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批评中运用文学接受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合理性论文,局限性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英国著名文艺批评家理查兹（I.A.Richards）说：“翻译很可能是整个宇宙进化过程中迄今为上最复杂的一种活动。”[1]作为担负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肩负着在原文与译文读者之间构建桥梁的职责，其责任之重大、任务之艰巨是不言而喻的。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译者的主体性（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对译本的形成所起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一些学者，如夏仲翼（1998）、马萧（2000）、王文斌（2001）、仝亚辉（2002）、朱健平（2003）等，开始将文学接受理论的观点运用于翻译批评，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作用的必然性。本文旨在通过对《苔丝》三个中译本[2]中人物描绘的译例进行个案分析，探讨将文学接受理论运用于文学翻译批评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1.文学接受理论概述
20世纪60年代，以伊塞尔（Wolfgang Iser）和汉斯·赫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等为代表的文学接受理论在前联邦德国兴起。该理论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读者的接受上，强调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文学研究的倾向发生了由过去以作者—本文关系为中心转移到以本文—读者关系为中心的根本性变化。无论是伊塞尔的文本接受理论，还是尧斯的文学史理论，都强调文学作品是一个过程，它包括两部分：从作者到作品的创作过程和从作品到读者的接受过程。伊塞尔认为，文本是一个结构或框架，它充满着各种潜在因素，因而有待于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加以具体化、充实化。在文本与读者关系的探讨中，他提出了“空白”这一概念，指文本中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加以填充的“未言部分”，读者与文本的交流就是在这些“空白”处发生的，因为正是这些需要读者靠思考去填补的地方，才把读者引入到文本所描述的事件中，以提供未言部分的意义。尧斯提出了“期待视野”这一概念。所谓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指“读者接受文学作品时自身所具有的某种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包括伽达默尔的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两方面的内涵”[3]，即文化修养、心理素质、个性气质、知识水平、生活阅历、审美情趣、鉴赏水平等。一方面，“‘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链上被充实和丰富’，另一方面，读者以往的阅读记忆也积累了阅读经验；这两者的融合，便形成了一代代读者的期待视野。”[4]按照该理论，作品文本只包含意义潜势，包含着被各种期待视野对象化的可能性。不同时代对特定文学文本的理解，总是受该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影响和制约，不同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变迁，会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文学文本的理解、阐释和评价产生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一代读者与前代文学作品发生“对话”，使读者自身的期待视野获得对象化。每一时代的读者都是依据自己的期待视野使作品意义现实化。同一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文学文本的理解会因其期待视野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个读者，也会因其期待视野的变化，而对同一文学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正所谓：“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5]
2.文学翻译批评的本质、功能及问题
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进行全面的评价。”[6]作为连接翻译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纽带，翻译批评是翻译过程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其与翻译活动是共生共存的。那么，文学翻译批评作为“一门实证性的知性的审美认知活动”[7]也就成为一个伴随着文学翻译活动的必然产物。王宏印教授指出，“文学翻译批评有三大功能：其一是导读功能，指向文本自身，其二是评价功能，指向翻译活动；其三是导引功能，指向翻译界。”[8]导读功能即帮助译文读者阅读和理解文学翻译作品的功能，主要是针对译作而言。评价功能是建立在导读功能基础之上的，它不仅针对译作的阅读本身，而且可以扩大到与之相关的其他领域或翻译的其他方面。但是，其基础仍然以文本翻译的分析为主。它可以单独进行，可以和原文本进行比较，也可以有众多译本的比较研究和综合评价。导引功能即导向功能或指向功能。它建立在文本导读和质量评价的基础之上，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翻译批评的导引功能是社会性的、总体性的，因为它超越了个别作家作品的翻译状况的讨论，发生了更大范围内的影响作用，往往涉及整个翻译风气的变化和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只有这三个方面功能的全面满足，才可以说文学翻译批评全方位地实现了其存在的价值。”[9]
文学翻译也是一个过程，它包括三部分：即从原作到译者的解读过程、译者到译文的翻译过程和从译文到译文读者的接受过程。原作必须有译者主动的、创造性的翻译方可成为译语文化中的文学作品、而翻译文学作品还必须有译文读者的主动参与方可完成，否则也永远只是一个艺术半成品，没有什么生命力和价值。因此，文学翻译批评应充分考虑翻译过程中所包含的三个部分的因素，尤其是斡旋于原作和译作读者之间的译者的主体性对译文的影响。但是，多年以来，翻译批评，尤其是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主要还是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进行，重点放在对比原文与译文在语言处理上的优劣高低和异同多少上，批评者往往会按照“忠实”、“对等”或“等效”等原则对译作进行严格的评判，因而对译文与原文存在的种种不同感到失望和沮丧。其实，批评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译文应当被当作译文去看待，“翻译不可能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对等。“对等”或“等效”正如“纯圆”只是一种纯理念性的东西，是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10]因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活动，它无时无刻不受到历史、文化、政治以及译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的影响和制约。我们可以从《苔丝》三个中译本对原文人物描绘的传译中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
3.《苔丝》三个译本中对人物描绘的传译
人物描绘在小说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人物描绘包括人物的肖像、外貌、动作、语言、心理活动以及与人物性格发展有关的方面的描述。《苔丝》的作者哈代被称为文学画家，他以画家的眼光描绘人物，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使小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哈代在使用方言上也具有高超语言技巧，这在刻画人物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整部小说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艺术特色。请看下面这个取自《苔丝》的人物描绘的例子：
“Boy，take up that basket!I want'ee to go on an errand for me.” The lath-like stripling frowned.“Who be you，then，John Durbeyfield，to order me about and call me‘boy’? You know my name as well as I know yours!”“Do you，do you? That's the secret—that's the secret! Now obey my orders，and take the message I'm going to charge‘ee wi’...Well，Fred，I don't mind telling you that the secret is that I'm one of a noble race—it has been just found out by me this present afternoon P.M.”（Chapter 1）
这是第一章里，当苔丝的父亲他从牧师那儿得知自己是德伯维尔爵士世家的直系后代之后，见到本村的一位熟人后要人家帮他做事时，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三家译文是如何传译的呢？
（张若谷译）：“喂，小子，你把这个篮子拿起来，俺要你去给俺送个信儿。”那个身材细瘦的半大小子，把眉头一皱，说“约翰·德北，你是什么人，敢支使起俺来，还叫俺‘小子’？咱们谁还不认得谁！”“真认得吗？真认得吗？这可得说是个谜，这可得说是个谜。你这阵儿听俺吩咐，把俺交给你的差事快快办去好了……哼，傅赖，俺还是把这个谜对你说穿了吧，俺原是一个贵族人家的后人哪，今儿过晌儿，就是刚才不大的会儿，午时以后，酉时以前，俺才知道的。”
（郑大民译）：“小家伙，把这篮子拿起来！我要你替我做件事情。”这瘦削的少年皱起了眉头。“你是什么人哪，约翰·德比，居然要差使我，还叫我‘小家伙’？你认识我，我也认识你！”“你认识我？你认识我？这里头有个秘密——这里头有个秘密！现在听我的吩咐，把我交代给你的事情去办好。嗯，弗雷德，我看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也没有关系：我是一个望族的后代。这是我今天下午刚刚知道的，今天下午。”
（王忠祥 聂珍钊译）：“小伙子，把那个篮子拿起来！我要你为我走一趟。”那个像板条一样瘦长的小伙子有点不高兴：“你是什么人，约翰·德北菲尔德，你竟要使唤我，叫我‘小伙子’？我们谁不认识谁呀！”
“你认识我，认识我？这是秘密——这是秘密！现在你就听我的吩咐，把我让你送的信送走……
好吧，弗里德，我不在乎把这个秘密告诉你，我是一家贵族的后裔，——我也是午后，今天这个下午才知道的。”
从以上例句中的三种译文，不难看出，在对原文人物描绘的传译中，同一个词、同一个句子，同一段话，三位译者有各自不同的译文，可谓见仁见智，各有千秋。面对风格迥异的各种译文，文学接受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使我们在文学翻译批评中采取一种更为达观的态度。
4.文学接受理论运用于翻译批评的合理性
按照文学接受理论的观点，一部文学作品所描写的虚拟世界与读者的经验世界不可能完全契合，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想象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必然会有差异，有时甚至会大相径庭。而这种差异正是不同的读者能动地运用各自的想像力，赋予作品的“空白”、“潜势”、“召唤结构”以不同的含义以及填补在意义空白中的不同内容在起作用。[11]文学文本在被接受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是文化修养、心理素质、个性气质、知识水平、生活阅历、审美情趣和鉴赏水平不同的读者，每一个读者都会能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参与文本的再创造，从而使文学文本的解读过程不可避免地留下读者具有独特个性和创造力的主体痕迹。
其实，作为文学作品的翻译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是一种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素质、特定的时代历史背景的读者的解读”。[12]在翻译过程中，作为原文接受主体（读者）的译者总会带着自身独有的文化修养、知识水平、生活阅历和审美情趣，从不同的角度去认知和感悟原作，并因“形象投射、情感投射、观念投射”[13]三个方面的差异，从原作中获得不同的信息，做出相异的审美判断，去填补原文中的“空白”或“未言部分”，使原作的意义潜势现实化、具体化，而这种填补必然带有译者的主体性痕迹。如：上例中的“boy”，到底是“小子”、“小家伙”还是“小伙子”？原作者让小说中的人物说威塞克斯方言，用意何在？如何体现作者意图？“I'm one of a noble race”怎样理解？如何传译？作者为何不用比“this present afternoon P.M.”更简捷明了的“this afternoon”呢？怎样表现原文的这种“前景化”（foregrouding）[14]表达方式？显然，由于三位译者“期待视野”不同，从而使他们对原文的理解出现差异；由于他们对翻译本质、意义、目的、功能、标准的认识也存在着个体差异，从而使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结果产生了不同的译文。不过，“真正优良的翻译作品，往往是原著风格经译者风格掺糅而成。以乐谱为例，写在纸上的音符是死的，必须依赖演奏家的演绎，方能存活。同理，原著在不识原文的读者眼中，也并不存在，唯有通过翻译，方能在第二种语言中再生。既然同一乐谱可以展现千姿百态的演绎，同一作品为何不能产生千变万化的翻译？”[15]从这个角度来看，同一个作品，出现风格迥异的译文，是完全可能、完全可以、不可避免也应该被允许的。况且，面对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或不同时代的读者，多种译本的存在，在客观上也起了满足不同读者“期待视野”的作用。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既是原作的读者、理解者、感受者和研究者、又是原作的解读者、诠释者和传达者。承认这一点，也就理解了译者对原作的解读与一般读者的阅读性质具有异中有同的一面，那么我们在看待、解释译者在文学翻译时的审美活动时，借鉴、运用以读者的阅读、反应、创造性理解为文学意义生成之主要根源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接受理论，当然也就具有合理性。
5.文学接受理论运用于翻译批评的局限性
然而，如果机械地按照文学接受理论来解释同一原作所产生的各种不同译本，就会使我们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怎么样翻译都行，无所谓好坏。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实际上，我们按照文学接受理论，以达观的态度看待同一原作所产生的风格各异的不同译本、肯定它们各自存在的价值，并不能等于“凡是存在的都是优秀的”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文学接受理论缺乏文学理论批评应该具有的对文学价值判断的明确规定，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由于否认文学作品的客观性，只强调读者感受的一面，因而使翻译批评只是一种经验的描述而没有了理性的评判。正如美国读者反应批评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斯坦利·费希（Stanley E.Fish）所承认的那样：“很难根据这种方法的分析结果来确定一部作品比另一部好，甚至很难确定一部作品本身的好坏。”[16]这正是文学接受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和批评的局限性所在。
我们认为，承认对原作理解的历史性和原作意义的相对性，承认原作存在着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多种解释都是合理的，各种译作都是优秀的，它们之间肯定还存在着高低之分、优劣之别。上面所举例子中，对于原著中人物所使用的英国西南部农村地区威塞克斯方言，人民版采用了山东方言对译，如“俺”、“送个信儿”、“支使”、“这阵儿”、“差事”、“今儿过晌”、“不大的会儿”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译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传达原文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的作用，“但却表现不出方言成分的其他主要功能，扭曲了原文的文体特色，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17]“其效果也不尽人意，不仅容易给人一种‘虚假的印象’，还给不少读者带来了理解困难。”[18]因为使用译语的方言对译原语的方言，难免与原文的现实内容、场景、环境和作者的地区籍别和民族发生矛盾。笔者也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参加问卷调查的大多数读者在读翻译作品时，对于外国人用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山东方言说话，是难以接受的。人民版将“boy”译为“小子”生动传译出苔丝父亲得意洋洋、傲慢无礼的口气，使该人物的可鄙、可笑的形象跃然纸上，从而使译文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正因为“小子”属不敬之称呼，才顺理成章地有下文被称为“小子”的人的反驳之语。而上海版的“小伙子”和长江版的“小家伙”可以用作长者对其喜爱的晚辈的称呼，不一定含有不敬之意，因此不符合上下文语境。至于“to go on an errand”，人民版译为“送个信儿”准确而达意，而上海版译为“做件事情”、长江版译为“走一趟”指代不太明确，都没能准确、贴切地传译出原文意思。人民版和长江版将“You know my name as well as I know yours”分别译为“咱们谁还不认得谁”或“我们谁不认识谁呀”准确传译出了说话者反诘的口气，而上海版译成“你认识我，我也认识你”似乎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原文中小伙子因受到不敬的差遣，而表现出来的不满情绪未能充分传译出来。人民版将“I'm one of a noble race”译为“俺原是一个贵族人家的后人哪”将德北自以为是、郑重其事的神态，惟妙惟肖地传译出来，符合德北的身份，发挥了译语优势，达到了原文诙谐、幽默的效果。而上海版和长江版都采用了文绉绉的书面语言，分别译为“我是一个望族的后代”和“我是一家贵族的后裔”，丧失了原文话语的口语化和生动性特点，且与原著中德北的身份不符。不过，人民版将“this present afternoon P.M.”译为“今儿过晌儿，就是刚才不大的会儿，午时以后，酉时以前”，这里“酉时”是旧式记时法，指下午5点种到7点钟的时间。让一位金发碧眼高鼻子的英国佬说出带有强烈中国色彩的词“酉时”，似有归化过度之嫌。
由此可见，原文“文本是一个未定与确定、开放与封闭的辨证统一体。它一方面具有未定性和开放性，但它的开放程度又受到图式化结构的限制和制约。”[19]而译者的传译是主观灵活、良莠不齐的。面对众多的译本，我们除了历史地、动态地解释它们的合理性之外，还必须把握一个相对固定的判断标准，通过比较和分析，找出这些译本的精彩之笔和不足之处。否则，文学翻译批评将丧失应有的导读、评价和导引功能，进而使译文读者、翻译学习者、研究者以及将来的译者因迷失方向而无所适从。我们应当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尽管译文的优劣受译者所处历史时代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译者本身的语言修养、审美能力、个人经历、对原作的解读水平和译入语表达能力。文学翻译，是一个从解读到表达的过程，需要译者的能动性参与。但这种参与是在尊重解读对象——原作——的客观性基础上进行的。作为原文读者的译者，在文本解读和阐释过程中，必须始终以文本为依据，在与文本的对话中进行再创造，否则翻译就会成为译者的独白话语，因为，“赋予读者以诠释的优先权并不必然意味着诠释的无限性。”[20]译作，作为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相交媾的产儿，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靠近原语文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靠近译语文化，也可能正好介乎与二者之间，兼有二者的特质，但无论如何都不应离原语文化或译语文化太远，以致于面目全非，难以辨别或佶屈聱牙、“虽译犹不译”。正如金圣华教授所言“不同译者个性有异，秉赋相殊，经他们的手笔，自然产生不同的译品，但基本上，伟大的演奏家不会将贝多芬弹成莫扎特，萧邦弹成德彪西，成功的翻译家，亦当如是”。[21]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把三种译文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说明孰优孰劣，而是“要学习不同译者的经验，如有不足就要总结其中的教训，以使后来的翻译工作做得更好”。[22]
结语
综上所述，运用文学接受理论，从接受者角度审视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对于译文的鉴赏、评价与批评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它启发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思考文学翻译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使我们不再把译者简单地看成原作的被动消费者和“传声筒”，或者不再只认可某种对原作定于一尊的解释和翻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接受理论是值得重视和借鉴的，把它运用于文学翻译批评也是具有合理性的。然而，如果绝对地按照文学接受理论的观点，把文学翻译仅仅看作一种主体行为，势必会导致唯心主义而陷入理论的谬误，进而导致对译作进行张扬个性、随心所欲的翻译批评，最终使文学翻译批评丧失应有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导向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接受理论运用于文学翻译批评是有其局限性的。
注释：
① 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Second Revised Edition）[M].Clevedon·Buffalo·Toronto·Sydney：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1：14.
② 这三个译本分别是：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第1版，1984年7月第2版）2003年；郑大民译.苔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王忠祥、聂珍钊译.德伯家的苔丝[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Tomas Hardy，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的英文版选自逸海书城网.
③（14）（1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82—583；591.
⑤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302.
⑥ 周仪罗平.翻译与批评[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144.
⑦⑧⑨ 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南开大学博士生课堂讲义，2003：29；29；36.
⑩ 赵彦春.关联理论与翻译的本质[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5）.
（11）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44.
（12）夏仲翼.文学翻译与批评理论[J].中国翻译，1998[1].
（13）王文斌.论译者在文学翻译中主体作用的必然性[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2）.
（14）前景化（foregrounding）这个概念首先是由布拉格学派的学者提出来的，指语言机制在使用过程中，表达方法偏离了常规的语言形式，引起读者特别的注意。
（16）金圣华.认识翻译真面目——有关翻译本质的一些反思[J]，2000年12月12日翻译学讲座教授就职演讲辞，诗生活网，翻译论坛.http：//www.cuhk.edu.hk/puo/prof/jin/jin.htm.
（17）韩子满.试论方言对译的局限性——以张谷若先生译《德伯家的苔丝》为例[J].解放军外国院学报，2002（4）.
（18）孙致礼.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19）朱健平.翻译的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模式[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
（20）仝亚辉.接受美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福建外语，2002（3）.
（21）崔永禄.文学翻译佳作对比赏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前言.
（22）Bassnett，Susan & Lefevere，And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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