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再生产的“现代性”困境
孙百亮
内容提要 “现代性”给中国人口再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资本逻辑造成的相对过剩人口，现代性的生存焦虑，儿童消费主义导致日益沉重的生育压力，享乐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现代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对中国人口再生产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冲击。为了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伟大复兴，中国需要：加强人口发展的战略研究，重建人口学理论；节制资本，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建构科学的人口价值理念和生育观，探索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
关键词 现代性 人口再生产
人口是影响国家兴衰的最基本因素，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8页。 当前国内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大多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而“现代性”视角下的研究很少。当代中国一方面尚未完成现代化，另一方面却较早地遭遇了“现代化”所引致的“现代性”问题。在各种“现代性”问题中，人口再生产的“现代性”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现代性与人的生存方式危机
人口再生产最需要讨论和反思的问题不在技术层面，而在于人口再生产的社会背景和价值理念层面。现代性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性作为一项强大而持续的社会和精神变革，重塑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是讨论当代中国人口再生产问题首先要面对的前提。
现代性是启蒙运动和现代化所形成的一种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现代性谋求与过去的决裂，并将这种决裂作为构建现代生活的起点和特征。在现代社会中，“一切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古老的令人尊崇的偏见和见解，都被扫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注] ③[美]马歇尔·鲍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13页。 在现代社会，人的心理、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体性、个性、自由等成了现代人生存方式的本质特征和规定。
黄连解毒汤，为中医清热解毒治疗经典方，近年来，黄连解毒汤具有降低2型糖尿病大鼠血糖、血脂和改善胰岛素抵抗的作用，本研究采用黄连解毒汤联合甘精胰岛素治疗2型糖尿病，发现治疗8周后，治疗组血糖、TC、TG、FIB水平较对照组低，HDL-C、PT、APTT水平较对照组高，黄连解毒汤联合甘精胰岛素能降低糖化血红蛋白的含量、改善脂代谢、降低糖尿病患者血中高凝状态。
现代性带来了物质的丰裕和人的解放，但同时也走向了它的反面，即现代性的“自反性”。“现代生活就是过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③现代性激发了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兴起被认为是现代性最大的成就。”[注] 唐文明：《何谓现代性?》，《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 “现代性总是意味着对自我的理解由群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一个重大转变。现代性不是把社会或共同体看成首要的东西……作为一种理想，人们一直强调的是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注]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页。 个体本位的生成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在现代社会，人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这也导致人的物欲化。舍勒说：“现代性—— 一言以蔽之曰：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注]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3页。 欲望、利益和自我成了现代人的突出特征。马克斯·韦伯指出:“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说，当这种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被感受到了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在其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已丧失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转而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注]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黄震译，京华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现代社会是变动不居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使得社会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增加，各种不可控的因素使人生存于风险之中。现实的不可控和风险激发了人的享乐主义。享乐主义倡导尽情快乐、享受生活的价值观，并且为个性和自由的充分释放打造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结果使一些人以“及时行乐”的方式逃避“人生苦短”的现实。享乐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与消费主义相适应的生活理念和思维方式，以各种方式激发人的消费欲望。表现在生活方式上，就是现代人更加贪图享受、追求奢侈，不是为了自身的真实需要而消费，而是为了炫耀而消费，消费方式越来越异化。现代性还“让世界变成了无价值的空虚”，[注] [英]特里·伊格尔顿：《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林雅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 现代人面对现代性的大力扩张，在不同程度上患上了时代厌倦症，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滋生，精神无所依托。马歇尔·鲍曼批评说：“一方面是永不满足的欲望和冲动、不断的革命、无限的发展，一切生活领域中不断的创造和更新；另一方面则是虚无主义、永不满足的破坏、生活的破裂和吞没、黑暗的中心、恐怖。”[注] ⑦[美]马歇尔·鲍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1、15页。
对现代社会的人来说，“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⑦正如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和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的书名所显示的“反意”那样，现代性包含了内在的冲突和风险性的后果。[注] 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现代性”与现代社会这一特定时代的个人生活相连，从微观生活视阈来看，“现代性”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人的生存方式问题，“现代性危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人的生存方式危机。[注] 杨宏祥、庞立生：《人的生存方式的现代性批判——基于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根据入库河道沿线的水塘、湿地分布情况，将入库河道分为四种类型：单一河道型、河道—水塘串联型、河道—湿地串联型、混合型。
二、现代性对中国人口再生产的消极影响
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也不断凸显。国家与社会分离，“总体性社会”不断瓦解，个体从国家生活回归于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社会生活方式的现代性变迁给人口再生产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1.资本逻辑造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压迫着人口再生产
现代社会的享乐主义使越来越多的人退回到自我及时行乐的泥淖之中，它引导人们关注个人生活的幸福，在自我封闭的空间里独自享受私人生活中的乐趣，家庭之外的社会和国家责任意识不断淡化，其结果是使现代人变得更加封闭和孤独，“原子化”的宅男宅女成了现代社会的常见病相。“一些享乐主义者公开打出尊重个性自由、个人权利和民主的旗号，强调唯我独尊，沉迷色情和及时行乐，大有彻底冲破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趋势。”[注] 程立涛：《现代性、享乐主义与意识形态——对西方新享乐主义思潮的批判》，《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享乐主义潜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些人趋之若鹜的生活方式。它对人口再生产造成了严重危害。在经验层面看，追求个人感官享乐属于私生活的范畴，是个人生活民主和自由的私事。但缺乏约束的自由往往意味着我行我素。尽情洒脱、及时行乐、醉生梦死般的短视心理，不断瓦解着现代人的传统道德意识和生育观念。一些人只顾自己享乐，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使命。“现代社会的问题就是放纵本身走过了头，到了没有界限的地步。”[注]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233页。 不断有人抱怨养育孩子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自从生了孩子就失去了自由，人生就不幸福了。为了个人的幸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的价值观念逐渐被抛弃，晚婚、晚育成为普遍现象，单身、丁克率也大大提高。
2.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焦虑大大降低了现代人的生育意愿
“资本逻辑是现代性的本质和灵魂。”[注] 白刚：《资本逻辑与现代性——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学海》2012年第2期。 在当下中国，资本逻辑已渗透到医疗健康、文化教育和生态环境等社会各领域，唯利是图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管，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这是造成中国人口再生产困境的根源之一。资本不能无限制地向社会生活各领域全面扩张，必须将其关进笼子，这个笼子就是代表国人利益的法律。节制资本首先是有序配置资本，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富为目标，在利用资本的同时控制资本的扩张和过分渗透。利用资本但不能为资本所俘虏，运用资本同时要严格限制资本的界限。[注] 韩庆祥：《从资本逻辑走向人的逻辑》，《光明日报》2017年9月18日，第15版。
3.儿童消费主义导致现代人难以承受沉重的生育压力
儿童消费主义经常“以孩子的名义”对家长展开营销攻略。[注] 王宁：《儿童消费主义的兴起》，《南方日报》2005年6月9日，第1版。 现代独生子女享受着一种以往从未有过的来自家庭的呵护和宠爱。“再穷也不能穷孩子”的消费价值观，家长“为了孩子”的成长，竞相选择高价幼儿园、高价名牌奶粉、高价玩具和儿童图书，以便开启孩子的智力。“为了孩子”，再昂贵的消费也在所不惜。但消费标准总是不断提高，迫使家庭不断跟进，不断提高消费标准，不断扩大消费预算。如果自己的孩子因消费水平不如别人家的孩子而被嘲笑，家长们往往难以容忍。围绕小孩而进行的消费攀比，是当前最盛行的攀比。美国的马丁·林斯特龙在《人小钱大吞世代》一书中称现代社会为“吞世代”。约翰·克拉夫的《流行性物欲症》将这一现象归结为自我日益膨胀的心理疾病，即“物欲症”。追名牌、重样式、讲排场成为儿童消费主义的突出特点。[注] 王宏宇：《谁在喂大儿童的消费胃口？》，《南都周刊》2009年6月1日，第1版。 儿童消费主义导致养育体系奢侈化，平价的哺养和教育体系难以存在了。这种奢侈化不仅是价格方面的，还有精力方面的，从而不分贫富都难以承受日益沉重的生育压力。这个时候给予鼓励生育的政策也难以提升生育率。这被事实所证明，国家“全面放开二孩”后，社会普遍的反应是“生得起，养不起”。有人算了一笔账，在广州养孩子，“穷养68万元，富养几百万元”。[注] 西坡：《“生得起，养不起”是个伪命题？》，《南方都市报》2015年10月3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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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享乐主义使个人追求个人的幸福而不愿生育
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引致的竞争压力转化为对劳动者劳动强度与报酬的压力，从而使其生活条件极化；同时，资本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降低，从而造成劳动者的失业和工资的不断降低。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AI)的发展与普及，人工智能将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整个现代社会将会被重塑。“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要义，在于其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提供给人类普遍使用。传统的职业分工是功能性分工，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给现有的职业体系带来‘结构性失业’和‘全面性失业’的风险。”[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19页。 这必会加剧现代社会的竞争，劳动者特别是女性，为追求事业发展会降低生育意愿。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逻辑导致的结果，“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注] 高奇琦、李松：《从功能分工到趣缘合作：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重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强调生育的国家、民族和家庭意义。《礼记·昏义》说婚姻的目的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注] 阮元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0页。 这是中华文明延续的根基。现代性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恐婚恐育，[注] 叶晓楠：《男子恐婚：我们不结婚是因为不想活得太累》，《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0月15日，第1版。 对中华文明的延续造成了巨大冲击。美国学者乔·霍兰德说:“我们以一种破坏性方式达到了现代想象的极限。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结局而告终。”[注]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创造和毁灭同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注] [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5.现代人婚姻家庭观念不利于人口再生产
在现代社会，传统婚恋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日益淡化。主要原因，一是市场经济下金钱的“魔力”在人们生活和婚姻家庭思想观念中有了更重要的地位，二是市场经济竞争和物质诱惑给婚姻家庭带来巨大压力。现代社会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性解放、性自由等思想不断消解着传统婚恋家庭伦理观念。大量非婚姻性行为现象和离婚率随之上升。早在20世纪60年代，库博曾预言未来家庭将消亡。[注] 参见[法]詹姆士德·本纳姆：《家庭的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国际性研究计划》，刘达超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1年第4期。 家庭消亡必然会对人口再生产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贝克尔的分工论把婚姻看做是理性行动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对男女方来说，只有结婚的效用大于单身的效用时，婚姻关系才得以建立。[注] G.S.Becker, “A Theory of Marriage:Part 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81, 1973,pp.813～846.在现代社会，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对于这些女性而言，结婚的机会成本高而边际效用小，这会促使她们放弃婚姻，成为主动的“不婚族”。根据婚姻关系中“男高女低”的梯度匹配理论，[注] 易松国：《从择偶坡度分析城市女性的婚姻挤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 女性为了通过婚姻改善自己的地位，通常倾向于在教育、职位和收入等方面与自己地位相当或高于自己的男性结婚。结果，经济能力强的女性择偶的余地变得越来越小。正因为这样，高教育、高收人的女性更容易成为“被动单身”一族。[注] J.M.Raymo and I.Miho, “Marriage Market Mismatches in Japan:An Alternative View of There 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Education and 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vol.70, 2005,pp.801～82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婚姻进入负相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对教育和职业期望较高，也能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而教育和职业参与都会延迟婚姻进入的时间。[注] 孙沛东：《婚姻进入的现代性困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医院和病区基础设施老化，改造和添置不及时。如病区走廊、病室地面、卫生间地板不防滑，无扶手；电路、中心吸氧、负压吸引管道的老化，可能造成火灾、氧气及负压压力达不到；呼吸机、监护仪、除颤仪、输液泵、注射泵、病床等保养、维修不及时，不能保证功能状态，这些都是较为严重的安全问题[4]。
三、基于现代性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人口善治策略
人口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人口治理现代化就是人口善治，其主要目标是要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1.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中国人口善治提供智慧
人口再生产的现代性困境，要求我们重新审思现代性、深入批判现代性，从而超越现代性，消除现代性的负面影响，以实现人口善治。近年来，国内主流人口学者关于中国人口再生产的预测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割裂日益加深，相关研究缺乏前瞻性，给中国人口发展造成了战略误导。有学者批评说，我国的“人口政策带有较明显的危机干预的特点，不仅政策论证过程简单粗放，没有前瞻的政策路线图和时间表，没有综合的长远的制度建构指向，只有人口数量控制的应急目标，而且政策目标峻急严苛，每家一孩，直接触及甚至超越生育家庭的承受底线。早期人口政策如此，今天也仍然政策指向不明晰，例如‘稳定低生育水平’，稳定到什么时候?低到什么程度算低水平?是上海的0.8%还是权威发布的1.6%抑或2.1%的生育更替水平?谁都说不清楚”。[注] 杨成钢：《中国人口政策需要价值重构》，《人口与发展》2015年第3期。 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很多，而人口学家无法把握中国人口变化的规律，普遍呈现一种爬蚤心态和鸵鸟心态，用抽象的理论解释事实，当事实超出理论预测后，不是根据事实去修正理论，而是削足适履，修正客观的人口数据以使其符合错误的理论。“当前，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对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建构与误导。这不仅表现在对我国净增人口的‘高估’上，也表现在对生育水平反弹的‘夸大’上，还表现在对少部分人群‘合理超生’的‘小题大做’上。”[注] 李建新：《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建构与误导”——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再思》，《学海》2018年第1期。
(4)铀尾矿周边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措施除了要控制“三废”的排放及预防设施的建立外，还要采用物理、化学、生物等方法直接对土壤进行修复，以降低铀矿开采对周边土壤的破坏。
一是明确资本运行的领域，以国家掌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限制资本的过分扩张而造成对整个社会全面的渗透和入侵。国家在思想话语领域要掌握主导权，传播正确的消费观，防止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对中国人内心和精神的扩张。二是以社会监管防止资本的越位，以社会力量监督市场，监督资本对公共政治和市民社会的渗透。三是个人自觉摆脱资本的控制。在私人领域，为了防止个体生活的资本化，个人要保持本心，通过个体主体性的建构，充实和丰富个人的精神生活，建构具有神圣性和超越性的精神家园，抵制资本引发的符号化消费的迷惑，摆脱物质性宰制，使人的本质真正回归人自身。
2.节制资本，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导向
现代社会的就业、升职、婚姻、住房、竞争等复杂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惑，使现代人内心的安稳丧失。现代人“心灵深处缺乏某种确定的东西，陷入变化无常和无助的状态中”，难以体验生活意义，空虚、无力、孤独，以至于各种焦虑贯穿于现代人生活的始终。现代性的生存焦虑对人口再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有教育机构曾做过一项调查，其中有95%的被调查家长表示在养育孩子过程中感到焦虑，而且焦虑得有些过度。[注] 徐虹：《95%家长因子女教育焦虑》，《北京晨报》2016年11月10日，第1版。 过度的焦虑是一种病态，不仅会使心理不适，而且还会引起生理上的不适，如心烦意乱、心绪不宁、容易燥热、头痛、激动等。从吃、穿、住、用、行到孩子的学习成绩，从孩子的性格、兴趣、特长到孩子的身高、体重、视力等，无一不是家长焦虑的原因。有攀比型焦虑，总感觉自己长期生活在“别人家的孩子优秀”的阴影下；有茫然型焦虑，总是在跟风，却找不到最佳的教育方法；有压力型焦虑，面临孩子的升学、课业、就业等各种问题产生的压力；有完美型焦虑，要求全方面的完美优秀人才；有远虑型焦虑，未来即将到来，总做不好准备怎么办？这些生存焦虑大大降低了现代人的生育意愿。
人口政策一旦失误，纠错成本极高，直接危及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根基。人口再生产需要长期规划，人口政策要有前瞻性和综合性。中国的人口再生产，必须直面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国情，不能迷信以往的权威和各种教条，需要立足现实，对中国人口进行反思性研究和理论重建，提出新的理论解释，探寻中国人口再生产的出路。当前除加强对人口数量的适度性、人口质量的提升、人口布局的合理性、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发展的统筹、人口政策的完善等研究外，更应加强人口的民族文化结构变化，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对社会稳定、边疆安全、地缘政治、国家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影响的研究。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而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首先要建设现代资本运行机制。首先，要坚持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即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同时将私人资本引导到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轨道上来。其次，要加强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科学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在确保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同时，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和动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最后，要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确保资本运行服务于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特别是私有资本要服从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
3.积极推动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重构人口科学发展的价值理念
在现代性语境下，传统的生育观常常被视为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封建落后的东西”而遭到攻击。但是，没有“传宗接代”生育观存在空间的现代社会是难以为继的。格里芬说：“人们不再把现代性看作是所有历史一直苦苦寻求以及所有社会都应遵守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而越来越视之为一种畸变。我们认识到，传统社会已持续几千年，而现代社会能否存在100年还是个问题，因而人们开始对传统社会的智慧予以新的关注。同样，现代主义这种世界观越来越不被人们看作是‘终极真理’”。[注]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35页。
破解人口再生产的现代性困境需要积极推动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重构价值观。价值观作为人类生活的密码和深层逻辑，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着人的精神气质、态度与行为。超越“现代性”的逻辑，实现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需要矫正业已严重失序、失衡、扭曲的生育观，探寻现代社会人口发展的伦理智慧。国之旧学，其命维新，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具有重要的价值。重构人口科学发展的价值理念，需要在国家精神层面、社会秩序层面、公民个体心性秩序层面，进行一种新的生育理性的重建，建构一种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口再生产行动纲领，挖掘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合理观念，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现代性”的人口再生产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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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现代性存在内在的张力和冲突，在某种条件下，现代性的张扬会走向极端甚至带来破坏性的社会后果。“西方文化和历史的近现代发展，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吊诡，那就是以启蒙精神为代表的现代性既拯救了‘人’，又葬送了‘人’。”[注] 何中华：《现代性与“人之死”》，《求是学刊》2010年第4期。 “中国的人口经历了30多年强制性政策的实施，目前人口已经处于下降通道中，人口生育率似乎已经回天乏力，未来的人口发展应引起高度的关注。”[注] 吴艳文：《俄罗斯人口发展状况及对中国的启示》，《西北人口》2014年第3期。 就目前世界而言，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陷入低生育陷阱后能成功摆脱困境的，日本、俄罗斯、韩国、欧洲各国都在鼓励生育，但效果都极不理想。欧洲各国为解决人口萎缩而不断引进移民，但导致了欧洲文明的危机。
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的生育文化。中华民族如何才能摆脱低生育陷阱？中国如果陷入人口危机不能及时迅速解决，就会陷于发展的危机。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从长远看来，稳定的经济增长率或人口变化是政治变革的最重要的动因。”[注] 程亚文：《人口：大国兴衰的指挥棒》，《中国国防报》2008年2月2日，第10版。 从大国兴衰的历史来看，人口是关键性的战略资源，不仅构成国家的硬实力，也构成国家的软实力。人口较多的国家一般也会有较多年轻和高智慧人口，并因此使国家更有活力。人口是文明的载体，人口多的国家更有利于传播文明。人口是国家发展最永恒、最可靠、最根本的基石，是维持中华文明独立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之所以不曾中断，主要是因为中国特殊的生育生化和一定人口规模的存在。当前中国面临现代性困境的多重叠加，中国人必须清醒认识到现代性对人口再生产的消极影响，积极探索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 2019) 08-0123-06
作者单位：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