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发展与综合国力体系的优化分析与预测_综合国力论文

高科技发展与综合国力系统的优化分析和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综合国力论文,高科技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的一切经济、政治和军事竞争,往往通过科技能量的有效施放来显示某些国家的综合国力。从70年代开始在全球掀起的信息化浪潮,不仅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结构,而且使综合国力的构成体系和要素功能同样在发生重大调整。针对这种情况,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就不能仅停留于传统的优势分析和实力比较,而应当着眼科技进步其中包括高科技与综合国力的互动嬗变,依据新技术革命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真实动向,较准确地把握有关国家政治、经济实力兴衰演替的规律,从而合理制订适合本国综合国力增长的战略决策和行动部署。

根据较定型的思想理论,可以把综合国力研究区分为近代国力论和现代综合国力观,这两大流派都不乏许多杰出的代表人物。近代国力论在国力要素中一贯十分强调军事所起的作用,同时又把地理幅员视作一项重要、基本的国力条件。现代综合国力观显然比近代国力论前进了一大步。同以往的国力理论相比,现代综合国力研究明显突出了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心理因素的整体功用,认为综合国力理论应力求摆脱单纯倚重军事优势的倾向。

自70年代至今,无论欧美国家还是日本、中国,围绕综合国力问题都曾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首先是对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界定,各国从不同角度均摆出了相应看法,如美国官方将其归纳为政治、经济、军事、心理四大要素;日本学者则从本国战略需要出发,把国力分为国际贡献能力、国民生存能力、对外强制能力三个方面。在中国,综合国力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参与研究者阵容齐集,工作扎实,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综合国力理论正在酝酿、形成。其次,关于综合国力的计算方法亦在不断改进、完善,逐步由初期的单项指标简单相加或相乘,发展到以各种“力”为对象来进行整合运算。

从国力理论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综合国力的指标体系和定量计算始终都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更新。如上所述,二战之前的西方综合国力理论,大都侧重人口数量、领土规模和军事力量等既定的基本因素。在那时,人们普遍认为,所谓综合国力,主要即指军事实力。这种观点反映到实践中,便是一味强调综合国力内涵的军事要素,而忽视其他非军事因素。在当时条件下,此种观点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都有着直接的必然联系。显而易见,两次大战的爆发乃至给人类造成的莫大浩劫,无不同西方国力理论的错误诱导紧密相干。因此,这一时期西方国力理论的主导思想也就注定带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

至于科技从经济体系独立出来,并成为综合国力最积极、最能动的因素,此种转折主要起始于80年代。这个时期,由于高科技及其产业的大量涌现,使得军事作为实现原定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功能急剧减退。高科技战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性、高科技武器的昂贵代价以及军备扩张的得不偿失,反而有力地抑制了战争因素的膨胀。特别是新技术革命显示的一系列超常特征,使高科技愈加具有一般科技难以起到的作用,充分体现了高科技对发展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实力的连锁效应。80年代中期,正是面对高科技发展的全球竞争趋势,不少国家和地区为着抢夺综合国力制高点,都把科技列入国家长期战略规划,从高科技发掘经济发展的动力,求得解决资源、生态和社会引发的种种危机。

当代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在全球的迅猛推进,不仅以经济为基础有力地增强着某些国家的综合国力,而且广泛作用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这当中,科学技术彻底地改变了旧日那种或者依附于经济、或者从属于文化的单调器物性质,而是介于物质的硬国力和精神的软国力之间的一种协变形态。从8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可以看到,当今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各个地区大国都在竞相争夺科技的发展优势,用高科技来强化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以维持现在和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有利国际地位。同国际关系发展不甚一致的是,当前综合国力的理论研究并未跟上科学技术急速变革的步伐。关于科技与综合国力的构成关系,只是到80年代中后期才引起有些国家的足够关注。最近十几年,尽管人们对综合国力的概念、定义论说颇多,但重大的理论创新却极为鲜见。现今的综合国力研究,有几种偏向与世界发展的现状明显脱节,着重表现在:

第一,从综合国力的发展目标和基本战略看,世界经济正在从以产值增长为主转变为以社会经济的质量增进为主,70年代之前的综合国力理论总习惯把军事当作关键要素,而80年代以来人们又转而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国家进步和强盛的头等指标,这两种倾向都与高科技及其产业化兴起的大趋势背离太远,需要重新界定综合国力发展指标的构成体系。

第二,现有综合国力理论虽然只涉及一国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领域,但并列要素繁杂,硬软国力量化的可比性和确定性存在悬殊。同时,从层次结构看,综合国力要素的有序性和相互关联梯度亦显得松散不严,科技力的协变与组合作用不易被凸现和强化。客观地说,一国国力大小强弱的测度绝非各分项数值的等列相加或相乘,而是要较恰当、合理地掌握有关要素的配置关系和结构方式。

第三,高科技正日益成为各国国力竞争的主攻目标,但是在实际运作上,高科技对国力要素并不呈线性单向递进,而往往是在不断发展中体现科技与生态、资源、经济、社会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机制。综合国力增长是一种结构递变的动态累积,如今经济发展片面追求产值增长而导致资源、生态不良循环的全球变化却未能在综合国力的任何构成要素中得到反映。综合国力的指标体系除了应当体现各种现实力的功能,还必须包括资源转成、生态控制和社会生存的一系列量值和参数,这是当代综合国力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

从以上叙述可以发现,综合国力研究在经历了70年代至今的新技术革命之后,确实在发生重大转机和调整,其中高科技发展与综合国力增长的结构互动和大系统决策,便是一个首当其冲的研究领域。从本质上说,如果不了解以高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各要素的结构配置及其实际测算方法,则必定会影响一国宏观发展战略的制订和有效实施,也会严重降低社会经济和其他行业定性定量预测的可检验效果。由此可见,认真探讨高科技与综合国力发展的深层关系,通过大系统优化分析和预测找出综合国力结构的运行机制与规律,对于目前迫切希望经济技术社会振兴的国家,显然有着重要的战略和政策价值。

从高科技的发展速度和深度来说,80年代后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进步尤其使人震惊,仅近20年的世界科技成就即相当于人类历史上的总和。高科技及其产业在全球范围的风涌之势,使整个国际社会都面临着大变动、大改组的局面。高科技不仅在有力地改变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对比,而且对众多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同样在起着调节、制约和促变的作用。由于高科技的功能机制紧紧贯穿于国际关系的全部过程,所以其关键的前沿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给予人类进步的影响,特别需要认真对待。根本原因在于:

其一,科技革命从量到质都在对工农业产品、能源材料、生产方式、劳动形式、贸易交换和交通运输等手段实行新的转轨,从而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空前水平。在当今时代,信息技术同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一样,终将成为现代经济生活最基本的资源。为此,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内外贸易体制、经济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化教育政策以及职工培训等,都在抓紧进行大幅度调整。与此同时,世界贸易、金融市场、货币体系、服务业、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关系等,也都跟之出现相关的连锁性变革。

其二,高科技及其产业的规模经营和加速发展,同样使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日趋发达,加之经济的相互渗透、文化的频繁交流及政治与外交的和解对话,目前已不断使各国之间彼此影响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达到有序化状态,国家乃至国际间的关系开始成为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一种具有严格层次性和特定运作机制的国际关系结构。质言之,高科技的发展既可以强盛经济的实力基础,又把国家管理和对外合作摆到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三,对于任何一类国家,生存与发展总是维持其国力的基本目标和方式。生存是目的,发展是求得生存的积极手段。而发展又常表现为一种不平衡规律或者非线性结果,到一定程度,平衡会被打乱,致使在原有力量对比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格局出现瓦解,尔后在新的力量对比关系基础上构成新的秩序。从70年代起始的新技术革命,由于技术能量从高科技向经济的成倍长入,以致使各国的经济生产结构和国际关系格局呈现出前所未见的质的突变形式。这种质变的爆发力和连锁性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军事在国力竞争中的威势,同时又使资源、生态以及高技术灾难等国际危机变成替代军事恐怖的衍生物。大家知道,资源和生态危害不仅会殃祸受损国本身,对邻国和地区都有牵发性和等时性,特别是水体、大气和生物界的危害,其波及范围更广。综合国力各要素间实际上都恪守一种彼此消长互补的规律,只有用高科技调适和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才是为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及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谋求健康、有益的事业。

其四,按照流行的观点,人们总认为国力就是国家实体,由包括领土、人口、资源、经济、军事等的硬国力和包括民族属性、历史传统、地缘政治、国家战略及政府决策等的软国力组成。实际上,在新技术革命之后,观察一国的国力如果仍用“硬国力”与“软国力”的传统指标来界定,则断然落伍于时代,反映不出国力变化的动态位势。正确的理论应当把以科技为核心、教育和文化为圈层的协变力作为一个独立系统,通过宏观动力学机制,构建综合国力多维递变的交叉要素体系。今日世界,单凭地理资源并不足以显示一国的强大,依靠军事力量炫耀国威的时代亦将过去,关键是看一国通过利用高科技优势所能达到的综合国力。从现在到下个世纪,这一冲荡全球的热潮,必将决定每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命运。

从高科技影响国力发展的各种因素分析可以知道,当代综合国力由于科学技术的大量参与,已在显著改变旧日的构成体系,特别是其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也同样在进行新的调整和归序。人们要专心了解高科技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资源、生态及国民素质、民众心理等综合国力大小要素的关系,依据高科技的关键领域、发展特征及其对国力增长的制导,切实认识综合国力在自然界和社会的运行中取得长足进步的动力条件和支持系统。综合国力的要素界定和指标测算唯有以此为前提,才能真正具备可检验和可操作性,而不是盲目乐道于通过简单预计所得出的直观国力强弱的先后排序。综合国力研究理应系统描述和模拟其内部要素的动态结构与协同运作,这是科技集自然界与社会的双重特性给国力理论带来的艰巨课题。当代综合国力正面临高科技的严峻挑战,其指标体系的重新调整,实属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科学技术对综合国力的制约和促进,从最直接的关系看,通常包括资源、人力、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社会精神等几个大的领域。资源主要指国土和自然物产。科技不但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必备手段,而且可以极大提高其利用率,控制和保护可耕地,将某些不能直接利用的自然物、自然力转化为可供利用的资源和能源。此外,现代高科技还能扩大资源开发的空间,如开创宇宙和海洋技术,使之实现产业化,向人类提供源源不绝的财富。科学技术对人力的作用着重表现在可以尽快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纯化人口质量,并最终大幅度增进人的生产能力。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又可以增强人类控制自身数量过度增长即计划生育的自觉行为。科技并能加快产业结构转换,使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程度迈进。科技与教育历来是相存共适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繁荣断然离不开教育,所以教育的规模、质量、水准往往是科技发展的命脉。可以说,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即是国家间科技水平的竞争,而科技水平的竞争归根结底则体现了教育文化和人才素质与能力的竞争。高科技渗入到军事范畴,情况将起到很大变化,军事武器和兵员数额不再起统摄全局的效用,未来战争的功能主要是靠先进作战手段和管理指挥系统。而且,军事也并不单纯是为着打仗,其与经济、民用同样可以相辅相长,因此军转民科学技术及地方经济与军事科学技术优势互补已在一些产业结构改革成功的国家获得证实。科学技术与政治和外交的关系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直接、明朗。特别是高科技创造的国家管理模式远比传统结构灵活,要求对各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军事行为实行切实的科学管理,以便对上自国际组织、下至生产企业的管理形成调控和搞活,并对国家、民族和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在这当中,势必更突出了外交的作用,外交质量越来越反映一国的综合实力,对扭转时局和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往往至关重要。科学技术同社会精神的联系,在本质上就是文化的认同性和国民的凝聚力。精神主要是通过国民的士气和勤劳智慧,尊重科学的价值观,以及政府官员的精神状态,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头作用来体现。可以认为,社会精神会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富强。高科技文化形塑的国民凝聚力会是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范式,国际关系未来格局的建造必须有高科技文化进行孵化和支撑。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上述领域,其相互间仍还有纵横交错、内串外连的种种系综和群落,并往往是以科学技术为主线,在总体上形成一个庞大、复杂而又具有多向功能的动态网络。

由于综合国力所赋有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动态性特征,其各要素及关系结构在这个系统当然会表现一种强烈的开放性、层次性和协同性。以上提及的若干基本要素,按照性质和群类,在综合国力中又可依序列而分为资源、经济、军事、社会、科技教育文化以及政治与外交等六大指标体系。用简单示意图表示即为:

综合国力是个开放集成的庞杂巨系统,在这个系统既有带着某种历史延续的硬、软国力即生存力做母体,又有以科技为核心、教育与文化作底蕴的协变力即发展力作为一国持续永继的动力条件。即使是上述六大指标,也还需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下细分,直到第7~8个层次,便于进行统计分析和预测计算为止。在这里,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在划分指标时,要尽量减少难量化的比重,最大限度地搜集、设计可量化的对象,使之在体系上配套,且具有可比性和可操作性,以往人们总认为硬国力易于量化,软国力只能凭主观臆测,其实并非如此。随着当前世界统计手段和方法的日臻系统、完善,软国力的量化同样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关键在于,在这方面要设法打破硬软国力的人为界限,使软国力数量化,努力弄出一套与硬国力相匹配的软国力指标体系。

综合国力研究就是对国家系统的整体功能及与之相关联的国际因素进行全方位分析。在不同时代,国力的内涵和属性存在系列差异,其原因和背景盖在于此。例如,在古代,由于生产力落后,人口和土地面积成了最大国力。到近代,机器大工业又把军事的战略威胁推上国力显要位置。及至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则使国力要素产生新的变革,单一自然优势和对外武力相并不再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实力支柱。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根本的要看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的地位及其确立的战略决策和发展步骤。

综合国力研究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参照系,将无法比较其功能的大小、强弱和优劣。关于这点,人们从国力研究的历史看得格外清楚。比方说,在烽火连天的战争时期,一个国家实力的强弱最主要的标志是其军事力量的强大与否;在战略相持的冷战时代,人们衡量一国强弱的标准又转向政治力量的大小,而军事力量较政治力量相比已降为次要因素。在当前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背景下,测度国力强弱的准则便轮转到经济力量的优势竞争。前面指出,经济力量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经济进步的倍增器,通过经济基础再对政治、军事、社会产生辐射效应。这样,以科技为杠杆,以经济为主体,连同政治、军事、社会,便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国力要素配置体系。而综合国力正体现了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以经济发展活力为中轴的多目标要素集束能力。

关于国家力量的综合对比研究,目前在世界上已出现多种方法,除综合国力评估外,尚有人文社会指数法、购买力平价法、纵比法和世界银行汇率法等。相比而言,综合国力评估涉及的是国家力量宏观、高层次和大战略的综合对比,所以较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不象某些单项或个别指标容易造成偏误。综合国力研究方法其实就是系统科学的具体应用,其中系统动力学往往能为之提供有效的理论和思路。当然,进行综合国力研究既要广泛涉猎高新科技、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现代政治、军事理论、发展战略和决策科学等新型学科,又得十分通晓系统科学、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等现代科学原理,以定性定量结合的手段来研究方方面面的国家问题。这比仅从某个实用或专业角度评价一国的国力位次,显然公正和周到。

如上所述,综合国力的实质就是综合科学技术合力,其体系结构协调的总体功能越大,综合国力的发展速度便越高、越快,竞争能力也就越强。综合国力竞争即是一种有效发展。有效性是指一个国家发展过程本身的共生性、有序性状况以及发展结果的效益。这就说明,科学技术与经济、资源、生态、社会的多元协调发展及动态平衡,对于国家间的综合国力竞争的确是要害所在。因为系统优化和预测终归离不开现代科学思维,所以在综合国力研究中必须运用软硬科学理论与方法及计算机技术等手段,对高科技和综合国力进行多因素交叉分析及政策仿真、发展预测、目标优化、方案评估、综合平衡等,并由此对科学技术、经济、社会运行给出结构态势评价,从高科技及其产业的发展走向,界定未来综合国力目标的参数指标和水平阈值,通过系统模拟显示综合国力在国际竞争中各国的序位变化及规律。

综合国力研究对象社会现象、自然过程皆有,唯有采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途径,方能从整体、动态和各种相互关联、解释系统的现状和预测体系的演变趋势。因此,对综合国力系统进行优化分析和预测,一个关键步骤便是建立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贯通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国力统计指标体系给出的通常为某一国家国情信息的组织框架,用以描述国情概貌,只能部分反映一个国家基本国力的现实状况。其作用主要是解决搜集及定性了解综合国力方方面面信息要素的有序层次构造,提供存储和检索信息来源的组织方式与方法。即是说,统计指标体系的着眼点一般仅放在综合国力显力要素的配置和运用。目前,综合国力研究的多数现有成果,大都是按照这种体系而产生。综合国力评价指标体系则不同,该指标体系尤为注重国力因素“量”与“质”的多维互变和递进,强调显力与隐力的内在耦合,在充分把握硬国力统计测算的同时,并根据国力因素发展的动向和趋势,公正合理地估价软国力及协变力对整个综合国力的长期乃至远期激励促进效能。由此可见,综合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组成模式显然比综合国力统计指标体系优化、先进,这个框架的职能主要是为定量评估、分析各国综合国力提供一种科学、有序的构造,解决综合国力量化中交叉处理的内容、途径及方法的层次结构与手段。综合国力统计指标体系属于描述性客观指标体系,可用以指导调查统计及信息采集,带有粗放、本体性质。而综合国力评价指标体系则要求利用现代系统科学、预测理论和种种高级计算机条件,对综合国力做出大范围、深层面和确实具有可控性的评估分析。其操作方法一般可依照以下几种程序交错或协并进行:

1.系统分析方法。针对研究对象,搞清高科技与综合国力系统的特有问题即基本概念、功能和行为,力求硬系统方法和软系统方法并用,以已有事实和数据资料作基础,通过统计指标与评价指标的筛选、甄别和重整,利用现代科学和数学工具的分析结果,如实地显示高科技及其产业同综合国力增长的动态激励关系。

2.灰色系统方法。与上述方法相配合,再按研究目的和研究步骤取舍各类因素、过程和关系,分析量的动态构成,使对象系统进一步实体化、量化和优化,借以达到简单性与真实性的统一,由指标体系的迁变发现国力发展存在的强势、弊病及故障,为对策研究做好准备。

3.预测模型方法。利用系统分析和灰色系统分析所做的一系列定性、定量结论,进而在不同层次相应建立随机可调的辨识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网络模型、解释结构模型及仿真模型等,借助模型推理、计算,客观、公正地提出高科技促进或制约某一国家综合国力大系统运作的预警、预测报告。

其技术路线是:

1.明确目标,确定边界。目前,关于高科技与综合国力的研究,多数都是以个别观点散见于各门学科及相关的书籍、杂志,并未形成一种相对固定成型的知识门类。而要开展这方面工作,首先则需抓住课题的目标范围,界定系统边界,以便进行合乎逻辑的叙述。

2.整理资料,确立指标,决定分析方法。高科技与综合国力资料零乱。在明确研究目标后,还得把相关要素纳入统一系统,从科学理论、经验知识、信息数据几方面选择合理指标,按系统层次分别决定与之适合的分析方法。

3.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提出对要素结构的解答。根据系统的集合性、目的性、层次性、相关性及动态性等特征,定性定量地综合评价高科技与综合国力的协同发展趋势,构建全方位的综合国力指标体系。

4.构造动力方程,组建预测模型。采用系统分析和灰色系统方法,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因素分析、总体分析、成因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析和加权分析等,设计出不仅在方法上可行、而且在实践上可操作的计算方程及预测模型。

5.检验初步结论,综合优势要素排序。用测验或实验方法鉴定经定性、定量研究获得的初步结论,对各要素排出优势强弱的高低序列,如此等等。

6.方案优化,解答问题。通过系统方法及运用相应的优化技术,使组织建立系统以及系统的决策管理达到最优目标,并力求较准确地回答在某一特定时期高科技投入和产出的多少对综合国力整体运行及结构性增长已经和将要起到的作用与影响,以便为国家建设及时提供论据可靠、方案合理且顺乎国内外形势发展需要的政策建议和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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