币贬值，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会下降，从而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但实际上1994年中国制成品出口价格指数比1993年上升4.7%，制成品四类分类出口价格指数除低技术产品略有下降外(3.4%)，其他三类产品价格指数均有提高，尤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提高的幅度为大(9.5%)。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上涨3.4%。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当时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价格升势强劲。货币贬值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1994年人民币贬值没有导致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滑，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其一，实际贬值幅度并非33%。虽然1994年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了33%，但此前，中国80%的进出口已经使用1美元兑8.7元的调剂市场汇率，因此，我国研究汇率的专家认为，这一年人民币汇率实际贬值的幅度为10%左右。其二，中国加工贸易比重很高。1994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为47%，人民币贬值对这部分产品贸易的影响很小。
1994年人民币贬值，当年中国制成品进口价格指数比上年下降4.9%，制成品中低技术产品和中等技术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3.4%和11.7%，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和高技术产品进口价格指数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初级产品进口价格指数下降2.9%。由于进口价格指数因人民币贬值而下降，而出口价格指数因国际市场需求旺盛而走高，1994年中国出口对进口的比价上升，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但很快，1995年进口价格指数迅速、大幅度反弹，虽然出口价格指数继续上升，但由于幅度不如进口价格指数大，出口对进口的价格比价下降。
（三）加工贸易
2000年中国以加工贸易形式出口的产品占出口总额的55%，而高新技术产品（主要是计算机、通讯设备和电子类产品）出口额中加工贸易产品比例高达88.6%。这种贸易形式对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以下三方面制约：第一，迅速增加中国制成品的出口量，使出口价格上涨受到抑制。1993年—2000年中国制成品出口量指数增长160.7%，而出口价格指数整体上涨幅度只有3%。第二，在目前这种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中，由于中国处在生产的下游或是终端，多为相对简单的加工阶段，所产生的增加值主要来自劳动力的支出，产品技术含量的增加值不高，这就使得所出口产品的价格难以快速上涨。第三，由于中国目前加工贸易产品的加工比较简单，增值率不高，因此加工贸易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进口投入品的价格所决定的。当进口投入品档次提高或国际市场发生变化时，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亦会受到相应影响。这种情况在加工贸易比重比较大的服装和通讯设备／半导体和计算机行业表现突出。例如，1993年—2000年中国从东盟进口集成电路的价格上涨了439%，由此导致中国对美出口的自动数据处理器、复印机和车用收放机的价格相应上涨62%、175%和116%。实际上这也就是为何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价格指数在此期间上涨的原因。生产一体化改变了一国的贸易结构，也改变了其贸易流向和产品的相对价格。
90年代以来，中国加工贸易进口增长十分强劲，大部分年份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超过40%，由于为加工出口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的规模日益庞大，这部分产品的进口价格对总进口价格水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目前中国加工贸易中外资企业所占比重较大，这些企业在中国本地市场采购原材料的比重还很低，大部分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母国进口或母公司内部采购以及国际采购。随着国外市场对加工产品档次要求的不断提高，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档次和价格也随之提高。这种情况在服装和电子产品的贸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从1993年—2000年中国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出人意料地大幅度上涨，特别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之大，甚至超过高技术产品。这不但是因为中国对美国、日本等纺织品、服装、鞋、玩具等高档产品的市场容量扩大，同时还因为中国为出口产品升级而大量进口的中间产品档次的提高。
（四）外商直接投资
2000年中国出口总值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48%，而在以通讯设备和电子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中，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比重高达88.6%。作为一支重要的推动贸易发展的力量，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亦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国外直接投资增强了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升了中国非传统产业的出口能力和产品质量，从而使中国有些非传统出口产品的价格有了大幅度提高。1993年—2000年中国出口制成品价格上涨3%，除了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小幅度的上涨外，其余就是非传统产品，它们主要包括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卫生洁具／水暖设备(175%)、船舶(203%)、电气机械(38%)、机动车(14%)、飞机(92%)、通讯设备／半导体(13%)等。
这种现象与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密切相关。但是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增加非传统商品的出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总的来看，外商投资企业侧重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即使是中、高技术产品大多数也是属于低端产品，或者是在国际市场上有众多供应厂家的标准型产品。有关研究表明，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出口倾向比较高的是塑料制品、家具、金属制品、纺织服装、文化用品、仪器仪表等。这种情况说明，外资带来的技术和大多数设备是中国市场需要的适用技术和装备，出口主要还是依赖较低的价格，这也是中国出口产品处于低价位、价格提高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的目的是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大多采用加工贸易方式。在从事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的采购行为不但对中国进口产品的数量和金额产生影响，同时也影响到进口的价格。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都偏向于从中国之外采购中间产品，这使得外资企业进口居高不下。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额的52%，这一比重甚至高于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外商投资企业依靠母公司内部采购的方式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价格也是有影响的。有资料显示，在华投资的大型跨国公司依靠母公司内部采购的比重为30.4%；欧盟、美国、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依靠母公司内部采购的比重分别是50%、29.4%和25%。跨国公司的采购是服从其全球市场发展战略的，不但往往会优先考虑从其公司内部采购，而且采购的价格也是使用有别于国际市场交易价格的内部转移价格，特别是存在高估进口价格的可能。上述这些情况都对中国的进口价格有一定的推升作用。
（五）国际市场及价格变动
亚洲金融危机对国际商品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市场需求不断趋减，价格大幅度下降。对中国进出口价格亦产生了广泛和严重的影响。
从国别角度看，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从美国、欧盟、日本、亚洲四小和东盟等进口的初级产品价格都有明显下跌，从东盟进口的所有类别的制成品价格全面下跌、从美国、欧盟进口的高技术产品价格也深度下降。危机对中国从日本进口的产品价格影响相对较小。从产品角度分析，高技术产品的进口价格变化较大。危机几乎未改变中国从美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和中等技术产品价格上升的趋势，也未动摇中国从日本进口的高技术产品的价格，危机期间该价格指数依然上扬，致使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制成品整体价格指数呈上升趋势。
亚洲金融危机动摇了中国对所有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价格，对东盟和亚洲四小的出口价格首当其冲，下降的幅度较大。在发达国家中，对欧盟和日本的出口价格降幅最大。从产品角度看，对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东盟、亚洲四小和日本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都有大幅度下跌。对亚洲四小、东盟和日本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价格下跌幅度高于其他类制成品，但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价格未表现出这一特点，对欧盟出口的低技术产品和对美国出口的中等技术产品的价格降幅更大些。如果把进口价格变化和出口价格变化对比起来看，则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价格的影响更大一些。
结论
（一）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传统贸易条件的定义已难以评估当今一国丰富的贸易活动赢利能力。在传统的贸易条件假设中，一国进口的需要主要源自本国的最终消费，而出口也是以本国现有的资源（包括人力、技术、资本和自然禀赋等）优势为基础的。在这个前提下，贸易条件衡量的是一国主要基于本国生产要素和消费偏好的出口贸易相对于进口的赢利能力。但是，当今世界由于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活动变得更为丰富：进口不是为本国的消费和生产，而是为向另一贸易伙伴的出口；出口中包含着大量的进口成分。如此，贸易条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口成本的变动和在本国的增值。由于进口成本影响着出口价格，从一国进口价格的提高也意味着向另一国出口价格的上涨。通过这种途径一国对其贸易伙伴的某些产品的贸易条件就也可能改变。也就是说，一国与另外两个同一种产品的国际生产网络中上下游的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就有了联系。
不论是否愿意，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而意义深远的结果就是，中国被日益纳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与以往按产品国际劳动分工不同的是，当今的全球化生产网络是以产品价值链的切分为基础的，即一种产品的生产被分割成几个不同的生产阶段，各生产阶段又根据其对生产要素投入密集程度的不同需要被分解在不同的国度或地域，这样产品的增值是在不同的国别和地域实现的。
国际生产网络深化了传统比较成本贸易理论的内涵，极大地拓展了贸易的空间，同时也影响了传统意义上的贸易条件。但是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由于中国仍然主要是以非技能或一般技能劳动这一最丰富的生产要素参与分工的，因此，得自贸易的收入并未由于加工产品本身的技术、资本含量的提高而同比增加。由于这种贸易严重依赖进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且进口的中、高技术产品不论是零部件还是中间产品，其价格上升趋势往往大大超过中国非技能或一般技能劳动力的价格涨幅，因此，导致这部分产品总体贸易条件趋于恶化。但这并不排除由于中国参与国际生产网络，使对某些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的可能。其原因在于对那些属于国际贸易的分包产品，中国从一个贸易伙伴进口价格的提高也意味着向另一个贸易伙伴出口产品价格的提高。中国从东盟半导体价格的提高虽然使中国对其贸易条件呈恶化趋势，但却也因此提高了对美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价格，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条件的改善即源于此。
（二）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化主要是由进口价格指数的变动决定的，更准确地说，中国对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变化是由进口价格的变动决定的。不论是非燃料产品还是制成品，制成品中不论是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低技术产品，还是中、高技术产品，中国与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无一不是进口价格大幅上涨所致。由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在中国总体对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中国与发达国家贸易条件指数的走势就主导了中国总体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
与上述价格对比格局不同的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变化的趋势，更多地是由出口价格所决定。出口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改善；出口价格的下跌（主要是低技术产品和中等技术产品）则导致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恶化。这两种不同的趋势反映了现有中国经济发展对不同市场的依赖，以及不同产品市场的特点。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技术、资本货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一半以上以出口为目的的加工贸易进口大量来自发达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对发达国家进口的需求不断扩大和升级。相比之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远没有进口产品档位高、升级快。另一方面，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产品的市场是具有垄断性的，越是高技术产品，越是具创新意义的产品，其市场的垄断性越强，形成垄断价格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市场，是一个极具竞争性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上，价格竞争仍然是竞争的主要形式。
（三）对大多数制成品国际贸易来说，中国基本处于供应链的末端，不论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服装还是属于高技术产品的通讯设备、计算机和办公设备，中国由于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外国的技术创新，赢利能力受到限制和挤压。即使是那些中国企业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中、高技术产品，也大都属于这两类产品中的低端产品，无论从质量、性能、技术创新和外观设计都与发达国家甚至亚洲四小等发展中经济体有较大的差距，因而出口产品价格处于低档位，与一般的制成品没有什么不同。这也是为何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未伴随贸易条件好转的原因之一。
（四）1994年人民币汇率贬值刺激了出口，抑制了进口。但在国际市场旺盛需求的推动下出口价格依然上升了。然而，进口价格由于汇率贬值有所降低，这使该年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1994年—1997年底人民币稳中趋升，这对此期间出口价格的提升有一定作用，但汇率改善贸易条件的作用是暂时的。
（五）国际市场及价格变动，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和价格的运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贸易增长大为放缓，进口出现负增长，进出口价格全面下降。出口价格下降的持续时间和程度超过进口价格。但从欧盟和美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远远超过向二者出口高技术产品的价格下跌幅度。危机导致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全面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