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重新审视论文,方向论文,目标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不能仅把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现在看来，仅仅把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上面还是不够的，因为社会体制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确切含义至少应当包括两点：一是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要求社会主体同样也多元化，并按一定秩序组成生活共同体。利益协调、共识认同等构成秩序的基础。二是这种多元化的社会体制要在市场失灵，尤其是在资本权力失灵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约束，防止利益过度集中。
除此之外，社会体制还取决于人类社会自身的特点。美国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通过5000个人类公用资源的案例发现，对于“共用资源悲剧”，人类既不需要把公共资源私有化，也不需要交给国家管制就可以自己解决。这种解决方案通常是制定非正式的，有时是正式的规则来分享共用资源，条件是“如果人们认识到他们将在一个设有界限的团体里继续生活下去，在那里持续合作将会受到奖励，他们就会注重自己的名声，同时也会监督并惩罚那些违反团体法规的人”①。在这样的领域，人们之间的合作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它以共同的价值和规范为基础。这个理论很重要，它从某种意义上解释了我们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和社区组织作用的机理。另外，它也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这样的规范和价值作为基础，它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问题”。
无独有偶，英国学者理查德·威尔森金和凯特·皮尔特的新著《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分配如何导致社会问题》从不平等的视角分析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的产生，通过数量分析方法透视了不平等与幸福、相互信任、寿命预期、青少年怀孕、精神疾病、犯罪率、社会流动性、教育等问题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不平等是各种社会问题根源的结论，一些结论和判断相当有警示意义。
理查德·威尔森金和凯特·皮尔特把注意力放在了社会关系中利益的不平等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是关注共同利益中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二者是可以有机结合起来的。它们对我们理解合理的社会体制改革和建构都不可或缺。
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体制，是社会秩序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体制是指为了实现公平与公正目标，社会建设的各类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私人部门在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角色、作用、相互关系等制度安排，是人们在共同体中的社会秩序和各个个体之间的行为合作方式。
当前，中国正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社会建设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前不久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站在全面推进体制改革的战略高度，提出加快社会体制改革。
为了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必须综合考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完善的社会体制对于应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社会体制改革也将为未来经济的持续繁荣创造必要的条件，更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制度保障和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如何确定，现在真正需要我们冷静下来，认真考虑，深入研究，也需要在各种思想和智慧中寻找启迪。
当前中国社会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机制也已经基本建立并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之后，人们对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对社会体制的运行规律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制度框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随着国际形势和全球发展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已经具备推进全面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条件。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上个世纪拉美经济中途夭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由于在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之后，社会体制改革没有及时跟进，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使经济发展缺乏安定的环境，陷入了所谓的“拉美陷阱”。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当前中国社会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全球化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和利益关系不协调的原因之一，全球化还造成了各国就业岗位数量的重新洗牌。国际经济体系使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必须通过内部改革来适应外部形势的变化。因此，要考虑建立和完善与全球化经济相适应的国内社会体制，要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体制改革还不仅仅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体制进行变革，它包含了更深刻、更广泛的内容。
在当前，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必须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推动消费型社会的发展，以应对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带来的需求萎缩和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因此，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层面设计要放在着力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建立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大部分社会成员能够接受的社会认同机制，具体问题层面的设计要考虑改革医疗卫生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等等，甚至包括心理机制。
二、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利益关系是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关注社会体制改革，首先要关注利益关系，尤其是收入分配关系。体现公平正义的分配方式最终会造就成合情合理的社会秩序，在社会认同上达成共识，从源头上奠定长期繁荣和稳定奠定的基础。
收入分配在经济与社会之间打了一个结，只有解开这个结，才能解决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通过改革和创新收入分配方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里所谓的公平正义既包含物质和制度层面的，也包含主观层面的，即人们的主观感受。正如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说的，“不平等和社会反抗之间的联系确实十分紧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当一个社会发生叛乱或反叛时，其中必然存在可觉察到的不平等感，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意识到下面这点同样很重要，即，对不平等的觉察及对这个难以名状的概念内容的确定大大倚赖于实际反叛的可能性”②。这就是社会学家们说的主观社会问题。主观社会问题是由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积淀于人们心里形成的。
收入分配不公是当前中国居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33.5万亿人民币，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会达到4000美元。在中国经济发展达到新的水平，人民群众收入不断提高的新时期，探索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关键环节。
因此，当前的社会体制改革要认真梳理复杂的利益关系，着力解决一些影响社会发展的体制难题，目前来看应当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要从根本上实现收入分配制度的“正当”、“合法”和“合理”，在制度上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其次，进一步理顺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加速提升劳动者个人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三者之间的关系逐步趋于合理。再次，协调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提高农村和中西部居民的收入。这三个问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会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运行效率的提高，这些关键领域的社会体制改革必须从体制机制上实现新的突破。最后，还有一个管理社会发展的有关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从中央政府确定的改革目标和方向说，这些社会发展管理部门之间需要本着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目标，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己任来制定政策和配置公共资源，避免各自为政，以实现群众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配置公共资源。
三、实现合理利益关系必须完善社会治理机制
我们在这里使用的社会治理，是指“关于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以及他们如何连接市民”的一系列活动、制度和机制。社会治理是国家开发经济和社会资源过程中实施管理的方式，同时也是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完善的社会体制依赖于多元的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意味着发挥社会成员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家积极参与，共同创造更多福利、公平正义，使社会更具共同体特色，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应对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政府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通过合作与协商来消除自身的专业技能和人力资源不足等障碍，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生活，不断提高治理水平。从管理经济到治理社会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新挑战。
历史证明，规划、预测和政府政策的作用都不是无限的，规划不可能包罗万象、预见一切。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要将其造成的危害、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最好的选择是吸收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问题的讨论、决策和政策实施，多方参与，弥补各自的不足，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有效的、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机制。
改革社会体制，首先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培育社会组织应遵循分类对待的原则，针对组织的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政策。为配合政府转型和推进公共服务建设，在加强社会组织管理的同时，要培育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完善的社会组织管理法规和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全社会特别是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管理和监督。放宽公共服务体系的准入限制，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是实现社会治理的最理想的选择之一。
改革社会体制，还要完善社区治理。我们在中国目前的实践中已经开始感觉到，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理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感觉进一步增强。传统计划体制以单位所有制为核心，所造就的社会结构扼杀了人们的共同体理念，产生了人们单一的文化心态。社区建设蕴藏着巨大的精神潜力。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将是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生长点。凝聚社区力量和促进社区建设，要求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为社区服务尽力尽责，在积极参与社区服务的过程中形成公共精神和共同体意识。
另外，在推进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和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不失时机地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这是中国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不能回避。我国数以百万计的事业单位和在其中的数以千万计的就业人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改革释放其能量，使其在新体制内发挥作用，也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最后，稳定有序的社会体制需要强大的中间社会力量。社会的中间力量长期过小、软弱，社会会缺少自主稳定的机制。一个受到法律保护的、人数居多的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出现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不仅因为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居多、财产稳定，也因为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更加中性，不走极端。有恒产者有恒心。任何社会的最终稳定都取决于社会自身的整合力量和自主的社会秩序，而不仅仅是政治的控制与调节。
四、促进社会共识是协调利益关系和实现社会善治的价值基础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人们对自己名声的在意，对价值和规范的重视等等，实际上是在讲社会资本。在社会差别和社会鸿沟存在的情况下，如何促使人们形成社会共识不能被忽视，它依赖于社会资本的形成。现代社会，“人们与非同一阶层的人共鸣减少，物质差异使人们在社会中发生分裂”③。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努力来设计社会认同机制。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所说的，任何一套制度背后都有一套价值体系。社会认同是社会体制的价值基础，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它通过共享的规范、相互的信任、纵横交错的网络促进人们之间的集体行动、相互协调和密切合作。
在社会体制改革过程中，要重视心灵的因素。心灵的东西非常重要，也最容易为人们忽视。人是有灵的动物，维系一个社会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往往是人们内心的价值积淀。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④。文化的隔阂是怎么形成的？地理、种族自然是原因，现实中的隔阂许多却是由于收入差距、社会地位差别引起的。而在公平发展的机会机制下的收入差距又是不可避免的，要消除人们之间因此产生的误解和隔阂，形成沟通、了解基础上的共识非常重要。
怎样造就人们的健康心理、友爱精神、开诚布公的处世方式？这就要求有健康的社会生活。健康的社会生活不能是简单的物质生活，它以物质生活为基础，以社会交往为核心，以精神满足为目标。就社会学意义上来说，重建人们的社会生活，首先要建设社会规范，并把社会规范作为社会体制建设的底线工程。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最底线的秩序，人们首先要通过这个秩序进行自我约束，建立基本的社会秩序。一旦有人突破这个底线，而靠法律来约束行为的时候，人们的心理会产生不愉快。最佳的心理愉悦产生于社会成员都能够遵循基本的、大家认可的社会规范，在这规范之内，大家相互尊重、相亲相爱、和平共处。
社会认同机制建设首先是建设基本的社会规范，因此，社会体制建设就超越了人们通常看到的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等等。在社会认同中，心态是最深层次的，心态决定行为。其次是规范，人们对基本社会规范的遵守程度，决定了人们的心态，决定了社会关系的状况。再次是法规，一旦人们把法规作为约束行为的底线，人们的社会心理就可能会扭曲，行为就可能会变态。基本的社会规范不仅体现在人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也要体现在经济生活里面，尤其是体现在公平的经济分配活动中。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加速，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并进，必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和认同问题，对此我们应当有更加充分的认识，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生活，加快社会建设。“由于大量人口迁移，人们对邻里的状况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过去，人们的身份认同通常融于他们所生活的社区，基于彼此之间的真正认识，但现在人们消失在无名的大众社会之中。熟悉的面孔由大量陌生的面孔所取代。结果，我们是谁这样的身份认同问题永远都得不到解答”⑤。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要注意这样的问题的解答，从而为建立一个社会的认同机制创造条件。
创新和改革社会体制没有统一的模式。“瑞典的平等是通过重新分配税收和利润，以及提高国家的社会福利来实现的。与瑞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公共社会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所占比例是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日本的平等主要是通过市场收入的平等，通过税前收入和利润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重新分配。尽管有这么大的差异，两个国家都做得很好”⑥。完善收入分配关系既可以从初次分配入手，也可以从二次分配入手，关键是看哪种方式代价更小，效果更好，更容易为各方利益群体接受。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非常及时，也至关重要。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达到预期目标和方向。社会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让人民过上公平公正的社会生活，其目标应当着眼于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城乡居民的积极参与，以及达成共识基础上的社会认同。
改革和完善社会体制是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的制度和体制条件，它的重要意义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而更加凸显出来。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社会体制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并不亚于经济体制改革，并以更加科学的态度、更加积极的热情来推动这一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变革。
注释：
①(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
②(印度)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③(英)理查德·威尔森金、凯特·皮尔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分配如何导致社会问题》，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④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⑤(英)理查德·威尔森金、凯特·皮尔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分配如何导致社会问题》，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⑥(英)理查德·威尔森金、凯特·皮尔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分配如何导致社会问题》，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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