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情感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情感论文,舍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舍勒的伦理学是关于情感价值的伦理学，他力图从情感这一人的最基本生存心态来分析现代的道德结构及其现代性问题。舍勒的伦理学是从批判康德开始的，他认为康德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把整个感情领域都排除在伦理的认识之外。对情感的研究构成舍勒价值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感成为舍勒道德建构的核心基础。
一、情感意义及其现代情感的问题
舍勒在他的研究中对情感情有独钟，这与社会的主流意识是格格不入的。对于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界一直流行的把理性看做是人的本性规定，舍勒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及人可以称作他的特殊地位的东西，不是理性，而是“精神”。精神气质是一个充满价值的系统，这种价值是在道德情感体验中被赋予的。因此精神气质的根本乃首先在于“爱与恨的秩序”，它支配主体如何看他的世界和如何开展他的行为活动。作为一个价值系统，精神气质由一些基本的人类情感体验构成，如爱感、恨感、死感、羞感、受苦感、同情感等。他的基本思路是，社会不仅是一个经济和技术的社会，更首要的是一个生活和文化的社会。前者是理性在驾驭着，后者则是一个情感世界，因为生活和文化制度“源于特定的生物心理类型的人的目的设定和价值评价”。[1](P63)我们对生活和文化世界的把握，不能仅从人的理性结构来把握，更需要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后者是更为基本的东西。舍勒指出，不仅某些个人而且时代都犯了一个过错，即“普遍草率地对待感情事物和爱和恨的事物”。[2](P56)。现代人认为情感是主观的、喑哑的，不能反映规律性，并且否认情感具有任何把握对象关系的可能性，因而他们只是在情感生命与爱和恨的领域之外，通过孜孜以求于智力所把握的事物来寻求明证性和合乎规律性。舍勒认为这是很荒唐可笑的。按照舍勒的看法，有大量情感具有客观的性质，它们指向实在的对象。他把情感分为两种，一种叫“状态性情感”，它指仅仅是一种心理状态的、与外界没有任何关联的感情（如欢欣鼓舞和意志消沉），而另一种情感可称之为“价值性情感”，这类情感是对外界强烈反映的结果（如爱和恨），“被爱的东西带给我们快感，被恨的东西带给我们反感”[2](P69)。一般来说，状态性情感受价值性情感的制约，人们为爱的满足而欣喜，对所恨的对象才表现出厌恶。舍勒甚至把真正的认识功能归之于这种“价值情感”。舍勒在“受苦的意义”一文中强调，情感生命并不是“喑哑和盲目”的，相反，它们充满着丰富多彩的意义。一定层次的情感，都通过自身特定的意义给定人们一种存在、一种行为、一种命运的价值差异。舍勒极为赞赏帕斯卡尔的名言：“爱即理性”，在此，帕斯卡尔的意思是，理性行动奠基于情感行动。人们只能认识自己所“爱”的对象，“爱始终是激发认识和意愿的催醒女，是精神和理性之母”[2](P47)。然而，随着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以及理性主义的兴起，现代人不再将情感视为一种富有意义的符号系统，而是将其视为盲目的自然的事件。由此直接导致的一个逻辑结论就是，“也许必须在技术上引导它们，以便兴利除弊”[2](P57)。这种对情感压抑和控制的结果是造成了人的情感生命力的消失。对此，与舍勒同时代、对现代人情感同样非常关注的西美尔曾进行过鞭辟入里的分析。西美尔通过一幅幅大都市的形色声画面，向我们展示了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生活境遇。货币经济、商品交换“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算术问题”，使得“现代精神变得越来越精于计算”，从而造成现代都市人典型的理性性格，“他用头脑代替心灵来作出反映”，人们的情感已沦为理性的工具，情感的价值已转化为理性的功能；另一方面，冷漠、厌世、憎恨成为大都市人典型的情感特征。他指出，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之后，从感性走向理性的人类进化却正在逆向而行，对感官刺激的追求成为最高的享受。现代社会白热化的激烈竞争，使得现代人在赢得一切的热情和失去所有的恐惧之间疲于奔命，以至于耗尽了所有的精力，那么“还有什么情感力量能够剩留下来呢？”“时代的压力已经驱走了由早先生活方式存留下来至今仍为人所赏识的较为高尚的情感力量的成分”[3](P119)，人们的情感变得麻木和迟钝，只能在娱乐和性生活中才能找到些许感觉和发泄。与此同时，剩下的低级情感能量之肤浅和平庸，投入到自娱之中使得过去高雅的艺术享受不复存在，人们只有寻求最狂放最令人晕眩的效果，才能排除他内心的惶惑和恐惧。因此，“幸福的栖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最放荡的欢娱殿堂的大门上应该刻上这么几个字：忧郁的栖居者”[3](P120)。对于现代人情感所面临的贫困和窘迫，舍勒与西美尔颇有同感。他指出，现代文明给人类造成的受苦更多也更深。“原始人那种一致和长久的愉悦，在文明人身上早已荡然无存”，“生活于1789年之后的人，已不知生活的欢乐”[2](P223)。“周围环境越是五光十色、活泼欢快、嘈杂喧闹、充满刺激，人显得越少欢乐……这便是我们大城市的娱乐‘文化’的‘意义’”[4](P141)。文明带给人类的欢乐和幸福只是感官上的，造成的痛苦却是心灵上的。孤单、寂寥、疏离、忧心和恐惧，必然伴随着文明的压抑而出现。舍勒为世人描述了一幅现代人的漫画：他们处于一间巨大的机器房中，没有热血、没有欲望，没有爱和恨。西美尔对大都市人心态的剖析、舍勒对受苦感、爱恨感等情感现象的分析，表明现代人情感所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的技术化、经济的商品化和文化的货币化导致了人的高度理性化，从而造成了情感的压抑和负面情感的增加。在西美尔那里，现代人的情感是被动的、静寂的，它似乎只能在货币经济所支持的理性力量压抑下呻吟着。但与西美尔悲观主义的“情调”不同，情感在舍勒那里成了一股桀骛不驯的反抗力量。“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舍勒借用尼采的这个慷慨激昂的话语来概括现代性情感的威力。为什么要造反？舍勒没有停留在表面的“压抑一反抗”假说上，而是进一步探讨引起现代人情感之爱欲向怨恨转化的深刻社会伦理根源。这样，与西美尔从文化这个中性角度研究情感不同，舍勒从伦理的价值角度，把现代人的情感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
二、爱与爱的秩序
在与价值伦理有关的整个感情领域中，舍勒特别分析了爱和恨。在舍勒所强调的由情感构成的精神气质的体验结构中，爱和恨是两种居主导地位的激情建构形式。舍勒认为，爱和恨是充满伦理价值色彩的情感，它既不是柏拉图式的“精神理念”，又不是经验论所认为的是一种“实际经验”，也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所谓“性力的转换”。什么是爱？“爱是倾向或随倾向而来的行为，此行为试图将每个事物引入自己特有的价值完美之方向”[2](P47)。这样爱就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体验，而具有了伦理价值的意义。舍勒确立了一种“爱感优先论”的伦理学爱之本体论。舍勒宣称：“在人是思之在者或意愿之在者之前，他就已是爱之在者。人的爱的丰盈、层级、差异和力量限定了他的可能的精神和他与宇宙的可能的交织度的丰盈、作用方式和力量”[2](P48)。价值世界应是由爱的秩序支配的，理想道德的建构就是爱的秩序的建构。舍勒一方面认为伦理总是反映一定时代和民族的主观价值偏好，因而具有相对性（但舍勒反对相对主义的伦理观）；另一方面伦理还指一种自在的价值优先法则的客观秩序，主体正是按照它的规定在道德上生活和生存。在舍勒看来，爱的秩序无疑就是这样一种理想的道德秩序。如果说古代伦理是理性价值至上的话，那么，基督教伦理却与此相反，“在价值上，爱巍然君临于理性范畴之上”，“万般皆下品，惟有爱本身”[4](P55-58)。舍勒不同意尼采把基督教的理念称为最精巧的“怨恨之花”的说法，指出“基督教伦理的核心并非源于怨恨的土壤”[4](P54)。在原初基督教的意义上，上帝并非是智的代表而恰恰是爱的化身。舍勒也批评了康德对基督教爱观的曲解。康德认为爱是一种“感性的病理激情”，因而主张应从伦理动因中彻底清除爱。对此，舍勒纠正说，对基督教而言，爱既非“激情”、也不是“感觉状态”，而是一种精神意向行动。基督教爱的本质特征是，爱不是一种反应行为，而是一种自觉行为。也就是说，爱的意义只在爱本身，在于爱在心中充溢、在于爱的行动付出，而不管爱的对象的价值如何，即便其对象是罪人。因为“爱本身就充满价值”，“爱是在自己行动中成长的”。舍勒认为，人作为爱之在者的本质与上帝作为爱的化身的本质，二者终归是统一的。只有爱才能达到人的最高价值。因此，“爱的秩序是一种上帝的秩序，而后者则是秩序的核心。人置于这种世界秩序之中。他作为上帝最最称职和自由的仆人置身其中，只有以这种身份，人才可同时称作创造之主”[2](P48)。世界如果按照基督教所创造的爱的秩序运行就好了。然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世俗化使得基督教爱的伦理观衰落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发生了“颠覆”，被现代人的利己主义精神和无限攫取的欲望所歪曲、所毁灭，“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1](P10)。其结果是，爱的氛围被充满报复冲动的怨恨所取代，作为“奴隶造反道德”（尼采语）的怨恨在道德中取得了胜利。由于怨恨在现代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根本的心理体验结构，因此，怨恨成为舍勒分析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三、怨恨的产生与价值的颠覆
怨恨这种特殊的情感曾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尼采、桑巴特、西美尔、库利、罗斯等）。与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是，舍勒是从道德建构角度把怨恨作为一种生存性情感来研究的。舍勒把怨恨视为一种无法发泄的必须强忍的“情态”，那么，怨恨就理所当然地存在于那些无权无势的下层人当中。从现代来看，舍勒认为那些处于充满惊惧而又渴求安稳生活的“小市民”是怨恨的现代典型代表。依舍勒观之，他们是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陌化人”，他们不能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藏身于花花绿绿的教会窗户之后，在静悄悄的爱情和友情中编织自己的舞环”[1](P4)。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他们没有了对自然、对宗教的浪漫的“返回”（像德国浪漫派所幻想的那样）。他们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经济活动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地位。早先的基督教精神已从现代人的头脑中消失，因此，他们只能头足倒立地“用手奔跑”。不过，用手奔跑的现代人的头脑并非一片空白。舍勒指出，一种带有商业气息的市民精神取代了神性—形而上学的精神。但是，毕竟“上帝死了”，人们由此失去了内在的形而上学依靠而陷入绝望，怨恨便会油然而生。如果说，基督教精神的衰落是使怨恨产生的内在心理根源，那么，取代基督教精神的“新教”则是促使市民怨恨心态产生的外在推动力。舍勒指出，近代的“夸张二元论的新教精神”将上帝和世界、灵魂和肉体加以割裂，进而导致自然和世界失去神性、失去灵魂、失去价值，因此，人们难以对它们产生爱意，不如说会生出厌恶和仇恨，其表现就是纵身投入对毫无生气的自然的改造甚至攫取。正如基督教把人们的激情转到上帝身上一样，新教伦理则把人们的激情转向了经济活动中的赢利追求，由“冥思和朝拜”转到“劳动和赢利”，“结果，人的意志能量之膨胀必然根本不再向‘上’，而是向‘下’，朝无限制的物质劳动猛扑过去，甚至还把无限制的意志力量发展为物质的形态和秩序”[1](P51)。对此，舍勒不无讽刺地说：“只有贬值了的世界才会开发出无限制的工作能量！”[1](P52)另外，新近出现的二元论还割裂了人与人的信赖关系，使个体心灵成为“宗教性的孤岛”，人与人的关系陷入如同霍布斯所言的仇恨状态中。由此看来，舍勒所言的“价值的颠覆”是从两方面发生的：在由神性精神转向市民精神的同时，人们的情感体验则由爱转向了恨。前者的变化虽然是爱恨移位的原因，但却是一种思辨层次的变化，而爱向恨的转变则直接导致了一种现实的“道德价值序列”的改变，这就是，有用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之上，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舍勒直截了当地指出：“有用价值优先于生命价值的法则的根源在于怨恨。”[4](P149)舍勒讲，这种“优先”是一种价值颠倒、本末倒置。价值的真实级别秩序是：有用价值由生命价值奠定基础。某一事物“有用”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惬意”于人的感觉，而“对一惬意物的感觉不仅以某一精神的本质为条件，而且仅以一种特定的精神为条件：这种精神由生命的某种形式和组织而显出活力，生命组织本身又体现为某一生命价值的整体”[4](P135-136)。然而，怨恨这种情感却促使生命主体产生一种反向行动，把自身投入到外界事物的洪流中，认为自己只能通过获得外界事物的有用价值才能确定自己的生命价值，这样，就把本来是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在追求事物的价值中却丧失了自己的内在精神价值。受怨恨支配的现代世界道德价值观的颠倒，在舍勒看来，成了现代文明精神的显著特征，它意味着现代文明精神的“衰落”。这种精神的根本点恰恰在于对人生命活动中的“高贵”、“质量”之类的核心力量的驱逐，这难道还不是没落吗？[4](P163)
现代人怨恨的产生既有形而上的根源，也有现实的根源。舍勒认为怨恨反映的是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虽然心怀怨恨者受自身此在的折磨，是对自身的否定，但是怨恨产生于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的压迫，因此怨恨的对象总是指向外部，与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相关。怨恨者们死死抱定的是一种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的伦理观，对客观的价值秩序不屑一顾。怨恨者往往会愤愤不平地责问：凭什么你的、你们的价值要“多”于或“优”于我们的价值？！怨恨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当个体或群体的身份和社会角色认同与其在社会既定秩序中的定位不相符，并由此产生社会性生存价值比较时，怨恨就容易产生。“现代的平等论显而易见是怨恨之作”[4](P127)。怨恨是对社会地位错位与不平等的反抗。一些社会结构生产着怨恨的情绪，由一定社会结构造成的怨恨情绪回过头来又反抗产生了他们的社会结构。“怨恨是在人的意识中变革那种永恒的层级秩序的源泉之一”[4](P44)，“故无论何时何地，恨只是我们的心灵和性情对破坏爱的秩序的反抗——不管是个体心灵的一种轻微的恨的冲动，还是恨作为群众现象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席卷全球，并将矛头指向统治阶层。”[2](P65)
四、怨恨与资本主义产生的动力
舍勒发现，从13世纪起，市民伦理开始逐渐取代基督教伦理，成为现代社会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如果说，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是关于爱的价值，那么，“现代市民伦理的核心植根于怨恨”[4](P54)。怨恨在现代社会伦理建构中惊人地活跃。怨恨作为对“心灵的自我毒害”，不能强行压抑，它总要寻找发泄的渠道。除了通过造反逻各斯（这里的逻各斯在舍勒那里具有象征意义，既有对理性主义的不满，又象征着对上层统治的反抗）这种消极的途径外（之所以说是消极的，是因为这种反抗会受到镇压，而且不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还有一条积极的发泄道路，那就是把怨恨升华为一种工作力量。这样既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不但不会有来自上层统治镇压的风险，相反，个体的努力工作如果对社会有贡献，还会因此受到上层的认可。作为时时处于惊恐状态中而又渴求安稳生活的市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最佳选择。舍勒分析了来源于生存性压抑的小市民资产者的怨恨情绪如何转换为强烈的盈利欲和奋求欲，从而如何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的。
怨恨是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动力——舍勒的这一论断是建立在桑巴特和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来源分析的基础上的。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不同正如舍勒所指出的，在韦伯看来，无限的劳动奋求具有本源地位，与此相反，桑巴特认为享受及其所带来的赢利欲望更为本源。舍勒赞同韦伯而反对松巴特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过程中，无限制的工作意愿具有时间上的优越性。但舍勒没有停留在韦伯的论断上，而是去寻找背后更深刻的根源，这就是怨恨。韦伯也是把资本主义的市民精神气质作为考察现代社会动力结构的基点，然而他所讲的精神气质指的是新教伦理精神，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理性化的精神。他只看到了现代人冷静、理性的一面。而在舍勒看来，市民精神并不是单一构成的，也不是平静如水的。从广义上看，韦伯所描述的具有新教伦理精神的种种特点，如积极进取、工于算计等，都可视为资本主义的市民精神。然而舍勒强调的是，市民精神的实质是怨恨。资本主义类型的人工作的种种动力都源自于他们心中沸腾的怨恨，理性（工作）的力量只不过是怨恨这种情感发泄的结果。没有怨恨，就没有韦伯所看重的那些带有新教伦理的精神气质。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与其说是市民精神，不如更确切说是市民的怨恨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舍勒说：“资本主义世界所有野性的美，以及宗教的和权力的罗曼蒂克还俗为技术的和功利的罗曼蒂克，并不是源于‘市民精神’。单单‘市民精神’恐怕永远产生不出资本主义。”[1](P17-18)概括舍勒关于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为：现代人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感→怨恨→向外倾泻精力的无止境活动的渴望→新教伦理的精神气质→促使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
五、“现代仁爱”的缺陷与基督教“爱的伦理”的重建
当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没有爱，只是爱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当人们从‘基督教的爱’转向‘普遍仁爱’之时，便立即会呼吸到另一迥然不同的世界空气。”[4](P90)这股空气发自于“人本主义”的启蒙运动。舍勒分析了现代仁爱与基督教博爱的区别。从对象上看，现代仁爱指向“个人总数之和”，因而是一种普遍的爱；基督教虽然强调博爱，但它所倡导的爱却不是泛泛的，概括地说是“爱他人”，最终“爱上帝”。从主体看，现代仁爱不是付出的行为和运动，而停留在一种“状态情感”上，感官的感受成为这一新仁爱的核心[4](P92-94)。然而，基督教之爱和现代仁爱在观念和实质上的最深刻最内在的区别，是两者的价值评价所依据的根基完全不同。基督教的“爱”是一种基于精神价值的爱，对上帝要尽心尽意，同样，对他人也要“爱人如己”，“圣爱”与“仁爱”是一致的，人们表现出的爱心就类似于上帝的美德。圣灵把爱注入人们心中，激发人性中的善意和爱心，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这种爱不带有功利性。但启蒙以来的“博爱”观却打上了世俗利益的烙印，偏爱人的现世财富和幸福，追求所谓的“总体福利”，情感的工具理性突出了，全然没有了基督教的那种爱的精神价值。舍勒十分推崇基督教的爱的伦理，认为它体现的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建设性的最高精神原则。他力图使基督教的爱的伦理价值得到恢复和再生，力图用爱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石。
舍勒之所以推崇基督教的爱的伦理，是因为他觉得基督教的爱的伦理有着与资本主义爱的伦理不同的精神底蕴。他在分析基督教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区别时指出，不能把“理性”类型的人与“目的类型的人”乃至与“功利类型的人”混为一谈。“理性”在古希腊那里指的是一种高贵的“智识”，基督教沿袭了古希腊的理性意义，并加以伦理化，把它改造为一种追求“生活合理化”的良好德行。它的目的“首先在于灵魂及其力量的和谐及内在秩序；而这样做的目的又在于把灵魂育成接受启示真理和超自然的恩典生命的玉洁冰清之器”[1](P38-39)。然而，古希腊理性之真谛到了资本主义却变了味，有其名而无其实，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工具（技术）理性。因此，我们只能说资本主义类型的人是“功利类型的人”，而不是原本意义上的“理性类型的人”。这种特点，无疑使资本主义爱的伦理浸淫了功利的气息，而损害了爱这种情感的神圣性和本真性。这难怪舍勒要发思古幽情，对基督教的爱那么怀念了。值得提及的是，将基督教爱的观念作为拯救现代文明的灵丹妙药，孔德、贝尔等思想家也有此设想。实际上，舍勒同样陷入了他所讽刺的德国浪漫派的幻想之中。爱的世界是一个美好的境界，但她本身需要别的力量来建构和维护，否则恨就会大行其道。整个世界就是在爱与恨两极中徘徊前进的，这正如舍勒已给我们描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