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创作现状的考察与探讨——近年报告文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述评论文,近年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报告文学创作现状的考察
报告文学创作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在近几年中，除有关报刊组织作家评论家对报告文学的现状与发展进行研讨外，还有不少文章围绕其创作现状进行了具体的考察。较多的意见认为，在近年的报告文学创造中，虽然思想和艺术上表现出一定追求的作品也时有出现，但总体说来，报告文学在社会中的名声和影响力已不如从前。作家肖复兴则干脆认为报告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发展高度到1989年之后结束了：“这几年，虽然有不错的报告文学，但被大量的伪报告文学所吞噬。这些伪报告文学或是明星逸事或是宫廷秘闻，或是广告文学，……一堆钞票加吹棒，无论是采访者或被采访者，都没有了真实、正义和激情可信，失去了以前报告文学的风格和品格”。[1]张春宁在自己的文章中概括进入九十年代后的报告文学，归纳为“三多”和“一少”：明星文学多，案例文学多，广告文学多；有份量的优秀作品少。在创造上则存在着轻化、浅化和商业化的现象；题材上避重就轻，不少作品徜徉于明星、大腕之间，搜寻奇闻轶事敷衍成篇，而对一些人们普遍关心有大事要事的反映，却不见与此相称之作；在思想内容的表现方面，突出地存在批判精神的萎缩和批判功能的削弱现象；即使是取自现实生活、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作品，也多是停留于就事写事，满足于新闻式介绍和传播的层次，很少有震撼人心的作品出现；由于经济大潮的冲击，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的报告文学在反映生活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受金钱支配而写的作品。特别是粗制滥造、有损报告文学声誉的“广告文学”，严重地影响着文坛的创作秩序。[2]这种现象在近年的报告文学中仍然存在。李炳银谈到1995年的创作态势时指出：不少远离文学、远离历史的所谓报告文学，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你来揭秘，他来曝光，把一些并非有价值的内容炒来炒去，表现着十分明显的趋利倾向。[3]谈到近年的创作，他认为很少有着眼全局、俯瞰生活的作品。更多的是那些各自在自己所选的题材内不断活动的作品。因为这种人自为战、互不策应的现象长久延续，致使报告文学创作缺少热点，没有重心，形不成阵脚，自然也就没有了阵势。更重要的是，因为大家都恪守具体的题材，满足于对某个具体题材进行机械直观的报告，所以，报告文学的拘泥、轻飘、琐碎现象日见增多，创作缺乏理性的提炼升华，往往被复杂纷纭的现象所淹没，愈来愈多的作品陷入具象、汇入流俗。曾经有过的那种凌厉诫世之风，那种对生活作能动描述的风格，已渐渐失去了。[4]
为这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也有的文章是从另一种角度分析的。章罗生在谈到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发展走向时指出，八十年代中后期，当小说失去轰动效应后，以问题报告文学为主体的报告文学取而代之，不惜以牺牲文学性为代价，以更激进的态度和更沉重的忧患意识干预政治，针砭生活，而当文学的这种选择与时代政治相冲突，从而出现困惑、迷惘时，它就不得不反躬自省、调整步伐，寻找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方式。因而与八十年代相比较，九十年代报告文学在中央关于“在多样化中突出主旋律”的方针指导下，注意调整了歌颂与暴露、“报告”与“文学”以及真实性与倾向性之间的关系和比例，在继承和发展其批判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同时注意了态度的客观、冷精与从容不迫，在继承和发展其宏观综合式的同时注意了向“文学是人学”主体回归；在继承和发展以改革开放为总主题的同时注意了继续向题材的广度与深度进军[5]。当改革开放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翻腾激荡，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无所不在、人们的观念形态和生活方式都迥异于往昔时，文学便失去了往日的地位，而一向与政治关系密切并长于为政治服务的报告文学自然会面临着新的考验。特别当社会政治氛围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变化不定时，报告文学作家往往就会受“趋利避害”的规律的影响，连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创作的作家，在社会的大转型之中，也一时难以把握是非利害，采取客观报告、回避政治评判的方式绕道而行，这是在所难免的。[6]王晖在谈及近年报告文学的商品化趋向时也认为，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报告文学过去那种对于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敏感触及，必然也会被日益凸现的商品化趋向所渗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转型时期的到来，报告文学已经越来越明确了它的商品化趋向。文章从报告文学的产生、发展和广泛传播的历史以及新时期的创作、传播过程与现代化商品生产的关系着手，论述了报告文学作品的产生与传播，一般情况下是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来行事的。而且从作家创作的内在动力看，报告文学作家也不象纯文学作家那样受个人内心的驱动力推动为艺术而创作，而是以市场需求为写作动力，以能否畅销、取得较大的社会反响为目的进行写作的。它首先看重的是外在消费因素及传播媒介的作用。[7]
面对报告文学的创作现状，报告文学作家们则另有自己的认识，马役军在谈到反映生活的敏锐度减弱、失去轰动效应时借股市术语形容为正处在“低位盘整”的阶段。因为报告文学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直接反映，它的发展是和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目前，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面临着许多新探索，报告文学为此而“盘整”是一种自然现象。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重大改革政策的出台，报告文学一定会走出“低位盘整”阶段。张健则认为，九十年代以后的报告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艺术性都日趋成熟，作家保持沉默不等于没有思考。李鸣生认为，报告文学处于低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评论队伍没有建立，中国真正的报告文学时代并未到来。长江认为新时期第一代报告文学作家付出辛劳之后，社会给予他们的最高代价是名；第二代作家获得的不仅仅是名，重要的是他们的参与意识得到了社会的认同；第三代报告文学作家，仍旧把使命感不仅放在嘴上同时也放在心里，但是有人开始考虑作品参与哪一个有奖征文更有影响？奖金是多少？读者的阅读心理是什么？这或许可以说是作家在经营文字，这种文化经营意识实际上是一种进步。作家在把写作当作一种生命形式的同时，开始有了一种竞争意识。作家不能脱离社会，形成经营意识或许是一种必然。[8]
在对报告文学的创作进行考查时，不少文章还对近年作品文体的建构特色作了分析。王晖在《思维模式的转换和文化现象的重构》一文中指出，近年来报告文学超越自身旧有模式的特征之一，表现在思维方式的转换上——即由单纯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注脚、传播功能的教诲化，转换成以独立的文化批判话语，审视当代社会变迁，以反思、揭露和批判贯穿整个思维过程，力图提供具有宏阔文化视野的社会发展全景图。与此相联系的另一特征是，近年来的报告文学努力描述新的更广泛的文化环境并着力于文化现象的重构，使报告文学已不再只是政治生活现象的组合。作家们以更深邃、更富于历史感的目光去注视那些曾被反复措述过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整个大文化环境中的林林总总。新的更广阔的文化现象和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都得以重新结构——使它们更富概括性、社会性与历史感，较少的“政治味”虽然招致了“锋芒疲软”、“泛化对象”的诘难，它却是合乎现实的，也可以说仍是战斗的。[9]李炳银在谈到近期报告文学的发展现象时，也注意到了文体建构上出现的新特点：作者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而把视角有意识地扩展到历史文化领域，由此所产生的报告文学新形态，打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理论对报告文学题材的约束，把所有通过新的报告后对现实社会生活可能产生启发影响作用的题材都扩大到自己的创作选择范围中来。在一种看似游离现实生活的状态下对现实社会进行着一种交叉分析和认识；在用一种曲婉的方式对现实生活进行着也许是中肯的诊视和救治。在近两年的创作中，这种风格的作品显著地多了起来。在这里，报告文学找到了一方广阔的天地，找到了可以相对自由耕耘的土壤。在这样的天地土壤上，经营的对象看似历史文化，但收获的却是现实的洞明和自觉。[10]
从第三报告文学的特征上分析，报告文学的这种变化则可以概括为从宏大的社会问题回归到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识的探求；从现象透视转向历史观察；从二元判断改为多元思考；从强化主体意识变为强调客观实在；从煽情激越的话语转为冷峻的叙述。[11]
对报告文学文体性质的探讨
综观近年的报告文学文体理论研究文章，论题比较集中的仍然是对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性的认识问题。如何处理报告文学的真实与艺术的关系，是许多文章论述探讨的焦点。丁晓原在《论现代报告文学理论的建构》[12]一文中指出，报告文学是新闻与艺术的合一，这是对报告文学特质的总体把握。而新闻与艺术又是两个内涵丰富的范畴。他认为，报告文学的新闻性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时效，二是真实，将二者合一即说明报告文学必须报道新近的事实。丁文指出，报告文学的真实是一个三维结构，其中包括定位真实（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具体人事）、全息事实（内含全部材料及其细节是实有的）和体质真实（显示对象的内在特征）。三方面的真实组织一个结构，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失真，那么结构离散，报告文学就会失却必备的可信度。在谈到对报告文学的“报告”与“文学”的关系的理解至今存有分岐的原因时，丁文认为主要是论者将生活真实与艺术创造完全对立起来，只看到两者的矛盾，忽视了它们统一的一面。尽管真实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之别，但任何艺术都以真实为其“首美”。因此，应当以辩证的观点看待报告与文学的关系。报告文学的“母体”是新闻，但此后报告文学另立门户，说明它已有了别于新闻的新质；而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又从内质上将它与通常的纯文学区别了开来。杂优性与综合性应是这种文体的“自我”。杂优即谓各取新闻、文学之长，避其之短；综合，乃是合文学与非文学于一体。当然，其中关系的组合并非简单相加，而是以一种有序的结构一统天成的。关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张立国在《对报告文学真实性的再认识》[13]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优秀的报告文学应该具有尖锐的现实性和严格的真实性，这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和灵魂。但是报告文学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因为绝对真实只是一种理想境界，我们只能无限接近于它，却永远达不到它。文章从文学自身的角度和文体的角度比较详细地论证了报告文学的真实只是相对的真实，并从感觉真实、现状真实和本质真实三个层次对相对真实作了具体的界定。所谓感觉真实，是从作者和读者两个方面来说的。创作主体对于他要报告的对象首先要感到真实，当然仅仅有作者的感觉真实还不够，还要使作者的感觉真实变为读者的感觉真实。在这方面，报告文学与小说、诗歌等不同，它的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交流是对等的，主体无法也不能超越客体，这就保证了真实性的存在，并在逼真性的作用下，达到读者的感觉真实。感觉真实的依据是现状真实，没有现状真实作基础，就无法达到达到感觉真实。而现状真实的最低要求是基本事实准确，最高要求是在基本事实准确的前提下达到细节真实。所谓本质真实，是作家在生活的逻辑和关系中，在材料的收集考察中，发现规律的事物的本质。只要作家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就能克服主观随意性，以本质真实统帅材料真实，构成一个趋于绝对真实的世界。根据以上的分析，张文这样概括报告文学的“相对真实”标准：一是基本事实准确，二是抓住了事物本质，达到这两条就可说是真实的或基本真实的。
讨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在创作过程中具体涉及到对“虚构”的认识。在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比较多的文章仍然不主张虚构。报告文学家黄钢明确指出，“报告文学的一大特点或它全部生命之所系，是首先依存于它那完全的真实。所以，中国的前辈作家（最早论述报告文学精确定义的）茅盾先生讲，报告文学能够采用的手法，跟小说一样：可以采取各种手法，如描写、叙述、刻画、想象，但有一点与小说不同，它必须完全排除了虚构，这就是它的全部真实性。”[14]魏天真也认为，受制于真实性的报告文学绝不允许虚构。但报告文学的创作，和其它文学创作活动一样，其过程也离不开形象思维，离不开想象和再创造。要写出形象生动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反映事物的真实状貌及其诸多联系，不借助艺术思维也不可能。因此，报告文学创作中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矛盾焦点表现在想象与虚构的关系上。想象可能导致虚构，也可以是生活事实合乎逻辑的延伸；而虚构在报告文学中则完全有可能是一种盲目的臆测和对现实的故意歪曲。[15]蔡顺林认为，报告文学与小说等一般文学作品相比，除应具有本质的真实性之外，还应具有特殊的真实性材料的严格真实。报告文学不拒绝艺术的想象，但排斥虚构。因为艺术想象是以生活中的真正存在的人物、发生过的事件为依据，而以艺术地再现生活真实为目的。艺术想象与虚构不能混同。虚构，即不实，不真产，就是假报告。[16]程秀峰在谈到报告文学的审美特征时指出：“一个动人的、真实的故事，如果我们在描写上，把某一个情节到某个细节给虚构了，或者是夸张甚至歪曲了，那就会破坏整个报告文学的真实美。因一件小事是虚构的，就会导致‘假作真时真亦假’，人们就会怀疑你整个报告文学是虚假的。”[17]
对报告文学创作中的虚构现象，也有文章持宽容或肯定态度，王彬彬认为，“报告文学”这一称谓本身便意味着这一体裁自身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报告”，要求报告文学具有新闻报道般的真实性；“文学”，则要求报告文学具有文学作品应有的文学性。“有人说，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话充其量只说对了一半。说文学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至少同样有道理，应该意识到，报告文学是文学王国里的公民，如果丧失了起码的文学性，就要被驱逐出这个王国了。”王文借孔子的话形容报告文学：“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8]周城建在谈到《高原雪魂》的艺术特征时认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要求避免新闻报道式的囿于具体事实和对现实生活的“抄写”，否则会消失人物，“见事不见人”，成为材料的堆砌和罗列。因此，报告文学在发挥纪实性的同时，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丰满、达到立体化效果，十分重视作者的联想和想象的才能，同时还可注入作者的主观体验和人生感悟。在适当的情况下，还可根据人物性格和心理的逻辑与语境的需要以恰当的虚构和假拟。更甚者可以切入人物心理，开拓表现空间，进入隐秘的丰富的精神生活领域。[19]
在报告文学的文体审美范畴的研究上，章罗生的《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理性精神》[20]等文章，着重论述了理性精神之于报告文学的重要性。李炳银在《时代的呼唤》[21]一文中指出，报告文学离不开真实，但它看重对真实的解剖与生发。报告文学应是跳荡于社会生活真实海洋中的智慧灯火，它使人们在直接的感受理解中产生洞明，有一种理性的提升。可以说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理性是报告文学的灵魂。章罗生的文章则以新时期为依据，从哲理思辨精神、文化启蒙精神、历史反思精神等几个方面，对报告文学的理性精神进行了重点分析。魏天真的《论中国报告文学的悲剧情结》[22]则对报告文学的悲剧意识进行了认真的理论探讨。文章从报告文学创作的遵命性与个性化、社会功利性与艺术超越性、艺术思维与客观现实等的两难处境以及文本内容的严肃性、人物的悲剧性、悲剧情境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文体的悲剧特征。薛传芝的《报告文学议论的美学品格》[23]，抓住报告文学作家可以直接出面对报告中的人事进行议论、评价、阐发自己的见解的文体特征，从深邃美、形象美、情感美和简洁美四个方面论述了报告文学议论的理想品格。李勇的《现当代报告文学发展中的文体把握》[24]，则具体探讨了报告文学体式发展中出现的几种类型，并对文体实践出现的创新势态作了条分缕析的描述。
这两年对新时期报告文学进行总体研究的文章还有杨美进的《论新时期宏观报告文学》[25]、梁多亮的《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繁荣与发展》[26]、柏文猛的《简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得与失》[27]、马永强《近几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嬗变与新走向》[28]等。其他如丁晓原《文学性：报告文学六十年研究述略》[29]、《论现代报告文学理论建设的若干特征》[30]、曾绍仪《关于报告文学的回顾与思考》[31]、郭关昆《报告文学的起源及流变》[32]、叶素青《论报告文学中的‘狂徒’现象》。[33]李斌《论抗战报告文学的新启蒙内含》[34]、张宝华《夏衍报告文学漫议》[35]等，都在不同的研究课题中体现着各自的见解，对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理论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注释：
[1]参见《文学报》1994年9月1日。
[2]《文艺评论》1995年1期。
[3]《中华文学选刊》1996年2期。
[4]《人民日报》1995年5月30日。
[5]《湘潭大学学报》1995年2期。
[6]《文艺评论》1995年1期。
[7]《文艺评论》1994年4期。
[8]参见《光明日报》1994年5月10日5版。
[9]《文艺评论》1995年1期。
[10]《中华文学选刊》1996年2期。
[11]参见《光明日报》1994年5月10日5版。
[12]《学习与探索》1995年3期。
[13]《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2期。
[14]《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4年1期。
[15]《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6期。
[16]《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4年4期。
[17]《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4年2期。
[18]《文汇报》1994年2月20日。
[19]《文艺报》1995年7月14日。
[20]《求索》1995年6期。
[21]《人民日报》1995年5月30日。
[22]《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6期。
[23]《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2期。
[24]《中文自修》1994年12期。
[25]《成都大学学报》1994年1期。
[26]《宜宾师专学报》1994年3期。
[27]《盐城师专学报》1994年4期。
[28]《朔方》1994年9期。
[29]《社科信息》1995年3期。
[30]《江海学刊》1994年3期。
[31]《湘潭大学学报》1995年2期。
[32]《渤海学刊》1994年4期。
[33]《福建学刊》1995年2期。
[34]《学术研究》1995年4期。
[35]《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