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技术进步”视角下的收入分配失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进步论文,视角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巨大的成就，GDP保持着年均10%以上的增速，从经济总量来看，我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种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如资源的大量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国际贸易中的大量摩擦等，经济总体上“大而不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我国居民消费不振归因为收入分配失衡，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行业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限制了中低收入者的购买能力和平均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失衡引发的居民消费不振也确实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症结：由于长期的收入分配失衡，使得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消费不振使得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而在外需不振的当前，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任又责无旁贷地回归到内需之上；收入分配失衡减弱了我国消费刺激政策的效用，使得内需中投资和消费严重失衡，这种单一依靠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是隐忧重重①。国家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虽然有利于改变收入分配失衡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消费需求，但能否真正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本文认为只有改变我国技术进步的方式，才能从根源上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失衡问题。
一、“中国式技术进步”的内涵、假设前提及存在的问题
1.“中国式技术进步”的内涵
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及技术创新是一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三个关键因素，而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林毅夫，2003)。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主要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即自主技术创新和引进技术。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会和发达国家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但如果利用与发达国家存在的技术差距，通过技术模仿和引进来获得技术创新则可以规避这种风险，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陈璋(2007)指出，我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完全有别于发达国家，主要是一种“引进科学技术机制”，而这种进步方式是通过投资增长特别是固定资产的增长实现的，即主要通过投资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新管理方式等实现的。袁江等(2009)则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始终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强制性技术变迁”特征，即在现有的世界技术差距格局下，中国经济以技术引进为主要实现方式，以国家强控制力为制度保障，以经济增长快、资本积累多、创新能力弱、经济波动大、结构分化重为最终结果。
以上学者提出的“模仿和引进式技术创新”、“引进科学技术机制”和“强制性技术变迁”这三种技术进步方式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即技术进步并非依靠自主创新所取得，而是通过引进或模仿国外先进技术来实现。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初期而言，自主创新成本(资金和时间成本)和风险(创新失败)过高；而引进技术进步方式则只需支付一定的资金成本，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小的风险快速实现技术进步，从而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技术进步，实质上是外力推动的技术变迁，而非生产力“自然进化”的内生增长机制。这种技术进步方式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进步的最主要方式，其中以中国最为明显。本文将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技术进步方式定义为“中国式技术进步”。
2.“中国式技术进步”的基本假设前提
(1)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富差距，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陈璋(2006)认为它们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自然进化”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的演进大多会经历类似产业生命周期的“孕育—诞生—成长—成熟—蜕变”的过程，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没有外来生产力的影响和冲击，这可以认为是生产力平衡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处于一种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与发达国家先进生产力存在“质”的差别。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形成会受到发达国家生产力的影响和示范，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不再是一种“自然进化”的过程，而是一种“强制演进”的过程，即在外界环境中存在较高的生产力状态，在国内存在行业和地区间的生产力差异，但“强制演进”的过程会使这种差异不断拉大。
(2)国家强控制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市场的主体地位被确立，但我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与发达国家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存在根本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不干预或尽量少干预经济，而我国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需要由政府有效进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使得政府的力量在市场经济中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探期，资源的自由合理配置难以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实现，资源的分散又会使得经济无法找到突破点，导致整体经济发展的缓慢，加之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根深蒂固，短期内难以打破，必须选择重点产业进行发展，这种有计划的发展，必须要有国家的强控制力来引导资源的流动。同时，资金方面的短缺，要求国家必须集中力量发展某些产业，集中有限资金办大事，也离不开国家的强控制力。所以国家强控制力假设主要强调国家在两方面的控制，即资源的流动和资金的流动。
正是由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和国家强控制力，我国在技术进步上有着明显的“强制演进”的特征。改革初期，我国作为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采取引进技术进步的方式无疑是优于自主创新的：自主创新时间过长且创新结果未知，而引进技术则只需支付购买技术的费用就可以获取成熟的技术，避免了技术研发失败的风险和时间成本，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引进技术进步的战略，使得我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腾飞，成功地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了“后发优势”。
3.“中国式技术进步”存在的问题
(1)技术进步受制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出售给我国的技术，多是其国内相对落后的技术，或者是出于自身利益，不适合在本国进行生产的技术。我国在引进这些技术时通常会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以国家或国有企业为主体，从国外购买技术或技术设备；二是通过FDI引进国外技术(朱平芳等，2006)。若采取第一种技术引进方式，国家需要为引进技术准备高额的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不仅会引发人民币供给增加，形成强的通货膨胀预期，而且存在极大的缩水风险；第二种技术引进方式，是通过FDI组建三资企业来实现技术进步。无论何种方法，我国所支付的代价往往相对于技术本身而言是过高的：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外需的旺盛和收入分配失衡导致了内需不振，最终消费在GDP中的贡献率过低，2001年后基本都仅在40%左右徘徊。
(2)部门性和地域性差异拉大。由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在资本的稀缺前提下，技术引进一般都是在高端部门(发达地区)进行，结果是高端部门(发达地区)生产力增速远快于低端部门(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也会比在“自然进化”情况下所带来增长要高。但这种增长却只是结构性的经济增长，而结构性增长会进一步拉大产业部门和地区间的差异，最终高端部门(发达地区)的加速增长会受到低端部门(欠发达地区)缓慢增长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由三个方面所造成：其一，低端部门的缓慢增长导致低端部门劳动者收入的缓慢增长，限制了其消费需求，低端产品的消费可以认为是比较稳定的，影响较大的则是对高端产品的消费，产品消费不振会影响高端部门的发展增速。其二，欠发达地区由于生产力落后，其居民收入的缓慢增长，消费需求受限，同样由于欠发达地区生产的多为低端产品，受冲击较大的同样会是发达地区生产的高端产品。其三，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只有各种社会矛盾得以缓解，才能有经济的稳定增长。
(3)“潮涌现象”引发的投资过度。林毅夫(2007)提出了“潮涌现象”的概念，即在投资前，每个企业都确信这个投资项目是个获利极高的好项目，金融市场也会出现行为金融学所研究的“羊群行为”，大量的资金投向这些项目，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的过度投资，出现“非理性繁荣”。这种“潮涌现象”在发达国家只是偶尔会发生，但在我国，由于采取引进技术进步的方式，所选择的技术成熟，风险小，投资前景明确，收益可观，所以一有新的引进项目，各企业纷纷上马，极易发生“潮涌现象”，引起全社会的过度投资。而由过度投资引发产品的过度供应使得价格竞争日趋激烈，不仅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资源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国际上还落下了倾销的口实。
二、“中国式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失衡
1.城乡收入分配失衡
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引进技术不会在高低端产业同时进行②。我国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据了全国人口的3/4以上，而人均土地资源却极为有限，加之我国实行的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度，无法大范围使用机械技术和生化技术，这就决定了农业新技术应用和推广的难度很大。高端产业(非农业部门)则具有地域特征不显著、成果转化快以及经济效益明显等诸多优势，使得高端产业部门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远远快于农业，所以我国的技术引进多发生在高端产业部门。随着高端产业的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快速增长，高端产业部门的劳动者报酬也随之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此拉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9年的3.33∶1，呈现逐年持续拉大的趋势。农村是我国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重点地区，过低的收入水平显然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2.地区间收入分配失衡
由于东部的地理位置及国家强控制力，我国的引进技术最早发生在东部地区，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要方式，以1978年出现在东莞的“三来一补”贸易方式为代表。随着技术、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东南沿海地区，我国东部地区日益成为全国的经济龙头。与此同时，中部和西部发展却始终滞后，直至2000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2004年提出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和中部才开始在引进外资和技术方面获取了相应的政策支持。这种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经济战略，使得东中西部经济增长及收入失衡成为必然。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2009年为6742.8元，中部地区为4864.8元，而西部地区则为3685.6元，差距明显。
3.行业间收入分配失衡
由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即便同属于高端部门内的产业，在引进技术方面也会出现有快有慢的情况。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以及关系到国计民生、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行业，国家会考虑优先发展，主要的技术引进也发生在这些部门。由于国家的强控制力，这些部门中的优质企业通常都会被纳入国有企业的序列，享有政策上的优惠；而其他一些行业，不仅没有国家资本的支撑，也缺少政策上的支持，在引进技术上困难重重。行业间技术差距的拉大直接影响了产出的增长，进而形成了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失衡。这主要表现为资源性行业和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它们或利用国内资源定价的控制权，或利用市场的垄断优势地位，攫取了大量的高额利润，不仅企业获利丰厚，职工也获得了比其他行业高出数倍的工资待遇。
4.资本与劳动收入分配失衡
我国技术引进，无论是采取直接购买发达国家技术的方式，还是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的方式，无疑都会加大资本的投入。而无论是国内资本的投入，还是国外的控资，资本均需要回报。高技术水平下的资本对于劳动的替代，极易出现“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的现象；同时，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劳动者价值一直被低估，导致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严重失衡。在国民收入核算中，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被认为是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份额，2000-2007年，我国资本收入③占GDP比重，从34.5%持续上升到45.4%，而同期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则由51.4%降至39.7%。这也使得经济发展的财富并没有能够普惠大多数人，只是流入了少数人的口袋。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
5.政府和居民收入分配失衡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技术引进主要是以政府或国企为主体来进行的，相对于私人而言具有很强的优势：国家强控制力使得我国政府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可以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引进最为紧缺的技术。显然，引进技术要求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强力支撑，这也是1979年后出现的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1998年后，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一阶段，不仅引进技术进步加速，各地基础建设也纷纷上马④，财政赤字大幅攀升。这些赤字，一般最终只能通过税收、出让土地及国企利润的方式来解决，而税收的提高导致了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中，政府拿的过多，劳动者拿的过少；越来越高的土地出让金引发了房价的高涨，隐性地拉低了居民收入；国企利润的征收更是加剧了行业间收入分配失衡及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失衡。自2000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20%，远高于GDP 10%左右的增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农村居民纯收入还是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均鲜有快于GDP增速的年份。“中国式技术进步”虽然不是形成政府和居民收入失衡的唯一原因，但却是绝对的诱因。
三、技术进步方式的重新选择
毋庸置疑，“中国式技术进步”在这30年多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我国也为这种技术进步方式支付了极高的代价，这不仅可能会让我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经济上受制于发达国家，而且因其导致的收入分配失衡已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最大隐忧。“中国式技术进步”已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甚至有碍经济的稳定增长，技术进步方式的重新选择日渐重要。创新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也是一国经济摆脱对外技术依赖，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所在，我国必须要以自主创新为技术进步方式的第一选择。当然，自主技术创新不仅难度很大，而且有着极高的创新失败的风险，但在当前“中国式技术进步”出现“瓶颈”之际，我们必须选择自主技术创新之路，将那些国内已具备研发能力的技术或高能耗、高污染的技术拒之于国门之外，在自主技术创新的基础有选择地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只有实现了自主技术创新，生产力发展才能由“强制演进”转变为“自然进化”，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才有可能向平衡结构演进；只有以“技术立国”才能真正解决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从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注释：
①2009年GDP有7.7%为投资拉动，仅有4.6%为消费拉动；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为66%，而消费只有39.4%。
②本文这里将农业部门认为是低端产业部门，而非农业部门认定为是高端产业部门。
③资本收入为营业盈余与固定资产折旧之和。
④我国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效果明显，有效地拉动了内需，使经济迅速摆脱了危机。但选择大规模基础建设，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基础建设落后，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经济缺少增长点，只能依赖大量的资本投入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而经济缺少增长点的根源就在于技术进步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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