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反腐败95最辉煌——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回顾与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纪委论文,全会论文,辉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确立了“三项任务格局”，创出了新形势下反腐败的路子。
近三年的反腐败，应该说既是我们党坚持反腐败的继续，又是在新形势下开展反腐败的探索和创新。近三年反腐败的实践，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坚持深入、持久的方针；坚持以党政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和司法部门、行政执法、经济管理部门为重点；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掌握政策、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相信和依靠群众，把发动群众举报和专门机关依法查处结合起来；实行惩治腐败与扶持正气相结合，标本兼治等等。而最突出的是确立了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三项任务格局”，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大力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同时实事求是地提出不同时期的阶段性任务，积小胜为大胜的工作思路。
正是坚持和不断总结反腐败的经验，形成正确的部署，从而保证了反腐败斗争健康、有序地开展，使新形势下的反腐败斗争，既依靠群众，又不搞群众运动；既揭露、打击、震慑腐败分子，又保持社会的稳定；既坚持反腐倡廉，又围绕经济建设中心进行，推动和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干部廉洁意识增强，腐败分子不断被清除。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以来，中央提出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两个规定，针对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又提出了4项补充规定，共31个不准。 这样具体而又有针对性地明确了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特别是强调反腐倡廉与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结合起来，强化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大大增强了干部廉政意识。据统计，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以来，95%以上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都参加了每年召开的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通过民主生活会，有的领导干部主动退出了收受的礼金、礼品、有价证券，以及归个人使用的信用卡和高消费俱乐部会员证；有的辞去了在经济实体中的兼职；有的纠正了参与经商或有偿中介活动。如1993年湖南省县处级以上干部就自查自纠出1992年7 月以来在公务活动中收受的礼金和有价证券314.6万元。
少数不自查而被揭发出来有严重问题的干部也受到了查处。据统计，1993年9月至1995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法违纪案件27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6万多人，其中省部级干部12人，厅局级干部623人，县处级干部7501人，挽回经济损失近50亿元。李效时、 阎健宏、王宝森等一批进入高层领导机关的腐败分子被揭露和清除，纯洁了党和干部队伍。
——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为改革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
国内外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稳定的社会环境，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又得益于中国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成效。这不无道理。世界各国发展
1993年8月，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在北京召开。 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会上，党的总书记，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讲话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各级党和政府必须……把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抓紧抓好，务必在近期内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这铿锵有力的话语，震撼神州，再一次表明我们党绝不容许腐败。
我们党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斗争是从不心慈手软的。大家不会忘记，在延安时期，红军将领黄克功因强行逼婚不成而开枪打死女青年被枪决；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因犯贪污等罪在古城保定伏法。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总书记重新强调在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当然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总书记的话犹在耳畔，可转瞬时间已飞逝两年多。那么近三年的反腐败斗争进行得怎么样呢？
三年征战 功不可没
近三年的反腐败，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过去没有过的。随着反腐败的深入发展，阶段性成果的不断取得，人们对反腐倡廉的成果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的作用，越来越感到不可低估。表现在
——形成了党政齐抓共管的局面，保证反腐败持久、健康、有序地进行。
这个局面的形成是非常可贵的，是在反腐败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党和政府对反腐败齐抓共管，这是领导对反腐败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形成共识在行动上的体现。毋庸讳言，党中央刚提出开展反腐败时，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党中央的要求是不甚理解的。所以才一度有过什么“经济要发展，纪律要松绑”、“反腐败妨碍经济发展”等等奇谈怪论。但随着反腐败的深入，阶段性成果逐年的取得，各级领导在实践中加深了对反腐败重要性的认识，认识到改革越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特别是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后，1994年、1995年又召开了三、四、五次中央纪委全会，而且每次总书记都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在每次全会后都及时召开反腐败工作会议，李鹏同志亲自部署落实党中央的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对反腐败的坚定态度、一以贯之的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并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反腐败的部署，把反腐败斗争纳入全盘工作，统筹安排，从而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的工作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对持久开展反腐败有利，而且有利于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保证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历史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证明，国家不稳定，就谈不上建设和发展，同样没有高效廉洁的政府，也谈不上领导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是离不开反腐倡廉的保障作用的。例如，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以来，为创造良好的改革开放环境，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财政部和国家计委先后分三批公布取消收费项目192项； 中央42个部委1993年公布取消或停止执行收费项目2800项，1994年又取消、停止或降低收费标准110项。 地方省一级政府公布取消6万多项。 1994年清理出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偿占用企业资金10多亿元，占用物品3万多件；清退资金近5亿多元，清退物品1 万多件。1995年上半年治理公路“三乱”，撤销各类路卡3439个。这些做法大大净化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环境。
为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维护中央的权威，近三年来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执法监察1.6万项（次），发现问题线索5万多个， 立案查处案件3万多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5万多条， 为国家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近百亿元，为促进改革、发展和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95，反腐成果辉煌的一年
三年反腐败功不可没，成果瞩目，但是相比较，1995年是这三年中最辉煌的一年。
廉洁自律有新成效：搬掉“马路上的腐败”，狠刹公款吃喝风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是反腐败“三项任务格局”中重要的一项。中央纪委强调，1995年廉洁自律工作在坚持贯彻执行领导干部“两项规定”和4项补充规定的基础上， 重点抓领导干部超标准乘坐小汽车和用公款吃喝玩乐的问题。
人民群众把领导干部乘坐超标准豪华车，称为“摆在马路上的腐败”，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为了搬掉“摆在马路上的腐败”，1995 年5月，由中央纪委、中办、国办等有关部门组成15个联合检查组，赴中央各部委及一些省市，开展专项检查，督促落实中央《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目前，全国现职省部级领导干部乘车已全部符合中央规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乘坐的超标车也绝大多数得到处理。违反规定使用的军警车号牌基本上更换下来，少数干部未经批准用公款或用公车学习驾驶技术的问题基本得到纠正。
不仅换车，还要处理好车，因此拍卖超标车，便成为1995年反腐败斗争中值得回忆的一幕。海南省委、省政府和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带头把57辆超标准豪华小汽车拍卖。汕头市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原乘坐的5辆奔驰、9辆凌志小汽车拍卖，所得款项全部列入科技发展基金。北京市也将超标准的小汽车进行了公开拍卖。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公款吃喝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讽刺说，现在“革命就是请客吃饭”。为了坚决刹住这股歪风，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不准接受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和“不准参加用公款支付的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的娱乐活动”规定。同时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把落实这两项规定作为1995年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重点。为此，1995年7、8月间，中央纪委、监察部、中直机关工委和国家机关工委联合组织11个检查组，对中央和国家机关50个单位落实两项规定进行了专项检查。1995年1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又会同有关部门派出6个检查组赴部分省市检查。现在，中央148个部委和各省区市都制定了落实中央“两项规定”的具体规定和措施，做到接待有标准，违反有处罚。公款消费的势头明显减弱，一些地方和单位接待费和高档宾馆餐饮娱乐业的营业额都下降大约百分之三、四十，这证明公款吃喝玩乐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查办大要案有新突破：层次高、案值大、数量多
据1995年1至10月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9470件， 比上年同期增长8.97%；涉及县处级以上干部4502件， 比上年同期上升14.61%；共处分88125人，比上年同期增长12.13 %； 其中县处级干部2706人，地厅级干部247人，省（军）级干部23人，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39.48%、44.44%和155.56%。对1995年已查结或正在查处的大案要案与往年查处的案件相比，我们不难发现这样几个特点：
涉案人员层次增高。如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因在任职期间，严重失职，对王宝森的违法犯罪活动负有重大责任；腐化堕落，生活奢糜，大量挥霍公款；利用职权，为其情妇、儿子和秘书谋取非法利益；利用职务和公务活动的便利条件，收受大量贵重物品，被撤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依照法律程序，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目前，对他的经济问题正在继续审查。原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大肆侵吞、挥霍、挪用公款，腐化堕落，是一个犯有严重经济罪行的腐败分子，于1995年4月畏罪自杀， 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阳德受贿，被查处。
被处决的干部层次也增高。如贵州省政协常委、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因贪污公款65万元人民币和1.43万美元；伙同他人贪污公款150万元；收受贿赂价值1.7万元物品和1万元港币； 个人挪用公款200万元人民币和5万美元；投机倒把，个人非法牟利40万元人民币而被处决，这是共和国反腐败历史上继刘青山、张子善之后被处决级别最高的干部。此外，还有多名高级干部被判处死缓。如原贵州省委委员、省公安厅厅长郭政民犯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原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曾繁衍因索贿受贿38万多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案值增大。如江苏无锡新兴公司投机倒把案，邓斌等人在不到三年时间里非法集资32亿多元，造成经济损失12亿元，创建国以来案值数额之最。主犯邓斌、姚静漪被判处死刑，另有4 名主犯被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包括无锡市副市长丁浩兴在内的41名干部受到法纪或政纪处理。又如中国最大的受贿个案，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利用职权，单独受贿人民币481.86万元、美元78.1万元，与他人合伙受贿人民币150万元，已开庭审理。全国最大的挪用公款炒股案， 浙江省嘉兴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经理李伟民等5人挪用公款1.89亿元。
串案窝案增多。如辽宁省丹东市走私汽车案，涉及政府、公司和边防等单位，走私汽车272辆， 原丹东市市长常义等13人被分别判处14年至2年有期徒刑。 中国水利水电闽江工程局受贿案共带出了61名干部、职工，其中厅局级干部5人，处级干部25人， 局党委书记、局长、副局长、局长助理，全部落马。其中， 工程局党委书记乔延龄受贿2.3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局长章椿宝受贿2万元，被判有期徒刑3年； 第一副局长蔡辉荣索贿受贿钱物41.4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副局长曾国润受贿1.3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又如，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等人受贿案涉及副书记、秘书长、副市长、公安局长，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另外，一些不执行中央规定的“31个不准”，顶风作案的干部也受到严肃查处。如原湖北省副省长陈水文利用公款参与假借法人名义购买和炒卖法人股票的活动，并收受他人以炒股盈利名义送的人民币2.2万元，不自查，揭露后被撤销副省长职务。河北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法院长平义杰，为贪图享受，不惜用巨额公款租用高级轿车和无偿使用公物，被撤销党内外职务；辽宁省鞍山市原市委副书记张文效倒卖股票和认购证案，被开除党籍。天津市人事局局长王志平，为其母大办丧事，收受礼金，及用公款吃喝玩乐，被撤销党内外职务，等等。
纠风有新进展：清理公路“三乱”，为民减负
1995年的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在以往的工作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主要反映在治理公路“三乱”和为民减负上（包括制止中小学乱收费和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等）：
治理公路“三乱”取得一定成效。1995年4月中旬，交通部、 公安部和国务院纠风办联合召开了全国治理公路“三乱”电话会议；11月份，三部门对公路“三乱”开展专项检查，对108、104、107 国道进行明查暗访，处理了一批顶风违纪者。现在国道、省道上，未经批准的站卡基本撤销；全国撤除各类站卡6000余个；随意拉车罚款、收费的现象减少；多家上路和强行拦车洗车的状况明显改变。
制止中小学乱收费取得一定成绩。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后，国家教委召开了全国清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电话会议，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收费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各省市区教育部门结合实际，会同有关部门多管齐下进行治理。据10个省的统计，共清理出不合理收费约1.2 亿余元，目前大部分已退还学生家长。
减轻农民负担取得较好效果。各省区市和农业部门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一件大事，抓落实，抓检查，抓查处，有力地推动了这项工作的开展，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的势头得到控制。四川省先后组成3 个调查组对一些地市进行检查，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农户人均集体提留、统筹费仅占人均收入的3.95%，比上年下降0.17%。河南省一些地市共清理出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并挤占挪用、虚报冒领等违纪金额2.37亿元，发现案件线索204件，已立案137件。
目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虽依然严峻，某些腐败现象还没得到有效遏制和根本治理，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但近三年反腐败的成果，特别是1995年取得的新进展，有力地证明了江泽民同志在二次全会上所说的：“党能够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也一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人民的支持克服腐败现象。”
斗争正未有穷期。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反腐败斗争在新的一年里，一定会取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