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有何相干？
——就一个学界热点问题回应张西平先生*#
刘耘华 上海师范大学
请允许笔者先交代一下此文的缘起。2018年11月3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十八世纪研究高峰论坛”工作坊，主事者金雯（JIN Wen）教授邀请著名学者张西平教授做主旨发言，同时又请我做一个同样时间的回应。张先生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其核心观点是：19世纪以后西方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把西方文化这种地域性的经验视为全球性的经验，西方文化的自我表述就成为全球各种文化的统一表述，西方代表着普遍真理和人类未来。西方的道路受到美化，西方文化和精神发展史被认为是“一个自我成长的历史”，把在漫长历史中阿拉伯文化、东方文化的影响与贡献完全忽略；同时，西方殖民者被当成“真理”与“公义”的传播者，其殖民历史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其他文化的灭绝和罪恶便理所当然地可以忽略不计。张先生以启蒙时期欧洲与中国文化的“事实联系”驳斥了上述看法。他认为，16—18世纪中国思想和文化在欧洲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形成了“持续百年的中国热”，“这既是中国思想文化融入欧洲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是欧洲自身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是欧洲思想变迁的内部需要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揭示了中国思想文化特点所具有的现代性内涵与世界意义”；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从中西之间长时段的事实关联等方面入手，来破除“欧洲思想自身成圣的神话”。1 张西平：《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19年第2卷第3期，第411—427页。［ZHANG Xiping, “Zhongguo wenhua de shijiexing yiyi—yi qimeng sixiang yu Zhongguo wenhuaguanxi wei shijiao”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Enlightenment and Chinese Culture), Guoji bijiaowenxu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2, no.3 (2019): 411-27.］
②建立主管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分析会商水环境监管情况，建立统一、高效、协调的监管机制。
当时我的回应，主要侧重于重农学派（Physiocracy）所表彰的儒家“自然秩序”和孟德斯鸠（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所责难于儒家之轻视科学的面向。我感到儒家传统素来以“体用本末”来应对和处置“道器”关系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重“道”轻“器”倾向，的确严重地忽视了“技术变革”对于“思想改进”的重要意义。晚明清初的中国士人，只有徐光启（XU Guangqi）、李之藻（LI Zhizao）、江永（JIANG Yong）等极少数人能够在思想史的脉络下正面肯定西方“象数之学”的价值，而王夫之（WANG Fuzhi）、黄宗羲（HUANG Zongxi）、方以智（FANG Yizhi）等当时极负盛名的大思想家，一方面指出道器本末彼此藏护、相互成就，另一方面却在面对西学之时割裂体用本末的应然关系，常常忽略、甚至蔑视西学之“体”，方以智所云“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2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FANG Yizhi, Wuli xiaoshi ·zixu (A Treatise on Natural Philosophy, Preface).］按：“通几”二字出于《周易·系辞下》。侯外庐等认为，此言所云“通几”当指《西学凡》中的“理科”，即今日之“哲学”，求“所以为物之至理也”（详见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9—1131页）。 ［HOU Wailu, Zhongguo sixiang tongshi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vol.5,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1129-31.］ 在当时西方人（包括来华传教士）的心目中，“道科”高于自然科学和哲学（即“理科”，时译“格物穷理之学”）。不过，李之藻的《天学初函》只分理、器二编，“理编”包括了属于“道科”的著述，并未把后者特别地标示出来。之论，最能代表一般士人对于西学之看法和定位。受康熙帝的影响，清代前中期中国士人对西方历算之学多有用力，但是，一旦涉及对西学的评价，就连一向标举“实事求是”的朴学巨子，都会拘泥于“以夏变夷”的“政治正确”而盲目于西学之精义。3 李天纲著《跨文化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10—111页；［LI Tiangang, Kua wenhua quanshi: jingxue yu shenxue de xiangyu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he Encounter between Chinese Classics and Western Theology),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07, 110-11.］ 拙著《依天立义：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应对天主教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7—74页，［LIU Yunhua, Yitian liyi: Qingdai qianzhongqi jiangnanwenren yingdui tianzhujiao wenhua yanjiu (Meaning-Making by Virtue of “Tian”: Jiangnan Literati’s Response to Catholic Culture in the Early and Mid Qing),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2014, 67-74.］ 对此亦有论述，请参看。
预防疾病的发生，主要在于平时的饲养管理工作，所以加强饲养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平时要搞好猪舍内卫生，经常清除粪便，不给猪饲喂污染的泔水。严格按照猪场消毒制度定期对猪舍进行消毒，防止病毒侵入猪群，防止猪群感染疾病。饲养员要精心护理新生仔猪，注意保暖，给仔猪提供松软、舒适的草垫，防止其感染疾病。除此之外，坚持自繁自养原则，从根本上防止猪流行性腹泻病的感染。若需要引种，在引种之前进行病原检测，而且需要在没有疫病的猪场中选择健康种猪或者仔猪进行引入。引入后也不能直接混群饲养，需要对引入的猪群进行2～4周的隔离，经观察确诊为无病毒携带，才可以混群饲养。
张先生的演讲所探讨的17—18世纪欧洲“中国热”，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不过，在如何对这一事实做出认识和评价方面却富有争议，以至于它已然成为中西文化与思想史上的一个“热点”。在这个持续百年的中西交往过程中，中国对欧洲启蒙思想与文化是产生了实质上的“影响”呢，抑或只是欧洲借中国的“形象或幻像”（image or vision）所展开的自我建构？这两种观点彼此对立，甚至互不相容。美国学者雅克布森（Stefan G.Jacobson）曾撰长文对此予以辨析，可参阅。4 Stefan G.Jacobson, “Chinese Influences of Images? Fluctuating Histories of How Enlightenment Europe Read Chi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4, no.3 (September 2013): 623-60.很显然，张先生的观点既可视为对“亲华派”（Sinophilists）之“影响论”的一个确认，又是对后者的一个超越性延伸(如对欧洲自我成圣的神话的批判，很有力度)。在“亲华派”的阵营里，李约瑟（Joseph Needham）、谢和耐（Jacques Gernet）是最杰出的两位学者。李氏最早提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先定和谐等“有机论”哲学均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详后），而谢氏认为“发现和认识中国，对于18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正是这种哲学，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5 谢和耐：《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与中国的接触》［Jacques Gernet, Shiqi shiba shiji Ouzhou yu Zhongguo de jiechu (The Contact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转引自张西平：《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19年第2卷第3期，第411—427页。［ZHANG Xiping, “Zhongguo wenhua de shijiexing yiyi—yi qimeng sixiang yu Zhongguo wenhuaguanxi wei shijiao” (The Worldwid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uropean Enlightenment and Chinese Culture), Guoji bijiaowenxu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2, no.3 (2019): 411-27.］“没有中国，我们就不是今天的我们”。6 谢和耐：《中国人的智慧》，何高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2页。［Jacques Gernet, Zhongguoren de zhihui (L’Intelligence de la Chine: le social et le mental), trans.HE Gaoji,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2004, preface, 2.］而另一方面，认定中国文化对于启蒙思想只是一种“催化剂”（catalyst）或“灵感”（inspiration）而无实质“影响”的学者，却并非尽是“厌华者”（Sinophobists）。由于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赛义德（Edward Said）的影响或感染，这类研究在晚近西方学界似反而气势占优，如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Mungello）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陆续发表的系列论文7 David E.Mungello,“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uestion ‘Did China Have Scienc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2, no.4 (October 1972): 467-78； “Sinological Torqu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Preoccupations on Seventeenth-Century Missionary 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8, no.2 (April 1978): 123-41； “Some Recent Studies on the Conflu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0, no.4 (October-December, 1979): 649-61.以及1997年撰写的会议论文《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中国到底有多重要？》、8 收入李文潮、H.波塞尔编：《莱布尼茨与中国——〈中国近事〉发表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李文潮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5—55页。［LI Wenchao and H.Hans Poser, eds., Laibunici yu Zhongguo: “Zhongguo jinshi” fabiao 300 zhounian guoji xueshu taolunhui lunwenji (Das Neueste über China: G.W.Leibnizens Novissima Sinica von 1697: Internationale Symposium, Berlin, 4.bis 7.Oktober 1997), trans.LI Wenchao,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2, 45-55.］库克（Daniel J.Cook）等人的《莱布尼茨与中国思想之间的先定和谐》、9 Daniel J.Cook and Henry Rosemont, Jr., “The Pre-established Harmony between Leibniz and Chinese Though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2, no.2 (April-June, 1981): 253-67.戴维斯（Walter W.Davis）的《中国，儒家理想与欧洲启蒙时代》、10 W.W.Davis, “China, the Confucian Ideal, and the European Age of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 no.4 (October-December, 1983): 523-48.莱利摩尔（Mark Larrimore）的《伦理学史上的东方主义和反唯意志论：论沃尔夫的〈关于中国实践哲学的演讲〉》，11 Mark Larrimore, “Orientalism and Antivoluntarism in the History of Ethics: On Christian Wolff’s Oratio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28, no.2 (Summer 2000): 189-219.等等，都持后一种看法。
主要危害酸樱桃的新梢。病菌刺激枝条上的不定芽，大量萌发成小枝，并在这些小枝上再萌发出次生小枝，使病枝呈簇生状。病枝叶片背面生有灰白色粉状物，病枝可存活数年，但不能开花结果。
3.理和单子都是把单个的单位连接起来构成一有机整体，但自身不能分成部分的形而上学存在；
如何应对和解决上述分歧？前揭雅克布森的论文指出，通过关注其操演性（performativity），我们就会发现“影响”与“幻像”实际上是相互缠夹交织的（entangled），藉此研究者也可摆脱二者之间的无谓论争。12 Stefan G.Jacobson, “Chinese Influences of Images? Fluctuating Histories of How Enlightenment Europe Read China,” 627. 所谓“关注其操演性”，无非是指对特定时空下新思想之具体发生过程的研究。一旦把过程弄清楚了，“影响”论或“幻像”论孰是孰非，也许就会跟着水落石出吧。
总而言之，国内人造金红石制备过程中总体呈现出以下问题：产品粉化严重；盐酸再生回收利用困难；设备腐蚀严重。
由于“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的论域太宽，区区小文无法全面展示，笔者拟以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对儒家之“理”与“太极”的接受和诠释为切入点来展开讨论与反思。
一、自然神学视域下的儒家之“理”
自然神学是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共同选择，但是，各人的具体看法却千差万别，以至于很难给自然神论下一个普适性的界定。以理性和启示之两极为标准来衡量，则大致可以区分出三种彼此交缠的不同倾向：一是延续了阿奎那的传统，主张人类借助自然理性之光，可以得到关于上帝的确定性知识与“真理”（如上帝存在、上帝是“一”，等等；“启示真理”则超出人类理智之上，不可“理”论），如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二是倾向于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的立场（接近于无神论），如荷兰学者沃西乌斯（Isaac Vossius，1618—1689)、英国学者坦普尔（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法国学者德·博瓦耶（Marquis d'Argens, Jean-Baptiste de Boyer，1703—1771）、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等等；三是折衷于上述两者之间，一方面承认上帝是“惟一的创世者”“自因”“第一原理”，另一方面又主张“原理”“依据”“理性”“精神”等已内在于上帝所创造的“自然”之中（主要关心“内在性”，而忽视或甚少讨论“超越性”的“启示真理”）。三种倾向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知识与道德可以在没有神启（revelation）的前提下“自然地获得”，而其目标，根据皮特·白恩（Peter Byrne）的说法就是：把“启示教义”撇在一边，以纯粹的自然宗教取而代之。从消极的方面说，凡是对基督教启示教义做出否定性批判者都是自然神论者（deists）；从积极的方面说，相信理性和自然足够为人类提供救赎者（即勿需“信仰”“神启”或“天意”的帮助）也是自然神论者。13 Peter Byrne, Natural Religion and the Nature of Religion: The Legacy of De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reface, xiv.
自然神学为启蒙时期中西思想的交往和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本文试以最具代表性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Leibniz，1646—1716）和马勒伯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1638—1715）为例来阐述自然神论者对儒家之“理”的接受和诠释。总体而言，莱氏与马氏可归属于上述折衷派，但是前者所承接的主要是斯宾诺莎，而后者则主要承接笛卡尔的自然神学言述脉络。
2.1.2 乙醇用量对多酚提取率的影响 随着乙醇用量的增加,甘薯叶多酚的提取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图3),因此，乙醇量多少对多酚提取效果影响明显．当乙醇用量为3.0 g时,多酚得率最高．在植物体内,多酚和蛋白质常以氢键的作用力相结合,乙醇质量分数过低不足以破坏氢键,导致多酚得率不高[6];另外,当提取剂中水的比例过高时,会大量溶解糖类等水溶性物质[7],这种情况也会降低多酚得率;而乙醇质量分数过高会导致大量脂溶性物质的溶出[8]．3.0 g乙醇的极性可能与多酚类化合物的极性比较相近,用该浓度的乙醇溶液提取多酚效果最好,得率最高．所以确定乙醇用量为3.0 g．
根据附录于《一个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关于上帝的存和本性》之后的《告读者书》，马氏受到巴黎外方会士梁宏仁（Arthus de Lionne，曾于1689年至1702年在福建等地传教）的多次恳求而撰写此书，其目的是反驳儒家关于“神”的看法。不过，此书始终是围绕“理气”来展开论述的，马氏最后把梁宏仁转述的儒家关于理气的看法归纳为六点，此一并转录于下：
ATB混合料使用15T自卸汽车进行运输，车厢应洁净且底板与侧板涂一层薄油水，避免混合料粘厢。装料过程中，装料车应按前—后—中的顺序呈品字形装料，以减少混合料离析，装料完成后应使用篷布覆盖混合料，以防雨、保温、防污染。运料车辆轮胎应保持洁净，避免进场后污染透层油，影响层间黏结效果。
1.有两种存在体，一个是理，或者至上的理性、法则、智慧、正义。另一个是气。
高压与低压是普通人的称呼，在医学上称为收缩压与舒张压。对应的是心脏收缩期血液对血管壁的最高压力值和心脏舒张期血管壁对血液的最低压力值。在心脏收缩射血时，整个动脉系统就好比一个气球一样被拉伸膨胀容纳心脏射出的血液，这时候的最大压力是收缩压。当心脏收缩时，主动脉瓣关闭，动脉系统又靠自己的弹性回缩挤压血液继续前行，这时的最低压力值就是舒张压。收缩压与舒张压彼此往复，血液在它们共同推动下而循环不息。
1.《易经》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数学之间的一致；
3.理本身不能单独存在，不能孤立于气。他们显然是把理看作一个形式，或者分布在气里的一种性质。
7.太极代表从形而上学层面转入物理学层面的“大全”，它包含一切组成部分，并排除真空的可能性；
5.理并无自由，它之所以行动，只是由于它的本性的必然性，既不知道，而且对它所做的一切也毫无意愿。
6.理使适合于接受智慧、明智、正义的部分物质成为有智慧的，有明智的，有正义的。因为按照我说的儒家们的话，人的精神不过是净化了的，或者适合于理所示知的，从而使之明智起来或能思考的物质。显然，就是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理是照耀一切人的光，是在理中我们看到万物。14 马勒伯朗士：《一个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和本性》，庞景仁译，收入庞景仁：《马勒伯朗士的“神”的观念和朱熹的“理”的观念》，冯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33—234页。［Nicolas Malebranche, “Yige jidujiao zhexuejia yu yige Zhongguo zhexuejia de duihua: lun shangdi de cunzai he benxing” (Entretien d’un philosophe chrétien avec un philosophe chinois sur l’existence et la nature de Dieu), trans.and ed.PANG Jingren, in Malebolangshi de “Shen” de guannian he Zhu Xi de “li” de guannian (Malebranche’s “God” and Zhu Xi’s “Li”), trans.FENG Jun, Beijing: S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233-34.］
这个转述，基本上合乎中国理气观的本义。马氏对其所做的“驳正”则完全基于基督教神学，大致说来，即：“理”既是智慧、明智、正义而又不是“精神”“理智”，这是矛盾的；“理”既是至上的，却又依附于“气”（物质），这是矛盾的；“净化的、有机的气”（精气，只是“物质”的一部分）作为“精神”或“灵魂”，并非“无限的实体”，如果“理”的智慧、明智、正义只限于在这种“气”，那么，“理”也就不是“无限的实体”。另一方面，马氏对于作为“无限存在体”的“上帝”的阐述，如既是“完全单一”又是“无限的多样性”，一个“无限强大、无限明智、永远以一种前后一致的方式行动的存在体”，完美地协调存有之“关系”的看法，以及对“知觉”的强调，可能对莱布尼茨产生了影响。有学者就指出，在关于“先定和谐”、“理”的精神性方面，莱氏与马氏的看法类似；此外马氏还激发了莱氏在玄学层面对中西思想比较的探寻。15 Gregory M.Reihman, “Malebranche’s Influence on Leibniz’s Writing on China,”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5, no.3 (July 2015): 846-68.
尽管未曾予以指明，马氏书中的“中国哲学家”是具有明显的“无神论”色彩的，但莱氏从自然神学的视角来审视儒家，主张后者实质上是“有神论者”，因而自然更偏重于“探寻二者之间的一致性”（the search for accord），孟德卫将其概述为12个方面：
4.理和单子的形而上方面的相同点是通过过程实现的；
2.理和气（物质）是永恒的存在体。
2.儒家“理、事”观与莱布尼茨单子论所蕴含的单子与现象关系之间的一致；理、事之间的中介“气”，单子（monads）与现象之间的中介“活力”，都涉及物理学上“力”的概念；
治疗4周后，2组患者的FMA-UE、MBI和肩关节各方向主动关节活动度均有明显提高(均P<0.05)，观察组的FMA-UE和肩关节前屈、水平内收、水平外展主动关节活动度提高程度更高于对照组(均P<0.05)，2组患者的肩关节后伸、MBI改善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3。
食物为奶牛的生命活动和生产活动提供所需的能量及热能，当外界环境温度升高，奶牛散热发生困难出现应激反应时，食欲便会下降。当环境温度升高到30 ℃以上时，奶牛的采食量急剧下降；当环境温度达到40 ℃时，奶牛的采食量仅为正常采食量的20%～40%。
大豆出苗后用的除草剂又分为出草早期适用的和出苗后期适用的除草剂。出苗后期适用的药剂有拿朴净、精稳杀得、精禾草克、高效盖草能等杀禾本科杂草的。一般都要和防除阔叶杂草的除草剂混用。防治阔叶杂草的药剂有虎威、杂草焚、克莠灵等。12.5%拿朴净机油乳剂每公顷用药量1～1.5公升，15%精稳杀得乳油每公顷用药量0.75～1公升。10.85%高效盖草能乳油每公顷用药量0.14～0.16公升。25%虎威水剂每公顷1～1.5公升。21.4%杂草焚水剂每公顷用1.5～2公升。
8.太极本质上是关系上的顺序（秩序），它与莱布尼茨的空间概念是一致的，后者否认真空、否认时间与空间为绝对实在。
5.理和单子都是既特殊又普遍的，后者分别由太极和上帝来表示；
6.理和单子的本质归根结蒂是理性的和精神性的，两者都具有逻辑上先于其现象界的表现这种形式；
4.理既不明智，也无智慧，虽然它是至上的明智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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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人的“神”与基督徒的“神”之间具有类同性：祭祀的顺序和等级具有某种合理性；
10.中国人的“上帝”“天”“理”同基督教的上帝概念是相近的。太极、理、气合在一起，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一致；
11.中国人有无形的精神实体“灵魂”同物质性的精神实体相区别的观念。前者与基督教的“灵魂”相近；
12.中国人有死后受赏罚的教义。在赏罚中，“上帝”是正义的施与者，这种教义暗含着灵魂不朽和天赋正义这两个基督教的概念。16 孟德卫：《莱布尼茨和儒学》，张学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4—105页。［D.E.Mungello,Laibunici he Ruxue (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The Search for Accord), trans.ZHANG Xuezhi,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104-5.］
这些观点集中地体现在莱布尼茨于1715年11月至1716年5月之间撰写的《论中国的自然神学》（又名《关于中国哲学致雷蒙德（M.de Rémond）的信》）之中。1715年9月，雷蒙德将巴黎外方会于1701年结集出版的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6—1654）撰《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和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1602—1669）撰《论在中国传教的几个重要问题》，连同马勒伯朗士于1707年撰写的《一个基督教哲人与一个中国哲人关于上帝存在及其本质的对话》，一并寄给莱氏并嘱其回应。这篇以信函形式写就的论文（信函并未寄出），撰于莱氏临终之前半年，尽管远非其思想之结穴所在，但无疑也凝结了他一生的心血。其参考文献，首先是前揭龙华民、利安当和马勒伯朗士的著述；其次是莱氏一生都在搜寻并裒辑的相关材料，特别是借助入华传教士所掌握的材料，如自17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与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闵明我（Philippus Grimaldi，1638—1712）、17 按：此人为耶稣会士，在多明我修士闵明我（Domingo F.Navarrete，1610—1689）离开中国之后，顶替其名进入北京。1689年7月上中旬，莱布尼茨曾在罗马与他会面并相处了一段时间。详见李文潮搜集整理：《“莱布尼茨与中国”编年表》，见李文潮、张西平主编：《中国近事》，梅谦立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LI Wenchao and ZHANG Xiping, eds., Zhongguo jinshi (Novissima Sinica), trans.Thierry Meynard,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05, 167.］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等多位耶稣会士的往返书信。他据此于1697年出版了《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 ），在此书序言《致读者》中，他指出中国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实践哲学”（道德与政治学）等方面优于欧洲。为了解决欧洲“空前的道德没落”和“人与人相互为狼”的现实状况，他呼吁“邀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传授如何应用和实践自然神学”。18 莱布尼茨：《致读者》，见李文潮、张西平主编：《中国近事》，梅谦立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6页。［LI Wenchao and ZHANG Xiping, eds., Zhongguo jinshi (Novissima Sinica), trans.Thierry Meynard,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05, 2-6.］1700年，正值“中国礼仪之争”舆情鼎沸之时，他又发表《论孔子的民间崇拜》（On the Civil Cult of Confucius），坚持认为中国人“既非偶像崇拜者，亦非无神论者”。19 Daniel J.Cook and Henry Rosemont, Jr., eds., Leibniz: Writings on China (Chicago: Open Court, 1994), 61-65.此外，在撰写《论中国的自然神学》的过程中，他又与牛顿学派的学者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围绕“世界的神圣秩序”“空间（实体）与真空”“充足理由的原则”等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论辩，其中始终贯穿着“单子论”“先定和谐”和自然神学等问题，而后者，正是他解释中国儒家思想的基本立场。20 Albert Ribas, “ Leibniz's ‘Discourse on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the Chinese' and the Leibniz-Clarke Controvers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3, no.1 (January 2003): 64-86.
龙华民和利安当在前揭文献中指出，中国人主张万物皆源于“理气”构成的太极，“理”虽然具有上帝才合适拥有的品质和完美（也是正义、智慧和德行之源），但是毫无“灵性”“精神”或“意识”的内涵，故其实质乃“原始物质”，“气”则是一种可变的物质（“元气”“精气”“粗气”等）。“理”“气”合一，滋生出“五行”和万物；中国人崇拜并祭祀神灵，后者以“气”为本质，有生死终始，但无生命、智慧和自由。究其实，“理气”论隐含了“致命的毒药”，中国人对西方的“灵魂”与“上帝”没有“真知识”，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无神论者”。这也是当时欧洲的主流意见（按：1715年3月19日，即莱布尼茨打算撰写《论中国的自然神学》之前半年左右，教皇克莱蒙十一世发布禁止（基督徒参与）中国礼仪的敕令《自那一日》，重申1704年的七条禁约。龙华民、利安当的观点，为禁约之发布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撑）。
莱布尼茨对此做出了逆向的阅读。他认为龙华民、利安当误解了“太极”“理”“气”等概念，因为，从纯粹被动的“原始物质”中去寻找秩序、规范和形式之源是不可理解的，特别是，把这种荒诞行为归之于中国人——莱氏称之为“东方的欧洲人”就更加不可理解。21 Cook and Rosemont, Jr., eds., Leibniz: Writings on China , 84-85.“理”作为“单子”的对应性概念，既是本质、原理、精神又不离“活力”之“气”（既普遍又特殊，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中国人的“上帝”“天”“理”同基督教的上帝概念是相近的——是“最高本质”“绝对精神”“纯粹的善”“正义、美德、智慧、秩序的终极来源”“灵魂”“有活力的本质（单子）”，它是恒在“世界（自然）”之中、并让“世界（自然）”自我持存、生长和运转的“秩序之力”，而非在超越于“世界（自然）”之外的全能的“干涉者”（Interposer）。无数“单子”之间，存在着“先定的和谐”（pre-established harmony）。22 Ibid., 75-138.中译本见秦家懿编著：《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第67—131页。按：关于龙华民和利安当的引言也出自这一文献。［QIN Jiayi, ed., Deguo zhexuejia lun Zhongguo (German Philosophers’ View on China),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1999, 67-131.］所以，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自然神论者”。这一解读，也完全异于利玛窦把“太极”和“理”视为“依赖”的理解。
我感到，莱布尼茨之所以在解读中国文化方面敢于违背主流意见，主要的依靠是白晋。后者以及他所创立的清初耶稣会“索隐派”（或译“象征派”）中的其他人士，可谓来华耶稣会“适应策略”的极端派，他们不仅把天主教的“Deus”与“天”“上帝”“三后”等本土概念对应起来，而且还进一步把文王、武王、五帝等“受命于天”的有德帝王与“道成肉身”的耶稣对应起来，23 笔者对此曾有论述，请参看拙著《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5—274页。［LIU Yunhua, Quanshi de yuanhuan: Mingmo Qingchu chuanjiaoshi dui rujiajingdian de jieshi ji qi bentu huiying (The Circle of Hermeneutics: The Jesui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Chinese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265-74.］这种在中西远古文化之间寻求“共同象征”的做法，很投合莱氏的“普遍主义”立场；此外，白晋在致莱布尼茨等欧洲贤哲的信函以及于1697年出版的《康熙皇帝传》（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中多次谈到早期儒家与基督教一样，均合乎“自然律”（the law of Nature）和“道德理性”，24 详见德国学者柯兰霓：《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李岩译，张西平、雷立柏校，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30—50页。［Claudia von Collani, Yesuhuishi Bai Jin de shengping yu zhuzuo (P.Joachim Bouvet S.J.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trans.LI Yan, eds.ZHANG Xiping and Leopold Leeb,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09, 30-50.］ Daniel J.Cook, “Leibniz, China, and the Problem of Pagan Wisdo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5, no.3 (July 2015): 940.这与莱氏的自然神学立场“相近”。只不过，莱氏依据自己的自然神学观对理与太极等概念做出了独特的新解释，因而实质上是其自然神论的自我操演。解释的具体内容，除了莱氏自己的活力单子论或“隐德来希”（entelechy）、先定和谐论、二进制等内涵之外，也受到了马勒伯朗士的一些影响。
二、“ 植入式影响”抑或“确认式影响”？——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之关系再思考
有关莱布尼茨与中国思想之间关系的讨论，集中地体现在“单子论”的来源问题上。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率先指出莱布尼茨以“单子论”为核心的“有机论哲学”应该受到了新儒家（指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的影响，因为“有机论”在西方很罕见而在中国却一直如此；此外，“单子”“先定和谐”等成熟期思想概念的术语未出现于莱氏的早期著述，特别是未出现在撰于1685年至1686年之间的《形而上学论》（Discourse on Metaphysics ）之中（此书被公认具有莱氏思想体系中所有的关键要素），在此，李约瑟进一步推测“单子”等术语是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之后才产生的。25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vol.2 (Cambridge 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496-505.英国汉学家修中诚（Ernest R.Hughes）、捷克汉学家赞普林（Artur Zempliner）均附和此说，后者进一步指出，莱氏受到中国“辩证法”影响。26 孟德卫：《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中国到底有多重要？》，收入李文潮、H.波塞尔编：《莱布尼茨与中国——〈中国近事〉发表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9页。［D.E.Mungello, “Zai Laibunici de zhexue zhong Zhongguo daodi you duo zhongyao?” (How Important Is China in Leibniz’s Philosophy?), in Laibunici yu Zhongguo: “Zhongguo jinshi” fabiao 300 zhounian guoji xueshu taolunhui lunwenji (Das Neueste über China: G.W.Leibnizens Novissima Sinica von 1697: Internationale Symposium, Berlin, 4.bis 7.Oktober 1997), eds.LI Wenchao and H.Hans Poser,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2, 49.］
莱氏的“单子论”认为，世界（自然）是由无量数、具有等级差异的“单子”构成的。单子是“被创造的”，不能自我“生成”或“毁灭”。单子没有“部分”，永不分解和变化（不受“外部”的影响，没有与外界交流的“窗户”），没有“广延性”，是单纯的、具有知觉能力的精神实体或者说“灵魂”，是有活力的、能动的实体。单子的变化（指单子的知觉变化所造成的“欲望”）完全是“内在的”。这是一种“一之多”（a multitude in the unity or in a simple substance）。一切事物皆有知觉，最低级的单子只有微知觉，例如无生命的事物；较高级的单子具有较清晰的知觉和记忆，有感性灵魂，如动物；更高一级的单子，不仅具有清晰的知觉和记忆，而且有理性灵魂，能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人就是由这类单子构成的；最高级的单子是上帝，它具有最完满的智慧。在莱布尼茨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依据其单子的高低之分，形成一个绝无间断的系列，宇宙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单子的飞跃。单子之间没有物理上的内外作用，但却有着理念上的彼此呼应，这是由上帝确定的。上帝在创造单子的时候，使一切单子均具有关于同一个宇宙的全部知觉，但是各自具有固定的等级位置（“活动”不同）。某一单子的发展和变化，必然地（指按照上帝制定的自然律）会有周围其他单子的同样比例的发展和变化，也即，一切单子均相互和谐一致地发展和变化。这就是莱布尼茨所称的“先定和谐”。上帝使彼此不相干的单子成为一个“整体”。每个单子具有自身的“隐德来希”（自身可能性的完满实现），但是只有上帝是绝对、无限的“隐德来希”。作为宇宙“单子之城”的绝对“君主”，上帝自身之内的绝对和谐（例如作为“数学家”“建筑师”“立法者”，各种职能丝丝入扣、完美吻合），也完整地体现在其“作品”（世界）之中。27 本段文字是对莱布尼茨晚年关于单子的90条论断的选择性概述。这些论断在1720年被文献整理者命名为“Monadology”。详见：Leroy E.Loemker, ed., G.W.Leibniz: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643-52.
将莱氏的上述思想与宋明理学的“理”“理气关系”（即上述泽普林等所谓“中国辩证法”）相对勘，“理”与“单子”、理气关系与单子之间通过“活力”实现自己而体现出来的“有机论”与“和谐论”实在是相差太远了。限于篇幅，我们对此不做展开的讨论，这里仅将唐君毅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之理的看法转述如下。唐先生认为，“理”的主要含义可分疏为文理、名理、空理、性理、事理和物理等六种，其要义是：“文理之理，乃人伦人文之理，即人与人相互活动或相互表现其精神，而合成之社会或客观精神中之理。名理玄理之理，是由思想名言所显之意理，而或通于哲学之本体论上之理者。空理之理，是一种由思想言说以超越思想言说所显之理（隋唐佛学家所重之理）。性理之理，是人生行为之内在的当然之理，而有形而上之意义并通于天理者。事理之理，是历史事件之理。物理之理，是作为客观对象看的存在事物之理。”唐氏又把先秦文献中的理之含义厘分为荀子、韩非子的理（物之形式形状而依于物的形而下的物理），庄子的天理（万物之理、天地之理），墨子的理（衡定名言判断是否合乎其实、推理是否正当的理），孟子的理（道德上发自内心的当然之理）和荀子与《礼记》的理（礼乐社会政治制度的仪文，属于上述六种含义中的文理）等五种，认为第五种含义将理之分别条贯义与总持义由礼乐联系贯通，是当时所谓理之主要涵义所在。28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香港：新亚书院研究所出版，东方人文学会发行，1974年，第4页、第20-25页。［TANG Junyi, Zhongguo zhexue yuanlun: daolun pian (Theori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troduction), Hongkong: New Asia Institute of Advanced Chinese Studies, 1974, 4, 20-25.］总之，各种“理”都是寄寓于自然世界或人事活动（在本体论的层面，自然与人事都是“气”。“精气”具有感觉或理智的功能）之中的实然、必然或应然的规律和法则，而非精神或灵魂、且具有“活力”的“实体”。
二进制是另一个话题。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在1701年11月4日致莱氏的信中，首次将它与《周易》的先天卦图（实际上是邵雍在先天八卦图的基础上所做的64卦图）联系起来，认为在后者之中隐藏着远古的科学密码和神学“真理”。莱布尼茨对此倍感惊喜和激动（于1703年4月1日才收到），并曾广为散布二进制与《周易》的“内在”契合，以为它可以说服中国人相信上帝“无中造有”（ex nihilo ）的奥秘。29 这是因为在16—17世纪，欧洲思想界和科学界围绕上帝作为“数学家”，应该采用什么“数字”作为宇宙设计的基数（number base）展开过激烈论争。如英国数学家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1560—1621）尝试过十进制以外的各种数字（包括二进制），西班牙哲学家洛克威茨（Juan Caramuel y Lobkowitz，1606—1682）尝试过从2到12的各种可能性。莱布尼茨自己曾经根据“四元素”（火、水、气、土）认为“4”是这个“上帝之数”，后来才根据最简单、最有效的原则，提出二进制的设想（只用0和1，象征着“无中生有”）。读到白晋的附会式诠释之后，莱氏可谓大喜过望，进而更加确信自己的“发明”。详见：Frank J.Swetz, “Leibniz, the Yijing , and the Religious Conversion of the Chinese,” Mathematics Magazine 76, no.4 (October 2003), 276-91.当然，实际上这是一种以“客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观臆想”，一种“索隐学式”（Figurist）的解释。
实际上，无论“单子论”“先定和谐”“隐德莱希”，还是“二进制”，莱氏自己的独特思想早在接触中国文化之前即已成型。二者之间的直接联系，除了缺乏坚实可靠的外部证据，更关键的是，“单子”与“理”、二进制与先天卦图等等之间不存在内在的一致性。笔者同样认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先定和谐”“二进制”等成熟期思想不可能受到中国理学的“植入式影响”（即使李约瑟、修中诚等人也只是在做一种推测性的判断）。以此来衡量，莱布尼茨的哲学与中国文化之间其实未产生实质的交融，也即，从根本上说，莱氏的哲学是一种局限于欧洲自身之内的思想运动，用张西平先生的话来说即一种“自我成长的运动”。
但是这个判断，可以推扩到整个启蒙时期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之中吗？换言之，启蒙思想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吗？我认为上述判断基本上可以适用于整个启蒙运动，换言之：启蒙思想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并未受到中国文化的“植入式影响”。因为，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观念，与中国自身传统中的相应思想之间，其内涵彼此相差的程度并不亚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与宋明理学的“理”之间的差异。
不过，要使答案更加合乎事实，我们还必须重新审定“影响”本身的内涵并进而找到衡量这一历史事实的新的标准。
通过捕捉材料塑性变形、断裂产生的声发射信号，可观察试样断裂过程[15]。试样1加载过程中的声发射计数如图5所示，当载荷在15kN以下时，声发射计数较少，从载荷-位移曲线(图4)可发现，该试样仍处于弹性阶段；当加载到15kN至22kN时，裂纹前沿不断发生着微观的裂纹应力集中、局部开裂，该过程对应5次声发射计数高峰；当加载到23kN时，裂纹尖端塑性变形饱和，积聚大量能量，应力集中开始释放，产生十分强烈的声发射事件。从图5可见，在23kN处开始出现剧烈的声发射现象，按照声发射信号与材料断裂过程的关系，可初步推测23kN附近为裂尖的整体起裂载荷。
一般而言，学界所云“影响”都是“植入式影响”（in-fluence）。这种影响的发生，要求有三个前提：一是在接受影响者的传统中它是明显地缺乏的，或者至多是处于潜伏或受抑制的状态；二是它一旦被接受，便被消化、融合，成为接受者的有机组成因素（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是有机的，而非机械的）；三是没有特定的放送者和接受者，某种“影响”就没法发生。前揭李约瑟等人的看法，就无意识地采纳了这三个前提。我认为，总体而论，这种影响并未在17—18世纪欧洲百年“中国热”之中发生。
那么，中国文化对启蒙时期的欧洲思想就没有任何影响吗？绝对不是。因为，不同的文化之间，除了这种“植入式影响”之外，还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确认式影响”（con-fluence）的“事实联系”。与前者不同，它是指两个或多个影响来源之间并无上述因果决定论的关系，而是彼此共存、相互印证和感染的关系。孟德卫的前揭1997年会议论文就持这一看法，认为在莱布尼茨与宋代理学之间存在的就是这类影响（译者将其译为“旁证确认式影响”）。30 孟德卫：《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中国到底有多重要？》，收入李文潮、H.波塞尔编：《莱布尼茨与中国——〈中国近事〉发表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9页。 ［D.E.Mungello, “Zai Laibunici de zhexue zhong Zhongguo daodi you duo zhongyao?” (How Important Is China in Leibniz’s Philosophy?), in Laibunici yu Zhongguo: “Zhongguo jinshi” fabiao 300 zhounian guoji xueshu taolunhui lunwenji (Das Neueste über China: G.W.Leibniz Novissima Sinica von 1697: Internationale Symposium, Berlin, 4.bis 7.Oktober 1997), eds.LI Wenchao and H.Hans Poser,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2, 49.］我感到，整体而言中国文化对启蒙思想的影响也属于这一类型，其主要功能就是推动欧洲的思想和文化巨潮朝着世俗化的方向涌动，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神学对此起到了重要的接引和转换的作用。其结果，一方面是凸显了人的理性在人类进步和自我完善之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圣经》和基督教神学中“灵魂原子”所内蕴的自由意志、平等、圣爱（Agape）等思想也被转化和吸纳到新的世俗生活之道德与政治构想之中。同时，也把一些被压制、长期处于潜伏状态的人的感性因素激发出来并予以重新认知和定位。择要而言：一是推进了上流阶层对“情感”（Sensibilité ）与“怜悯”（commiseration）的崇拜。这二词首先出现于18世纪早期的法国沙龙；18世纪30年代之后，宣泄人物情感（sentiments）的“情感小说”（novels of sensibility）在英国开始流行；人性之中“不可遏止的激情”（irresistible compassion）受到英、法读者的广泛称颂。二是为数不少的文人与思想家，如摩尔（Henry More，1614—1687）、马勒伯朗士、库伯（Anthony A.Cooper）、沙夫茨伯里（Earl of Shaftesbury，1671—1713）、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等等，都主张同情心乃天赋（God-given）情感，可以引人向善，故须同样予以弘扬，而非任由理智过度压制（overruled）。一些西方学者相信，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道德情感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受到《孟子》思想的激发（以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为中介）。此书与莱布尼茨、沃尔夫等人不同，不再仅仅从自然神学或自然理性的角度定位“中国道德”了，而是把“道德”同时视为一种天赋的人类“情感”。31 W.W.Davis, “China, the Confucian Ideal, and the European Age of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 no.4 (October-December 1983): 542-46.
也就是说，从17—18世纪欧洲百年“中国热”所产生的巨大效果来看，“确认式影响”不仅是一种“影响”，而且它还能够产生关键性的作用。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文化本质上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外力”，它只是刚好适合、并被欧洲启蒙思想家选择作为其自我重新建构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其内涵主要是西方借“他者”的想象所展开的自我诉求与言说。换言之：从“中国”这儿，他们找到的是他们所期望得到的东西。倘若没有遇见“中国”，欧洲启蒙思想家或许会从别的地方找来他们的“榜样”，进而产生另一种“确认式影响”。
余论：重新思考“科学”在思想史中的定位
最后，我愿意重新回到晚明清初中国士人认知与处置西方科学的问题上来。为何当时我国一流的思想家、甚至是一贯标举“实事求是”的乾嘉朴学巨子会在面对西学之时充满偏见？仅仅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吗？我感到此非症结所在。真正的症结或许在于，我国的文化传统中缺乏以求精确之“真”为鹄的的科学精神，未能认识到“科学”之于“真理”的根源性的作用。此先转引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里说的一段话：
几何学不是指手工工匠使用的几何，而应该是哲学家研究的几何学。美德来源于智慧，而智慧的灵魂是真理。那些深究几何学证明的人便把握了永恒真理的本质。康熙皇帝显然已知晓这个柏拉图以前教导于我们的道理：不通几何，就无法弄懂科学的奥秘。……尽管中国人几千年来致力于神奇的应用并赋予学者很大回报，但他们在科学方面造诣不深，我认为其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他们缺少欧洲人的“一只眼睛”，即缺乏几何学的智慧，因此他们就不能充分理解“第一哲学”，而借助它，我们能够认识非物质的事物。32 莱布尼茨：《致读者》，见李文潮、张西平主编：《中国近事》，第5页。［LI Wenchao and ZHANG Xiping, eds., Zhongguo jinshi (Novissima Sinica), 5.］ 按：对照英译本，可知中译本似有一些漏译，故上述引文按照英译本作了一些补充。详见：Daniel J.Cook and Henry Rosemont, Jr., eds., Leibniz: Writings on China (Chicago: Open Court, 1994), 50.
这段话蕴涵了一个很清楚的逻辑链条：美德来自智慧，智慧的灵魂是真理（换言之，拥有真理者才有智慧）；真理是通过几何学的证明发现的（科学以几何学为其灵魂）：美德与智慧的真正拥有者是几何学家（科学家）。反之，中国人由于缺乏几何学的智慧，故其在德行方面是有缺陷的，即，将自己局限在可见的经验世界里，而忽视或不能理解“非物质的事物”（这是指掌握了几何学知识才被允许进入的柏拉图之“可知世界”）。这个判断，似乎仍未过时，仍然具有催人警醒的力量。
科学不是“思想”借以实现自身、然后可以忽视或抛弃的手段和工具（得鱼忘筌、见月忽指），相反，它同时是思想本身和思想源泉。这是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莱布尼茨等西方思想家反复申言的。我们在趋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之中，仍然需要借西方贤哲之镜来看清自己身上的瑕疵与污垢（唯有如此，才能看得更清），使中国人的美德和智慧更加完满高超，这样一来，“中国文化”就会更加具有“世界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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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Wenchao, and ZHANG Xiping.Zhongguo jinshi (Novissima Sinica).Translated by Thierry Meynard.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05.］
刘耘华：《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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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天立义：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应对天主教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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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卫：《莱布尼茨和儒学》，张学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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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景仁：《马勒伯朗士的“神”的观念和朱熹的“理”的观念》，冯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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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 Jiayi. Deguo zhexuejia lun Zhongguo (German Philosophers’ View on China).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1999.］
谢和耐：《中国人的智慧》，何高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Jacques Gernet.Zhongguoren de zhihui (L’ Intelligence de la Chine: Le Social et le Mental).Translated by HE Gaoji.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2004.］
摘要： 对于16—18世纪欧洲“持续百年的中国热”，我国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与文化产生了实质的、“决定性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没有中国，欧洲人就不是今天的欧洲人。笔者此文以两位主要启蒙思想家对儒家之“理”的接受和诠释为切入点对此做出了一些重新反思。论文指出，自然神学为启蒙时期中西思想的交往和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莱布尼茨（Gottfried W.Leibniz）和马勒伯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就是以自然神学为基础来接受和诠释儒家之“理”。针对龙华民和利安当在《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和《论在中国传教的几个重要问题》两个重要文献中提出的关于“理”的看法（这是当时欧洲的主流意见），莱布尼茨做出了逆向的阅读。这一解读，表面看是依靠白晋，实质上则是来自自身的、以“单子论”为核心的自然神学体系。他们对于“理”的解释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相差甚远。可以说，中国的“理”对于莱布尼茨的“单子有机论”并无实质的“植入式影响”（in-fluence），其间发生的只是一种“错位的契合”。这是一种具有自我想象性质的“确认性影响”（confluence）。以此来衡量，莱布尼茨的哲学与中国文化之间其实未产生实质的交融，也即，从根本上说，莱氏的哲学是一种局限于欧洲自身之内的思想运动，一种“自我成长的运动”。这个判断，可以推扩到整个启蒙时期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之中吗？虽然不能完全这样决断，但是本文仍倾向于认为，中国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外力”，它只是刚好适合、并被欧洲启蒙思想家选择作为其自我重新建构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其内涵主要是西方借“他者”的想象所展开的自我诉求与言说（尽管其间也有不少“类似”甚至“神似”之处）。换言之：从“中国”这儿，他们找到的是他们所期望得到的东西。
关键词： 欧洲启蒙思想；中国文化；植入式影响；确认式影响；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
Does European Enlightenment Have to Do with Chinese Culture?— A Response to Prof.ZHANG Xiping
LIU Yunhua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issue of “the Chinese Vogue” in Europe from the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Chinese academia has widely recognized that Chinese culture has an essential and decisive influence on European Enlightenment, and some scholars even believe that without China, the Europeans could not have become who they are or what they are today.This paper aims to rethink this issue by focusing on two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hinkers, Gottfried W.Leibniz and Nicolas de Malebranche, including their comprehen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Li,” a term from Confucianism.This paper also demonstrates that Natural Theology provided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It is Natural Theology that underlies the two thinkers’ understanding of “Li.” However, Leibniz’s understanding of “Li” is a reverse reading of the European mainstream and differs from the opinions in two important texts, Traité 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s chinois by Nicolas Longobardi and Traité sur quelques points importans de la mission de la Chine by Antonio de Santa Maria.Leibniz’s reading, ostensibly based on Joachim Bouvet, was essentially on his own Natural Theology focusing of “Monad Theory.” However, the two thinkers’ explanation of “Li” deviates heavily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thought.It can be said that “Li” displays no essential in-fluence on the “Monad Theory,” but rather a con-fluence created from a sort of self-imagination.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 does not have a substantial interaction with Chinese culture； that is to say, his philosophy is an ideological movement restricted to Europe, or rather a “self-growth.” Could such a judgement be applied to the trend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during the whole course of the Enlightenment? It is har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in a definite manner.This paper intends to argue that China was just an external force for European Enlightenment, a distant ideal that served as a role model for the Enlightenment thinkers’own self-reconstructions.Such a role model is basically the West’s self-expression through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 (though not without similarities)； in other words, the Enlightenment thinkers found what they had anticipated from China.
Keywords: European Enlightenment； Chinese culture； in-fluence； con-fluence； Gottfried W.Leibniz； Nicolas de Malebranche
liuyh@shnu.edu.cn
*投稿日期 Submitted Date: Mar.29, 2019； 接受刊登日期 Accepted Date: Jun.3, 2019.
#本文为上海师范大学“高水平地方大学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创新团队”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Notes on Author: LIU Yunhua, PhD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fessor and doctoral advisor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NU), China.His research interests lie primarily in the area of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Poetics.
作者简介： 刘耘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负责人，《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创刊主编之一，主要研究领域：儒家诗学、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基督教与古代中国文学文化关系。
标签：欧洲启蒙思想论文; 中国文化论文; 植入式影响论文; 确认式影响论文; 莱布尼茨论文; 马勒伯朗士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