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调整与财政风险预警研究——基于CGE模拟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税论文,财政论文,风险论文,政策论文,CGE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13)01-0030-09
改革开放尤其是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其中财税政策的宏观调控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同时，我国政府债务慢慢累积，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冲击下，财政风险势必存在加大趋势。如果财政风险积聚超过阀值，将导致财政危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2008年财政部代行地方政府公开发行债券，到2011年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政府试点自行发债，地方政府债务及其可能增加的财政风险再次引起学者们的巨大研究热情。事实上，2011年末国债余额实际数72 044.51亿元，财政赤字8 500亿元，如果用国际上指标赤字率不超过3%和负债率不超过60%来评判，我国远远低于警戒线。但是由于地方政府赤字隐性化，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不断累积，我国财政风险明显加大，因此对财政风险加强监测预警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应对其全方位开展研究。
一、财政风险预警研究的最新进展
有关财政风险预警的研究，有学者如张明喜(2009)、李昊(2009)等曾对研究文献进行过总结，本文仅对过去十年间国内外学者对财政风险预警研究的最新进展作一梳理和归纳。Ma J.对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的监测问题进行了研究，从理论上提出了监测的原则与方法[1]。Lloyd-Ellis Huw，Zhu Xiaodong通过建立财政风险评估框架，以分析财政冲击和财政风险管理的原因，并增强财政的稳定和分散风险的风险对冲机制[2]。Hana Polackova Brixi，Sergei Shatalov和Leila Zlaoui深入地研究了保加利亚的财政风险问题，根据Hana财政风险矩阵，展开了占主导地位的直接财政风险和间接财政风险的实证分析，找出产生风险的原因和预防风险的管理方法。他们认为，国际利率风险、环境责任以及投资需求等是缺乏财政风险监测系统的主要原因[3]。Miguel Almeyda和Sergio Hinojosa根据Black和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提出基础设施项目的微观风险评估方法[4]。
Hemming R.和Petrie M.A.对财政脆弱性及其风险预警进行了探讨，并就评估风险进行了概括：不规范的初始财政状况，短期内财政结果的灵敏度，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结构或制度性缺陷影响设计，实施财政政策财政所带来的风险，等等；并且对每种情况下，为满足其财政政策总体目标，对政府可能承受的风险进行了分析[5]。Uribe M.在研究价格水平与违约比例关系的基础上，发现价格水平越高，政府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越小[6]。Lewis Blane D.对印尼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地方财政能力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债务由中央政府代表，并在财政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这取决于当地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意愿和偿还债务许可程度[7]。Sanguinetti Pablo，Tommasi Mariano探讨政府间转移支付和财政风险的关系。他们认为，分散联邦财政计划下的财政风险，假设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应比较这两个系统的政府评估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同时，还研究了集中联邦制下的风险分担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保险计划之间的差异，认为不同形式的政府，会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分担问题[8]。Burnside Craig，Eichenbaum Martin，Rebelo Sergio建立政府担保和财务模型表明，如果政府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由政府担保的贷款很有可能导致银行的流动性危机[9]。Gapen等(2005)研究表明，政府偿还国外债务依赖于政府资产的市场价值，当政府资产的市场价值低于国外债务时，政府将发生主权违约。他还进一步研究了违约距离、违约概率、信用违约互换(CDS)利差等风险指标。以上这些研究对本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这些文献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政策性的，对于政府负债风险机理的分析和阐述显得不足，实证体系的设计也还很不完善。
在实践方面，美国俄亥俄州建立一个“地方财政监控计划”系统，国家审计办公室负责实施，详细规定财政运行程序的监控系统，并在地方财政紧急状态下，对地方财政进行及时预警。一些国家将财政风险纳入预算管理，编目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的项目清单，在使之透明的基础上，再进行具体预算编制。
近年来，我国学者集中对财政风险研究指标选择、风险研究方法应用等方面展开研究。在财政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上，刘尚希在借鉴Hana Polackova成果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财政风险分析框架，主要从政府债务与政府公共资源的联系来考虑[10]。张志超为了评估金融体系和财政系统的风险，通过环境变量和内部变量这两类指标，反映财政体系的运行状态，这些指标主要包括：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赤字率，债务负担率，或有债务规模，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价格波动，企业亏损幅度，产业结构，受教育程度和经常账户赤字等，通过综合运用这些指标，构建起了风险评价指标体系[11]。
在风险预警的实证研究方面，根据研究方法不同，笔者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种是指数合成法。如丛树海、李生祥选择40个内部财务风险指标，30个抵御外部财政风险的指标和8个预警指标。然后，根据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的风险指标的影响程度，分别选取了8个和12个核心指标，合成预警财务风险的内部综合指数和外部综合指数，建立了财政风险预警指标体系[12]。许涤龙、何达之利用整体财务风险分析方法，建立了指数预警系统，发现整体财政运行基本安全。其中指出，或有隐性风险得分值对总体风险得分值的影响较大，一定要注意防范各种隐性风险[13]。
第二种是系统建模法。如裴育通过宏观经济指标反映经济总趋势，债务状况指标反映财务状况，财务分配制度，财政支出的效率指标等构造方程，指出我国财政风险处于适度偏高的状态[14]。祝志勇、吴垠将系统因素的内生变量纳入财政风险分析框架中，并依国有化率、市场指数、财政分权指数和交易成本率这四个系统因素构建模型。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国有化率和财政分权指数对财政风险的影响最大，并探讨了国有化率和财政风险指数反向运动的运用[15]。马恩涛将预警指标分为三个层次，即总体指标，结构指标和分析指标，在此基础上，作者全面调查和分析各项指标和不同的权重，得出了我国直接显性财政风险的总体指标，并对中国目前的财政风险情况进行了评估[16]。
第三种是矩阵分析法。如沈沛龙、樊欢基于政府资产负债的视角结合中国实际首先编制了一个简化的政府“可流动性资产”负债表，分析了1998-2008年我国政府仅考虑直接债务时的政府债务风险，并且对2009-2010年的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通过引入政府或有债务，只要我国政府的或有债务规模不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则我国的政府债务风险较小[17]。
第四种是其他统计方法。胡晓敏(2006)建立全面的危机指数和预警指标，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提出了五个主成分，根据判别函数和Logistic构建预警模型。张明喜构建了基于神经网络的财政风险预警系统，得出影响我国财政风险的最重要因素是债务风险，其次是财政收支风险，再次是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风险[18]。洪源根据非参数模型、预警的风险因素和AHP方法，设立预警指标体系，输入预警指标的数据，进行指数化处理，确定权重，建立风险评估功能，以及预警信号系统设计，构建财政风险的非参数早期预警系统[19]。郭玉清以政府违约和逾期债务为基点，根据量化后的风险状况来判断财政运行情况，比通行的预警指数方法更加合理[20]。
上述研究是基于历史数据的静态风险预警，不能满足未来的风险预测。换句话而言，这种静态的角度分析，只能给当前的财务风险状况以评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预警”。而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为财政风险预警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国内外CGE模型的理论与实践可参考Devarajan & Robinson(2002)、Chumacero等(2005)、Ezaki(2006)、郑玉歆和樊明太(1999)、李善同(2000)等文献。CGE模型具有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同时考虑到行为优化的多种经济实体之间以及不同市场之间的数值模拟模型的经济主体和市场之间的联系。CGE模型的所有经济实体，所有市场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真正的经济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本文研究思路是：首先建立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宏观经济政策模拟框架，其次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模拟并判断财政风险走势，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二、CGE模型构建
一般均衡是指市场上所有部门，所有国民经济账户同时达到均衡的状态。一般均衡理论最早由瓦尔拉斯提出，之后阿罗—德布鲁证明了在广义条件下一般均衡点的存在性。不过这些理论和实际运用还有距离。20世纪30年代后，投入产出模型发展起来并模拟各生产部门相互依赖和作用。不过，投入产出模型使用的是固定投入产出系数，不能分析和价格货币单位有关的国民统计账户，如价格变动、税收、补贴等等。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CGE模型，使用了非线性的生产函数如CES函数，使生产要素之间的价格弹性替代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由于引进了价格变量和货币账户变量，CGE模型可以包括社会会计和国民核算体系的各种变量，如税收、财政支出、价格、收入分配等等。CGE用非线性联立方程的框架，描述了不同部门、不同账户、不同地区和不同居民组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能定量分析政策或其他外界冲击下对国民经济效率与收入分配的影响，帮助决策者综合评价贸易、税收等政策的经济和社会效果，成为现代财政、税收和公共政策定量分析的主要工具。国际上，包括世界银行和IMF，都广泛运用CGE模型来做政策模拟特别是税收政策。
(一)CGE模型结构
CGE模型包括社会经济、债务系统，是一个跨期动态模型。模型的静态部分由要素模块、生产模块、需求模块、收入支出模块和债务模块等构成；模型存在政府和消费者等经济主体；模型包括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财税政策调整为外生变量，直接影响政府财政收支状况，并传到最终产品需求和消费领域，导致整体均衡变化，模型动态化通过消费和要素需求增长实现，导致最后的财政风险大小不同。
经济中有X和Y两种产品和分别生产这两种产品的x部门和y部门，生产X和Y都会用到两种生产要素劳动L和资本K。要素L和K的价格分别为工资率w和租金率r。整个经济中只存在一种税收，对x部门的资本所得征收从价税，税率为
。
模型的假定条件为：两个部门的生产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整个经济中可利用的资本和劳动总量固定；两种要素可以在两个部门间完全自由流动；厂商竞争追求最大利润；所有价格具有完全的弹性；所有消费者的偏好都相同；税收不会通过影响人们的收入用途而对分配产生影响。
1.供给
基本的供给关系是生产函数和替代弹性关系。两种产品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二)模型设定
为避免其他因素影响CGE模型估计结果，对政府行为和财政风险的计算基本设定如下：
假定一：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杠杆之一，一直是各国政府作用于经济的重要手段。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可以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导致要素的重新配置，而导致的财务风险是不一样的。为了简便起见，在模拟计算宏观经济政策CGE模型时，仅对财政收入、税收等角度进行模拟。
假定二：财政风险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政府债务(包括国债和外债)，因此在CGE模型中特别加入债务变量，并模拟了债务的还债机制。
(三)主要模块
1.生产模块
生产模块包括要素投入和产品产出两部分组成，其中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两个基本要素。假设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建立在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生产的技术特征为规模报酬不变，服从于Leontief/CES函数；产品产出由增加值和中间投入两部分构成。在模型中，生产者通过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形成产出。经济实体的生产模块为生产商，包括国家的经济的主要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必须作出投资决策，遵循以最小的成本行为守则，使利润最大化。在产品产出阶段，生产者根据产品价格、市场竞争情况以及消费需求变化等因素决定产品产出，通过市场状况决定生产和销售数量。
2.收入与支出模块
收入与支出模块主要描述宏观经济政策后不同部门和居民的收入变化情况，反映政策调整对财政风险影响状况。居民通过提供要素来获取初次收入，表现形式为工资，居民效用函数采用Stong-Geary效用函数描述，消费结构采用Stong-Geary/CES嵌套。部门通过生产获取回报，形成人力和资本等要素收入，表现为利润；而同时部门按照要素投入情况对利润分配，形成劳动收入和资本收益等分配形式。政府通过征税来获取初次收入，表现为财政收入，在初次收入分配之后，政府对部分行业和居民进行补贴实现收入再分配；同时政府自身运行也需一定的成本，即政府消费，当政府为调节经济运行状态时，政府消费就表现为政府购买；政府将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差额进行储蓄，以满足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需求。
3.债务模块
在债务模块中，首先要对新增违约、逾期债务和债务余额进行测算，然后利用本年度逾期债务同过去年度应还债务之和的比例作为转化比率，计算出财政风险的大小。如果财政风险状况超出临界阈值，这暗示着将会发生财政危机。新增违约是每年1月1日开始全部新产生的违约债务总和，逾期债务是尚未清偿的年度新增违约的累积值，债务余额应等于尚未到期的债务同逾期债务之和。
(四)数据说明
社会核算矩阵是CGE模型核算的数据基础，本文SAM表的数据来源于2007年全国投入表、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表等。在编制SAM时，其数据往往来自不同的数据集，由于统计口径、调查方法、统计误差等造成矩阵数据的不平衡，即行数据的和与列数据的和不一致。在编制过程中，本文采用交互熵(cross entropy)方法进行调平处理。此外，本文利用GAMS软件编制程序测算相关经济变量及其财政风险的变化，并采用校准的方法计算效率参数、弹性指数、分配参数等。
(五)预警阶段和界限探讨
为使得整个指标体系达到预警状态，需要为每一个指标确定不同风险状态的界限值，这种预警界限为指标的数值由安全点增减一定幅度而得到，安全点或安全区间的测算是基础前提。由于财政风险的特殊性没有可以参考的界限标准，因此在参考历史数据以及一些专家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对指标的适度区间进行测定。
1.时间序列的选取
为便于使用GARCH模型对各风险指标警戒值进行测算，笔者整理了2001-2010年相关指标的要素值，之所以选取这段时间的数据作为考察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考虑到经济发展本身内在波动性的影响。由于经济发展固有的规律，分析指标预警区间的界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肯定是不同的，时间跨度过长的预警区间其实用性值得怀疑。二是考虑到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对财政风险的测量在更大程度上是对政府债务情况的分析，而从2001年开始，财政部才对政府债务(直接债务和政府担保性或有债务)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目前这也是地方政府债务指标测度中最权威并最具可信度的数据来源；而之前的年份，由于缺乏相关数据的支持，无法进行时间序列的分析计算。
2.风险区间界限值的确定
由于财政运行的特殊情况以及我国特有的国情，本文采用GARCH模型并结合各因素固有信息，通过专家评定的方法来确定各分析指标的适度区间，即确定指标数值是处于安全、基本安全、风险、较大风险和严重风险中哪一种风险状态。应用MATLAB编程计算软件，得到每一个指标值的界限值。
三、财税政策调整模拟方案及结果
以近几年为例，我国的外债规模相对较小，但是存在巨大的内债和地方债务，1999年至2011年间我国的国债规模增加了10倍。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为10.39万亿元，税收收入8.97万亿元，公共财政支出10.92万亿元，财政收支差额为8 500亿元。2011年末国债余额限额达77 708.35亿元。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471 564亿元；全国就业人员76 420万人；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1 022亿元；出口18 986亿美元；进口17 435亿美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85.2万亿元；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 9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 810元。模拟方案基于以上数据。将模拟情形设为三种(在基准情形的基础之上，一是再增加财政支出；二是提高宏观税负；三是提高利率)，观察在三种模拟情形冲击下，相关经济指标尤其是财政风险变化趋势。
(一)财政支出政策模拟
若2011年起我国财政支出增加5%，模拟分析显示，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将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增长趋势，而且，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GDP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进口、居民消费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是注意到财政风险也在同时加大。
(二)提高宏观税负的政策模拟
若2011年我国宏观税负提高5%，模拟分析显示，提高宏观税负率将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减少尤为明显，FDI、GDP也呈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风险存在加剧趋势。
(三)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模拟分析
将利率政策的模拟为：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比2010年都提高0.5个百分点，贷款的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也按同比例提高，即都比2010年贷款名义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央行如果将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都提高0.5个百分点，其紧缩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但对抑制投资过热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和FDI减少)，从而GDP、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收入也随之减少，居民消费物价水平得到控制，但是财政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这可能与债务偿还成本增加有关。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增量形成大规模的预算赤字将导致中国的财政收入和支出风险的进一步显著增加。特别是，为了弥补庞大的预算赤字，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其他公共部门的政府隐性或债务负担叠加，最终导致财政风险急剧上升。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国际市场低迷，国内经济泡沫化和过度依赖投资)，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失灵，财政风险很有可能迅速攀升。
四、结论与建议
运用宏观经济政策CGE模型，模拟了三种政策调整情况，并分别估算出未来几年我国财政风险走势。结果表明，在增加财政支出、提高税负和提高利率基础上，在假定未来经济运行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不变的前提下，未来的财政财务风险将继续加大。因此，建议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财政风险状况的变化，密切跟踪财政政策实施中的新情况，制定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一系列计划和措施，尤其是提高财政透明度，设立财政偿债基金，建立风险管理及预警机制。目前缺少有效的基础数据资料仍是研究财政风险问题的最大掣肘，因此需要掌握全面翔实的相关数据。政府应根据掌握的债务时序数据定期估测风险状况，对偿债资金运用提出合理化建议。同时，为了在合理的范围内控制我国的财政风险，应该长期坚持贯彻审慎的风险控制政策，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优化经济环境，消除或有隐性风险的隐患，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财政风险掺杂复杂多变的政策和环境等因素，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现象，其中，CGE模型仅以特定财税政策调整情况反映总体实际情况，最终以数据变动说明风险的大小，并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和财政发展的规律，本文只是做了初步探索，还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影响财政风险的因素并提出化解财政风险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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