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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央电视台报道了一则轰动世界的消息，美国政府用5年时间，耗费1亿多美元，对美国烟草公司故意设法模糊抽烟与罹患癌症和其他疾病的关系，误导和欺骗公众的行为进行调查，最后决定提起诉讼，要求对其处以2800亿美元罚款。这个天文数字的罚款，足以使美国所有烟草商破产。但据报道，这只是美国政府原来可以要求的数额的1/3。对这种在中国不具备立案条件的事处罚如此之重，人们在感到惊愕之余，不由得对我国诚信管理体制建设滞后，失信成本过低，以致诚信缺失行为普遍发生且屡禁不止的现象感到担忧。
目前，我国诚信管理体制建设滞后，失信成本过低，导致各种不讲诚信的欺诈行为时有发生
我国自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确立诚实信用原则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在随后陆续颁布的《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中，涉及诚信的法规有40多条。但这些法规大多是没有处罚细则的原则性的要求，即使是有处罚规定的法律条款，不是惩罚性的，而是明显偏轻的补偿性处罚，起不到有效的威慑作用。如《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只赔偿商品价款或服务费用的一倍。再如《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只处以商品货值金额50%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第五十七条规定，对出具虚假产品质量检验结果的认证机构，只给单位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直接责任人只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处罚如此之轻，且留有很大的弹性模糊空间，在人情风、说情风盛行的中国，最后可能象征性地罚点钱了事。
失信成本过低，必然导致各种不讲诚信的欺诈行为泛滥且容易失去控制，如我国生活、生产资料生产经营领域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非常广泛，假酒、假药致人死命，假种子、假化肥导致农业减产甚至绝收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假名牌、假品牌侵犯知识产权、欺骗消费者的现象更是许多人都曾经亲身体验过的。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总产值高达2000亿—3000亿元。金融领域信用犯罪严重，企业无信受贷甚至有意赖账使我国银行的呆账、坏账率居高难下。在商品和服务交易中，不付款、不还债、相互拖欠、恶意违约现象普遍存在。我国每年订立的大约40亿份合同，准确履行率仅为60%左右，导致我国许多企业宁愿放弃大量的客户和订单，也不肯采用信用结算的交易方式。资本市场上，一些上市公司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包装上市圈到钱后，不是利用募集到的钱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来回报投资者，而是把功夫花在做假账、假报表继续通过配股圈钱上。还有媒体曝光的一些不良券商和基金的种种黑幕，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伤透了投资者的心，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致命伤。偷税漏税问题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每年由于走私、骗汇、骗取出口退税的案件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约1000亿元，个人所得税主要由工薪阶层承担，据测算高收入群体每年偷漏税总额在1000亿元以上。以上问题的存在，不仅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协调发展的势头，还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
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管理机制已刻不容缓。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进展还不够快。诚信管理机制建设须加快推进。
思想认识上，必须搞清楚诚信原则既是以自律为特征的道德原则，也是保证市场经济秩序的刚性法律法规。诚信管理机制建设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首先应该加强法制建设，修订完善现有的法律，细化对各种不讲诚信行为的处理规定，加大对信用缺失行为的惩罚性打击力度，大幅度提高失信成本，让失信者得不偿失，不敢冒失信的风险，充分发挥法律的刚性约束作用。与此同时，也要发挥道德内在的自律性的约束作用。严厉的法律惩处，对不讲诚信的行为只能起到“不准”、“不敢”的威慑作用，却解决不了发自内心的“不愿”、“不想”的问题。一个人思想品质有问题，价值观念扭曲，由于利益驱动，对于投机取巧、漠视诚信的行为虽然一时“不敢”，但无法让他“不想”，因此，也就难保其长久“不敢”，一有机会，就有可能由“想”导致“做”。也就是说，诚信的法律规范即使最严密，打击力度最大，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需要道德的作用来补充。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方法，把诚信教育渗透到小学、中学、大学的有关课程中去，从小形成诚信守法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习惯。同时，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守信者受尊重、一路绿灯；失信者遭唾弃、寸步难行的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使人在内心深处形成坚决抵制不讲诚信行为的牢固的思想防线。
管理体制上，必须加快建立个人和企业诚信档案的步伐，同时加速催生社会诚信服务中介机构，构建社会性的社会诚信管理体系
个人和企业诚信档案是诚信管理体系的基础，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每个个人或企业都有一个伴随其终身的社会诚信号码，个人和企业的名字可以改变，但社会诚信号码是不能改变的，个人和企业的所有信用表现，都会永远记录在这个账号底下。所有账号都纳入公共信用诚信管理数据库，便于企业和社会公众迅速在网上获取信用资信信息。服务中介机构是诚信管理体系的主体，包括诚信调查、征集、咨询、担保等专业服务公司，以及资产评估公司、会计事务所等服务机构，它们立业的根本是以自身的信用和必要的资本承担经营责任，独立、公正、客观、公平地以第三方的身份，为社会各界提供诚信产品和服务。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绝大部分企业都雇请专业诚信服务中介机构为自己服务。著名的跨国信用征信中介公司——邓白氏公司的数据库就拥有全世界5000万个企业的诚信信息，其中包括我国20万家企业的资信材料。
我国的社会性个人和企业诚信档案建设基本上是个空白，诚信中介机构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据媒体介绍，我国自1987年在沈阳成立首家信用评级公司以来，至今约有信用中介服务机构1200多家，其中60%为信用担保机构，35%为开展信用调查、信用评价、风险管理等咨询公司，5%为专门从事信用征集、评级和管理的信用中介机构，总体上存在信用中介机构运作不规范、信用评估缺乏统一标准、公司规模小、运作空间有限等问题。而且有的中介机构利用委托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漏洞，以单独或与企业合谋的方式做假，或歪曲、隐瞒数据，或作虚假的评估、审计报告，严重地败坏了中介服务机构的声誉。要建立社会性的诚信资信体系，第一步要以城市为单位，建立个人和企业的诚信征信体系，为全社会联网做好准备；第二步应由政府出面，成立社会诚信管理局，制定《社会诚信管理条例》，建立社会诚信中介服务行业协会，制订资信征集、评估、商品化运作的相关准则及执业标准、行业自律要求等相关政策法规框架，厚植社会诚信管理体系的法律基础；第三步，国家要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扶持建立几家大规模、权威性的信用中介服务公司，让其在社会诚信管理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运行机制上，必须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让“失信成本”远远高于“守信成本”。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契约经济，信用缺先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市场主体是否选择违约，关键在于违约成本的高低，当违约的预期效益超过将原料、资金、时间等资源用于从事其他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收益时，经营者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违约。相对于前面提到的美国政府对烟草商惩罚性赔偿2800亿美元的诉讼，我国对失信经济行为的处罚只是补偿受害者经济损失的惩罚，显然起不到有效约束毁信者行为的作用。同时，要建立鼓励守信者、处罚毁信者的机制，让不讲诚信的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个人和企业的诚信度，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每时每刻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建立支票账户、办理保险业务、获取银行贷款，直至申请租房、安装家用电话，使用水、电、煤气等，都需要信用担保。在美国，公民在资信公司的评估中，得分在700分以上，就可以不用抵押、担保得到银行贷款；如果在600分以下，就意味着个人信用破产，不仅贷不到款，而且在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中简直寸步难行。据媒体介绍，我国一留德博士生就业屡屡受挫，愤而将有关企业以“歧视行为”告上法庭。法庭调查显示，该生在留学期间有三次乘坐公共汽车逃票记录，而德国的逃票查获率为十万分之一，原告不但败诉，而且不可能再找到工作。所以有的西方国家公民开玩笑，宁可去抢银行，也不干失信的事，抢银行还有逃脱的可能，失信行为一旦被数据库记录，就会留下终生难以抹去的污点，要为此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诚信激励机制，值得我们深思，更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