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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60年代以后，台湾经历了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性巨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女性价值观亦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重大变迁。这种变迁在台湾当代文学，尤其是表现女性处境、命运、地位和心态的女性小说中，有着相当真实而深刻的反映。因此，本文拟通过文学这一视角，来探寻当代台湾女性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变迁的轨迹。
（一）
婚姻、家庭历来是女性人生重要的舞台，也是体现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一个敏感区域。当代台湾文学中，描写婚姻家庭的小说屡见不鲜，不少佳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女性的命运和心态。曾获台湾《联合报》1979年度中篇小说奖的《再嫁》〔1〕， 以别具一格的结构形式，通过上下三代妇女的不同遭遇，生动地展示了台湾社会几十年的变迁，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女性价值观念的嬗变。
小说分为三部。第一部写日据时期，一个叫周陈芙蓉的农家寡妇，艰难地抚养三个年幼的女儿。族中当“保正”的三叔作主要她改嫁，却不让她带走两个较大的女儿。而她不忍心女儿离开母亲后受人虐待，决定不改嫁，继续挑起生活的重担。第二部故事发生在台湾社会转型的初期，描写周陈芙蓉的女儿许周桂枝在小镇上经营一家布店，她丈夫做了“街长”贷款15万元的担保人，为了不受连累，她跟丈夫假离婚。不料消息传开，影响了布店的资金周转。幸好“街长”还清了借款，于是她立刻和丈夫办理了再婚手续。最后一部故事的背景是70年代末的台北都市，讲述许周桂枝的儿媳许刘仁露与嫖赌成性的丈夫离了婚，再嫁给一个洋人，并打算随他飞往美国。小说围绕着“再嫁”这个焦点，揭示了不同时代的女性不同的人生和价值观念。祖母辈的周陈芙蓉是生活在农业社会典型的传统女性，她勤劳刻苦、温良孝顺，无条件地服从家族的利益，为儿女心甘情愿地默默奉献，不惜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这样的女性是没有自我的，但却符合那个时代的女性道德标准。许周桂枝继承了母亲那代人勤劳、节俭、尊老爱幼的品格，然而时代不同了，身为布店老板娘的她，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不得不煞费苦心、竭尽全力，甚至不惜以假离婚来维护自己家庭的利益。为了做生意，她几乎无暇顾及儿子以及婆婆。她的“离婚”和“再嫁”，都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与许周桂枝相比，成长和生活在现代工商社会的许刘仁露，其思想3观念更趋开放。她不受传统规范和礼教的束缚，当意识到丈夫的无可救药，婚姻已无幸福可言时，毅然以“离婚”、“再嫁”重新寻找幸福的港湾。小说写道：前夫为了阻拦她去美国，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儿赶到机场，然而面对满脸泪痕的亲生骨肉，她仅仅是“内心深处刺疼了一下”，随即便转头不顾。可见亲情、母爱已失去了原先的力量，改变不了她追求个人幸福、投奔新生活的决心。
《再嫁》可谓台湾社会变迁和女性价值观念嬗变的一个缩影。它向人们表明：随着社会发展，台湾女性原有的服从家族意志，为丈夫、子女无私奉献、自我牺牲的传统女性价值观，已逐渐向追求个人幸福、实现自我价值的现代女性价值观转变。这种转变，也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知道，在父权文化统治下，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历来处于被动、屈从的地位。女子结婚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丈夫可以三妻四妾，可以随心所欲地休妻，妻子却无要求离婚的权利。而当今台湾社会，女性不但获得了自由恋爱、结婚的权利，而且随着离婚率的逐年上升，妻子“休夫”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女性自我意识增强，婚姻角色主体性衍化的一种表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些描写婚变的小说中得到印证。
萧飒早期的短篇小说《明天，又是个星期天》里的女教师淑清，当得悉自己相爱五年、结婚四年的丈夫有外遇并使第三者怀孕后，毅然提出离婚，因为“她不要支离破碎的感情，也不要那样的丈夫”。而同样出自萧飒的长篇小说《走过从前》〔2〕则更全面、 细腻地刻划了一个遭逢婚变的妇女从惶恐、屈辱中挣扎着走过，成为全新的、充满自信的现代女性的心路历程。小说描述大学毕业的何立平嫁给留美回台的魏学勤，婚后何立平辞去教职，跟随外派的丈夫赴美生活。在美国，除了照料丈夫和孩子外，她还努力学习英文，并选修了三门功课。她想要充实自己，为的是“做个更称职的外交官太太，帮助丈夫拓展事业，一心一意地指望着妻以夫贵的日子早点到来”。不料回台湾后，她才惊骇地发现丈夫早已移情别恋。她痛不欲生，也曾经哭闹争吵，纠缠不休，却始终无法挽回丈夫的心。无奈之下只得离开家庭，先是在学校代课，以后又在出版社找到一个翻译的工作。通过艰苦的努力和奋斗，何立平逐渐从工业中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原来她不是个一无是处，没有人要的女人，她可以自己肯定自己，而不需要靠丈夫来肯定她。最后她心平气和地约魏学勤去办了离婚手续。在此之前，她曾对魏说过这样一席话：“魏先生，婚我会离给你的，至于什么时候离，到了时候，我就通知你。我不再需要受你的摆布，当初你想外遇就外遇，现在你想名正言顺就找我离婚……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我现在要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这番话掷地有声，不啻为自我意识觉醒了的女性告别依附和屈辱，维护人格尊严的宣言，表达了现代女性要求独立、自主和男女平等的心愿。
长篇小说《木棉花和满山红》〔3〕、 《如何摆脱丈夫的办法》〔4〕，描写的内容都未脱离“婚变”，但与上述作品不同的是， 女主人公“休夫”的原因并非丈夫外遇，而是由于夫妻双方在思想观念、性格情趣等方面的差异和难以协调。《木棉花和满山红》的主人公易安在一家杂志社任职，她热爱工作，事业心强，热情开朗，兴趣广泛。而丈夫王天瑞不但自私、偏狭、性情孤僻，而且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他要妻子按照他的方式生活，做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易安因为无法忍受天瑞的个性和丧失自我的婚姻生活，结婚仅两个半月便同丈夫分了手。《如何摆脱丈夫的方法》中的褚浩成倒堪称为模范丈夫，对妻子苡天百依百顺，还包揽了全部家务。可是苡天却因浩成事业上不思进取、无所作为而鄙薄他，千方百计迫使丈夫离了婚。从这些作品中，不难发现当今台湾女性婚姻价值取向的转变——传统的“嫁鸡随鸡”、从一而终的陈腐观念已被摒弃，现代女性对婚姻生活有了更高、更实际的要求。对不尽如意的婚姻，尤其是来自男方的背叛，她们不再忍气吞声，委屈求全，宁肯“弃暗投明”，重新开拓新的天地，创造新的生活。
在新旧文化交替，各种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剧烈冲撞与变迁的现实社会里，部分台湾女性对婚姻制度产生怀疑和不满，甚至采取排斥的态度。这在小说中同样有所反映。袁琼琼的短篇《小青与宋祥》便是一例。作品中的小青因为受母亲、姐姐婚姻遭遇的影响，只要同居而不肯结婚，也不愿意生儿育女。在一般的同居事件里，往往是女方拿怀孕来逼男方结婚，而小青怀了孕甚至不告诉男友一声，迳自去医院打了胎。萧飒短篇小说《黄满真》里的女教师黄满真，其行为举止似乎更为离经叛道。她不想用一纸证书来拴住所爱的男人，却又不顾家人的反对和世人的侧目，坚持要生养一个自己的孩子。袁琼琼、萧飒笔下的小青和黄满真，都不是生活放荡、道德败坏的女人，而是自尊、自信、独立意识极强的现代女性，她们敢于突破传统规范和礼教的枷锁，对待两性关系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对婚姻持否定的态度。这一类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虽然为数不多，却十分引人注目，反映了当代女性价值观嬗变中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二）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妇女的人生要义在于家庭，她们一生所扮演的角色离不开女儿、妻子、母亲，离不开家庭。“相夫教子”是妇女的天生职责，“贤妻良母”则成为社会衡量和评价女性价值的重要标准，也是众多女性追求完美人生的最高境界。自6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的发展促使大批妇女走出了家庭的小圈子而投身于社会，女性传统的家庭角色开始向社会角色转换。随着女性生活空间的拓宽、经济地位的提高和独立意识的增强，传统的女性价值观亦相应起了变化。“先做人，再做女人”，以社会生活中一个独立、平等的成员立足于世，“通过事业以实现自身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女性所接受。这一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很自然地受到作家们的关注并被纳入其创作视野，成为80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文学潮流的重要主题之一。
早在80年代初，现代意识极强的女作家李昂，就曾塑造过以自己的社会工作和奋斗来肯定自身存在价值的女性。短篇小说《爱情试验》里的女主角最终摆脱了儿女私情的困扰，积极投身于社会服务工作之中。《她们的眼泪》则刻划了一个更加鲜活的女性形象——云阿姨，她放弃了优裕舒适的生活，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慈善事业，满怀爱心地帮助收容所里的失足少女走向新生。同一时期，在朱秀娟、萧飒、廖辉英、苏伟贞、杨小云、温小平等女作家笔下，涌现出众多台湾职业女性的形象，她们有的是工商、贸易、广告行业的女经理、女主管，有的是文教、影视、时装设计界的女强人。这些女性共同的特点是全心热爱自己的工作，不是把自己从事的职业仅仅视为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一项发挥才能、实现自我的事业。为了达到理想和目标，她们全力以赴、顽强拼搏。在这类女性的心目中，爱情、婚姻不再是女性人生的第一要义；通过事业奋斗，追求精神、物质财富已成为她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朱秀娟的长篇小说《女强人》堪称上述题材的代表作。小说记叙了女主人公林欣华自立自强、拚搏奋斗的一段人生经历。林欣华大学联考落第后，从应聘一家公司的打字员开始，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凭着刻苦好学、勇于进取和精明干练，终于当上了震洋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成为驰名台港商界的女强人。在一次业务活动中，林欣华遇到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年轻英俊、事业有成、拥有硕士学位和显赫家世的香港以达公司的股东雷蒙。两人一见倾心，欣华为之献出了少女最纯真的爱。但就在她飞赴香港、即将踏上红地毯的前夕，欣华意识到：“雷蒙需要的是个伴侣，是个凡事以他为重心的妻子，每天恰如其分地点缀着他的生活”。嫁给雷蒙，意味着将放弃自己的追求，象雷家所有的女太太一样，留在家里相夫教子，“没事逛百货公司，饮广东茶，打麻将，丈夫回来了赶快回去陪着，有应酬了打扮得漂漂亮亮”。面对事业、爱情无法两全的抉择，欣华毅然舍弃爱情，离开了雷蒙。此后她又遇到过几个条件优越的追求者，但她抱定了一个决心——“永远不放弃自己的事业”。最终林欣华选择了当教师的叶济荣为终身伴侣，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叶始终理解她，并全力支持她的事业。
《女强人》的故事无疑向世人昭示了当代女性崭新的人生价值观，同时描绘出一幅女性人生理想、美好的图景。然而现实生活中，妇女要在社会上立足创业，常常得比男人付出加倍的代价和艰辛；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的人生路上，仍然遍布荆棘与坎坷。在长达数千年的父权文化统治影响下，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已渗透于社会的每一寸土壤，深植入许多人头脑之中。这些陈腐落后的东西往往成为女性前进路上的阻力和障碍。
廖辉英中篇小说《红尘劫》描写的是广告界女强人黎欣欣的故事。黎欣欣才貌出众，是个处事俐落、作风明快的女处长，却在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不得不告别了她为之奋斗多年的广告事业。黎欣欣受挫失败的原因，主要来自社会上压制、歧视妇女的封建思想遗毒。正如小说中写的：“有些男人……心态上根本不把女人当做可以平起平坐，一样公平较量的角色；等而下之之辈，在狎弄之余，还要使点手段叫你吃不了兜着走。”黎欣欣当年在长广公司的时候，一次为了赶制资料和男上司留宿简报室，结果谣言四起，男方逍遥无事，黎欣欣却为此被迫离开了长广。因为“这种事吃亏的本来就是女性”。尽管她再三解释，总经理却冷冷地说：“我知道你拼，但那有什么用，女孩子能干到底有限度，名节才重要。”相反的，同事章伟道德败坏，玩弄女人成性，却未遭任何非议，反而青云直上，很快升任处长。所有这些，显然是重男轻女思想意识在现代生活中的反映。
如果说，《红尘劫》里黎欣欣受挫的原因来自社会的压力，那么长篇小说《盲点》（廖辉英著）中的丁素素面临的困扰更多是来自家庭。丁素素为了发挥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创办经营“妇女美容韵律中心”，却遭到顽固守旧的婆婆齐老太极力阻挠和反对。最后婆婆竟以“破坏齐家门风”的罪名，逼儿子与素素离了婚。这种家庭内部的婆媳之争，实际上也是新旧两种价值观冲突的表现。
影响、阻碍妇女开拓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除了社会、家庭的因素外，还有不可忽略的一点，那就是女性自身的因素，其中包括职业妇女的角色困惑。我们知道，价值观的转变不是朝夕之内可以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一面在女性及全社会的发展中留下了难以清除的积淀，对女性自我价值、自由发展的否定，导致了女性即使在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也难以完全挣脱封建传统的枷锁，从而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
曾获台湾《联合报》1981年度中篇小说奖的《岁修》〔5〕， 以相当写实的笔触，揭示了台湾职业妇女在事业、家庭两者之间的挣扎与彷徨。小说主人公石砚羚是位要强好胜、工作出色的小学教师，被提升为训导主任后，更是每天早出晚归地拼命干。她挣的薪水比丈夫高得多，可每当“发薪的时候，她总轻描淡写地往抽屉里一塞，不敢当先生面数，深怕伤到他男人的自尊”。为了理想和爱好，她不顾工作的忙累，报名参加电视编剧班受训，往返奔波于基隆、台北之间。然而深夜回家，面对丈夫和女儿的泪眼，她又总为自己未尽到妻子、母亲的职责而愧疚。以后砚羚全家搬到台北，她开始编写电视剧本，创作的乐趣促使她把全部心血倾注在编剧上。不久丈夫被调到高雄工作，砚羚留在台北。不料正当她的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接到丈夫胃病住院、女儿被汽车撞伤的消息。为了家庭，砚羚只得离开心爱的事业迁往高雄。因为不甘忍受平庸的主妇生活，她一度回台北重操旧业，以致婚姻濒临破裂。但是对丈夫、女儿的苦苦思念，又迫使她放弃了似锦前程，再回到家庭厨房里。就这样，石砚羚徘徊于家庭、事业两者之间，鱼与熊掌，难以兼得，深陷于抉择两难的困境。
《岁修》触及了女性双重角色冲突的问题。当今的台湾，不少职业妇女同时肩挑事业、家庭两副重担，既要积极参与社会，努力工作以实现自身价值，又要奉献于家庭，做一个贤妻良母。但由于社会环境、客观条件的制约，往往顾此失彼，难以两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家庭对女性的要求与女性自身潜在的传统道德观念相呼应，但产生负罪感、自责感，从而以全部或部分地牺牲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来换取为人妻、为人母的心理平衡。由此可见，这种角色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女性自身两种价值观碰撞所引起的。
（三）
透过台湾文学这个窗口，我们不仅看到当代女性价值观嬗变的轨迹，也听到了许多不和谐之音——因困惑、迷惘、失落甚至虚无而发出的叹息和哀鸣。由于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一部分女性失却了应有的人生信仰、道德准则，乃至误入生活的歧途。
70年代后的台湾，经济的繁荣伴随着社会的骤变，形成了一个以金钱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世界。在这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年轻的一代难免陷于迷惘和困惑。在一些年青人当中，不仅传统的道德观和人生价值观在急骤商业化的社会中失落，同时失落了的还有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向往。青年人不谈政治，不过问社会问题，关心的仅及于自身的幸福。早在70年代中后期，青年女作家蒋晓云就曾在作品中揭示了这样的社会倾向。她的短篇小说《姻缘路》、《掉伞天》、《闲梦》等作品里的主人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青年，在他们这个时代，随着社会观念的开通和风气的改变，自由恋爱已不再受到传统势力的阻挠，然而他们却抛弃浪漫和纯情，无法全心全意地爱一个人。在通往婚姻的爱情路上，不论是男方还是女方，都处处为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打算，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不肯为爱人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因此，台湾作家朱西宁在评论蒋晓云的小说时，说她写的是一个“无情世代”，而评论家夏志清则称：“蒋晓云笔下的知识青年，可说是没有理想的一代。”〔6〕
与蒋晓云的作品题材相类似的短篇小说，还有萧飒的《马氏一家》，吴淡如的《这么一个现代的爱情悲剧》。《马氏一家》里的晴芳，通过亲友介绍先后结识了小钟和林忠良。小钟为人精明，“很有些搞钱的小聪明”；林忠良好歹是个助教，将来会有出国进修的机会。晴芳同时应两个男人的约会，心里犹豫着，不知该选择哪一位。直到别人又介绍了一个妇产科王院长，晴芳才听从父母的话，放弃前两个没有大出息的候选人，考虑这位王院长。因为王虽然结过婚还有儿子，但是他自己有家小医院，还有辆漂亮的小轿车，晴芳对此心满意足。可惜她最终没做成院长太太，却让她的准大嫂、还未过门就已和她大哥同居怀孕的美枝捷足先登了。比起缺乏主见的马晴芳，《这么一个现代的爱情悲剧》中的杨佩琪则工于心计得多。杨是三专家政科的女生，听说学医的侨生杜冀野家在香港开服饰公司，便抛开家境贫寒的男朋友，投入杜的怀抱。后来又攀上个丧偶的美籍华裔医生，尽管他貌不惊人、又矮又秃，可他有绿卡、房子和别墅，而且出手十分大方。于是佩琪打定主意要和冀野分手然后赴美结婚，“追求我需要的生活品质”。不料杜也为了钱财，在香港跟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相亲订了婚。杨佩琪得知这消息正中下怀，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离开”杜冀野了。可她偏又装出一副受骗的委屈相去找冀野问罪。两人彼此心怀鬼胎，却仍不忘相互表白“爱情”，再次温柔缠绵一番。小说名为“爱情悲剧”，却充溢着讽刺喜剧的辛辣意味，它将男女主人公的虚伪、薄情，以及追求金钱物欲的心态刻划得淋漓尽致。小说中男主人公的一句独白：“这世界上的爱情，压根是现实与利益的结合”，实际上也是佩琪、晴芳、美枝等人物的生活信条，反映了现实中一部分女性扭曲的爱情价值观。
李昂也曾在她著名的中篇小说《暗夜》中，塑造过女大学生、记者丁欣欣的形象。丁欣欣是个思想观念全盘西化、善于利用自身美色的女子，在认识了靠炒股票发财的报社记者叶原后，叶请她进高级餐馆，送她昂贵的衣物首饰，她很快便成了叶原快乐的小情妇。尽管叶是有妇之夫，丁欣欣自己也有个男朋友在军中服役，而且她明白，叶原终有一天会离去，但她“并不后悔同叶原在一起，因为叶原让她感到快乐、刺激，以及，最重要的，展示给她一种从未有机会触及的生活方式，一种极度逸乐、享受的生活”。然而没过多久，为了出国留学、打入更高层的社会圈子，她又投入了留美博士孙新亚的怀抱。在丁欣欣这个人物身上，所有传统的价值观和贞操观念都已被弃之如敝履，为了满足物质与享乐的欲望，她可以“毫无道德负担，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和一个相识不久的男人上床，不惜以肉体作为物质功利的交易品。可以说，李昂笔下的丁欣欣，是台湾现代商业社会中价值观严重扭曲导致人格尊严、道德良心丧失的女性典型。
随着时代的前进，“贤妻良母”这一衡量妇女的价值标准无疑受到了挑战。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个迈向现代的过程中，不少女性把传统中合理的、具有文化美德的成份也丢弃了。对于这种偏向，廖辉英在《落尘》、《野生玫瑰》、《紫罗兰的春天》等作品中做过形象的揭露。长篇小说《落尘》描写年青美貌的沈宜苓在锦衣美食加柔情体贴的追求下，嫁给了安顺成衣公司的老板李成家。婚后沈宜苓对丈夫一味予取予求，沉缅于安逸和享乐；身为妻子、儿媳和母亲，却不肯操持家务、侍奉老人，也无心抚养照顾子女。由于对婚姻本质、生活价值体认的偏差，使她与丈夫感情上的裂痕日益扩大，终因寂寞以及情欲的诱惑，投入了第三者的怀抱。结果不仅断送了家庭的幸福，也给自己和他人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此外，《野生玫瑰》和《紫罗兰的春天》里的女主人公，也是为了私欲而抛夫弃子的人物。从这些作品中人们不难看到，在“女性的人生要义在于家庭”的旧价值观被否定的同时，那种不讲道德，不愿承担家庭责任和义务，片面追求个人生活价值的行为，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注释：
〔1〕杨茯著，台湾联合报社1981年3月版。
〔2〕台湾九歌出版社1990年7月版。
〔3〕廖辉英著，台湾九歌出版社1991年2月版。
〔4〕萧飒著，台湾尔雅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5〕许台英著，台湾联合报社1982年8月版。
〔6〕引自“蒋晓云小说里的真情与假缘”，见《姻缘路》， 台湾联合报社1980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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