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精神分析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学说论文,精神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沫若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交相辉映的两面大旗，然而，他们在思想特点与创作个性等方面却有显著的区别。即以对待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例，我们就可发现他们之间的明显差异。从某种角度来看，鲁迅对弗氏学说采取的是“冷处理”，在沉思和批判中显露出深沉的理性：先是指谬，再是辨误，然后认同，达到了批判与扬弃相统一的境界。[①]比较起来，郭沫若对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可说是进行了“热加工”，在热情地拥抱和兴奋地发挥中展示了自己的激情。由此我们看到，郭沫若就是郭沫若。对待同一种学说、同一个客观对象，郭沫若有郭沫若的理解和认识、情感和方式、态度和表现。
一
法国20世纪著名哲学家、诗人加斯东·巴什拉在对“火的精神分析”中指出：在对火的精神追求中，人们对火的认识愈来愈深；火不但是光明的象征，而且还是热的象征，这种热远不是指具体的热，而是指内在的热的意识；火只能在事物表面闪烁，而热才能深入到内在的意识中去，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至此，火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深藏的热迸发为挚诚的爱，刻骨的恨，在火的运动中产生无与伦比的强大的创造力。[②]我们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本世纪初对郭沫若来说正是这样一种“火”，在表面燃烧中所产生的“热”又深入到他的灵魂深处，由此生成了一种强大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成为支撑郭沫若五四时期乃至较长一段时间内理论思维活动和艺术实践过程的原动力之一。
从理论角度来看，郭沫若首先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来呼应和接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其次才从文学角度对其作了理解和阐发；然后又从理论上对精神分析学说作了发挥和伸展，探讨了精神艺术化等问题。
同其它许多西方文化思潮传入我国时表现出来的特点相似，精神分析学说最初也是在社会、政治等意义上引起了20世纪初期中国作家的关注与共鸣的。对于郭沫若来说，他是把精神分析学说当作思想文化革命的一种武器来看待和运用的。
在五四时代的反封建思想革命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无疑为中国现代作家们提供了一部分科学的文本和论战的依据。五四时期，在郭沫若的论著中，已经出现了弗洛伊德、荣格以及一些美国心理学家的名字和他们的精神分析学说的主张与观点。对于郭沫若来说，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如“火”中之“热”，深入到他的灵魂深处，唤醒了他的反抗意识，激发了他创造的张力。“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这种蓬勃浩荡的“女神”意识成为那个时代郭沫若精神世界中的主导意识。郭沫若就是这样首先从政治角度热情拥抱了精神分析学说，并借助其为思想武器来讨代中国封建文化的。20年代初期，郭沫若曾运用弗氏理论来批判封建伦理道德。他说：“男女相悦，人性之大本。种族之蕃演由是，人文之进化亦由是……我国素以礼教自豪，而于男女间之防范尤严，视性欲若洪水猛兽，视青年男女若罪囚，于性的感觉尚未十分发达以前即严加分别以催促其早熟。”[③]而其结果却适得其反。这样“多方钳制，一味压抑，使之变性而至于病……数千年来以礼教自豪的堂堂中华，实不过是变态性欲者一个庞大的病院！”[④]郭沫若的这一结论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它却揭去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面纱，揭示了封建礼教虚伪的本质，因而这种片面的深刻性仍给人们以思想启迪。在风云激荡的社会和思想的大变革时代，人们最需要的正是这种所向披靡的战斗呼唤。历史也正如郭沫若充满自信地论述的那样：“如今性的教育渐渐启蒙，青年男女之个性觉悟已如火山喷裂。不合学理、徒制造变态性欲者的旧式礼制，已如枯枝槁叶，着火即化为灰烬。”[⑤]由此我们看出，在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中，精神分析学说如“火”中之精灵，在郭沫若思维活动过程中发光发热，如同巨斧利剑一般，向着不合人性的中国封建文化奋力砍杀，成为郭沫若思想武库中的一种鲜活的原动力。
比较起来，郭沫若运用精神分析学说来理解和阐发文学艺术问题则更能显示出他艺术思维的丰富性。尽管在某些问题上他对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解过于随意，相当主观，有时甚至是曲解。这与他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来呼应弗氏学说一样，在主观和片面中显示着深刻。
弗洛伊德在《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1908年）中论述了作家的艺术实践过程与“梦”的微妙而复杂的关系，由此“文学创作是作家的白日梦”之说不径而走，以至如今这竟成为一个说不清、道不尽的永恒话题。美国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杰克·斯佩克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弗洛伊德把所有伟大的艺术品都看作是展开了的心灵的戏剧。用一个在弗洛伊德时代流行的……术语说就是心理戏剧。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心理现实主义。”[⑥]然而斯佩克特又注意到弗氏所强调的“必须根除白日梦的幻想中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它才能够成为艺术”[⑦]的观点，因为在弗洛伊德那里，梦的运作应用到文学创作活动中，“生动的、具体的表现代替了苍白的、抽象的表现，梦的优势就在于其本身富有生动形象性。”[⑧]对于精神分析学说的这些“要旨”，郭沫若可说是心领神会的。他阐发说：“文艺的创作譬如在做梦。梦时的境地是忘却肉体、离去物界的心的活动。创作家要有极丰富的生活，并且要能办到忘我忘物的境地时，才能做得出好梦来。真正的文艺是极丰富的生活由纯粹的精神作用所升华过的一个象征世界。”[⑨]这里我们看到，具有诗人气质的郭沫若对弗氏学说理解得是多么的贴切和到位。弗洛伊德认为压抑是他整个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石；压抑常常起于欲望，尤其性欲望与一个人的道德和审美价值观发生冲突之时。郭沫若用这些理论来观照和审视诸多中国古代作家和作品，其结论往往就显得新奇，带有十分明显的主观色彩。例如，郭沫若认为：“精神分析派学者以性欲生活之缺陷为一切文艺之起源，或许有过当之处；然如我国文学中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如《楚辞》，如《胡笳十八拍》，如《织锦回文诗》，如王实甫的这部《西厢记》，我看都可以用此说说明。”[⑩]在郭沫若的眼中，“屈原好像是个独身生活者，他的精神确是有些变态”；“蔡文姬和苏蕙是歇司迭里性的女人，更不消说了”；王实甫的“感觉异常锐敏，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作者的想象异常丰赡，几乎到了狂人的地步”。[(11)]郭沫若甚至说《西厢记》是里比多（Libiolo）支配下的产物。而且郭沫若对自己的这些理解坚信不移，他认为这样理解并没有损害上述作家的声名以及对他们的作品的评价，而唯其有了这些精神上的种种情态才产生出了向上的冲动，并以此冲动来表现于文学创作之中文艺的尊严才得以确立。郭沫若在谈论精神分析学说时，还涉及到了弗氏的多重意识理论。他以中国文学作品为例来印证弗氏学说，认为郑光祖的《倩女离魂记》描写了潜意识下的第二重人格的活动，张倩女所唱的“你不拘箝我，可倒不想。你把我越间阻，越思量”这两句歌词，“正道尽我国数千年来数万万变态性欲者的病根”；而《西厢记》所描写的却是第一重人格的有意识的反抗，它更大胆、更猛烈，更是革命的，是人性战胜了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由上可见，郭沫若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接受以及运用这一学说对中国文学问题的论述，虽不能说已经十分周全和严密，却也达到了相当高的认识水准。它折射着五四时代东西方思想文化碰撞、交流的氛围与信息，呈现着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在革新中发展、前进和超越的亮色。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郭沫若不仅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呼应了弗氏学说，继而从文学艺术方面理解和阐发了这一学说，而且在接受和诠释弗氏学说的过程中，郭沫若还从理论上创造性地发挥和伸展了弗氏学说，尤其着重探讨了精神艺术化的问题，提出了诸多具有郭沫若个性特色的艺术理论观点。
我们知道，五四时期郭沫若是“为艺术而艺术”派别的代表人物，曾强调文艺的无目的性。例如，郭沫若曾说：“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支曲子，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感情的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应该说没有所谓目的。”[(12)]然而，他又不否认文艺的社会作用与社会效果问题，指出“文艺是社会现象之一，势必发生影响于全社会”[(13)]。那么，文艺究竟对社会发生哪些影响呢？郭沫若强调在于对人的精神内涵建构和精神机制的优化诸方面。如果说，对人的解析弗洛伊德偏重在性（Libido）的话，那么，郭沫若则看重艺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认为艺术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郭沫若受到弗洛伊德和其他欧美心理学家的影响注重对人进行精神分析而又与精神分析学派表现出了明显差异之处的地方。例如，郭沫若认为：“本来艺术的根底，是建立在感情上的……我们看电影看到悲惨处，亦为之挥泪。这样看来，这从心理学上也可找得出证明来了”；因此，郭沫若强调指出：“艺术能提高我们的精神，使我们的内在生活美化”[(14)]。郭沫若的上述言论表明，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把握方面，他特别注重艺术作品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对人类情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回避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唯性论”、“泛性论”等观点。在郭沫若看来，推动社会变革的进程离不开艺术运动，因而寄希望于整个社会了解艺术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创造艺术的氛围，乃至一只茶杯、一张邮票，都要有艺术的风味。总之，在郭沫若的心目中，艺术女神是照亮人类精神天地的灯塔。他的这种精神艺术化观点是一种富有创意的人的精神分析和精神文明建构的理论。
二
与鲁迅相仿，郭沫若不仅在艺术理论上对精神分析学说作了理解和阐发，而且在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合理地吸收和运用了诸多精神分析理论，使他的许多作品在人的精神世界的表现方面显得十分充实、丰富而有个性，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郭沫若借助精神分析学说创作文学作品形成了显著的创作特色，尤其在梦境场面描写、性心理世界的表现和一般精神常态的刻划等方面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郭沫若在文学作品中对梦境场面的描写十分突出，甚至引起过文坛的关注与争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较大的影响。
小说《残春》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该作写爱牟与白羊君一道去医院看望住院的同学贺君，护士S姑娘听说爱牟是医科大学的学生后投来了羡慕的眼光，而S姑娘那青春少女的倩影也使爱牟难以忘怀。于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夜，爱牟梦中与S姑娘徐徐登上市郊的笔立山峰，在山顶茶亭两人促膝倾谈，相见恨晚，甚至S姑娘为让爱牟给自己诊断而抛却了少女的羞涩，敞开了自己的心怀……这一梦境场面的描写十分逼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弗洛伊德的关于梦的理论。弗洛伊德认为：“梦，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它可以算是一种清醒状态下的精神活动的延续。”[(15)]《残春》发表后，很快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郭沫若本人也十分留心外界对《残春》的评价。例如，他对成仿吾称许该作十分满意，认为成仿吾的观点“很精辟而且很独到”；而对摄生认为《残春》“没有什么深意”、“平淡无味”感到遗憾，认为摄生没看出《残春》的深意。甚至郭沫若还特地为《残春》解释说：“我那篇《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这是我做那篇小说时的奢望。若拿描写事实的尺度去测量它，那的确是全无高潮的。若是对于精神分析学或者梦的心理稍有研究的人看来，他必定可以看出一种作意，可以说出另外的一番意见。”[(16)]由此看来，摄生先生确实没能体会到郭沫若写《残春》的“奢望”，也没能把握住郭沫若运用精神分析学说来描写人的梦境活动、揭示人的梦境心理特征的创作深意。
郭沫若小说中梦境场面描写的另一个典型例子出现在《喀尔美萝姑娘》中。这篇小说写“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对住在巷内花坛边卖“喀尔美萝”（一种甜食）的姑娘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并暗恋上了她。她是那么柔媚，那么灵敏，像诗一样美妙，具有西班牙女郎的那种深邃的魅力。“我”目睹了这位喀尔美萝姑娘后，“感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异样的焦躁”。当喀尔美萝姑娘的身影占据了“我”的整个脑海，她的音容笑貌渗透到“我”的每个精神细胞之中的时候，白昼和夜晚的界线也就模糊了，现实与幻境之间也架起了桥梁。于是，夜间的N公园内，“我”与喀尔美萝姑娘欢悦相聚，两人的情绪都达到了高潮，心绪充实而满足。与笔立山头爱牟与S姑娘梦中相见一样，在N公园内“我”与喀尔美萝姑娘梦中相会也是一种有意义的精神活动现象，是主人公清醒状态下精神活动的延续，是一种愿望的满足。郭沫若通过这些梦境场面的描写，揭示了人的精神活动的一些特点和规律，揭示了作为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特征的人的某些本能和本性，应该说是有深刻的认识意义的。
那么，人的这种受现实生活的刺激而形成的梦境活动有没有生理学的依据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当代瑞士学者西尔维奥·方迪就曾指出：“梦实现的各别欲望尽管多种多样，但是，最终都归结为同一个潜意识动力：返回产生生命的源头。我们梦中的欲望孕育着地球上生活的各色人种和不同民族的童话、传奇与神话，它使我们每个人与伊德欲望融为一体。”[(17)]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郭沫若笔下的主人公们在梦境中实现自己的精神生活愿望，与其说是作家的艺术构思和艺术安排使然，不如说是他们各自的生物本能、他们的潜意识动力最终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所造成的。在这里，作家的艺术处理只不过是最大限度地与人的精神活动特性相合拍、相一致罢了。其实，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郭沫若就说过：“我对于精神分析学本也没有甚么深到的研究，我听见精神分析学家说过，精神分析的研究最好是从梦的分析着手。”[(18)]因此，郭沫若受到这种学说的影响，梦境场面的描写便成为他解析人的精神活动现象的一种主要途径了。
其次，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郭沫若在作品中还对人的性心理世界作了相当精采的描绘，揭示了人的性心理世界、人的性意识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这类作品主要有：《Lobenicht的塔》、《叶罗提之墓》、《亭子间中》、《孟夫子出妻》、《司马迁发愤》等。
《Lobenicht的塔》写康德教授晚年的生活。在作者笔下，63岁的康德还不曾结婚，但他对女性的崇拜却超过了他精神上的老师卢梭。康德尊崇女性，同时也受到了女性的尊崇。但尽管这样，生活中的性压抑仍时常在折磨着他，因此他常常借题发挥，宣泄愤懑，以至经常弄得仆人们哭笑不得，无所适从。我们知道，压抑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一块基石，弗洛伊德一直把压抑看成是人的一种普遍的自卫机制。郭沫若在小说中则突出地展示了康德在遭受到性压抑状态下而生成的那种自卫心态，对任何不满意的事情都持强硬态度，拒不通融，甚至乖戾无常。其实，这种表象正是他精神上受到压抑、性心理世界畸变的一种外化。例如，小说中写到康德先前因为邻家一只啼叫的雄鸡而搬迁。现在，他又因为邻家院落中的白杨树梢挡住了他书房的视线而愤愤不平，大有树梢不去就再次搬家之势。好在这次仆人前去交涉，一切如愿，邻家女主人愿意砍去自家的白杨树梢而使康德免却了再一次搬迁之累。然而，这一事件的个中原委却意味深长：三年前，康德曾送蔷薇花给那邻妇；而得着哲人蔷薇花的邻妇至今还把那美丽的花朵保存在她的首饰匣中。这样，昔日异性间的情感交流成为现在协调关系和化解矛盾的有效机制。矛盾消解了，问题除却了，受压抑的痛苦转化为一种异常鲜活的艺术创造力——一个直接结果便是康德的名著《判断力批判》在此间孕育而成。从某种眼光来看，该作颇似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文学注释本。
郭沫若不仅揭示了现代人的性心理特点，而且还把笔触伸向古人，尤其对古代圣贤们的性心理世界作了很有意义的解剖和表现，进而对封建正统的儒家文化作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例如，《孟夫子出妻》描写了孟子的“本我”和“自我”互相冲突、发生争斗的生活片断。孟子立志要为圣贤，白日里“自我”的孟子摆出儒者派头，正襟危坐，讲究礼节，甚至不与夫人一道吃饭，被儒家文化“包装”得严严实实。而夜晚“本我”的孟子爱抚孟夫人的时候则解除了“包装”，尽情地享受着人生的欢悦，展示着人的本相。也许我们不应当指责孟子的这种两面性，因为从古到今这种两面性并非孟子所独有，乃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我们要责备的是孟子端坐高堂时头脑中所想的并不是儒家教义、圣贤学说，此时他脑海中所闪现的尽是些女人的赤裸裸的全身、那柔软的线条等等；甚至他夫人送上饭菜后刚刚离去，孟子就努力搜嗅着他夫人身上的气味，“那似香非香，似甜非甜，似暖非暖，有点令人发痒的气味”。由此看来，孟子的“本我”与“自我”不分时空地在发生着纠葛和冲突。郭沫若借助精神分析学说写出了一个活脱脱地在禁欲和纵欲之间挣扎、在圣人和凡人之间徘徊的孟子形象，揭示了孟子作为圣人之徒的伪善面目和复杂的性心理状态，收到了十分明显的艺术效果。以上情形表明，郭沫若在运用精神分析学说于创作方面十分自如，在描写和表现人的性心理世界方面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第三，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郭沫若在文学作品中还对人的一般精神常态作了细致的刻划和表现，写出了人的精神特点和思想个性的多样性、深刻性，同样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在这方面，《万引》和《湖心亭》等作颇具代表性。
小说《万引》描写的是松野被法国人所写的剧本《查铁敦》所吸引，可惜图书馆里借不到而自己又无钱买书，于是松野到书店里神使鬼差地“万引”了一本。全作的焦点就定位在这里：松野获得了自己的心爱之物以后，并非换来了全身心的愉悦，相反精神上却负担重重，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一种不愉快的沉默支配着他的全家，压得令人窒息。甚至连夫人也不理他，而他对夫人的恨意也随之而来。作者抓住了松野这样的诚实人的精神常态进行深入解剖，试图说明诚实人甚至不会掩饰、不会说谎，他的慌乱的眼神为他此时此刻的精神常态做了最好的注脚。尽管在口头上他还信誓旦旦，不肯服输，然而内心的精神防线早被冲垮：“我到底是蠢，为什么仅仅因为六角钱，便卖掉了我的良心，卖掉了我家庭的幸福呢！”在这里没有出现“里比多”，也没有强化“性”的色彩，然而作者同样对主人公成功地进行了精神解剖，还原了诚实人的精神常态。最后，作者让主人公自己为自己解除精神负担：松野悄悄出门，把书送还原处，精神才如同以往，心情才恢复了平静。该作告诉人们，松野的思想品格是优良的，精神，心理是健康的，他是能够主宰自己的人。
在这方面，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郭沫若在《湖心亭》中所描写的类似情形。小说中的“我”在对待房客的态度上与妻子发生了分歧，由此引发了家庭矛盾，于是“我”精神失意，离家外出，在外面转悠了一天。此时，作者没有借助外力来再现“我”的内心世界，刻划“我”的思想特征，而是让“我”在漫无边际的闲逛中来到湖心亭，看到原本美妙无比、赏心悦目之处竟也粪便肆虐、污垢重重，自然美变成了自然丑，从而自悟人生，思想明朗起来，精神也有所振奋，逐步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在夫妻纠纷中自己的过错。作者强化了主人公的自我剖析：结婚七、八年来，妻子终日辛劳，操持家务，抚养孩子，而“我”却无法使家庭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想到这里，我最终理解了妻子。总之，在这篇作品中，作者通过人的思维活动来解剖人的精神、性格特点是相当真实的，也是十分准确和成功的。
荣格在谈到心理学与文学的关系时指出：“心理学作为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也可以被用来研究文学，因为人的心理是一切科学和艺术赖以产生的母体。我们一方面可望用心理研究来解释艺术作品的形成，另一方面则可望以此揭示使人具有艺术创造力的各种因素。”[(19)]尽管郭沫若曾经一再表示，他对精神分析学说没有什么研究，可他的创作实践已经表明，他的许多作品已鲜明地体现着精神分析学说的内容与特点，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结下了难解之缘。通过对郭沫若与精神分析学说之关系的考察，我们进一步明确了这样的道理：五四时代的中国作家们是开放的、现代的，是有远见、有胆识的；他们已成功地将心理学与文学结合起来，探索文学的革新和发展之路。而且，在正确处理文学创作与精神分析学说的关系方面，郭沫若对弗氏学说的“热加工”虽有异于鲁迅先生的“冷处理”而表现出了郭沫若式的某些特点和个性，但在扬长避短、合理吸收、灵活运用、画龙点睛等方面两人又有诸多相似之处。
注释：
[①]参见拙文《论鲁迅的弗洛伊德观》，《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②]加斯东·巴什拉：《火的精神分析》，三联书店1992年6月出版。
[③][④][⑤]郭沫若：《〈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
[⑥][⑦][⑧]杰克·斯佩克特：《艺术与精神分析——论弗洛伊德的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2月出版。
[⑨][⑩][(11)][(16)][(18)]郭沫若：《批评与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
[(12)][(13)][(14)]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
[(15)]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17)]S·方迪：《微精神分析学》，三联书店1993年5月出版。
[(19)]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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