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安全形象的变迁与塑造——兼论军事软实力及其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中国论文,实力论文,形象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0-0004-11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政治权力、军事能力、文化影响力等方面的迅速增长，外界尤其是周边地区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度日益提升。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容易引发各种目光的观察和对其意图的揣测和解读。在这些国家的观察与解读中，既有诸如“良性大国”和“负责任国家”等正面而积极的分析与期盼，也有一些“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等负面及恶意的评判和论调。这些国际舆论所针对的具体问题领域虽然不同，但都涉及中国的国家形象①。
东南亚地区紧邻中国，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持有警惕与戒心，怀疑崛起后的中国将在地区安全与稳定中起何种作用与扮演何种角色。长期以来，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敌对关系、战略合作关系、非敌非友关系到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②。这个过程也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形象由负面到中性，最终成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正面形象的过程。然而必须承认，尽管中国已经与东南亚国家普遍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区域以外的干扰因素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还存在“南海问题”等尚未彻底解决的争端，使得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仍存有疑虑和戒备，尤其表现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引起了最多的误解和歪曲。如何打消这些国家的顾虑，使之确信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基本战略、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立足于防御的军事战略以及军事力量增长的合理性，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安全互信，进而深化合作的关键所在。一言以蔽之，中国如何在东南亚地区塑造“去威胁化”的国家形象以及如何使东南亚国家认可该形象③，是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不能掉以轻心。
一、软实力以及作为软实力的国家安全形象
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作为与物质性力量相对应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思想性力量，这一概念随后成为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中被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概念。虽然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软实力定义，但普遍认同该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基本解释，即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具有的能使他国按其意愿行事的能力，该能力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④。
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对他国产生的文化吸引力；二是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能得到遵循的政治价值观；三是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对外政策。软实力与传统的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能力的硬实力共同构成国家的综合实力⑤。在权力根源上，软权力主要来源于三个层面的资源：一是观念层面，二是制度层面，三是实践层面⑥。前两个层面是软实力的基础与来源，后一个层面则决定着软实力的“兑现”与运用。从范畴上看，软实力大致包括文化、观念、国际制度、发展模式、国际形象等⑦。根据软实力的范畴，软实力是基于文化、观念的同化性权力、基于发展模式与国家形象的认同性权力、基于国际组织创设与领导的制度性权力的集合⑧。从作用方式上看，与运用命令、制裁、威胁等强制性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和获取利益的“硬实力”不同，软实力依靠影响、吸引与说服等软性力量来达到人随我欲的目的，也就是说，软实力具有一种道德感召力⑨。在国家对外关系上，借助软实力，可使对外政策易于被接受并持久地发挥效用，并且由于软实力引起的排斥和反感相对较低，巧妙地运用软实力，能够作到硬实力难以作到或者需要付出较大成本才能作到的事情。基于这些特性，软实力成为各国非常重视并积极培育的战略能力。
由于软实力的范畴非常广泛，涉及到国家非物质资源的方方面面，各国在软实力建设和运用中，依据国情的不同而走了不同的路径。比如美国重点宣扬其自由价值观、民主政治制度、高科技能力等；欧盟国家则以悠久的人文传统、发达的一体化意识、领先的环保理念，强化欧洲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吸引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交往中曾着力突出其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奇迹、大规模的对外经济援助以及反核反战的和平主义原则等；中国近些年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重点和突破口⑩，向世界宣传及弘扬“和谐”、“友爱”等中国优秀文化。无论何种路径，各国的软实力培育与建设都契合同样一个逻辑：塑造本国的良好形象以赢得别国的好感、认同与支持，进而增强本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形象不仅属于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和载体。对外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作为软实力的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并将国家形象作为软实力培育和研究的重点。例如英国曾开展“新英国运动”以改变其昔日帝国形象；印度从1998年开始，用了十年的时间向世界推广它的全球形象；2003年1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正式成立“全球传播办公室”，负责实施美国的国家形象战略；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在全世界大规模推广中国新形象，其措施包括在美国主流媒体刊登中国形象广告，在纽约时代广场等公共场合播放国家形象宣传片等(11)。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诸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及其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12)。它是一个国家表现给外界和被外界认知的总体特征。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思·布丁(Kenneth Boulding)认为，国家形象体现为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其认知的结合，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形象是一个“结构明确的信息资本”(13)。这个认识揭示了国家形象的两个重要属性：其一，国家形象依赖于外部的判断与肯定。其二，国家形象是一种资本，这种资本能够在国际交往中给国家带来收益。国家形象的收益体现在三个方面：(1)吸引别国追随自己；(2)使别国配合本国的政策；(3)降低别国对本国利益的排斥与抗拒力度。这三个方面的收益主要建立在国家形象魅力所产生的吸引与同化力量上。从国家形象的概念和收益效果来看，国家形象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软实力，二者有着直接的正相关关系(14)。
作为软实力的国家形象何以具有如此功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独立解放运动的发展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国家间关系正在发生着本质上的变化。虽然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并未退出国际关系舞台，但一个国家依靠暴力征服去控制和影响其他国家越来越行不通，各国愈加注重以间接的、非强制的方式来影响他国的政策和行为，将谋求其他国家的认同、接受、跟随与同化作为本国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目标。国家关注其它国际关系行为体对自己的印象和评价，良好的国际形象可以改善外交环境，引导国际舆论，争取其他国家对其政策和利益的支持，增强国家的对外交往力量，使国家以较低成本实现国际合作和实现本国利益(15)。相反，负面的国家形象往往会在国际交往中付出更多的“无形成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都力争在国际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就连奉硬实力为圭臬的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也承认国家形象在国际权力斗争中的作用，认为国际政治“不仅以传统的政治压力和武力方法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争夺人心的斗争”(16)。
根据国际互动的领域，国家形象可分为国家政治形象、国家经济形象、国家文化形象以及国家安全形象等。基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安全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交往中的首要价值。一个国家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A国家视B国家为其生存与发展的“威胁”，那么必然对其采取敌视、反抗、防范、疏远、冷淡等态度，双方很难有和谐的关系与实质性的合作，更谈不上B国家对A国家实施软实力。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安全形象不但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形象的基调，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状况。换言之，安全形象是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或他国的安全是否构成威胁的“他者”认知和判断。当一个国家被视为威胁国际社会或他国的安全时，该国家的政治形象、经济影响与文化影响将很难是积极和正面的。在这个意义上，安全形象决定国家形象的基调。例如冷战时期，视苏联为安全威胁的西方国家，基本上没有与苏联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合作；因此，几乎谈不上苏联对西方国家的软实力。
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象：塑造及认知的形成与变迁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历史悠久。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一番波折；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形象，特别是安全形象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塑造和平友好的国家形象，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周边国家外交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不同的时期，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安全形象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形象呈现出复杂性、变化性和多面性。复杂性体现在同一个时期，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安全形象有不同的认识。当然，东南亚地区国家数目众多，这些国家的国情政情经情民情史情不同，对中国有不同的认识可以理解；变化性既体现在随着时代的不同，总体上中国的安全形象在变化，也体现在同一个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的安全形象认识有变化，甚至有些国家的变化可谓“极端”；多面性则体现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安全形象不够“纯粹”，一些国家在视中国为抵御外来威胁的安全伙伴的同时，仍然怀疑中国在其国内安全上起到负面作用。基于此，本文不详细分析中国在每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形象变迁，只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大致整体安全形象进行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包括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以及苏加诺时期的印尼等国家，这些国家视中国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事业以及“不结盟”运动的伙伴，对中国的态度较为友好。另一类是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亲西方国家，这些国家持反共排华的立场，敌视中国，认为中国是他们的安全威胁，参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围堵并组织东盟对抗中国(17)。这一时期，在东南亚国家眼中，中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形象截然对立。在对华友好的东南亚国家眼中，中国不是本地区的威胁，有的国家甚至依靠中国的援助来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这些国家眼中的中国安全形象是本国安全与地区稳定的提供者与协助者。相反，在敌视中国的东南亚国家眼中，中国是本国政权的“颠覆者”，是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威胁。
自20世纪70年代到冷战结束，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象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一方面中苏关系恶化而中美关系缓和，另一方面，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划线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强调独立自主，实行“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外交方针。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得到了缓和。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大多数东盟国家都改变了反中排华政策，实现了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并且双方开始在结束越南战争，缓和中南半岛紧张局势以及经贸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接触(18)。中国也改变了对东盟性质的看法，承认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一个区域组织，并公开支持东盟在1971年发表的《东南亚中立化宣言》(19)。与之相反，随着越南侵略柬埔寨，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中越关系发生逆转。1979年中国发动对越南自卫反击战，此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中越处于军事对抗状态。这一时期，在大多数东盟国家看来，中国不再是地区安全的威胁者，相反能够在抵制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和霸权主义方面起到建设性作用，中国的安全形象由安全威胁者变为安全合作者。显然，在越南等国看来，中国是其安全的威胁者。
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瓦解，国家之间关系的调整迎来了新的契机。中国及时调整对外政策，把和睦的周边环境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致力于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0)。这一时期，中国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除了与各东南亚国家发展不同层次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外，中国还与东南亚国家的集体组织——东盟确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中国努力在东南亚地区展现出“负责任的地区大国”身份，并通过与其它国家共同提供地区安全与稳定这一公共物品来塑造积极的安全形象。
在东南亚国家看来，中国既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挑战。一方面，东南亚国家普遍欢迎中国作为平衡力量在地区安全上发挥作用，并希望在打击恐怖主义、海盗、毒品贸易与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另一方面，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特别是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存在猜疑和担心。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以及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综合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东南亚国家格外关注中国在成为强大国家之后的国防现代化将朝向什么方向发展，中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南中国海问题(21)。特别是同中国存在南海权益争端的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等国，担心中国以武力解决南海问题，对中国提出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主张不予配合，不时地迎合西方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尽管如此，东盟国家还是普遍认识到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也感受到中国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善意，即便对中国军事力量持有较高警惕的国家也承认中国的安全形象是中性的。例如马来西亚前领导人马哈蒂尔认为，中国不会在东南亚进行军事冒险，东南亚国家没有理由对中国的军事力量感到担忧(22)。
概括分析起来，冷战后中国在东南亚各国的安全形象是复杂的，各国对中国安全形象的认知不完全一致，部分东南亚国家眼中的中国安全形象较为正面和积极，部分东南亚国家眼中的中国安全形象则模糊和不确定，还有个别国家对中国的安全形象疑虑较深(23)，总体上看，对中国安全形象的认知是较为公正的(24)。
基于以上分析，六十多年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象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历了整体上由负面到趋于正面的变化。尽管在这个大趋势下，在某些时刻，由于某些事件使得个别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安全形象有所怀疑，但在根本上，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象取决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实行何种对外政策，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对华政策。当中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同时东南亚国家采取对华友好政策时，毫无疑问，中国的整体形象，包括安全形象是积极和正面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当中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而东南亚国家依然视中国为安全威胁时，此时中国就陷入一种“现实主义偏见困境”之中，即东南亚国家以中国的实力而非中国的意图来判断中国的行为。在这种现实主义逻辑下，中国主观塑造的安全形象难以与东南亚各国对该形象的认知形成匹配。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的物质层面表现为因果关系，而文化层面则是相互建构关系，国际政治结构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行为体在明确了身份与利益之后，从事与之相符的行为(25)。基于该理论，国家形象的形成是由两个观念建构起来的，一个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个是他者持有的观念。形象的形成是一个主体间互动的过程，所有的自我形象，都必须通过他者而反映出来(26)。由此，形象的形成既涉及到一国如何塑造自己的形象，也涉及到他国如何认知该国的形象。
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象为例。建国初期，中国努力巩固新生政权，发展国民经济，迫切需要争取周边国家对中国政府的承认以及营造一个和平友善的周边环境。中国将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象定位为“和平共处者”，并在东南亚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这一安全形象并未如愿被东南亚国家所认知和接受。除少部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发展了友好关系，并认可中国的这一形象外，其他东南亚国家则出于种种原因敌视中国。在这些国家眼中，中国是潜在的安全威胁。20世纪60年代，在东西两大阵营对抗背景下，中国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亚洲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要实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的解放，与这一身份相匹配的国家安全形象是“革命型国家”。由此，属于资本主义阵营内的东南亚国家自然将中国视为他们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者”。在冷战结束，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中国的身份定位为“和平崛起的负责任国家”，致力于发展本国的各项事业并与其他国家和睦相处。互惠互利。与这一身份相匹配的国家安全形象是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合作者与提供者。在东南亚国家眼中，中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形象也趋于正面和良性。
当前，随着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合作的全面发展，双方关系整体上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是，必须承认，“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地区仍然有一定市场。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在地区稳定与安全中的作用和角色仍然置疑，在他们眼中，中国仍然不是可以放心和信赖的安全提供者。这种观念阻碍着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并给外部力量介入、制造干扰与破坏创造了机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历史证明，无论由于中国的对外政策失误，还是东南亚国家采取了敌视的对华政策，抑或东南亚国家主观上对中国产生误解而导致错误认知，一旦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保持戒备与排斥，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各项利益就难以顺利实现。反之，当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展良好，各方都从友好合作中获得了收益时，中国的安全形象就趋于正面。因此，如何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误解与猜疑，将中国在东南亚的安全形象塑造为“安全合作者”甚至是“安全供给者”，便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建设与运用的重要目标。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双方的相互依赖也在加深。面对中国逐步强大和崛起的现实趋势，东南亚国家有着出于自身利益的顾虑，这是实力较弱的国家面对实力较强的国家的正常反应。由于东南亚国家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益(27)，东盟也获得了中国对其主导地区事务的尊重与支持(28)，因此，在经济政治领域内让东南亚国家感到不安全的因素较小。考虑到双方人文历史相近，东盟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并不是来源于文化层面。归根到底，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担忧是基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逻辑下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尤其军事硬实力的担忧。在中国全面崛起的物质性因素确定的前提下，东南亚国家如何看待和认识中国的物质性力量，成为影响它们与中国建立互信、深化合作的重要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问题具体化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象问题。鉴于此，中国应当努力塑造积极和正面的安全形象。笔者认为，除了政治、外交和经济手段外，在东南亚国家最担心的军事领域内直接着手，或许是一个较好的途径。
三、运用军事软实力塑造中国安全形象
约瑟夫·奈最初在国家层面上宽泛地谈论软实力，随着该项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不同层面的软实力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在军事层面，国家军事力量是安全硬实力，但同时也拥有一定的软实力；并且由于软实力特有的“柔性”特性，军事软实力可以为国家安全形象的塑造作出一定的贡献。
(一)何为军事软实力(29)
传统上物质性的军事力量属于国家“硬实力”范畴，但是，物质性的军事力量也能够派生出非物质性的能力。如果把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基于人力资源、武器装备数量及质量等物质性资源而形成的以武力打击、物质摧毁等手段强迫别国服从自己意志的能力称为军事硬实力，那么军事软实力是通过非强制性军事手段，影响、吸引和塑造目标对象，以达到军事安全目标的能力(30)。军事软实力的特性在于：第一，军事软实力来源于观念、制度与实践三个层面的军事资源。在观念层面，军事软实力源于国家的战争观、军队性质、军事文化、军事思想、军事战略、国防政策、军队形象、军队战绩，等等，体现为他国对其武装力量的认识；在制度层面，军事软实力源于与别国建立起来的军事安全机制，例如安全对话机制、军事危机管理机制、军事同盟机制等，体现为一国创设、主导和参与军事议程的能力；在实践层面，军事软实力来源于本国军队与别国军队的互访、演习、培训、训练、巡逻等军事交流与合作，体现为影响他国军事安全政策与军事活动的能力。第二，军事软实力对军事资源的运用是非强制性的，通过和平地、柔性地运用军事资源去吸引、感染、影响、同化、塑造客体来实现军事与安全目标，体现为一国武装力量获得别国武装力量的尊重、认同和亲近。第三，军事软实力的效用体现为军事软实力受动一方的正面回应，即实现了施动一方的军事与安全利益目标。第四，军事软实力发挥效果缓慢，但具有较为持久的渗透性。军事软实力以潜移默化、渐进渗透的方式发挥效能，其过程相对较长，通常难以在短期内达到预期目标。
军事软实力是新时期维护国家综合安全的一种能力。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系日益紧密。在新形势下，运用武力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战争已非最佳选择，有时甚至得不偿失、贻患无穷。从长远来看，国家之间的安全博弈除了战争手段以外，将更多地表现为与对手争夺军心民心、争取国际舆论。在这种情况下，非强制性的军事软实力的作用日益凸显，并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军事软实力对国家总体软实力的价值，约瑟夫·奈曾经提到：当军队因工作出色而产生吸引力之时，军队对其他国家军队进行教育和训练之时，军队在海啸和地震之后提供救援之时，军事机器能够成为仰慕的根源，为国家软实力作出贡献(31)。当前，鉴于中国和平崛起所面临的国际现实情况，我国在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军事软实力建设。2006年5月20日，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专门就军事软实力建设工作作出批示：“如何塑造我军的形象?如何运用好舆论武器?如何增强我军的‘软实力’?是需要认真研究并切实加以改进的重要问题。”(32)
(二)运用军事软实力塑造积极的中国安全形象
根据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共识：(1)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形态；(2)国际事务的本质是冲突；(3)国家的首要动机是追求安全与权力(33)。按照这一逻辑，崛起后的中国必然会在周边寻求支配地位，然而这并不符合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现状(34)。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纯粹的物质性因素不足以完整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文化观念层面的相互建构关系同样重要。在国际政治中，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间的相互建构关系明确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而后行为体从事与之相符的行为(35)。根据建构主义的逻辑，同样的物质性因素并不必然导致同样的国家实践和结果。因此，东南亚国家是否视中国为安全威胁，关键在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互动中所建构的身份与利益。建构主义对身份的强调与软实力理论对国家形象的重视可谓殊途同归。中国军事硬实力的增长是客观事实，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恰恰建立在中国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增长上。但军事实力是否造成安全威胁并不取决于军事实力本身，更多地取决于国家意图和国家之间的身份建构。在国家互动过程中，软实力的非强制性和它所具有的吸引、同化、信任、感召作用，尤其适合于国家意图的澄清以及国家之间安全合作身份的建构。因此，运用军事软实力来消除“中国军事威胁论”，塑造中国的安全形象，或许是一个坦率而直接的路径。
1、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军事软实力的来源
中国的军事软实力来源于中国和平主义的军事战略和国防政策。受中国文化传统中“和为贵”思想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军事安全战略都提倡和平和守成防御、反对侵略扩张和“穷兵黩武”，主张通过“仁”、“礼”、“外交”等非战争方式来追求和平。这与西方文明大多是从战争的角度认识和平，认为“和平是战争的间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和有效手段”等主张把战争作为谋求和平的途径和手段截然不同。从中国的军事战略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平崛起这一国家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坚持完善了与之相衔接和相一致的军事战略——积极防御战略。这一战略决定了中国使用军事力量的根本原则和策略是基于自卫和维护和平这一本质。”(36)从规定国防建设、军事斗争和使用武装力量准则的国防政策来看，中国国防政策的基本点始终是维护统一和抵御侵略。因此，军事战略和国防政策决定了，在本国安全利益没有受到侵害的前提下，中国不会威胁东南亚国家的安全。中国的军事软实力还来源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起来的军事安全合作机制。作为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大国，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为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安全合作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ARF)、《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中国与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等。这些安全机制确保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军事安全议程上的影响力。中国的军事外交活动同样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军事软实力的来源。军事交流的意义在于增进双方军事战略与意图的了解，促进彼此的军事透明度，提高相互信任和防止军事冲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交流活动形式多样，既有军队的互访，也有联合军事演习、训练以及高层次的安全磋商与对话。这些军事交流活动以简练而直接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军队的形象，表达了中国东南亚安全政策的含义，有助于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误解，塑造中国军队和平、平等与正义的形象。
2、军事软实力的运用与安全形象塑造的探讨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的军事软实力服务于中国在该地区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其一，配合军事硬实力，确保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领土、领空、领海及其附属权利的安全；保护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利益。其二，配合中国对外政策，防止在东南亚地区出现针对中国的安全威肋与军事同盟。其三，在东南亚地区塑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安全环境；消除不利于我国我军形象的负面舆论。这三条目标都需要军事软实力发挥作用。由于军事软实力来源于观念、制度与实践三个层面的军事资源，并且依附于一定的载体(如军队的行动)而存在，同时，又必须借助一定的信息传播方式向外部展示出来；因此，军事软实力要在塑造国家安全形象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运用多种渠道去影响、吸引和说服目标对象。在东南亚地区，目前中国军事软实力的运用渠道主要包括军事战略传播、安全议程设置和军事交流合作。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不仅依赖于文化和理念的普适性，还依赖于一国拥有的传播渠道，因为它能够对如何解释问题拥有影响力”(39)。要发挥军事软实力，就要提高本国军事文化、安全价值观和国防政策的影响范围及程度。只有当本国的军事文化、安全价值观和国防政策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军事软实力才能发挥作用。军事战略传播通过军事外宣工作来对外进行军事政策传播和意识形态攻防，以影响别国的安全政策。针对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疑虑，中国逐年提高军事透明度，定期公布国防政策白皮书(40)，并以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安全对话等方式宣传中国的军事安全战略与国防政策，使东南亚国家弄清楚中国军事力量的组成、发展与运用的基本情况，减轻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猜疑和误解。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参与甚至控制安全议程，就能使该国的安全政策合法化，并影响和说服别国理解和支持该国的军事行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创建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为军事软实力的“发挥”搭建平台。中国加入东盟地区论坛(ARF)并与东盟围绕安全“互信”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41)。针对南海问题，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规定了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议，避免诉诸武力。双方还确定了在南海问题上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以及合作的主要领域(42)。中国还在“10+1”框架下与东南亚国家进行打击海盗、毒品贩卖、非法移民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2002年，中国与东盟共同发表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明确了双方在这一安全领域内的主要合作措施、方法以及重点合作内容(43)。对于东盟提出的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构想以及“东南亚无核区”主张，中国予以积极支持，并在五个核大国中率先承诺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及附加议定书(44)。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安全议程上的合作，加深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安全政策的了解，增强了共同安全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疑虑与担心。
军事交流合作对于推动安全合作关系、塑造积极的安全形象进而提升军事软实力极具效率。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进行着不同形式的军事安全合作，并在这些国家中具有较好的安全形象。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与泰国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军事合作使得中泰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迅速扭转了中国在泰国的安全形象；中国作为缅甸的主要军事援助国，长期在缅甸军政府的对外关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45)；中国还通过向部分东南亚国家提供军事培训及出售防卫性质的武器装备，提升了双方的安全关系。今后，中国应该积极探索通过反恐、维和、抗险和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在东南亚地区塑造良好的军队形象。
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现状来看，中国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基本上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虽然由于某些事件，个别东南亚国家还会炒作“中国威胁论”这个话题，但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小。一个明显的例证是2011年以来，中国与菲律宾和越南就南海权益发生争端，除了菲律宾和越南两个当事国以外，并没有其它东南亚国家参与炒作“中国威胁论”。菲律宾试图借助东盟集体力量与中国斗争的企图，并未得到所有东南亚国家的支持(46)。虽然中国形象的改善主要依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合作，但不可否认军事安全层面的合作同样起到了作用。
从“威胁来源”到安全的合作者，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象逐渐趋于正面。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处于全面合作的时期，然而，由于“南海权益”等尚未解决的问题，东南亚国家格外担心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中国尚未在该地区建立起完全可以信赖的安全形象。这将影响双方关系的持续与深化，也不利于东南亚国家理性地解决本国与中国的权益争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历史经验证明，双方的合作受到东南亚国家是否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的影响。作为物质性力量的军事硬实力不会自我辩解，军事软实力就成为消除误解和建立安全互信的重要途径。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塑造良性的安全形象，是为了将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认识以及政策主张真实、客观、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外界，避免由于误解而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当然，仅仅依靠军事软实力不能解决问题，中国也绝不会为了塑造国家安全形象而放弃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归根到底，军事软实力是为国家安全利益服务的。
注释：
①胡键：《软实力新论：构成、功能和发展规律——兼论中美软实力的比较》，《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②王庆忠：《中国国家身份变迁与对外交往：以中国与东盟关系为例》，《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6期。
③“去威胁化”指国家之间相互不存在安全威胁的过程或状态，例如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北欧国家之间实现了“去威胁化”。
④尽管一些学者对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及其适用性提出质疑并作出一定修正，但大多数学者对软权力的研究仍然以奈的经典定义为起点。
⑤参见Joseph S.Nye,Jr..Soft Power.Foreign Policy,1990(80).p.166; Robert O.Keohane & Joseph S.Nye,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1998(77).p.86; 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pp.2-11; Joseph S.Nye,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⑥秦亚青：《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⑦门洪华：《中国软实力报告》(上)，《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
⑧龚铁鹰对这三种软权力有较系统的分析，参见龚铁鹰《软权力的系统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⑨蒋英州、叶娟丽：《对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解读》，《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5期。
⑩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明确地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将文化软实力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参见贾海涛《“文化软实力”理论的演进与新突破》，《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1)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国家形象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参见Eugene D.Jaffe & Isralel D.Nebenzahl.National Imag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Copenhage:Business School Press,2001; Kenneth E.Boulding.The Image: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6; 管文虎《国家形象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版；李国正《国家形象建构》，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版；丁磊《国家形象及其对国家间行为的影响》，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等。
(12)门洪华：《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
(13)Kenneth E.Boulding.The Image: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6.pp.3-6.
(14)国家形象与国家软实力是正相关关系，良好的国家形象对软实力有帮助，但两者的相关程度并不成比例，具有最好形象的国家必然具有较好的软实力，但并非一定具有最强的软实力。因为软实力的基础建立在硬实力之上。
(15)陈世阳：《“国家形象战略”概念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6)[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
(17)Leszek Buszynski.Southeast Asi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Regionalism and Security.Asian Survey,1992.(32).p.830.
(18)陈乔之：《冷战后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19)王光厚：《冷战后中国东盟战略关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20)(21)曹云华，唐翀：《新中国——东盟关系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15页。
(22)曹云华：《在大国间周旋——评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3)Allen S.Whiting.ASEAN Eyes China:The Security Dimension.ASIEN Survey,1997(4).pp.299-322.
(24)国外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及国家形象问题研究可参见Thomas Lum,Wayne M.Morrison & Bruce Vaughn.China's “Sof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January 4,2008。
(25)宋秀琚：《国际合作理论：批评与建构》，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26)胡键：《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国的视角》，《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27)自2010年起，中国是东盟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贸易伙伴，双方都在合作中获得了绝对收益，但东南亚国家的相对收益要大于中国的相对收益。此外，中国在相互关税减免的时间上对东盟提供了优惠。参见“中国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04-08/2961087.shtm，2011年4月8日(新华社官方网站)。
(28)中国一直尊重并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对东盟创设和主导的ARF，“10+1”，“10+3”等机制积极参与及配合。
(29)军事软实力是国际关系学与军事学学科交叉产生的概念，其理论根基是软实力理论，同时结合了军事领域的现实，是对软实力理论的拓展与创新。这一概念是我国学者在软实力研究拓展到各个领域的背景下提出的。2004年，黄建国在《国防大学学报》第7期发表了《军事软实力理论》一文，首次提出了“军事软实力”的概念。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于2006年5月20日对于军事软实力的研究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此后，军事软实力的相关研究被列为我军的重大研究课题，并成为构建国家整体软实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军事软实力。与国内相比，国外较少将军事软实力作为一个单独概念进行研究，但在军事等传统硬实力领域存在软实力的说法并不鲜见。约瑟夫·奈曾经提到，军事力量是硬实力，但军事力量也可以产生软实力。除约瑟夫·奈以外，戴维·埃克斯、拉尔夫·考萨、丹尼尔·朱勒、萨拉·阿曼多拉等学者与学界人士也探讨过如何塑造与加强美军的软实力。参见Joseph S.Nye Jr..The Military and Soft Power.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oseph-nye/the-military-and-soft-pow_b_12117.html；David Axe & Medical Diplomats.Kearsarge's Latin American humanitarian cruise tests new U.S.military“soft power”.concepts,Sea Power,Octo
ber 2008; Ralph Cossa.US military shifts to“sotf power”strategy.http://www.radioaustralia.net.au/programguide/stories/2008/08/s2321316.htm; Daniel W.Drezner.America's soft power military.http://drezner.foreignpolicy.com/posts/2008/07/28/americas_soft_power_military; Sarah Amandolare.U.S.Military Prioritizes Soft Power in Middle East.http://www.findingdulcinea.com/news/international/July-08/U-S--Military-Prioritizes-Soft-Power-in-Middle-East.html。
(30)国内学者对军事软实力的定义各有侧重。黄建国认为，军事软实力是指将物质与人力资源转化为有效战斗力的能力，是用非强制性手段影响与塑造别国的能力和间接形成威慑与打击的能力。周永垒认为，军事软实力是军队基于自身性质、军事思想、军事文化传统、自身形象等所产生的一种用非强制手段影响与塑造他国的战略能力。张光鸿认为，军事软实力主要指军人的战斗精神和军事作风，军队各级领导和机关对未来信息化战争的谋略能力，反映人与武器有机结合的组织结构力，体现军队和平文明之师和军人文化修养的军事文化力，以及与世界各国军队进行友好交往展现国际形象的军事外交力等。颜旭认为，军事软实力是指军事文化、精神、制度等无形的东西，其中文化是军事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参见黄建国《军事软实力理论》，《当代军事文摘》2005年第4期；周永垒《军事软实力的内涵和本质》，《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2期；张光鸿《必须重视我军的软实力建设》，《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颜旭、孙姝《军事文化软实力：从理论到实践的探析》，《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4期。
(31)Joseph S.Nye Jr..Think Again:Soft Power.Foreign Policy,March1,2006.
(32)杨春长、刘戟锋主编：《论军事软实力——兼论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系》，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3)[美]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278页。
(34)中国从未对东南亚国家提出过领土要求，相反中国已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与东南亚国家的陆界纠纷，对于海界纠纷，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解决原则。
(35)宋秀琚：《国际合作理论：批评与建构》，第173页。
(36)解放军总参谋部课题组：《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7页。
(37)这里仅列举与东盟框架下的多边机制，不包括中国与单个东南亚国家的双边机制。
(3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公布的资料整理，http://www.mod.gov.cn/军事交流栏目。
(39)[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40)自1998年以来，中国共发布了8次国防白皮书，向外界阐明中国国防政策。
(41)梁守德：《中国的发展与21世纪的国际格局》，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215页。
(42)The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east China.http://www.aseansec.org/13165.htm(访问时间：2011年12月11日)
(43)Joint Declaration of ASEAN and China o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4 November2002,http://www.aseansec.org/13185.thm(访问时间：2011年12月11日)
(44)《2000年中国的国防》，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2296/t10528.htm#7
(45)Donald M.Seekins.Burma-China Relations,Playing with Fire.Asian Survey,1997(37),p.526.
(46)ASEAN's united front against China does not exist.Global Times,September 26,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