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跨国资本家阶层(下)_政治论文

全球化与跨国资本家阶层(下)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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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国家机构的形成

跨国商业和政治精英80年代出现于世界舞台时,他们已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们要通过那些经过改建的多国和一国机构来建设和操纵一种全球性的经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组织,有成立于70年代中期的“三边委员会”,它由北美、欧洲和日本商界、政界和知识界精英中业已跨国化的那些人士组成。在政府一级成立了“七国集团”,核心国家商界、政界精英由此制度化地集体操纵全球经济及其活动。24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建立的超国家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目的是研究、协调这些国家的经济)也扩大了自己的活动。再有就是“世界经济论坛”的设立,它是跨国资本家阶级最为综合性的跨国政策设计机构,其成员为:一千家全球最大跨国公司的老总(他们是论坛的“创始成员”,是其核心人物);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主要决策者(被称为“世界经济领袖”);全世界最有影响的一百家媒体的代表(“世界媒体领袖”);精选出的政治、经济、科学、社会、技术领域的学者、专家;等等。此外,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欧洲联盟、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联合国,等等。不过,形成中的跨国国家机构尚未形成中央集权的制度形式。

跨国资本家阶级正是通过这些全球机构企图成为一个新的全球资本主义霸权集团。

他们提出了一个全球经济和政治重建纲领,其中心是市场自由化,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或称新自由主义计划,并着手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联合的全球资本主义。

相关的若干概念和理论

60年代起愈来愈多的观察家就在讨论“国际资本家阶级”兴起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研究成为热门,许多人在集中研究跨国阶级形成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先见之明地指出,资本主义体系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资产阶级竭力要把手伸向全世界。但是,就马克思而言,进而就马克思之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资产阶级尽管在全球经商,然而它是在特定民族国家范围之内发展,注定是以民族国家为基地的阶级。

现在,由于全球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资本家阶级本性是国际性的这一观点应该更新和现代化了。“国际性”这一概念意味着,存在一个由不同民族国家构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民族国家调节着阶级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调节各国的(民族的)资本、各国的(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而“跨国性”是指全球经济以及与经济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阶级开始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

全球化带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中的“划时代变化”,它代表着从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阶段向资本主义新的跨国阶段的过渡。在民族国家阶段,全世界通过商品、金融流通连结成一个一体化的国际市场。有人称之为“浅层次一体化”。在新的跨国阶段,全世界的社会连结是一种内部连结,它源自生产过程的全球化,源自各国生产结构的超国家一体化。有人称之为“深层次一体化”。

生产的全球化要求把复杂的生产过程分成若干段,分散在世界各地进行,而功能上又是连成一体的。全球生产的货物和服务又在世界范围内营销。利润通过80年代出现的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也分散到世界各地。这一新的金融体系在性质上不同于早期的国际金融流通。这样,整个资本周转过程就跨国化了,资本周转的跨国化意味着资本代理人也跨国化了。这些新的跨国资本周转就成了世界范围内跨国阶级形成的条件。

全球化创造的物质条件,造成了一个不再以某个国家作为根基的资产阶级的兴起,统治集团在跨国空间内融合成一个阶级(或一个阶级的一部分)。这个统治集团的有机构成、客观地位和主观气质都不再和民族国家紧密相关。民族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也不再是阶级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容器”了。世界日益分化为一个全球资产阶级和一个全球无产阶级,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这些自然也对世界政治产生了后果。跨国资本掌握着全球经济的“命脉”,它强行规定全世界生产的总方向,决定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政治、文化的性质。

代表跨国资本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是世界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各国资产阶级古老的国际联盟已变化成新时代的跨国资本家阶级,后者已在全球掌握了霸权。跨国资本家阶级与一国的或地区的资本家阶级的区别在于:前者从事的是全球化生产和全球化的资本增殖,这使它在全球体系中超越于任何一国或地区政治实体之上,具有一种空间上和政治上的客观阶级存在和阶级特性。

跨国资本家阶级具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它也意识到自己的跨国性,它一直在追求实现自己的阶级目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建起一个跨国国家机构。因此,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既是自在的,又是自为的阶级。全世界无产阶级也处于跨国形成的过程中。一个跨国的工人阶级正愈来愈成为现实,但目前它还只是自在的阶级。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全球资本比全球劳工具有更大的权力。

资产阶级的内部也在分化,即分化成民族国家资本家阶级和跨国资本家阶级。近年来,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中都出现了一些跨国化的资本家阶级。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资本增殖和全球资本增殖同时发生。一部分资本家的利益依赖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资本增殖,包括整套的传统国家规章制度和保护主义机制,另一部分资本家的利益则依赖于以世界市场自由化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扩张。统治集团中走下坡路的民族资本与上升中的跨国资本间的斗争,构成了20世纪晚期政治和意识形态进程的背景。这两种不同资本成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在争夺对当地国家机构的控制权。跨国资本成份于80、90年代挺进到了世界各国的权力圈子内。它们已经控制了制定国家政策的“制高点”——关键性的决策部门,如中央银行、财政部、外交部等,这些部门是一国和世界经济连结的关键。他们利用这些国家机构来推进全球化,推行广泛的经济重建,废除老式的以国家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制度和发展计划。他们竭力要使世界市场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式自由化,实现种种经济一体化计划,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欧洲联盟的所作所为。他们还推进了全球经济的超国家机构的建设,如成立世界贸易组织。

资本传统上分化为工业、商业、金融资本这些不同集团。资本家阶级按民族国家成份、跨国成份分化,是在传统分化之上的第二种分化。全球金融资本决定性地握有霸权。它流动性最大,最非地区化。目前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每天有约25万亿美元在流动,在最大的股票市场上,每天的周转额超过了1万亿美元。而每天的世界贸易额仅为约100亿美元,可以看出实际贸易大大低于虚拟贸易。70、80年代金融资本已能决定全球资本增殖的循环,即是货币资本而不是投资资本成了国际生产循环的调节者。

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内部分歧

全球资本增殖而不是一国内的资本增殖,指导着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经济行为。这些全球主义者们在80年代初通过“华盛顿共识”巩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即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这首先是由里根和撒切尔政府开始的。90年代从墨西哥到亚洲等地的金融危机,暴露了世界货币体系的脆弱性,也暴露了全球主义者集团内部的分歧。目前它有三个主要派别:自由市场保守派,新自由主义结构派和新自由主义管制派(regulationists)。他们之间的争论主要围绕如何实现阶级统治这样的战略性政治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如何建构新全球经济,如何实现世界秩序,保持长期稳定。

这三派都是“全球主义者”,都想要建构全球资本主义,都主张新自由主义即世界市场自由化和跨国资本阶级自由。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自由市场保守派主张实行完完全全的全球自由主义,不折不扣地贯彻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结构派要求建立一个全球性上层结构,给变化无常的世界金融体系多少提供一点点稳定性,他们要求对华盛顿共识作出调整,但不干预全球经济。新自由主义管制派则主张有一个更广泛的全球规章管理机构以稳定金融体系,同时略为缓解全球资本主义中某些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利于保障制度的政治稳定。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全球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

这三派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结构派,美国政府现领导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头都属于这一派。随着亚洲、俄罗斯等地金融危机接踵出现,管制派的影响也在增长,有些结构派的成员也开始持有管制派的某些看法。到90年代末,全球主义计划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温和阶段,结构派和管制派开始联手,主张一种新的政治建构,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它是由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和英国的布莱尔政府首先推行的,接着德国的施罗德总理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但是,“第三条道路”政纲真能够稳定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吗?跨国资本家阶级将不得不想办法以避免来自下层的威胁。现在还不清楚,在新的时期,全球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矛盾——全球性的资本过分积累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矛盾将如何展开。不过,可以肯定这些矛盾和紧张将动摇跨国资本家集团的统治,从而为劳工的解放带来新的机遇。一个日益壮大的跨国无产阶级是跨国资本家阶级的产物。这两者之间的斗争将规定全球统治阶级和正在形成的全球社会的未来阶级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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