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徐 林 范 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城市化进程，我国工农间、城乡间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对城市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急需推进城市化从数量提升向质量深化的转变。更要看到推动城市化发展转型，是不断深化改革进程，立足自我发展，有效增加内需，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战略举措，可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推进现代化进程。
例如，在《楚辞·九歌》中，神话、宗教及其文化的结合在以下几个方面更加突出：第一，男女之间的爱情；第二，展示了神与人之间爱情的宗教场景；第三，反映了祭祀和节日的欢乐场面。在艺术特色方面，它充满抒情色彩和浪漫气息。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楚神话与楚文化互相渗透跟影响的关系[1]。
本文以南宁轨道交通地铁4#线超长地下车站防水施工为实际研究案例。南宁地铁4#线洪运站，车站全长495m，结构为底下2层，采用灌注桩围护结构，防水等级一级。地铁4#线洪运车站整体处于地下水常水位以下，车站南侧40m有一条河道，负1层车站位于填土、含黏性圆砾层中，含水量高，基坑开挖时出现过多次不同部位的渗漏，需要在密闭、狭小的环境下开展防水施工。
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化发展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和特点，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恢复和稳步增长阶段（1978 ～ 1995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唯一投资者，也是城市化发展的主导者，出于对农产品供给问题的担忧，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实施了严格限制。由于政府承担了城镇发展投资的全部责任，城镇发展缺乏多元化投资者，导致城镇设施建设不足；农村人口不能自由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限制了城镇规模的扩大，阻碍了城市化发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市化发展基本是停滞的。1962年城市化率为17.33%，而到1978年也仅为17.92%，16年间城市化率仅增长了0.59个百分点。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城市化增长逐步恢复并稳定增长，1978～1995年，我国城市化率提高了11.1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65个百分点。
选取2016年6月—2018年6月，到我院进行治疗的心脏占位性病变患者56例，其中，男性34例，女性22例，年龄25～72岁，平均年龄（48.48±4.97）岁。病程1～16年，平均（7.45±2.28）年。所有患者均已经过病理学检查或临床确诊，诊断为心脏占位性病变，表现为心脏杂音、肿大、腹水等。
（二）快速增长阶段（1996 ～ 2011年）
城市改革步伐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快，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此后，城市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在创造就业、吸纳人口方面的作用不断显现，80年代后期进城农民增多，城市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出现松动，农村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弱点逐渐显现，而且随着分税制实施和对农村土地非农化控制的加强，农村城市化发展模式的传统动力机制已不存在。依托大城市辐射带动，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得以快速发展，城市群逐步显现。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超过了30%，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
（三）质量提升与速度并重阶段（2012年至今）
城市化发展存在不充分现象。 一是城镇土地利用效率不高，过去十几年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下降，存量建设用地有非常大的整合空间。二是城镇发展模式单一，居民参与度不高。在行政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下，业主缺乏主动参与城市发展的渠道和手段，限制了多元市场主体活力的释放。三是对城市发展规律认识不足，片面模仿西方城市建设的表面现象，重视视觉效果，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水平提高等问题，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也抬高了城市的人口进入门槛和产业发展成本。四是城市发展包容性不高，存在“嫌贫爱富”，不顾城市人口和产业多元化的客观规律，以学历、技能、行业等设置城市落户门槛，驱赶所谓的低端产业。五是适应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城市化发展机制还不健全，在适应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财政转移支付、农村土地退出等方面激励和保障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城市化发展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一）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经验
城市化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 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发展的产业支撑和升级，是城市化得以推进和保持的不竭动力。这一方面需要通过城市创新能力的释放持续提高城市产业升级的步伐，让城市服务业发展空间得到更多拓展。另一方面，城市的生存要靠稳定的乡村农业和高质量农业来保障，周围农村的发展能够为城市提供足够的粮食和某些必要的原料。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化抑制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是担心农产品的供给不足。农村改革后，农业生产力得到释放，有了农业剩余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市场化手段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积累，乡村城市化才有了发展的基础和可能。其后，虽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下降，但农业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农业的基础地位更为稳固，农业发展对城市化的支撑作用不可忽视。新的时代，依然要坚定地执行确保农业优先发展的政策。
老城和新城间的不平衡。 城市的中心区绝大多数在老城，那里集聚了城市的商业、居住、文化、行政等多项功能，也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随着城镇人口增多，一些地方把新城新区作为城市空间拓展的主要方向，政府的资金投入主要集中在新城新区，对老城关注不多，投入不够，新城老城之间视觉反差巨大，为加快新城发展步伐，甚至在行政推动下将老城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新城转移，一些老城开始出现衰落迹象。从数据来看，一些老城区吸纳人口的规模在下降，特别是在一些三四线城市，老城吸纳人口规模下降带来的中心城区衰落问题需要高度关注。而在新城建设过程中，过于依赖政府和地产商，并未充分考虑居住其中人口的生活便利度，只是物质建筑在空间上的堆砌，没能实现城市功能、产业与人口的有机融合，出现一些功能单一的睡城，甚至还有空城，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挑战。更关键的是新城新区的过快扩张，导致人口密度下降，人口活动强度下降，没有为城市服务业发展留足空间，城市失去了应有的人气和商气，未来发展机会不足。
城市发展需要多元化多层次人口保障。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民工从无到有，跨区域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加，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人，城镇人口中包括了2.25亿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村人口，占到城镇人口总量的27.63%。1978—2017年，我国城镇人口增长了6.43亿，这其中34.93%的人口为进城农民工，考虑到城市人口增长的多元化，进城农民工是我国城镇人口增长的主体。他们广泛地在二三产业就业，2017年全国67.61%的二产就业人员是农民工，农民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推动着城市建设快速发展；接近四成的三产就业人口是农民工（39.85%），推动了城市的便利生活。
过去40年，城市化发展深刻地验证了城市发展得益于多元人口增加，这其中既有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还有几亿文化素质水平不高的农民工，他们是城市人口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曾经出现过城市对外来农民工的限制和驱赶，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驱赶只会带来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和生活便利度的下降。这实际上并不有利于城市的正常运行，反而会起到负面效果，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城市需要多元化人口的基本现实和发展规律。
城市化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遵照市场化发展趋向，商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凸显。市场价格取代了行政指令，商品和要素流通的障碍越来越少。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对用工有了决定权，劳动力对就业有了选择权，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障碍基本取消，扫清了人口在城乡间、区域间流动的障碍，优化了劳动力要素配置。正是资源要素配置的优化，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了经济增长，这个过程中市场导向的民营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夯实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产业基础，未来应当继续坚持市场化发展的方向。
在新经济政策的压力之下华人少数族群企业家在跨族群合作当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需要与当地族群伙伴建立合作网络关系。由华人少数族群企业家创立的大企业，不得不寻求来自国家政治精英和军事精英的保护。尽管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能够轻易地打破他们与统治精英的政治网络与政治家的个人合作关系。在二战后的东南亚民族国家，大的海外华人企业不可避免地转入到裙带资本主义当中。Brown[14]的著作表明，一方面华人企业家与国家和军事领导人的密切关系能够为华人少数族群企业的发展带来特殊的垄断地位与商业优势。但在另一方面，这样的跨族群联盟也蕴含着高度的制度性缺陷，例如对于研发的较少投入、家族控制和金融风险。
与此同时，政府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不仅仅是城市化发展的制度供给者，还是城市化发展的调控者和推动者。比如在城市建设方面，城市政府推动了的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城市建设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由此带来的负面因素也在不断增多。
体制改革激发了城市化发展活力。 经济放权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向农民放权，让农民决定如何生产，释放了农业生产力，为乡村工业化发展提供积累。向企业放权，发挥市场的作用，激发了企业经营活力，激活了城市经济活力，增强了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向基层政府放权，增强了政府的发展自主权，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激励模式，政府通过乡村工业化、土地城市化等不同方式积极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改革是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实现了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多元化。农民进城改变了城镇人口结构，实现城镇人口多元化，为城镇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增强了城镇的竞争力。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加深，使民营经济和外资广泛参与到中国经济发展中，实现了经济发展主体的多元化，增强了城镇产业支撑能力。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广泛参与城镇发展，改变了政府搞城市建设的状况，实现了城镇建设资金的多元化，加快了城市建设步伐，增强了城市对经济和人口的吸引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渐进式改革，在发挥改革最大效力的同时，降低了体制运行的成本，从而使城市化发展带来的要素低成本这一比较优势发挥到最大，并与全球化一起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仅有要素低成本是不够的，必须看到体制运行的低成本，因此有必要扩展比较优势的内涵，把生产成本与体制成本一并纳入分析。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改革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
（二）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城市化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人群间的不平衡。 城镇二元人口现象是城市化发展不充分的根本表现之一，本地城镇户籍人口和外来农民工之间在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较大差异。2016年我国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3275元，而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收入为5749元，是农民工的1.76倍。在公共服务方面，2016年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四项保险的比重为21.1%、17.1%、16.5%和26.7%，而城镇居民参与四项保险的比重分别为61.3%、47.3%、37.6%和40.3%，城镇居民参保率要远高于农民工，特别是在养老和医疗保险方面参保率约为农民工的3倍。由于城镇人口二元现象的存在，农民的土地权利市场化退出渠道不畅，不能给予农业转移人口长期稳定预期，影响了城市化人口消费和投资潜力的释放。
城市间的不平衡。 城市是有行政等级的，高等级城市有更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带来不同层级城镇之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能够获得越多的行政资源，从城市空间扩张和人口增长对比来看，行政等级越高的空间扩张速度越快，而且新增城镇人口的用地规模也更大，省会城市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所需的土地是县的2倍多。伴随着行政资源的集聚也会同步带来市场要素集聚，扩大了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比如，在金融方面，2015年市辖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全市的比重为77.98%，而市辖区人口占比为34.48%；在商业方面，2001～2015年市辖区批发零售销售总额占比从69.6%提高到86.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从58%提高到65.4%。
区域间的不平衡。 2016年东部地区城市化率达到65.9%，而西部地区为50.2%，相差15.7个百分点。如不考虑直辖市情况，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广东省为69.2%，最低的西藏和贵州仅为29.56%和44.15%，低于50%的省份还有8个，除河南外全部在西部地区。从对2000年以来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动态分析来看，2000～2016年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了9.5个百分点，而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提高了20.6、23和21.5个百分点，远高于东北地区。如不考虑直辖市，2000～2016年城市化水平提高超过25个百分点的有4个省，分别为河北、江苏、江西及河南，其中河北城市化水平提高最快，为27.24个百分点，而城市化水平提高不足10个百分点的省份有2个，分别为吉林和黑龙江，仅增长6.29和7.66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就业导向的，无论是在“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城市化时期，还是在“离土进城”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都是为了进入非农产业获得更高收入，农业人口转移都有就业支撑，总体上保持了健康和稳定的发展。就业导向的转移需要非农产业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支撑，2017年我国非农就业总量达到5.67亿，是1978年的4.79倍，非农就业总量增长了4.49亿人，有力地支撑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源泉。从城镇就业来看，1978年城镇就业人员占比为23.7%，到2017年城镇就业占比提高到54.7%，提高了3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成为城市化发展的有力支撑。
城市化仍将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一是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人口的增长将会释放出巨大的投资和消费潜力，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把农村的消费行为转化为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可以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城市人口增加，带来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增加，带来投资需求的增长。与此同时，人口进城后就业结构的转变，带来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同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二是为了提升城市化质量，不断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就需要城市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各方面做出相应的安排，也会同步带动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农产品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农民进城后的稳定就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各级政府财政能力的大大增强，为满足城镇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多元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使城镇基础设施投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城镇面貌有了根本改善。伴随着城市化基础条件改善和综合实力的提升，具备推动城市化从速度型向速度与质量并重转变的条件，2012～2017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19个百分点，年均城镇人口增长2033万，比上一时期略有下降。
新型城市发展机会增多。 片面追求空间快速扩张的城市粗放发展模式开始转型，随着城市发展的转型，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要求城市发展从注重空间扩张向注重品质提升和可持续发展转变，打造更加注重服务、市场、人文和品质的便利城市街区。城市在发展中不再单纯追求物质的建筑现代化，而是更加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城市的人文色彩更加厚重。城市与新技术应用更加紧密，更加注重绿色节能，与自然生态更加融合。另外，物联网、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在城市中得到广泛应用，城市管理更加智能高效、居民生活更加方便，城市的智能化、绿色化和适老化程度将不断提升，新型绿色低碳智慧城市将得到快速发展，并形成许多新的投资和消费机会。
三、未来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和制度框架
（一）未来趋势和基本判断
城市化发展空间仍然较大。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和非农产业与农业之间生产率差距仍然较大，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动力还非常强劲。二是生产结构的转变。三产成为主导产业，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弹性变大，城市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依赖下降。但是受农村人口结构客观条件的变化，城市化速度将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城市化将从农村劳动力进城为主向以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进城为主转变。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80%左右。
政府债务与财政收入出现失衡苗头。 通过融资搞城市建设是当前各地的普遍做法，一方面是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另一方面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性，需要通过融资的手段在更长时期内进行分担，负债是各国在进行城市建设的一个通行做法，但是负债与财政收入之比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一旦超过这个区间，风险就会加大。2013年审计署的报告指出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部分地区债务负担较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仍然存在，2017年审计报告显示，“至2017年3月底，审计的16个省、16个市和14个县本级政府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余额，较2013年6月底增长87%，其中基层区县和西部地区增长超过一倍”，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增长23.5%，债务增长远快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加大了财政金融风险。大量债务依靠土地抵押融资、靠土地出让还本付息，最近一些地方土地出现流拍现象，潜在风险加大。
区域间城市化发展将逐步趋于均衡。 2011年开始，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增长开始全面超过东部地区，当前随着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全国的经济空间格局将随之调整。在中西部地区一些中心城市不断出台政策，产业支撑力度不断加大，产业加快发展，对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加大。随着就业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在人口区域间自由流动的状况下，伴随着城市化的成熟，区域间城市化发展差距将不断缩小，最终趋于均衡。
施工单位的建造能力水平与造价成本相关，如果施工单位整体的业务能力水平高，则可以降低因缺陷返工等因素造成的额外费用。施工单位业务水平强，可以缩短施工周期，保证建筑产品质量，提升施工单位在建筑市场的形象。
而电子图书的需求则更具有个性化特点，如土木工程、机械与动力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等学科等虽然提出在科学研究中需要参考图书类文献，但图书的需求相对分散，且图书出版社来源比较广泛，包括ELSEVIER SCIENCE，John Wiley&Sons，AICHE等出版社。
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格局形成。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改善，降低了区域联系的交通成本，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促进了区域人口和物资等要素的流通，改变了各类资源的空间配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资源配置的行政界线，加速了不同等级城市在区域内的联系，有力地促进了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从人口流动趋势看，部分区域中心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在不断加强，依托这些中心城市的都市圈逐步成熟，连接形成的城市群，吸纳人口比重也在不断提高。未来最值得期待的五大城市群将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三角杭州湾城市群、渤海湾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
编者按：全球竹藤基因组计划(The Genome Atlas of Bamboo and Rattan project, GABR)是一个国际合作的、非营利性项目，于2016年启动，旨在通过全球化范围的合作研究，揭示竹藤的遗传信息，从组学的角度阐明竹藤植物的系统进化，为竹藤资源的深度挖掘、开发与利用提供基础信息，实现对全球竹藤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作为该计划的首批成果，“染色体水平的棕榈藤基因组”、“毛竹最新染色体水平参考基因组与其基因可变剪切图谱”，已分别于2018年8月、9月在GigaScience杂志上发表。
（二）提升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制度框架
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一是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取消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地落户门槛，优先解决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二是以居住证为载体，推进常住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提高居住证的含金量。三是制定完善针对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医疗保险办法，提高进城农民社保覆盖率。四是落实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政策，鼓励把民办教育机构作为公办学校的有机补充，而不是禁止和取缔，鼓励公办学校教师到民办学校轮流任教，加强对民办学校教育质量的管理和服务。五是建立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技能培训和资格认证体系，让农业转移人口有稳定的社会上升通道，提升社会流动性。六是充分发挥农村出租屋在租赁住房体系中的作用，加强对出租屋的管理和服务，切实改善进城就业农民居住条件。七是完善跨区域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机制，健全“人钱挂钩，钱随人走”的政策体系。
同样，党员有具有时代性，近年主要推行“两学一做”强调坚持学习党的基础知识，不忘初心坚定自己的信念，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好了理论知识关键在做，在生活中履行党员的义务，起到党员的榜样，正如“一名党员一面旗帜”。对党员的教育也具有时代性，过去只是通过简单的书本教育对党员教育，现代可以通过网络党员自主学习，还可以通过多媒体等电子产品将党员集中教育，丰富了教育方式，教育的效率也有所提升。
加快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制度改革。 一是在依法保障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的前提下，按照依法自愿原则，采取政府赎买等方式引导在城镇落户农民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二是建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交易平台，引导社会资本和专业咨询机构参与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打破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的封闭性。三是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按照规划利用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建造工业园区和租赁住房，承接城市工业企业外迁，提供多元供给主体的租赁住房，并引导金融机构进行扶持。四是将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的自住和经营性租赁房屋纳入不动产征税范围，确定集体建设用地按规划合法经营的地位，并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和税收制度改革的并轨，减少政府对土地出让的过度依赖。五是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对原土地使用权人利用旧厂房、闲置仓库等用地兴办服务业，经批准并补缴相应税费后可采取协议出让等方式供应。
完善城市化融资保障机制。 一是加强资产运营。创新融资模式实质是城市经营模式创新，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创新存量资产经营，使存量沉淀资产能够产生现金流，减轻财政支出压力，并为未来产生可以依赖融资的现金流。二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要结合城市发展和产业导入，推动形成具有稳定收入能力的国有资产，加快城投平台公司向资产经营运营平台转型。三是强化资金管理。对于摊子铺得太大的城市，要及时收缩，避免更大的资金投入带来的浪费，把城市资本运营的重点放在存量空间，在房产税等税收政策工具的配合下，集中力量把存量空间价值激发出来，提升城市的品质，以获得最大化的收益。四是完善融资保障机制建设。要改进信用评级和债务管理制度，尽快完善和推出城市政府市政债。五是要进一步严格政府投资预算制度，规范政府投资决策程序，减少不合理投资支出对政府财力构成的压力。
加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步伐。 一是建立城市间平等发展机制，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改变按照行政等级配置资源的模式，减缓特大城市要素过度集中的压力，加大向基层政府经济放权的力度，减少行政等级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束缚，激发中小城市发展的活力。尽快划定城市发展边界，推动城市从区域管理回归城市管理，发挥城市集聚效应，并为区域发展提供服务。二是改革设市模式，增加设市是城市化发展的大势所趋，设市改革方向要形成城市型政区，当前重点是尽快通过“切块设市”模式推动特大镇设市，新设市要有明确的城市发展边界，对城市边界不明确的“整县设市”模式要进行控制。三是规范新设市辖区，把城市市区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作为判断是否需要新设区的基本依据，对空间限制较大的城市可适当增设区，对部分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市辖区可撤区设市，增大发展自主权。
强化城市化发展的产业支撑。 一是处理好服务业和工业布局的关系。随着城市发展，工业将逐渐远离城市中心区，城市中心区的产业主要是以服务业为主体，工业布局可以结合城市群实际状况，以中小城市为主体，配合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布局。二是要处理好新经济和传统服务业发展的关系。自从城市存在，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务业就已存在，也就是说只要有人就有对这些服务的需求，这是城市必需的功能和产业，是城市存在的基础。新经济决定了一个城市在全国甚至全球城市格局中的地位，但是要面对不确定的市场和高速发展的技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工业用地供应土地。三是处理好内需和外需的关系。过去我国产业发展对外需依赖太大，对内需激发不够。要不断提高城区人口密度，创造城市便利创业和就业的空间和政策条件，让服务业业主稳定下来，提高服务质量，繁荣街边小店和摊贩，打造百年服务老店，创造适宜消费的环境条件，更好地实现城市服务需求。通过产能合作等方式拓展新的国际市场，强化制造业大国地位，形成国内和国际两条腿走路的局面。
［本刊讯］由上海市护理学会与上海成人教育学院国际交流部联合开设的CGFNS暨ISPN国际护士考证培训班已成功举办多年，逐渐成为沪上护士专业英语考证培训的特色品牌，并取得了良好的业内口碑。2012年度CGFNS暨ISPN国际护士考证培训亦已启动。丰富的教材、资深的外籍教师与高等院校专业教授执教，必将为广大护理学员带来全新的中西方护理文化理念，提升护理理论水平。咨询热线:021 －63855494，15001859028。网址:www.shnurse.com
推进城市发展转型。 一是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参与转变。实现城市发展多轮驱动，让更多市场主体能够参与城市发展，与城市结为利益共同体，形成良性互动格局。二是从地产开发向土地复合利用转变。在城市更新和新城建设中，推行土地混合使用政策，为业主进行商住混合使用创造条件，降低业主的就业创业成本。三是从大尺度建设到小尺度开发转变。将土地从大规模出让转变为小块出让，推行城市微改造方式，走集约紧凑的小地块开发模式，为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机会。四是从注重新城建设向城市功能完善转变。政府要从过度关注新城新区建设，转向关注老城区功能完善和群众生活质量提升，实现新城和老城之间资源均衡配置，推动旧城更新与功能提升，规范新城新区规划和设立，提升新城开发密度和人口密度。
健全城市治理体系。 一是创新城镇规划管理，整合规划职能机构，建立“多规融合”的体制机制，实现“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管到底”。逐步取消各类规划机构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强化个人专业资质和法律责任。二是通过智慧城市搭建居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平台，方便社会各方与城市管理的交流互动，实现从政府单向管理向双向互动式发展的转变。要打破城市管理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现象，促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服务融合，推动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智慧城市管理新方式。三是推动城镇社会管理创新。积极转变城市管理理念，形成政府、社会、公民等多方主体参与、良性互动的现代城市管理格局。整合基层社区服务资源，将部分基本公共服务和管理整合下移到社区。
（作者系中美绿色发展基金会董事、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政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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