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初探——以《新大陆游记》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大陆论文,游记论文,观念论文,城市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大陆游记》（以下简称《游记》）是梁启超1903年赴美洲游历考察美国政治社会情况的记录。书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关于城市问题的论述，集中反映出梁启超的城市观念。梁的城市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同时代的先进人士对城市的认识水平，构成近代中国人城市观念演进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一
梁启超应美洲维新会之邀到新大陆游历时，正值美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的大转折时期。他在众多的城市之间穿梭旅行，对五光十色、绚烂多姿的城市景观和城市文明感触良多。
一、深切感受到东方和西方城市发展的明显差距，充分领略了近代城市文明的独特魅力。梁启超在旅美途中深有感触地说：“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4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自东徂西，所经城市一处比一处繁华，使他有山外有山楼外有楼的感觉。相比之下，东方城市的发展明显落后于西方城市。
在《游记》中，梁启超对美国城市的繁华兴盛有详实生动的描述，给后人留下了美国社会大变迁年代城市崛起的真实资料。以纽约为例，梁启超看到市容：“触目皆鸽笼，其房屋也。触目皆蛛网，其电线也。触目皆百足之虫，其市街电车也。”城市建筑物“则十层至二十层者屡见不鲜，其最高者乃至三十三层，真可谓地顶矣”（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4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纽约的胜景让他大开眼界，从而领略了近代城市文明的独特魅力。
二、对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梁启超旅美期间从美国城市的发展轨迹中清楚地洞察到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他如此评论纽约这个“世界第一都会”：“纽约当美国独立时，人口不过二万余（其时美国中一万人以上都市仅五处耳）。迨十九世纪之中叶，骤进至七十余万。至今二十世纪之初，更骤进至三百五十余万，为全世界中第二大之都会（英国伦敦第一）。以此增进速率之比例，不及十年，必驾伦敦而上之，此又普天下所同信也。”（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梁启超在《游记》中还列表对比分析了纽约、费城、波士顿、芝加哥四市1800年～1900年的人口增长情况，得出“美国诸市，皆岁岁进步，不待论；而其飞行绝迹者，尤莫如芝加高”，“其进步之速，真可谓冠千古而无两也”。（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0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梁启超虽然是以此证明其世界文明由东而西发展的观点，但他对于近代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无疑具有相当清醒的认识。
三、对近代交通、通讯发展与城市崛起的关系有一定的感性认识。
在记述横贯美国的大北铁路时，梁启超预言：“铁路一成，而数万年来鸿荒黑暗之天地，遂放大光明。至是而此数千里之荒原，不十年间，而千数之大村落、百数之大都市，弹指涌现。”（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1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这表明他对铁路与近代城市兴起的内在关系有一定的了解。
梁启超在得知美国太平洋海底通讯电缆铺设成功的消息后，联想到纽约近五十年来的飞速发展，认为纽约的崛起“虽其他种原因尚多，而自大西洋海电既通以后，骤增突进之迹，历历不可诬矣”。据此他断定“此太平洋海电开通以后，东亚之纽约殆将出现，此亦推理而可征者矣”，并希望国内能够抓住机遇，推动城市发展，“助我文明进步之速率”。（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0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明确表述出借助通讯手段推动国内城市发展的心愿。
四、敏锐地观察到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负面情况。
梁启超在赞叹美国近代城市文明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阴暗面。他对纽约的精彩概括是：“天下最繁盛乾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4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通过对纽约贫民窟的实地考察，梁启超罗列出诸如住房拥护、卫生肮乱、生计维艰、死亡率高、犯罪率攀升、卖淫业猖獗、藏污纳垢等城市问题。
19世纪末时，正是美国城市史上的“无形政府”时期，城市老板(city boss)把持下的城市行政管理混乱、市政建设严重失序、政党势力操纵竞选、腐败堕落之风和肮脏交易充斥其间。城市政治的黑暗，激起人们的极大愤慨，许多美国人都视市政为美国发展中的最大失败。20世纪初，以扭转市政管理混乱状态、建立适应城市迅速发展需要的新型市政管理体制为目标的市政改革运动在全美展开。
梁启超对这一时期的美国市政也进行了考察，指明美国政治“最腐败者，莫如市政”。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美国的市政改革运动，并在《游记》中记载有美国市政“近屡改良”的事实。他堪称将美国市政改革运动的最新信息传播到国内的第一人。
在梁启超之前，一批以驻外使臣为主的洋务官员曾亲历西方、足践欧士，首先接触到西方先进的近代城市文明，强烈感受到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差异。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这批洋务官员为之触动并认同的是域外城市的物质层面。在其著述中记录了洋务时期最早走出国门的近代中国人对外国城市的直接观感和初步认识。（注：参阅皮明庥《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载《文史哲》，1992(5)；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282～311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和他们相比，梁启超对美国近代城市文明的进步、城市化的历史必然性、近代城市兴起的推动因素等较深层次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对美国城市文明的考察在赞叹其成就的同时也多了几分冷静和理性，其认识水平无疑是那一时代先进人士城市观念的代表。
二
梁启超赴美洲游历的根本目的在于考察美国这一共和政体国家。早在1899年冬，他首次计划访美时即称：“誓将适彼世界共和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册，第45卷（下），17页，中华书局，1986。）众多城市成为梁启超考察美国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窗口。透过这扇窗口，他认识到城市自治是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根基所在，从而对地方自治与城市的关系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梁启超城市观念的精髓和核心即在此。
甲午战争的惨败，促使中国向西方的学习进入政治制度层面，为时人注目的地方自治思想在20世纪之初即发展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凡关心时局之士，皆将以提倡地方自治，树二十世纪新中国之先声。”（注：《论地方自治有专制立宪之别》，载《东方杂志》，第三年第十一期。）到清末新政时期，以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的观念已深植人心。（注：参阅郑永福《1905年以前中国的地方自治思潮》，载《史学月刊》，1983(2)；马晓泉《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论纲》，载《史学月刊》，1993(5)。）应当指出的是：在1903年以前，力倡地方自治的近代先进启蒙者普遍将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说成中国古已有之，并拿周官乡遂之制、汉代乡亭之制、朱子（朱熹）吕氏（吕祖谦）乡约遗规等附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地方自治。康有为即以近代各地兴办的团练、善堂、书院等地方事务来证明中国也有兴盛的地方自治，并且是“纯乎地方自治之制”（注：康有为：《公民自治篇》，载《新民丛报》，第六号。）。与这种对地方自治的肤浅、模糊理解相比，梁启超通过对美国城市的实地考察，形成了对地方自治明显高人一筹的见解。
梁启超从倡行地方自治的政治愿望出发，在《游记》中着重介绍了被他视为“行民主共和之要素”的美国地方自治与地方分权原则（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6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地方自治(local autonomy)制度最早兴起于西欧，是西欧封建社会城市自治传统在近代的发展和演变。美国在殖民地时期深受英国的影响，殖民地实施的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照搬英国，地方自治在北美殖民地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盛行。在新英格兰各地，地方自治以市镇为单位，年满21岁的成年男子都参加市镇大会。大会选举市镇行政委员会、其他官员及出席殖民地议会的代表。大会还提出、讨论和通过议案，处理地方重大事务，如征税、分配土地、制定地方法规以及为学校和教会制订章程等。殖民地时期市镇大会的民主气氛十分浓厚。美国独立以后，殖民地时代形成的以市镇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传统向全国推广。19世纪末，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城市在国家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渐重要，城市获得的地方自治权限也越来越大。（注：参阅〔美〕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136～148页，商务印书馆，1984。）在20世纪初时，城市不仅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而且是美国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因此，梁启超对美国的城市自治考察后得出结论：“故美国之共和政体，非成于其国，而成于组织一国之诸省；又非成于其省，而成于组织一省之诸市。必知此现象者，乃可以论美国之政治；必具此现象者，乃可以效美国之政治。”（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6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在此，梁启超较为明确地阐述了城市与美国政治制度的关系，指出城市自治是美国共和制度的支柱。这一论断是符合美国的民主传统和现实情况的。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要仿效美国的民主共和政治，“必具此现象”，即必须要有美国这样的自治城市，要有生活在自治城市里受过地方自治训练及民主熏陶的自治市民。然而在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政治格局中，根本不可能存在欧美式的相对独立的“自治城市”，也就不会有享有一定政治特权及经济、法律等方面权利的自治市民。中国的城市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市民受到政府的严格约束。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言：中国的城市和西方的城市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展的。“与西方形成强烈对比而与印度的情况相一致的是，作为帝国堡垒的中国城市所得到的有法律保障的‘自治’比村落还要少。”（注：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21～2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中国的城市缺乏中世纪欧洲城市所享有的军事、法律和政治的自主权，而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村落“在法律上与事实上都具有地方自治体的行动能力，这是‘城市’无法做到的”（注：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1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为检验中国人的政治能力，梁启超还对生活在民主共和政体下的美国华人社会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考察，结果令他很是失望，认为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梁启超阐述说：“窃尝论之，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力，其发达固最早。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家而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试游我国之乡落，其自治规模，确有不可掩者。即如吾乡，不过区区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机关，秩然不相混。他族亦称是。若此者，宜其为建国之第一基础也。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而益信。”（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44～14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梁启超注意到缺乏市制自治传统、无市民资格的华人即便以个人资格在美国“最自由之大市”生活，“顾其所赍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且其所以维持社会秩序之一部分者，仅赖此焉”。这一缺陷乃“数千年之遗传，植根深厚”，非朝夕之功所能改观。所以他提醒“为国民向导者，不可不与此三致意也”（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4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可见他对此的重视程度。
梁启超在此已经准确地把握中国和西方地方自治的不同精神。中国的族制自治与西方的市制自治使之在历史发展道路上析为两途。西方的地方自治肇始于都市，受欧洲中世纪政治结构中“政教分立”、城市与国家的二元对立等历史传统的影响，在相对独立、自由的自治城市里最先出现社会束缚松动、自由意识伸张、市民社会兴起等社会变动，并由此形成资本主义的近代民主国家；中国的乡村社会主要是由封闭的宗族组成，虽然宗族内部有较为严密的组织，但是宗族之间实质上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无法凝聚成一个社会。乡村的宗族又是由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士绅来控制，缺乏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性，因此和中国的封建城市一样难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动，以推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注：参阅马敏《有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几点思考》，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4)。）
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一次短暂游历中通过考察美国城市就能准确地区分开中西地方自治的精神差异，得出与马克斯·韦伯近乎一致的结论，其思想之敏锐令人叹服，可惜他对此重大理论问题未作进一步深化。梁漱溟先生评价说：梁启超在游美期间对中西地方自治的“略点”一二，“虽于中西社会演进之两条路，尚未言之深切著明，而所见正自不差了”（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254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梁启超对于美国城市自治与美国共和制度的密切关系、中西地方自治重大差异的简略论述，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人的城市观念及对地方自治的理解和追求。
综合上述，新大陆之旅不仅使梁启超看到了美国的近代城市文明及世界城市化趋势，更为主要的是，梁启超从美国城市的发展历程认识到西方的城市自治传统是建立近代民主国家的基础，而中国的自治传统是族制自治，与西方的自治精神大相径庭。这表明他对城市与地方自治的关系有比同时代人深刻得多的认识和理解。对中国和西方地方自治不同精神的厘清，势必推动国内争取实现地方自治的运动向新阶段发展。
三
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在近代中国人城市观的演进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如果说洋务时期走出国门、身历目睹域外城市文明的那批官员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只是单独地注重国外城市的技术和物质文明，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观念、市民自治思想以及西方城市开放自由的生活方式讳莫如深的话，（注：参阅涂文学《洋务运动与晚清城市社会近代化》，载《近代史研究》，1996(2)。）那么，以梁启超的城市观念为代表，则表明甲午战后在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进入政治制度层面的大背景下，先进人士的城市观念在前人基础上开始由物质层面向政治文化层面渗秀和推进，从对近代城市物质层面的认同向对近代城市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过渡。
梁启超在国内地方自治思潮推动下所发现的族制自治和市制自治这两条中西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主线，对近代知识界从城市自治角度争取国家社会政治的改良具有深远影响。晚清新政时期，在要求推行地方自治的舆论声浪之中，有相当多的人士受到梁启超城市观念的影响，自觉地将地方自治与城市联系在一起，呼吁以城市为重心实施地方自治。不过，晚清新政时期鼓吹地方自治者的思想比较芜杂，其城市自治思想明显受梁启超城市观念的影响，但又接受有康有为等认为西方近代地方自治中国古已有之的观念。总之是互有取舍，调和揉杂中西地方自治的差异。不过，争取实现以城市为主导的地方自治是此后地方自治运动发展的潮流。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政论文章中表述得相当明显。如有论者承认梁启超所说的“吾国素为宗法之社会，而非市制之社会。故族制自治极发达，而市邑自治甚微弱”的事实，但不同意梁启超所言族制自治使国民“无政治思想、无自治能力、不知其身为国家之分子”的观点。主张中国应在城市中推行地方自治，“内参朱子吕氏乡约之遗规，外取列国市府议会之新律，合之以吾国之内情，酌之以今日之现势，定为成宪，俾天下相与遵守”，由此奠定立宪之基。（注：哈笑：《论地方自治之亟》，载《东方杂志》，第五年第三期。）建议地方自治先在都市实行者的理由依据是：“美国立国之初，其中数州，自治之制，亦仅先行之都市。”有论者还以周官乡遂之制附会法、德等国的市制，主张“今用周官之古意，仿诸国之新制，参酌损益，先行之于都市”，则地方自治“顺而易行”。（注：《论地方自治制宜先行之都市》，载《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九期。）
有篇政论直截了当地指出：“今日欲求真实立宪之制，渐次成立，在势诚不得不汲汲于地方自治矣。”“则今欲求自治，著乎之点，即不可不先从事于市政。”（注：《论地方自治应有施行之秩序》，载1909年6月9日（宣统元年己酉年四月二十二日）《民呼日报》，转引自马鸿谟编《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一），89～9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主张先在城市范围内实行地方自治，以此改变专制政治。从晚清新政时期地方自治运动的实际开展情况来看，城市范围内的地方自治是其主流，各地自治运动的开展主要倚重于在城市推行。中国的市制就是源起于晚清新政的城市自治运动。
20世纪20年代有学者在检讨中国的市制历史时，曾明确指出晚清政治改革中将市制与地方自治进行自觉联系这一影响深远的趋势。顾敦柔在《中国市制概观》中，解释了以农立国、“向来重乡治而忽市政”的中国，近代受西方影响情况大大不同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受西洋的三种影响。一是“交通频繁，商业逐渐发达”。二是“机器的输入，工厂并设”。这两种原因使近代中国出现了城市化启动并缓慢发展的迹象。第三种西洋影响“是最大的原因，那就是德谟克拉西的影响”。晚清新政运动“与市政有极大的关系。原来所谓西洋政治，就是立宪政治；立宪政治，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初步，就是地方自治；而市政的推行，就是地方自治的一部分的工作”（注：顾敦柔：《中国市制概观》，载《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七号。）。顾敦柔在此指明，中国近代对市政开始注意，关键因素在于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和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20世纪初的有识之士在探索救国真理时找到了地方自治特别是城市自治这一西方民主政体的根基，从而自觉地将民主政治与作为地方自治重要构成部分的市政紧密相联，将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意寄托在争取城市自治之上。其间可以看出受到梁启超城市观念影响的明显痕迹。
中国近代对以地方自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追求是长期不懈的，其主流又是追求城市自治、培养市民自治精神。在20世纪20年代，一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生受美国市政改革运动的影响，希望在国内通过推行城市自治、改善城市组织管理体制的途径来实现改良全国政治、建立真正民治国家的目标。和晚清新政时期力倡城市自治的知识阶层相比，这批留学归来的青年学生对城市及城市化的理解更深刻，带回的城市理论更新潮，实现城市化和政治改良的愿望更迫切，推行城市自治的目标更明确，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也更透彻。以他们为代表，近代中国人的城市观念开始进入对近代西方城市的政治民主观念、市民自治精神接受并在国内鼓吹仿行的阶段。这批留学生推动国内城市发展和城市自治运动的基本信念即是：“都市自治为培养民主国民自治之智识而达成真正民治之阶。”（注：张锐编著、梁启超校阅：《市制新论》，1页，商务印书馆，1926。）“市自治制度是自由国家的精华。一个国家虽可以建设自由政府的体制，若没有市自治制度，不能有自由精神。”（注：臧启芳：《市政与促进市政之方法》，载《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十一号。）这种认识无疑继承和深化了梁启超在20世纪初即提出的中西地方自治存在重大精神差异、欧美的城市自治传统是近代民主国家建立的根基的城市观念。
从20世纪初开始，争取实现城市自治、培养近代城市居民的市民观念成为知识界一批热心市制者的努力目标。梁启超在游美期间形成的城市观念对国内的城市自治运动具有理论指导意义。近代中国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这一漫长而曲折的社会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一场由传统乡村文化向现代城市文化转型的文化变迁过程。梁启超的城市观念正是这场文化变迁的重要关节点之一，它影响了20世纪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对城市的看法，从而将近代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近代对民主政治的探索也因此而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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