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中贫困与非制度因素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与非论文,贫困论文,因素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6636（2006）03—0079—07；中图分类号：F113.9；文献标识码：A
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制度标志是和谐贫富、共容利益，消除贫困威胁进而使人民生活有一个安定幸福的阳光愿景。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有效地遏制两极分化和动员全社会力量来反击贫困，消除贫困。本文主要探讨在和谐社会中引起贫困的非制度方面原因。如：纳克斯的关于“因为穷而所以穷”循环集的逻辑关系能成立吗？林毅夫所说的不是富人太富而是穷人太穷，能成为承担当前贫富差距主要矛盾的社会载体吗？为什么穷国都位于热带和亚热带，而富国都在温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中国农民的贫困是由于他们的懒惰的本性所造成的吗？钟朋荣的所谓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一说在中国会有市场吗？贫困和道德堕落与犯罪是什么关系？本文力图在理清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流行的贫困理论的若干观点进行探讨。
一、贫困的自我复制
说贫困源于贫困主要指在导致贫困的制度因素未加触动的前提下，贫困具有不断自我复制机制。贫困自我复制是通过导致贫困的那个始终和工人相对立的生产条件的不断复制造成的。就是说，处在贫困状态的工人，通过自己的手和劳动不断生产出和自己继续对立的生产条件和产品，不断生产出这些生产条件和产品以及它们的主人对自己继续支配，进而通过自己的手和劳动继续生产出只有自己来承担的贫困。“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P93) “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P91) 这样劳动者的贫困就陷入了恶性的自我循环之中。作为贫困的劳动，不断生产出继续使自己贫困的物质力量，不断生产出使贫困继续贫困的经济条件，不断生产出使自己继续贫困的成因，结果贫困的人继续为自己生产着贫困。按照纳克斯的话就是一个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它穷，他认为“一个人穷也许没有足够的食物，由于处在饥饿状态，他的身体可能很虚弱；由于体质弱，他的工作能力就低，这意味着穷，反过来又意味着他将没有足够的食物；如此而已。”“意味着一个造成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因而使某个穷国维持其贫困状态的多种力量的循环集。”[2](P239) 这样贫困就会无穷尽地恶性循环下去。缪尔达尔也大致持类似的观点，他说，“南亚国家绝大多数人的低生活水准。这些低水准显示特定的短缺：食品不足，房屋简陋，公共和个人卫生状况不良以及医疗条件贫乏，职业和专业教学以及总体教育设施不足。生活水平低下多半是由低下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所致，而低生活水平又导致了低下的劳动效率。”[3] 劳动效率低下又引起产出增长停滞或下降，低产出导致低收入，而低收入又进一步强化了贫困，这样就很难摆脱收入低下和贫困累积性循环的困境。他在《一国地区经济不平等的趋势》一文中更明确地强调了这个观点：“这就是连锁关系之——在累积过程中，由于这个关系，‘贫穷就成了贫困自身的原因’。我禁不住再次引用圣经里的一句格言‘对于每个拥有的人他将被给予，从而他将富有；但是对于一个没有的人，甚至他所拥有的也将被拿走’。市场力量自由运动造成地区不平衡是一个内在趋势；而且一个国家越穷，这种支配越是起支配作用。”[2](P355) 可见，如果舍象制度因素，单纯看待贫困的自我复制的现象，贫穷本来是制度的结果，但在这里却变成自己继续贫穷的原因，这个就表面现象而言逻辑关系是存在的。纳克斯和缪尔达尔等关于因为穷而所以穷循环集的逻辑关系就是回避制度因素，单纯从这个导致贫穷的制度的结果出发，演绎出与事实出入不大的逻辑关系。舍象与贫困有关的制度因素，就社会最表面的现象来谈贫困，似乎成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通病，很多学者很难摆脱这个思维定势。最近林毅夫在解读我国“十一五”规划时也放惊语：“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4] 此话一出便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并受到国内不少学者和读者的严厉批评。这句话的用意应该很清楚，就是告诫世人当前分配不公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主要问题出在穷人太穷上，而不在于富人的太富上，社会对该问题的关注重点应该放在穷人的收入提高上，而不是把眼睛紧紧地盯住富人的口袋上。就是说，穷人太穷问题的解决不要使用对富人的歧视态度和政策，不要依赖过去历史上常用的劫富济贫的掠夺方法。那么，到底社会分配不公的责任在哪里？如果我们把穷人太穷的收入作为一个静止不变的观察值，社会贫富悬殊的责任就主要表现在富人收入过于猛烈的增长上。换句话说，贫富差距主要是由富人财富集聚的速度过于迅猛单方面来推动的，与穷人无关。如果把富人的收入作为一个静止不变的观察值，而且假定这个富人收入的增长幅度以及已经达到的高度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富人收入相比，不算太离谱。好了，这样贫富悬殊的形成就主要是由穷人的太穷所推动的，责任在穷人一方。这就是说，富人的太富是正常的，而穷人太穷是不正常的。可见，站在富人角度和站在穷人角度对社会贫富悬殊问题的观察和理解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个判断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两种政策。应该说，任何一个社会里富人的富（其中很多是一夜暴富）如果只局限在少数人而不是一个整体，相反穷人的太穷却表现为一个整体的大多数而不是少数人，这是极为不正常的。当我们站在整个社会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可能会得出另一个结论。如果我们把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不看作是静止不变的，那么穷人太穷就表示穷人收入的增长缓慢或者是其收入急剧地绝对减少和相对减少。相反，富人的收入则按穷人收入变化相反的方向无限地剧增，或者说它的收入增长速度过于急剧，这就造成了穷人按照太穷、富人按照太富两个相反方向迅速变动，进而使得贫富两极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基尼系数超过了社会警戒线。因此，富人太富和穷人太穷这两个极端状态是作为社会的这两部分群体收入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综合趋势，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责任应该从两个方面的总体去观察，去把握。贫富差距的社会责任既在这个两极中也不在这个两极中。它通过这个两极得以充分表现和集中，但其根源在这个两极背后。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探讨贫富差距的责任不能忽略一极而把责任推向另一极，也不能用任何一方的问题去掩盖另一方的问题。就是说，企图用穷人太穷来掩盖富人太富背后深层的制度背景和矛盾是错误的。因此，当前穷人太穷和富人太富的问题都应该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更为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也是更为迫切的是要高度关注穷人太穷的问题，并要采取相关的有效措施，尽快缓解社会上穷人太穷的恶化程度和趋势以及由此所演绎出的各种矛盾。在导致贫困的制度原因未加动摇的前提下，穷人太穷和富人太富都会不断复制出和它自身相比所表现出的更大规模的穷人的太穷和富人的太富。当我们从制度层面来观察贫富差距问题时，我们就会跳出穷人太穷和富人太富的任何一极的狭隘约束，不会陷入去追究单纯一极社会责任的误区。他们两者的极端状态都是那个制度缺陷的历史的必然产物，我们抓住了制度根基也就没有必要纠缠于它的连带产物了。
二、贫困与地理因素有关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5](P561)。马克思揭示的这一原理已被大部分学者所认同，兰德斯说“从关于产值和人均收入的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正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研究农业经济时所说：‘如果把赤道南北两三千英里宽的地带隔开，就会发现，这一地带内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这里生活水平低，人们的寿命短暂’。保罗·斯特里腾简略提到人们直觉地反对坏消息的态度：或许最突出的一个事实是，不发达国家大都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在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之间。新近的著书立说者多半粉饰这一事实，他们认为这多是偶然因素所致。这反映了我们在研究问题、发展问题时持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的偏见，不愿意承认今日穷国所面临的基础条件与较富国家工业化前时期的环境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别。确实，地理只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6] 托达罗也有同样的看法。自然和地理因素通过什么形式影响贫困？马克思说：“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5](P562) 可见，自然与地理因素会作为自然界限通过劳动者必要劳动数量的改变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进而对劳动生产率发生各种可能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的气候（热带国家的炎热高温和居高不降的湿度）和地理环境恶劣（暴雨、台风等频率高、虫害滋生与蔓延、细菌繁殖与变异、土壤肥力递减等），无疑会加大劳动力再生产的支付成本，包括生活的必需费用和维持健康的费用。必要劳动负担过大必然会减少社会剩余劳动的总量，进而相对地降低了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导致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这个国家就会逐渐落入贫困的行列。托达罗这样阐述高温和湿度对人的体质、精神、生产效率的消极影响：“极高的温度和湿度导致土地质量衰退和许多天然货物迅速贬值。它们还导致某些庄稼低产，削弱了森林的更新生长，并使牲畜的健康恶化。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极高的温度和湿度不仅使劳动者们感到不适，而且还有损于他们的健康状况，使他们不愿参加紧张的体力劳动，生产率水平和效率普遍降低。”[7] 需要说明的是，自然和地理条件只是造成贫困的可能条件之一，而不是绝对的条件。所以马克思一直强调自然条件对剩余劳动只提供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就是说，对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会对贫困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否认自然和地理环境对贫困的影响是不对的，但把贫困完全推到自然和地理因素也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兰德斯也认为“不管一个人如何评述地理限制作用的下降，它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虽然昔日的作用更大。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竞技场。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地理决定了一切是错误的。——我们在观察问题时，必须取下玫瑰色眼镜，忽视或将问题排除在外，不能消除问题的存在，也不能对我们解决问题有所裨益。”[6](P6)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一，人对自己所生活的那个自然和地理的环境是不能选择的，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只能面对，不能回避。第二，恶劣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只是造成贫困的可能条件不是绝对条件。换句话说，富饶的自然条件和有利的地理因素未必对民族活力起正相关的作用，相反，处于恶劣的自然和环境资源中的民族也可能比拥有优越资源的民族更加努力。也就是说，处于恶劣自然环境中的民族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富国，比如日本；而资源条件优越的国家也可能会落入贫穷，比如荷兰病。拥有同样资源的国家可能在自己的历史上经历过截然相反的繁荣和贫困。第三，既定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价值的评价是可变的，今天认为有害的资源，明天就可能认为是有用的。“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它的用途，而且，由于嗜好、技术的变动或新的发现，资源的价值一直在变动。”[8] 第四，我们要以大自然和环境为最亲密的朋友，不能再沿用以往的那种与自然为敌的人定胜天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要以自然和资源的爱护、保护、协调为前提。如果我们经济发展以过度的经济资源掠夺和破坏为代价，造成环境退化，那么我们就以自然和环境的自我毁坏为自己生产出完全可以避免的贫困。
三、人口和生产力相互压迫导致贫困
在人类历史上人口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相互压迫，即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的两个阶段，在生产力不够发展的历史阶段，科学也不发达，这时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如果人口增长超过生产力发展的容纳界限，会把这些超出生产力容纳的过剩人口置于生产条件之外而陷入贫困境地，这个社会的文明可能就会有毁灭的危险。马克思这样来阐述这个原理：“社会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说由一定形式的生产条件的扩展能力所设定的人口限制，随生产条件而变化，收缩和扩大，——那么，人口的绝对增长率，从而过剩人口和人口率也会随生产条件发生变化。因此，在一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过剩人口，也和当时的正常人口一样，都是被决定了的。过剩人口和人口加在一起，便是一定的生产基础可能产生的人口。人口究竟能超出它的限度多少，这是由限度本身决定的，或者确切些说，是由设定这个限制的那同一个基础决定的。”[9](P105—106)“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唯一的出路是强迫移民。也就是这种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古代世界各国。”[10](P18—619) 可见，贫困会产生于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这种情况多发生于前资本时期的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可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支持着生产力发展的资本力量的推动与强大，更多的情况是生产力压迫人口，并由此产生更大规模的社会贫困。“现在，人口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和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10](P619) 生产力怎样压迫人口进而导致被压迫的人口贫困呢？马克思说：“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量的增长及其增长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和使用的工人人数的扩大，随着他们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财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广阔和更加充足，资本对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结合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那些时而同时地时而交替地被卷入这些变化的生产部门的范围不断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5](P691—692) “资本从自己身上卸掉了工人阶级再生产的一部分费用，从而为了自己的利润而使另一部分人口变为赤贫。”[9](P111) 可见，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贫困成因的基本形式，前者要求社会能够深思熟虑和持之以恒地采取节育措施，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以确保人口和生产力的适当比例。后者要求改变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关系，战胜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可见，贫困可以同经济富裕和经济匮乏并存，还可以与人口压力和人口松弛并存。第一种贫困是人口挤压生存资料，使之匮乏；第二种贫困是生存资料挤压人口，使之闲置。所以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贫困成因混为一谈，更不能相互替代。也就是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固定的、涉及人口问题的贫困成因模式，没有一个适合一切国家和地区的固定的过剩人口规律。
当今由于发达国家普遍出现劳动力的短缺，加上这些国家采取强势的社会福利政策，生产力压迫人口的趋势相对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是人口增长对生产力的压力却时隐时现，时轻时重。虽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普遍遭到拒绝，但它作为警告世界人口过度增长的象征却唤起许多国家对人口过快增长的高度警觉。世界人口在公元初年是2.5亿，1999年已经增到60亿。世界人口增长的态势是，越贫穷的国家人口增长率越高，越富裕的国家该比率反而越低。1980—1990年期间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为2.4％，而高收入国家却保持0.7％的低速增长。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70年的人口增长率2.58％降到1997年的1％。就国内情况也是一样，越贫穷的地区人口出生率就越高，越富裕的地区人口出生率反而越低。2000年上海出生率为5.4‰，浙江为10.64‰，而西藏却高达23.20‰，贵州为21.92‰。中国贫困人口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西部，“如果以1500 元的农村相对贫困线划分，1999年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的省（自治区）全部是西部地区，而没有一个中部和东部地区。”[11] 至于人口的迅速增长与贫困之间有没有一种因果关系？这是一个一直在争论的话题，因此在这里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经过多年的争论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人口增长率高，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人口增长率低，也很难说就一定能加速经济的增长。新的一致性意见将摒弃那种在第三世界的发展历程中总是将人口增长视为一个‘恶棍’角色的观念，但它很可能是一个‘帮凶’。”[12]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当科学和技术水平发展缓慢，社会产出水平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人口过度增长确实会对生产力构成很大的压力，如果社会没有其他更有效的缓解措施或社会能够抵消这个压力的其他资源也稀缺，那么就可能会生成新的贫困或者使原有的贫困加剧。应该说人口对贫困的生成和加强只是一个重要因素，不是决定性的唯一条件。但对于贫困地区来说，人口的过度增长肯定会使贫困状态更加恶化，因此，贫困地区保持深思熟虑和理性的计划生育是非常必要的。
四、贫困源于个人的不良行为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话题，说它复杂主要是组成个人不良行为本身复杂，而且贫困与这些各式各样的不良行为的关系也复杂。
1.贫困与勤劳、懒惰的关系
我们先来探讨贫困与勤劳的关系。在前资本历史时期，勤劳、懒惰与贫困有着密切的关系。斯密认为“无论在什么地方，资本与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勤劳与懒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懒惰。”[13] 马克思也说：“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像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历史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5](P781) 可见，贫困和懒惰成正比，而和勤劳成反比。
但在资本制度下，这二者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劳动者劳动条件的被强制剥夺似乎也不会把劳动者的勤劳程度作为剥夺与否的取舍依据。就是说勤劳不会成为躲避劳动条件免受剥夺的依据。贫困与勤劳关联度不是很大。一旦贫困生成，依靠勤劳对解救贫困的努力似乎也无能为力。比如被工厂排挤出来的失业工人，整天无事可做，尽管这个工人可能很勤劳但由于找不到工作他也就难以改变贫困状况。“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5](P721) “眼看着人们的一切勤劳和努力到头来都成为笑柄，我们只能对人类和人类的命运本身感到失望，或者承认人类社会以前在追求自己幸福时走错了路。”[14](P432) 相反工人的勤劳可能是加重自己阶级贫困的催化剂，这只勤劳的双手不断为资本生产着把自己被排除在外的富裕的社会财富，“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15] “俄国的农民愈勤劳，国家对他们的剥削就愈重。”[16] 工人一旦被资本雇佣，资本工厂的兵营制度和纪律会最大限度地强制和矫正工人行为有可能出现的任何懒惰倾向，使之失去继续存活的土壤。而工人如果由于懒惰而拒绝工作，整日游手好闲，那么他也就不会再受资本生产过程劳动的折磨，他也就没有任何收入，进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因为他们的贫困与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可见，虽然勤劳不能改变贫困的处境，或者说不能施加实质性的影响力量，虽然懒惰可以使人免受痛苦，但免受劳动的折磨痛苦而等待他的是没有任何收入的痛苦，这只是痛苦形式的变换，因此懒惰会使已经贫困的人更加贫困。就生产阶级而言，勤劳应该是劳动者行为的一个主要特征，不论从劳动者强烈的生存意识使然还是从资本制度的规范与制约来看，劳动者的主观和客观条件都阻止了劳动者可能向懒惰方向蜕变。对于非生产阶级而言，懒惰就更加复杂了。求得生存的强烈冲动会使得劳动者不会放弃一切可能工作的机会，他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贫困的压力会激发他更加紧张的行为运作，不允许懒散停滞。而一旦获得这个工作他也就自然勤奋地工作而倍加珍惜这个机会。当劳动者通过各种努力仍然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而失去工作，等待他的只有在贫困中被强制的游手好闲了。当然断然拒绝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而宁愿选择自己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毕竟是少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可以说，在资本时期劳动者的行为主体应该是勤劳而不是懒惰。懒惰者肯定会有，但毕竟是少数。懒惰不应该成为劳动者行为方式的一个主要特征。此外还要区分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前资本时期，勤劳和贫困成反比，懒惰与贫困成正比，但在资本时期，勤劳可能就与贫困成正比，而懒惰是失去工作而处于贫困中的消极结果，而不是造成贫困的原因。笼统地将贫困的罪过简单地推向劳动者的懒惰，第一混淆了两个历史时期的勤劳的作用，第二把造成贫困的客观因素推向劳动者的主观条件，用以回避社会的制度责任，第三把劳动者的个别行为方式当作劳动者行为方式的本质并以此为依据来断定贫困的根源，这是对社会很不负责任的理论表现。令人遗憾的是把贫困的罪过简单归咎于劳动者的懒惰，在国内外理论界仍然有很大的市场，这些理论在扭曲人们观察贫困的正常视野的同时也使社会政策发生错位。国内理论界比较典型的代表是钟朋荣。他把贫困的责任统统归咎于劳动者个人的不良行为，归咎于劳动者的懒惰和素质低下。这样就把导致贫困的真正原因回避了，把人们的观察视野拉到了和贫困关联度不大的次要的枝节上。钟朋荣说：“中华民族本来是个勤劳的民族，但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一个勤劳的民族变成了一个懒惰的民族”[17](P3)，“由于没有激励机制，在广大中国农村造就了一大批懒汉。”[17](P6) “整个社会出现了三种结果：第一种，因懒惰而贫困者；第二种，因勤劳但奢侈而无产者；第三种，因勤劳而节俭而有产者。”[17](P14) “懒惰的结果就是贫穷，穷得过不去的时候，就向政府要救济，救济吃完了，仍然使懒，对于这样一些地区，对于这样一些人来说，要让他们脱贫致富，不但是靠创造良好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先压迫帮他们治懒。治懒像烟民戒烟一样，靠自己主动戒很难，需要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对于一些习惯于懒的人来讲，治懒同样需要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这种强制力量来自政府，即由政府采取种种强制性措施或半强制性措施帮助他们治懒。”[17](P26) “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这就是我关于‘官逼民富’的基本内容。——我甚至主张，中国应该出台一部治懒的法律，通过这样的法律，促使许多人由懒变勤，由穷变富。”[17](P27) 我们从中可以体验到钟朋荣呼吁为治懒而立法的强烈责任感，但在这里确实让人想起英国1834年颁布的新济贫法和专门关押贫民并强制他们劳动的国家贫民习艺所。不知道钟朋荣建议治懒的立法是不是也要建立这样的强制组织？
2.贫困与道德堕落的关系
所谓道德就是指建立在人们传统和内心信念基础上的人们行为的规范、准则的总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是道德堕落的主要形式。但是对工人来讲，享乐主义包含着极为悲壮的惨烈的制度背景，它不是生活富足后奢侈性的享乐而是在贫困挣扎中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和唯一能寻找到的享乐，是工人对自己精神的麻醉方法和排除痛苦的自我宣泄方式，也是维持自己做人尊严的自我补偿。工人道德堕落主要形式就是酗酒和纵欲。“除酗酒外，许多英国工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纵欲。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没有正当地享受他们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么这个毛病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就是铁的规律。”“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这两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的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还想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地极端放纵地沉溺在里面。”[14](P414) 生活在贫困中的工人缺乏必要的智育和德育的教育，恶劣而肮脏的生活环境、劳动的强制性和人口的集中以及他们那种动荡不安的、不稳定的、前途未卜的、充满恐惧的生活方式是造成工人道德堕落的主要根源。“工人的整个状况，他们的周围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们道德堕落。”[14](P400) “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穷人的方法。他们被引诱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坏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去，在那里，由于建筑得杂乱无章，通风情况比其余一切部分都要坏。一切用来保持清洁的东西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弄得很脏，根本不能用来洗东西。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最令人作呕的脏东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扔掉所有这些东西。他们就这样不得不弄脏了自己所居住的地区。但是还不止如此。各种各样的灾害都落到穷人头上。城市的人口本来就够稠密的了，而穷人还被迫更加拥挤地住在一起。他们除了不得不呼吸街上的坏空气，还成打地被塞在一间屋子里，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给他们盖的房子盖得让坏空气流不出去。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坏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这个社会使他们的情绪剧烈地波动，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像追逐野兽一样地追逐他们，不让他们安心，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受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经常刺激他们去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办到的这两种享乐。”[14](P381—382) “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自己讨厌事情更可怕呢！——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们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所有这些原因已经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堕落的现象，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这种道德堕落的现象更加扩大，使它达到了极点，这个原因是人口的集中。”[14](P405) “生活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就是把英国工人造成无产者的那种东西，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14](P401) “妇女在工厂里工作，在道德方面引起了更加严重得多的后果。人们不分男女老少地聚集在一间工作室里，他们不可避免地互相接近，没有受过任何智育和德育的人们挤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这一切对妇女的性格的发展是不会有什么好影响的。——工厂愈小，接近的机会就愈多，交往就愈不能避免。后果是免不了的。莱斯特的一个证人说，他宁愿让他的女儿去讨饭，也不愿意送她进工厂，工厂是地狱的真正入口，城市中的大多数妓女都是工厂造成的。——工厂工人的道德比工人阶级中等道德水平还要低一些。——不言而喻，工厂的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况她们本来就不很珍视自己的贞操呢。如果厂主卑鄙的话，那么他的工厂就是后宫。”[14](P434—435) 需加指出的是工人的堕落只是染指一部分工人，“真正值得惊奇的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保持良好品质。”[18] 可见，贫困可以促使人往道德堕落方向滑落，而道德堕落又会加剧贫困者的贫困。
3.贫困与犯罪的关系
犯罪是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危害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而应施以刑罚的行为，比如偷窃、抢劫、纵火和杀人等。贫困不等于犯罪，由于导致工人犯罪和导致工人道德堕落的制度因素是一样的，所以贫困可以成为激发犯罪的一个社会条件。当工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仍然继续无限期地贫困着，仍然还和过去一样都不可能像人一样的生活、感觉和思考；当饥饿、绝望、恐惧、被抛弃、社会地位边缘化不断对他们肉体和精神构成刺激，尤其贫困已经对他们生命的存在构成威胁时，他们必然会选择旨在保护自己生命的与社会进行对抗的犯罪形式，并构成社会上犯罪的一个主要群体。“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他们几乎一点享受都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对他们也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里面拿一份呢？无产阶级凭什么不偷呢？——对于没有任何财产的人来说，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14](P400) “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进行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即自杀，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14](P401) “对于一个忍受了现存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些微好处的阶级，对于一个受到现存社会制度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14](P415) “这种反抗心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苦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成正比。”[14](P502) “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要是有足够的勇气和愤怒来公开反抗这个社会，对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战争以回答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的隐蔽的战争，那他就去偷窃、抢劫、杀人。”[14](P371)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正像水在摄氏80°时由液态变为气态一样。在资产阶级的粗暴野蛮、摧残人性的待遇的影响之下，工人逐渐变成了像水一样缺乏自己意志的东西，而且也同样必然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到了某一点他的行动就会不由自主。因此，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的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14](P416)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仅仅这两个地区（包括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大城市），就占了全国犯罪数字的1／4以上，虽然他们的人口不及全国人口的/4。从这些犯罪的统计表中还可以明白地看出，绝大多数罪都是无产阶级犯的。”[14](P417) 可见，贫困是导致犯罪的一个重要的制度诱因，犯罪虽然可以暂时缓解贫困继续恶化的程度，但它绝不是改变贫困或者消灭贫困的手段。
从上可知，把造成贫困的客观因素简单地推向劳动者的主观条件，目的是用以回避社会的制度责任。实际上只有懒惰的制度而没有懒惰的劳动者。此外，导致道德堕落和犯罪是由同一个原因引起的，那就是劳动者劳动和居住生活环境的恶劣、就业困难和生活无保障、劳动强制性和人口的集中，饥饿、绝望、恐惧、被抛弃、社会地位边缘化等。可以说，贫困与道德堕落及犯罪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它们各自已经暗含着对方。因此，对其中一个因素的治理已经包含着和它相对应的另一个因素治理的积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