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创设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结构方程模型在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研究中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程论文,模型论文,机制论文,结构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公平和正义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尺度，是千百年来人类追求的美好理想。代际公平是指不同家庭出身的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子代社会成员在各类资源的获取和社会地位的实现过程当中，受父代社会成员的影响较少；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流向优势社会阶层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而优势社会阶层子女继续滞留在优势社会阶层的可能性则相对较小。代际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追求代际公平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代际流动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式与暴力式两种类型。和平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中国古代和平式代际流动的机制包括参加科举考试、行医和当兵等。暴力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推翻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优势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和平式与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相对较强，政府在承认合理的社会差别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社会激励机制激发社会活力，把社会资源和机会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较高社会地位的阶层，从而使社会关系得以协调处理，代际公平得以保证。缺乏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将会削弱整个社会的代际流动程度，损害代际公平，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创设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对于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代际流动的一般规则有两个基本类型：先赋性规则和后致性规则。按照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先赋性规则往往以传统的农业主导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构造为基础，在这种规则下，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其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先赋性因素。相形之下，后致性规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构造为基础，在这种规则下，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更多地取决于其后天的能力和努力等后致性因素。[1]当然，后致性因素难免会受到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但二者的侧重点存在较大差异。先赋性因素主要强调先天决定或与生俱来且通过个人自身努力难以改变的条件，如父母的职业、收入等家庭背景因素；后致性因素更强调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各种条件，如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的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及通过自身锻炼获得的良好身体健康状况等。在众多的后致性因素当中，个人教育状况在其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尤其为世人所关注。
本文将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视角，通过引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以丰富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社会学的代际流动研究，从而促进教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
二、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
研究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理论框架。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可以增加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并提高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教育不仅有利于消除贫困，而且能够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提供相对公平的机会，最终使整个社会的收入决定机制更趋于以个人才能的高低而不是以出身为标准。[2]其理论框架可表示如下。
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教育的作用只不过是在生产现有的社会关系。其代表人物鲍尔斯(Bowles)和金蒂斯(Gintis)认为，父代和子代之间存在社会地位的一致性，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社会优势阶层为了使其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在代际之间能够得以继续传承的工具。优势社会阶层子女通过接受优势教育可以获得收入较高、工作条件较好和较为稳定的工作，而弱势社会阶层子女即使接受教育也无助于其获取优势社会地位。优势社会阶层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模型可表示如下。
弱势社会阶层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模型可表示如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诺依(Carnoy)和列文(Levin)在批判继承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对抗论。他们指出，民主国家的教育，一方面具有再生产原有生产关系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具有通过使贫困集团成员获得参与生活所需的有关知识和资格以改善他们地位的作用。[3]这一理论模型可表示如下。
尽管人力资本理论、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对抗论在探讨教育功能过程中的关注点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三种理论都离不开三个核心变量：家庭背景、子女教育和子女社会地位。由于这三个变量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衡量指标有所不同，所以，在借鉴这些理论定量实证分析中国教育与代际流动问题时，有必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这三个指标进行具体细化，将其转化为可操作化定义，以期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有很多。第一，父亲所从事的职业是其中的重要指标之一。因为职业是构建社会地位等级的主要分类标准，它与每个人的经济地位和教育背景、与每个个体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它可以评定每个个体在社会地位的金字塔等级中所处的位置。[4]第二，由于中国存在较为明显的行业垄断现象，不同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较为突出，不同行业岗位劳动者所具有的各类社会资源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三，父亲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家庭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数量的多寡，因此，父亲的行业和收入也是衡量家庭背景的两个重要维度。第四，除了上述代表家庭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职业、行业和收入之外，在中国转型时期探讨家庭背景还须考虑代表政治资本的劳动者政治面貌。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选取父亲职业、行业、收入和政治面貌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主要指标；同样，衡量子女社会地位的指标也包括子女职业、行业、收入和政治面貌。
根据以上思想，结合相关变量的可操作化定义，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见图1）
图1 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
父亲职业对子女职业的代际影响，一方面，表现为父亲职业对子女职业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父亲职业通过影响子女受教育程度，而作用于子女职业的间接影响。当然，这一影响路径同样也适用于分析行业和收入的代际影响问题。作者以前的研究已分别讨论了父亲职业、行业和收入这三个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获得、行业岗位和收入的对应影响。[5]事实上，父亲职业、行业和收入对子女职业、行业和收入之间的影响可能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它们彼此之间可能会存在交互影响，如父亲的职业可能会影响子女的行业或子女的收入；而父亲的收入也会影响子女的职业和行业。此外，中国现在正处于从市场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期，转型过程中的代际流动可能会呈现多项式流动的特点，即劳动者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等方面的代际流动特征不相一致，笔者的研究结果也发现了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存在职业代际流动日益增强，而收入代际流动日趋减弱的多项式流动特征。[6]因此，在此多项式流动特征下，我们有必要将职业、行业、收入和政治面貌等代表家庭背景和子女社会地位的指标综合考虑，以探讨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
三、结构方程模型的应用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为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所做的《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中的数据。本次调查样本包括全国12个省市，分别为北京、浙江、广东、辽宁、湖北、安徽、山西、黑龙江、贵州、四川、陕西和甘肃。代际对应样本共有7522对。
（一）结构方程模型简介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简称SEM）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如今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已经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并被称为近代统计学的三大进展之一。[7]现代许多社会科学中有些变量难以准确和直接测量（家庭背景等），这种变量被称为潜变量(latent variable)。对于这些潜变量，多数传统的统计方法通常是用一些外显指标去间接测量，这种方法将导致测量误差。而结构方程模型则能弥补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可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并容许自变量及因变量含测量误差；它既可研究可观测变量，也可研究不能直接观测的变量（潜变量）；它不仅能研究变量之间的直接作用，还可研究变量之间的间接作用，通过路径图直观地显示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者可以构建出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验证这种结构关系是否合理。[8]
结构方程模型由三个矩阵方程式表示：
其中，x和y分别为外源指标和内源指标；η为内生潜在变量组成的向量；ξ为外生潜在变量组成的向量；ζ是结构方程的误差向量；ε和δ分别为内源指标和外源指标的测量误差向量。B是潜变量之间通径系数组成的矩阵；∧y和∧x为内源指标和外源指标的负载矩阵。在这三个矩阵方程式中，前两个方程为测量方程，后一个方程为结构方程。整个结构方程模型假设：(1)测量方程误差项ε和δ的均值为0；(2)结构方程残差项ζ的均值为0；(3)误差项ε、δ与因子η、ξ之间不相关，ε和δ不相关；(4)残差项ζ与ζ、ε、δ之间不相关。[9]
（二）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的设定
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共有两个潜变量，家庭背景和子女社会地位。前者为外生潜变量，后者为内生潜变量。家庭背景这一潜变量包括的外生变量有父亲的职业、行业、收入和政治面貌；子女社会地位这一潜变量包括的外生变量有子女的职业、行业、收入和政治面貌。其中，父亲和子女的职业主要以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来测量；父亲和子女的行业主要以行业的收益指数来测量；父亲和子女的收入主要以2004年的总收入来测量；父亲和子女的政治面貌主要以“是否为党员”来测量，如果是党员，变量值为1，不是党员，变量值为0。
1.各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衡量某一职业在社会等级中所处位置的指标有很多。学者们常用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al Economic Index，简称SEI）来测度。中国社会学研究学者李春玲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11-12月在全国12个省及直辖市73个县区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职业声望、职业平均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平均月收入的计量模型来计算中国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其回归结果为：SEI＝10.868+3.496edu+0.589income。其中，edu表示某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income表示某职业的平均月收入（百元），回归方程模型的解释力为64%。[10]本文引入李春玲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计算方法，将数据中各种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平均月收入带入回归方程，计算出各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见表1）
2.行业收益指数
明瑟收入方程①隐含了一个重要假设：不存在行业垄断，劳动力可以在不同行业间自由流动，同质劳动力（相同受教育程度和相同工作年限）的收入是无显著差异的。[11]事实上，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行业保护政策的影响，中国不同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较为突出，行业分割和行业垄断现象较为严重。因此，岳昌君将行业因素引入明瑟收入方程中，探讨在控制了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年限后，不同行业的收益指数。其回归模型为：
影响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个体因素主要包括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先赋性因素在本研究所设定的结构方程模型中主要表现为以父亲的职业、行业、收入和政治面貌作为衡量指标的家庭背景；后致性因素在本研究所设定的结构方程模型中主要表现为子女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在本研究中主要表现为以子女的职业、行业、收入和政治面貌作为衡量指标的子女社会地位。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一方面分别影响着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另一方面，先赋性因素也会通过影响后致性因素而间接影响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有鉴于此，我们在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构建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图。（见图2）
结构方程模型还有一个模型识别的问题。对此，有学者建议使用“两步法则”，将结构方程模型分成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两部分，分别单独进行识别。对于测量方程部分，模型识别的充分条件（但非必要条件）是：每个因子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指标；每个指标只测量一个潜变量；每个潜变量至少有另一个潜变量与之相关；误差之间不相关。对于结构方程部分，所有递归因果模型都是可识别的。[12]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中，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均分别满足上述模型识别的条件，因此，本研究设定的结构方程模型是可识别的模型。本文将运用AMOS统计软件对本研究设定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四、对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影响中国城镇居民子女社会地位的因素
研究者常用以下三个拟合指数来评价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数据的程度：CFI（comparative fit index，比较拟合指数）、NNFI（non-normed fit index，非范拟合指数）和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近似误差均方根）。一般认为，RMSEA在0.08以下（越小越好），CFI和NNFI在0.9以上（越大越好），所拟合的模型是一个“好”模型。[13]
本文所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中，CFI为0.995，NNFI为0.991，均在0.9以上；RMSEA为0.061，在0.08以下，这说明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样本数据，基于本文所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所得出的实证研究结果能够较好地反映样本的实际情况。通过运用AMOS统计软件，得出模型中各个参数的估计值。（见表3）
根据表3中结构方程模型各个参数的估计值，我们可以描绘一张子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路径图。（见图3）
也就是说，在中国城镇，劳动者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更多地取决于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而非家庭背景这一先赋性因素。这意味着，在中国城镇，教育具有较强的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可以后天的努力获得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摆脱家庭背景的影响，实现“鲤鱼跳龙门”的壮举。
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的影响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对子女社会地位的直接影响和通过影响子女教育而作用于子女社会地位的间接影响。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的总影响为0.525，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的直接影响为0.391，通过子女教育的间接影响为0.134，直接影响明显大于间接影响。这一方面说明，教育具有一定的复制原有生产关系的功能，因为家庭背景可以通过影响子女教育进而影响子女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说明，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直接影响，其通过子女教育而产生的对子女社会地位的间接影响相对较小。这意味着在中国城镇，教育虽然一定程度上在复制原有的生产关系，但这种复制功能相对较弱。（见表4）
（二）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原因解析
1.现代化的开放社会更加重视后致性的因素
改革开放后，中国正逐步实现从以农业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社会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当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群众监督力度的增强，在个人社会地位实现过程中的社会裙带关系可能也有所减弱，整个中国城镇社会的开放性有所增强，人们对教育等后致性因素所造成的个体社会地位差异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而对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所造成的个体社会地位差异的认可度有所降低。这种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和个体后致性因素在其社会地位实现过程中所受重视程度的日益加深，有利于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通过接受教育提高其工作能力和改变其生活方式，从而实现其代际的向上流动。
2.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汉字改革运动降低了人们接受教育的门槛
汉字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为复杂的语言文字系统之一。中国古人学习汉字大部分都得从《三字经》和《百家姓》开始，从开始学习到较为熟练地掌握汉字需要将近十年的时间，这就要求学习者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才能学好汉字。贫寒家庭出身的子女一方面因需要参加劳动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因家庭贫困而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他们进行长达十年左右时间的学习。这使得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接受教育仅是为数不多的达官贵人子女独享的特权，贫寒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14]
新中国建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对汉字进行拼音化和简体化的改革。拼音化改革的主要做法是通过引入西方的拉丁字母作为汉字发音的工具，使学习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朗读汉字。简体化改革的主要做法是通过对原有汉字的笔画进行缩减和对原有过多繁杂的同义字进行统一规划，减少汉字的词汇量和书写量，使学习者学习书写汉字的时间大大缩短。汉字拼音化改革和简体化运动的推行，降低了汉字学习的入学门槛和难度，使人们学习汉字所需的时间有所缩短，有利于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更多机会接受教育。此外，随着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制度的建立以及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推行，改变了只有为数不多的社会优势阶层子女才能接受教育的局面，增加了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使得更多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子女有可能通过接受教育流动到优势社会阶层。
3.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有较高要求的职业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新的职业位置和行业岗位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这些可供子代选择、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新的优势社会阶层的职业位置和行业岗位，对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均有较高要求。而对于弱势家庭劳动者的子女而言，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增加其进入新兴职业位置和行业岗位的砝码，有利于其摆脱家庭背景的影响，向上流动到优势社会阶层。
4.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为较高教育程度的弱势家庭的子女向上流动提供可能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城镇居民，尤其是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等优势社会阶层的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使得优势家庭劳动者子女数有所减少，这为弱势家庭劳动者的子女向上流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由于优势社会阶层的职业位置和行业岗位对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要求较高，所以，因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所空余出的优势社会阶层的职业位置和行业岗位，客观上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弱势家庭劳动者子女向上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所做的《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中的数据，在构建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研究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结构方程模型(SEM)对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进行定量实证研究，并对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原因解释。其研究结果表明：在逐步走向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中国城镇，虽然家庭背景这一先赋性因素对子女社会地位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对其工作状况的影响力更强，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有利于其摆脱家庭背景的限制，在劳动力市场上寻觅到更好的工作位置。
关于教育的功能，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偏向于支持卡诺伊和列文的“对抗论”，而非鲍尔斯和金蒂斯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就是说，在中国城镇，教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复制原有的生产关系，但这种复制功能相对较弱；相形之下，教育直接影响子女社会地位，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更强。
总之，教育对社会的贡献不仅体现为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它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作用，即作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承载着促进社会流动、保证社会公平和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教育能够增加劳动者，尤其是出身于社会地位较低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本；为社会各阶层的劳动者子女提供相对较为公平的就业平台；为弱势家庭的子女提供进入职业金字塔顶层的机会。这将有助于促进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有益于使整个社会的职业系统有足够的平衡性和动力保持良性运转，继而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鉴于此，国家在大力发展教育的同时，应该更加重视教育平等化，创造更加平等的就业机会，最终促进社会公平。
注释：
①明瑟于1957提出计算教育收益率的明瑟收入方程形式如下：
②C.R.值为临界比率，如果大于1.96，说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