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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启蒙的意义
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原本十分落后的国度中实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社会主义实践，在相继取得政权以后，“空想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变成人类解放的运动。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进行了一场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以及对未来实现了一次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观念革命。
这场教育过程大致沿着意识形态批判——历史设计——社会运动整合的路径演变。意识形态批判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共产党意识形态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意识形态的理论胜利，用《资本论》的语言表述则是：一旦劳动者冲破了资本的束缚，全体成员都成为社会的主人，每个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减少到最低限度，剩余劳动时间将直接转变为自由支配的时间，每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潜在的才能都将在这个时间中充分发挥，整个社会必然以资本主义难以比拟的速度飞跃前进，每一个个人也必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使自己全面、自由、和谐地发展。“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生活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 〕这显然是一次观念史上的变革，是一场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关于人的信念的解放运动。因为，这种价值理性使人们充分肯定生产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手段，广大劳动者从此作为社会的主人扔掉“异化”了的肮脏的外衣，“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本质。这是意识形态首次为自己开辟出来的一块科学的园地。在这块园地上将必然地生长出历史设计的幼苗：面对批判的过去，指出未来社会的途程。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介乎理性和神性之间的特殊定位的理念定势，“在一定条件下会幻化成一种弥漫特定时代的普遍的社会心态”〔2〕， 从而形成一种自觉的理想历史观。冲着这个崇高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既靠它取得了暴力革命的胜利，又靠它推动了一场“奔向共产主义”的实证化社会实践过程。从此以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成为一场运动，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判定是非曲直、善恶罪罚的标尺，变成社会不断变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成为人们努力为之奋斗的现实目标，一切对国家、对集体有利的就必然是至真至善的，任何偏离国家、集体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从社会主义实践史看，几乎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由一个头脑来思想、一个中心来指挥而确保神圣理想的纯粹性、纯洁性的运动。社会主义新人要求完全摆脱日常生活的压抑和惯性，摆脱以占有财富为人生宗旨的“物欲”，结束因人性的缘由而产生的一切恶迹，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重建真诚与互助的人格模型。
实事求是地看，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东方社会打破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观念自封的堡垒，抛弃了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开启了人民大众的自我意识，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不但使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得以巩固，而且使无产阶级国家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完成了国民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取得了可资称道的历史积效。可以说，这场教育运动是一场东方国家深刻的“启蒙运动”，一场超越了近代社会启蒙运动的革命，它换醒了埋藏在平民社会中的活力和沉睡在他们心底的平等主义观念。
二、追赶型社会发展模式与体制对个人的要求
已往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把实现现代化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不但要生存，更要发展，不仅要国家强大，更期望社会富裕，在国家行为上都试图走一条“追赶型”的社会发展道路。这种发展观表现在经济上便是经济增长及战略目标的颁布实施。早在1847年恩格斯就指出，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新的社会制度下，“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3〕马克思也论道， “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4 〕由于有这种现成的理论构想，在苏俄首先开始了一场列宁所称的“在事实上铲除地主和资本家，在事实上用另一种由工人对工厂和田庄的管理来代替他们”〔5〕的社会经济的生产与管理实践。限于落后的历史条件， 特别是不发达的旧俄资本主义经济和低素质的工人群体，迫使苏维埃国家对私人企业实行的普遍的工人监督中途夭折，苏维埃国家成为“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6〕。 苏俄现代化进程的冲突在本质上表现为共同体本位与自由个性本位的冲突，而不是某一职业群体与另一职业群体的冲突〔7〕。追赶型发展模式必然要求以共同体来作保证。 斯大林力排布哈林等人提出的“二元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模式，选择了一条“一元化”的工业化道路。为了能够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体制不断通过追赶型目标强化国家对企业生产和经营的控制权，企业内部的结构和管理也以不断强化人力资源为核心。如此工业化的演进越高，社会动员和权力集中的强度就越大，个人受到外在约束的力量也就越强。从文化方面来说，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等要素也就越要适应“社会主义”的要求，用社会动员和思想激励不断保障无形的投入。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共同体本位得到了越级强化，在苏联历史上慢慢形成一种“领袖—党—集体—群体”的权力模式。从列宁开始一再强调意识形态、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到斯大林时期进一步强化了阶级斗争理论。于是，思想领域内的路线斗争日趋尖锐和激烈，个人对集体对国家对领袖的忠诚成为判断其思想优劣和行为正当的价值根据，以共同体为本位的体制压抑个人权利的作用。从社会主义教育的逻辑看，社会主义信念及人格要求同这种体制的关系越出了“自由发展”的范围，形成了启蒙了的价值理性与紧缩了的权利不相一致的深层矛盾。
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在其所著《集体行为的逻辑》当中论证，从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行为这一前提可以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即所谓“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一传统看法是有问题的。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中的所有个人采取的行动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因此可以认为，共同体本位与个人本位在超越了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之后，其矛盾会随时间的推移日趋尖锐。正如弗罗洛夫所言：“由科学的世界观所丰富的道德激情、现实的共产主义人道主义激情渗透到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最基础的部分之中，它激励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向前发展；这具体表现为社会和人对道德之完善的始终不渝的追求，而共产主义的未来人则是我们所执着追求的理想。”〔8 〕这是历史设计在实践领域内的理论回声。显然，它在重视了以平等为代价获取新人的道德理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平民社会中利益制约因素的至关重要性，个人成为集体的工具，成为国家这台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人在摆脱了旧式的财产的专制以后，得到的却是非财产的束缚。这种束缚通过“思想教育”来巩固和强化，发展到极致就将本来属于个人权利范围内的行为事实越界扩张，一概转化为一种伦理事实，从而衡量效率的标准也由一种事实判断转化为一种伦理判断。这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进程当中走不出的怪影。由此，权力与管理、管理与效率成为横在改革者面前的一道门槛，几度跳跃几度愁。这既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难免的矛盾，又是民族传统意识与新意识形态对抗的表现。具体来说，西方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性的蒙蔽，把人从神的约束中恢复到人原本该是的状态；它一开始就指向个人及其本性；它面对的是个人的无知、迷信、信仰、理性和生存状态等系列都会给人造成蒙蔽的因素，故而坚决反对那种企图用职业、制度等方式来阻止人类的神圣权利的实现，防止对这些权利进行蹂躏和践踏。这种启蒙到今天还在继续，不过改头换面从“现代性启蒙”转换到“后现代性”启蒙而已〔9〕。 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改变旧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落后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统治阶级；另一方面，又要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建立新型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美好社会。于是，新生的东方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先国家后社会的发展道路，潜藏在“新人”内心的传统因素在新的集权体制下达到了逻辑上的一致。
三、体制的“自负”与个人的要求
对于走上实践道路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直把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加以坚持，经济的计划化与思想的统一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计划的体制有过多的“自负”，而思想的统一有过多的个人蒙昧主义色彩。早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计划体制的优点而展开轰轰烈烈的实践的时候，一个冷眼旁观者发出了一声惊呼：在科学技术远没有发达到使中央计划部门可以估计各种产品或劳务对于不同社会成员在各个时期和场合下的“效用”之前，中央计划部门是不可能替所有的人作出生产和消费的“正确”决策的（《通向奴役之路》，商务印书馆）。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也指出，中央计划机关在不能认识“质量改变”、“盈利计算”、“需求满足”的前提下做计划，使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机关不能保证在充分利用和发展生产要素的条件下为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各类产品的生产提供最佳发展指标〔10〕。哈耶克也指出，不论是谁，一旦掌握了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也自然地掌握了人们生存的命脉，从而就有力量决定人们所追求的其它方面的价值以及替他们安排这些价值的优先顺序。如果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里人们的选择是通过“谈判”达成的交易来作出的话，在一个垄断了人们生存命脉的企业里，人们就只好求助于一个权威的仁慈了。并且越是现代化的生产，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要求有个人的创造自由和思想自由，那么实行思想统一的做法也就越困难。苏联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倾覆，无疑给这个诊断作了实践的结论。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面，生活着的是由社会主义教育培养起来的“新人”，自主、竞争、效益、平等、民主、法制及自由等现代经济性和政治性强烈的价值观在他们身上不无显露。这些观念是社会主义教育给他们的，是他们主体性的表征，又会成为他们处世哲学的酵母。当利益的驱动不再能满足于现有的处境时，首先就会在生活领域产生反社会的行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在民主德国。战后至1950年，民德的生产总值尚未达到战前水平，仅为1936年的73%，企业和职工积极性受到挫伤，国内政局不稳，大量人员外逃，终于爆发1953年的“6·17”事件，形成全国270个地方30万工人罢工的局面。1956年6 月发生在波兰的“波兹南事件”也是从工人的经济要求开始的。近2 万名工人高举“要面包、要自由”的标语，举行示威游行。虽然这些事件的发生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正如叶海尔·德罗尔所说的：“由于仅仅依靠以前的认知图式和教条来认识不断变化的现实，因而造成了了解新模式的诊断过程的固有的无能。”〔11〕企业家和人类思想的创新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出来的，而一个控制着全部产权从而控制着人的生存条件的中央计划又不可能不试图去控制人们思想方式的，最终必定导致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创造力的枯竭。当国家权威意识受到来自社会内部的批判和抵抗时，原本“不成熟的市民社会”（〈日〉袴田茂树语）中个人、组织、地方的利己主义、自由主义迅速膨胀并上升到第一位，被旧体制所长期抑制了的个人活力与国家权威相撞，并迅速出现“权力真空”，独立于社会上成千上万的人相互竞争，完全陷入了无秩序的混乱中，社会主义的精神衰败了，社会全面瓦解了。这就是苏联社会给后世的启示。
五、结论
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构架处在东西方发展的两个“极差”上：发展顺序上的“时间差”和发展地域上的“空间差”。这两个“差”也就是东方社会“二元结构”的普适性特点。表现在体制上，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超前开启了“人的解放的观念”，而体制对人的发展的滞后导致体制与人的深层矛盾。本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都倾注到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上来。这一理论将社会发展资源和方式分为两大类，即经济物质的发展是外源，人自身的发展和文化、价值观的进步为内源，社会发展必须强调人类才是“发展的促进者和目的”，“内源发展以人为中心，是提高人类和文化价值的事业”〔12〕。此理论随后成为国际上人的发展的主流思潮。纵观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发展与人的发展，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实践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体制自身带来的矛盾与国际人学思潮一起淹没了苏东社会主义。
注释：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217页。
〔2〕衣俊卿：《历史与乌托邦》，第35页，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7页。
〔5〕〔6〕《列宁选集》第3卷，第639、789页。
〔7〕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第25页，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8〕（苏）N·T·弗罗洛夫：《人的前景》，第2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9〕张志扬：《缺席的权利》，第1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0〕（匈）奥塔·锡克：《经济体制》，第92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11〕（以）叶海尔·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第13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内源发展战略》，第一部分， 第1—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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