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桑楚管理思想探赜——对《庄子#183;庚桑楚》的管理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管理学论文,管理思想论文,庚桑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267[2008]12-0189-02
庚桑楚亦称亢仓子、亢桑子，春秋时期楚国人，老子的得意弟子。据《庄子·庚桑楚》记载：“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1]据《列子·仲尼》记载：“老聃之弟子，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2]庚桑楚跟从老子学道成功后，不仅在鲁国广收门徒传授道学，而且在畏垒山运用道家思想进行无为管理，使道家学说深入民心，使其本人亦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爱戴。由此，庚桑楚的管理思想值得研究。而要研究庚桑楚的管理思想，就必须依据能够反映其原始思想的著述。从庚桑楚的著述看，《汉书·艺文志》就已经没有了庚桑楚或其弟子著作的记录。在唐代搜寻御封真人的真经时，出现了一部题名为《亢仓子》的书。但当时已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该书是时人襄阳处士王士元杂取诸子文义、杂烩而成的伪作。至此，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对庚桑楚的原始思想进行探讨，就不能依据《亢仓子》一书的内容，而只能依据《庄子·庚桑楚》这章内容(以下引文无标注者，均源自本章)。
一、不得已而为的管理理念
在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庚桑楚追随道家的基本管理思想，也主张无为管理。有所区别的是，庚桑楚把这种无为管理阐释为“不得已而为”的管理。
先就不得已而为来看，它表面上是一种有所为，但究其实质，由于这种为乃是出于不得已，所以只能算作是无为之举。如其所赞同：“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一切人在世都免不了要有所为，因为性动就是有所为了。如果就此来看，世界上就没有无为之存在。因此，界定为和无为必须要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就庚桑楚来看，为与无为的分野在于有心而为还是无心而为。有心而为添加了修饰，必然使本性得以丧失，所以这种为可以说是有为，即真正的“为”；无心而为则顺性而动，它出于无心且不受人之内心驱使，虽有“为”之表象而无“为”之实质，所以这种为非真“为”，而是“无为”。不得已而为实质上是这种无心而为的无为，所谓“出为无为，则为出于无为矣。”也就是说，有所作为但不是有心作为，那么作为也就出于无心作为，无心作为便是无为。
继之，对管理行为进行分析可知，管理也有其有为管理和无为管理之分。总体上看，管理本身必然要有所为，这是其本性使然。如上所述，此“为”蕴涵了管理的有为和无为两种行为方式。有为管理意味着管理是一个处心积虑、鞠躬尽瘁的过程，它要求管理者一定程度或巨大的身心付出。无为管理则意味着管理是一个无心而为的过程，它不需要管理者带有任何成见或偏见进行管理。对此，庚桑楚认为：“不见其诚己而发，每发而不当；业入而不舍，每更为失。”如果管理者不能够做到诚于中，而是直接将主观看法表露在管理之中，那么，管理就不能做到恰到好处。进一步，如果管理者一直不能放弃这种先入之见，那么，管理的每一步都有可能会产生错误。也正是如此，庚桑楚强调管理者应当做到“有为也欲当，则缘于不得已”，意即管理者应当事事顺应于不得已，顺应于事物之客观，才有可能处置适宜，取得管理成效。而“不得已之类，圣人之道”，缘于不得已进行管理，才是真正的管理之道。
二、虚己以待物的管理途径
庚桑楚认为，为了进行不得已而为的管理，管理者首先应当去除自身的主观意识而达到空虚无己，即做到：
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为了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管理效果，管理者必须要虚己以待物。这就要消除其意志的错乱，解开其心灵的束缚，去掉其德性的拖累，打通其大道的障碍。引发意志错乱的因素主要有尊贵、富有、显赫、尊严、声名、利禄等，束缚心灵的因素主要有容貌、举动、美色、道理、神气、情意等，拖累德性的因素主要有憎恶、欲望、欢喜、愤怒、悲哀、快乐等，堵塞大道的因素主要有舍去、附就、摄取、施予、智慧、才能等。管理者只有敢于消除这些影响事物客观性认知的主观意识，才能公正无私，宁静清明，从而在无所思虑、无牵无挂中顺物之性进行无为管理，取得无不为的管理效果。
很明显，庚桑楚在面对管理中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时，其解决方案无非就是要抹去主观性的一面，突出客观性的一面，凭借物之客观性压抑人之主观性，以彰显人之无为之举。这种无为管理在压抑人之主观性的同时，必然会强调要去贤弃智。老子一定程度上就存在着“绝圣弃智”的管理理念，他曾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三章)，[3]“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十九章)，[3]认为去除人主观上的智巧、欲望，可以制止争斗，更加有利于管理。庚桑楚吸收了老子的绝圣弃智思想，更加反对举贤，否定任智，认为“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之数物者，不足以厚民。”由于举荐贤才会使被管理者相互伤害，而任用智能会使人民相互欺诈，都将危害到组织发展，所以管理者一定要去贤弃智，以免人们在追求“贤”、“智”的过程中，产生“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等严重危及到组织安全和发展的后果。而从“智”而言，庚桑楚认为“至知不谋”，即最高的智慧是不去思虑，不用谋略，所以管理的最高境界亦应当是：不仅管理者本身要去除各种思虑才智，而且在管理过程中也要去贤人、弃智术。虽然从道的观点看，这不失为一条使管理返归道本的重要途径，但是，从现实的观点看，当庚桑楚把管理行为推展到这一步时，就已经使管理本身变得毫无存在价值和意义。所以，庚桑楚极度的去贤弃智思想可以说消融了人之主观性，张扬了物之客观性。
为了进一步彰显物之客观性，庚桑楚认为管理者在去除人之主观臆想的同时，应当凭借物之客观性进行无为管理。他说：
一雀过羿，羿必得之，或也；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是故，汤以庖人笼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而笼之，而可得者，无有也。
这就是说，管理者凭借主观意识进行管理，就如羿射雀，虽然箭术高明，也只不过是或许能够取得管理的成功，而不是必然能够取得管理的成功。但换一种思路，如果管理者能够凭借物之客观性进行管理，即尊重和借用物之客观性进行管理，管理就不可能不成功。这是因为，包括人在内的任何物都必有其本性，有其客观性，顺应其本性，遵循其客观性，投其所好，理所当然地能够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实现管理高效。而这必然要求管理者去除自身之主观臆测，以免反事物之本性及其所好。可见，按庚桑楚的认识，无为管理依靠的是物之客观性的认知，而非人之主观性的臆想。而只要时时处处都能够以物之客观性为管理准绳，则管理必然成功无疑。
三、下知有之的管理态度
老子早就提出：“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作为管理者，庚桑楚对此可谓心领神会。基于其“不得已而为”的管理行为，他追求下知有之的管理态度。这从其实际行动中可以看出。在他“居三年，畏垒大壤”之后，老百姓开始对其赞赏不已，称其为“圣人”，甚至要对他“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这引得庚桑楚颇不高兴。因为就庚桑楚看来，畏垒管理的成功，只不过是自己遵循天道，在管理中顺应了自然运行规律而已，所谓“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这种循天道而进行的管理本是“不得已而为”的管理，自己作为管理者，也本应当是“尸居环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的圣人。至人实际上就是老子所讲的“太上”即最好的管理者。对至人而言，应当是老百姓仅仅知道他的存在就行了，没有必要对他亲近赞誉。一旦老百姓对他亲近赞誉，也就意味着他并不是一个“下知有之”的管理者，而只是一个如尧舜般躬行仁义的有为管理者而已。当庚桑楚潜在地把自己看作至人，而百姓以及弟子都将他等而下之，把他和尧舜相提并论时，他当然就不高兴了，以至于马上就对弟子进行训话。
从庚桑楚的不高兴就可以看出，庚桑楚非常注重管理者下知有之的管理态度。实际上，庚桑楚谨遵老子教诲，也往往把管理者分成多种，而每一种管理者都代表着一种典型的管理行为，如“下知有之”的管理者代表着无为管理的实施，“亲而誉之”的管理者则代表着仁政等有为管理的实施。由此，庚桑楚就把“下知有之”的管理者看作是道的化身，他在管理中遵天道，行无为，使被管理者也可以率性自然，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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