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持续发展看降低生育率与生产力系统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育率论文,生产力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关系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是世纪转换之际的一个重要命题，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增长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研究生产力系统，促进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为此，本文想从可持续发展看降低生育率与生产力系统的关系作点粗浅的分析。
一、人口的发展与生产力系统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人口的发展经历了人吃人、人杀人——人被保存下来做奴隶——农奴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人口较快增长，人口过剩——人口的相对减少，有比例增长五个阶段。可见人口规律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人口的发展与生产力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从人是生产力的源泉看，人口与环境要相适应。因为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又是发展生产的物质源泉。人不断地从环境中取得消费资料的资源，以维持和再生产自身；人还不断地从环境中取得生产资料资源，以进行社会再生产。地球上的土地是有限的，人口则是可以增加的。如果人口的增长超过土地负载力，就导致资源枯竭或退化，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反过来危及人类的生存。具体地说，人口增长，人均耕地减少，造成粮食短缺，进而要围垦开田、砍林等，破坏生态，造成自然资源枯竭；人口增多，要增加生活必需品，无限制地扩大工业生产，这样，不仅造成资源减退，能源紧张，而且会产生工业“三废”，造成环境污染，影响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人口的发展要与自然环境相适应。
（二）人口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从人作为劳动者来看，人口与生产资料要有一定的比例。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就是说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一个劳动力创造的生产资料就多，同时，人要创造财富，也必须把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否则，劳动力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从直接生产力看，若人口大于生产资料，就会产生人口过剩，如果把这过剩的人口塞进生产企业，只能使企业的技术构成下降，就无从谈发展生产力。在人口膨胀的我国常常出现在解决了大量的就业人员，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又造成了技术构成下降，生产力难发展，效益不高的局面。因此，生产资料制约着人口的发展，人口的发展要与现有的生产资料相适应。
（三）人口与生产力结果的关系。从人是消费者来看，劳动生产力越发展，剩余劳动越多，从而剩余产品增加，积累增多，并形成了新的生产力。如果人口多，必要产品的比重就大，相对地剩余产品就越少，从而积累也少，追加的生产力部分也减少了，从而影响了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与速度。另外，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消费资料增长速度，会使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下降，从而使劳动力素质降低，这又会导致生产力的不发展。
可见，人口的问题应作为生产力的一个因素来考虑，人口的发展一定要与生产力系统发展相适应。
二、降低生育率对生产力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正面效应
建国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到1970年总和生育率达到5.81的高水平，这样快速的增长不仅加快了我国人口基数的蓄积，同时也意味着我国人口增长量将更为巨大，换言之，总人口的膨胀速度会进一步加快，从1964～1974年10年时间，我国人口从7亿增长到9亿，净增2亿。庞大的人口规模确实已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沉重包袱。70 年代开始，全面地推行计划生育，使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1979年降为 2.75，1989年降为2.35，1990年降为2.31，1991年降为2.20，1992 年降为2.00），〔1〕同时也使人口的增长量大为减少。1974～1994年， 这20年时间我国人口从9亿增长到12亿。若不实行计划生育， 按当时人口增长速度，粗略地估算，我国人口达到12亿的时间应该是1987年。也就是说，实行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使我国人口达到12 亿的时间推迟了8年。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1994年我国现实的人口就不是12亿，而是14亿。〔2〕换言之，降低生育率， 使我国人口减少2亿，这对生产力系统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使人口逼近自然环境承载力极限的时间延长。人口数量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告诉我们，人口数量超过自然环境承载力极限值，社会经济可能会出现崩溃，至少是无法实现民众福利的合意增长。我国持续降低生育率，使人口总量逼近自然资源承载力极限的时间延长了，人口资源问题恶化的速度放慢了。按照有些学者的估计，中国自然资源最大人口承载力是15～16亿，若以1970年的人口增长率测算，中国人口就要在1995年前后达到极限值；若以1992 年的人口及其增长率测算， 则要到2010年前后达到极限值，也就是说，因生育率的下降，人口增长减慢使中国人口达到资源承载力边界的时间由25年延长到40年。〔3〕
（二）使人均资源占有量下滑速度减慢。人均资源占有量是支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条件之一。50～70年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使中国人均主要资源占有量不断下降，人口资源关系日趋紧张。以耕地资源为例，1936年，中国人口4.6亿，人均耕地3.2亩。随着人口的增加，到解放初的1952年，人均耕地下降到2.8亩。 而两次人口增长高峰之后，人均耕地又下降到1.5亩。70年代前期至现在，总人口仍在增长，人均耕地下降到1.2亩。但由于持续降低生育率， 使人口增长速度大大放慢，人均资源拥有量的下滑速度也放慢。例如，1952～1978年间，每10年人均耕地下降约0.5亩，而1978～1988年10年， 人均耕地仅下降 0.12亩。换言之，1994年若全国人口不是12亿而14亿的话， 那么人均耕地面积就不是1.2亩，而是1亩。在人均资源占有量减少速度放慢的同时，人口增长造成的各种生态危机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如森林植被的滥砍乱伐现象减少，人均森林资源水平有所提高。所有这些都为我国治理生态环境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促进了生产力系统的发展。
（三）减轻就业压力，促进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7月1日，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劳动适龄人口（男16～59岁，女16～54岁）为6.79亿，占总人口的60.01%。 若按此比例计算，少增2亿人口就意味着不仅使劳动就业部门减轻了1.2亿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压力，也提高了资本技术构成。反之，如果要增加 1.2亿的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在生产资料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就意味着五个人的饭六个人来吃。这不仅降低了资本技术构成，而且难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所以降低生育率，对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加速了资金积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前所述，生育率的下降，中国总人口减少2亿，这就会使必要产品比重下降， 相对地剩余产品就越多，从而积累增加，形成新的生产力，进一步增加国民收入，提高劳动力素质。这是因为，若按人均年消费水平2000元人民币计算，减少的2亿人口，一年就可节省4000亿元人民币。 假如把这笔钱用来办资产3000万元人民币规模的企业，可以建成1.3万个；若用来办教育，按每个大学生的培养费10万元人民币计算，可培养40万个大学生，将他们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效益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人口增长减慢，使家庭规模变小，家长会在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方面增加投资，而儿童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状况的改善，意味着将来会有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劳动力队伍。所以，实现人口与生产力结果关系协调发展，从而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三、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对生产力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
在我国为了控制庞大的人口基数，减轻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压力，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43‰降到1995年的17.12 ‰， 自然增长率从25.83‰降到10.55‰，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急剧降到1992年的2.00。由于长期降低生育率，必然加速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家庭结构出现“四二一”的格局。
（一）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仅使劳动力队伍老化，而且加重了政府和企业的负担。根据人口普查资料，1964年到1982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36%，1982年到1990年的增长率仍高达3.01%，大大超过总人口增长率。1982年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4.95%，1990年人口普查时上升到5.6%，预计到本世纪末，将达到7%，而有的城市在1990 年就超过或接近这个比例，见左表：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4〕
年份1953
1964
19821990
上海1.97
3.60
7.439.24
北京3.31
4.08
5.656.42
天津3.20 5.586.48
江苏4.49
3.71
5.556.79
浙江4.08
4.19
5.766.87
据预测，到下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老化指数将高达20%，超过现在西北欧老化指数最高的国家（瑞典18%）。
人口加速老龄化，对生产力系统的发展会带来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首先，带来了劳动力队伍的进一步老化。199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是34.09岁，1995年上升到35.13岁，2000年将高达36.10岁。这样，就使得老年劳动力（45～59岁）队伍将逐渐扩大（从1990年的 1.36亿增加到2050年的2.95亿），〔5〕从而影响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
其次，加重了政府和企业的负担，从而使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的比例减少。 我国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从1980年的1.4%上升到1993年的3.7%，13年上升了2.3个百分点， 按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2030年前，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的费用份额会超过10%。同时，我国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占职工保险福利费用总额的比例，已经从37%上升到了54%，占工资总额的比例则从6.5%上升到18.6%。从绝对数上看，我国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福利费用从1980年的50.4亿人民币增加到1993年的913.7亿元人民币， 每年平均增加66亿元人民币。〔6〕离退休人员的费用快速膨胀， 一方面影响了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的比例，影响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进行；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和商品的成本，影响了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和竞争能力。
（二）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将会引起家庭和人口的锐减，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持续的低生育率与提倡并实行、推广“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在1979～1990年间，中国已领证的独生子女数由610万猛增到3546.7万，12年后是12年前的5.8倍，全国新生人口群体锐减，老年人口群体猛增，人口将会从传统的人口金字塔即正三角型转入倒三角型，也就是说会使家庭和人口锐减。如果用另一种表达方式，〔7〕则更形象地表现为：
△表示男性○表示女性＝表示结婚
这种倒三角型的人口发展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必然会导致家庭的锐减，从而引起家庭结构出现“四二一”的格局。也就是说，到2005年，中国大部分家庭处在三代同堂期间，家庭结构就会出现“四二一”的格局。根据我国当前的就业年龄政策（男16～59岁，女16～54岁），到2005年在职的年轻夫妇除了抚育一个孩子外，将面临着照顾四个老人，加上他们居住的分散，这就加重了在职劳动力精力和精神上的负担，不利于自身素质的提高，从而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一个家庭中将会有六个长辈的爱心倾注在孩子一个人身上，这容易造成孩子的任性与难教育。更应值得注意的是，当人口锐减到难以更替的水平时，不仅违背了人口发展规律，而且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四、对策
根据持续降低生育率对生产力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正面效应和负面影响，结合我国人口发展的实际，笔者认为今后一阶段的人口发展政策，应该是在继续适度降低生育率的同时，建立相应制度、调整有关政策，兴利除弊，以适应生产力系统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一）继续适度降低生育率。首先，尽管从全国范围内看，生育率已进入了世界上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但对于人口超过12亿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由于人口基数和育龄妇女规模庞大，全国每年净增人口量1500万以上，未来人口增长的惯性仍很大，如果不加强控制，人口规模的累积速度仍会很快，所以控制人口仍然是必要的。
其次，把超过12亿的人口放在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背景下去考察，相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来说，特别是相对于我国有限的资源环境和人们生存条件最直接的耕地面积来说，我国人口规模仍然显得十分巨大，这对生产力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仍存在较大的压力，控制人口不能放松。
（二）遵循人口运动的自身规律，适当调整有关政策措施。首先，全国上下尤其是计划生育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计划生育除了使人口必须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之外，还必须遵循人口运动的自身规律。那种认为生育率越低越好，从而导致工作中层层加码的认识和做法是绝对错误与有害的。应该根据全国社会经济与人口发展状况，结合本地的实际分析研究，并做好科学地预测人口发展趋势工作，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相应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经济和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调整有关政策措施。笔者认为在生育率低于更替生育水平的地区，尤其在城市不仅要执行已出台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间婚配可以生育2胎的政策，还可以把人口政策引导到晚婚、 晚育加间隔这一生育政策上来。
（三）尽快建立和健全养老保险制度。我国低生育率的不可逆转必然造成人口老化的不可逆转，我国的人口国情决定我们不可能用生育率迅速回升来缓解人口老化进程。所以，只能靠提高综合国力，尽快建立和健全养老保险制度来消除由人口老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首先，淡化家庭养老功能，变“家庭养老”为“在家养老”。中国的老年人有着与世界其他国家老年人不同的幸福观，他们认为子女孝顺、家庭和睦是晚年最大幸福。这与国外老年人以钱多为晚年幸福的观念大相径庭。这一国情不可能做到社会养老。但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完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观念也产生较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把主要精力用于工作、学习、社交上，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削弱了对家庭活动的投入，进而对家庭养老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子女无暇照顾老人，容易使老人产生孤独感。面对这一矛盾，我们只能建立那种既不脱离家庭，又能得到社会帮助的半社会半家庭式的养老方式，变“家庭养老”为“在家养老。”
其次，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如养老院、托老所、保健康复中心、老年家庭病床以及老年茶座等。这样就能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服务、医疗护理服务项目以及人际交流、文化娱乐场所，解决在职子女的后顾之忧，让他们集中精力工作、学习。而建立为老人服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需要国家在资金筹集、税收等方面给予特殊政策，以鼓励社会各界兴办老年福利事业，而且要求有关卫生部门制订一些家庭病床医疗制度。
再次，全面实行养老保障和养老储蓄制度。要全面实行这一制度，关键要有个人、集体、国家共同负担的意识。国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增加对老年福利设施和老年保障的投入；集体（原工作单位）要对老年人在单位工作时所作的贡献作补偿性的回报；个人要自觉主动地提留养老保障基金以及子女负担的赡养费。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那种城市养老靠国家，农村养老靠子女的传统习惯。
（四）强化延退政策。这一政策的强化，既可以减轻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财力负担，也符合目前我国45～55岁骨干队伍青黄不接这一历史现实。首先，要统一认识，消除老同志对延退的心理压力。现行政策虽然也允许延退或反聘。但在执行中，总认为到了退休年龄不退休，会对年轻人的就业和成长造成影响。为了避免矛盾，有的单位干脆采取一刀切。结果使一部分老同志宁愿另找再就业门路，而不愿留在本单位发挥专长。据对天津、杭州、无锡等几大城市的“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调查，70岁以下再就业的占老年人总数的82.4%。〔8 〕这实际上不但没有解决就业人员增多的矛盾，反而更加重了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负担。此外，老年人另找就业门路，不仅会产生被雇感，而且还可能限制自己的一技之长的发挥。其次，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各单位尤其是知识密集的科技、高校、医院及大中型企业，45～55岁的骨干队伍青黄不接，为了缓解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对一些具有专业技术优势的身体条件尚可的60～70岁的人，采取特殊的政策，给予优惠的待遇，鼓励他们延退。这不但能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而且也能起到传、帮、带作用，更有利于劳动力队伍的建设，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注释：
〔1〕姚新武：《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
〔2〕乔晓春等：《由中国12亿人口引出的几点思考》， 《人口研究》1995年第2期。
〔3〕张志刚：《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宏观经济后果研究》， 《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
〔4〕中国四次人口普查资料。
〔5〕孙怀阳：《中国人口就业状况及发展》， 《人口研究》1994年第4期。
〔6〕于学军：《中国人口老化对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 还是消极的》，《人口研究》1995年第4期。
〔7〕柳玉芝等：《中国城市独生子女问题》， 《人口研究》1997年第2期。
〔8〕贾国年：《老年人的再就业和晚年生活》， 《人口研究》1994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