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技术论文,人类学论文,新领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研究科学技术的大领域中，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是三个成熟较早的学科，由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日益加大，许多学科的研究日益关注科学技术，出现了新的以科学技术为对象的新学科，其中科学技术人类学是在80年代崭露头角、充满活力的一个。笔者近年接触了这方面的文献并开始了这方面的实际研究。最近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南开大学早在1923年就创办了人类学系，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注：纳日碧力戈：《从过去通向未来的桥梁：中国民族学的旧我》（对于王建民著《中国民族学史》的书评），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204页。该文指出：“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找到新的证据：1923 年从美国学成回国的李济应南开大学之聘，担任人类学教授；当年南开大学文科设有人类学系，开有人类学和进化史两门课程。显然，中国最早的人类学系是1923年南开大学的人类学系”。），笔者深受鼓舞，谨以此文献给校庆八十周年。
一、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出现
科学技术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一方面属于人类学这个大学科，是社会人类学或称文化人类学（注：社会文化人类学原是和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并列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学科，成为人类学的主流。本文以后提到人类学时，主要是指社会文化人类学。参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及其特点》，《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的一个分支； 另一方面又属于从社会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的一个领域，即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或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的一个领域。因此， 考察科学技术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出现，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人类学的状况；其次是对于科学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情况，主要是指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状况。
（一）人类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注：R.Keesing ：《当代文化人类学》，陈其南等校译，台湾巨流1980年版，第699页和712页。）推动了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诞生。众所周知，人类学就其起源来说，是从研究异域初民社会开始的。西方人类学家远离本土，到亚洲、澳洲、非洲等地区，研究不发达的部落人民的生活。在人类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一代一代的人类学家以生动的笔触写下了大量的民族志（ethnography ），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各具特色的人类生活图景：库拉圈交易，菊花与刀，萨摩亚人的成年，巴厘岛上的斗鸡等等，这些都是著名人类学家写下的不朽名篇中的内容。应该指出的是，人类学家在描述这些生活图景的时候，就说明了有关这些社会人群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婚姻亲属关系、信仰、宗教、礼仪习俗、居住交往，以至人们的社会地位、角色扮演、整个社会的结构等等。人类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是和人类学诞生时期的世界格局直接相关的，这些人类学家的学术活动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活动而展开的，这和达尔文在贝格号舰船上进行生物学的考察有某种相似之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到了本世纪7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交往发达，再也没有许多处于孤立状态的简单社会可供研究，原来初民部落的奇风异俗，有的也开发成了吸引远方来客的旅游项目。某些学者甚至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人类学面临的危机。（注：W.Lepenies,"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theSociology of Science",in Sciences and Cultures,E.Mendelsohnand Y.Elkana ed.,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1,p.256.）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家怎样进行工作？怎样选择他们的研究对象呢？只有回归本土。人类学家回老家，研究他们自己的本土文化。美国人类学家海斯指出，“近年以来，政治的和财政的限制，造成了很大数量人类学家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进行田野调查。这些在自己本土进行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到工厂、医院、技术组织等等地方进行研究的时候，和在异域进行工作一样，也是要学习他们选择的人群的约定俗成的地方文化，学习这些人们日常生活的格调，学习隐蔽在界限之间的和没有表达出来的多种意义”（注：David J.Hess,"Introductiion: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 Knowledge and Society Vol.9: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Jai Press Inc.,1992,p.3）。也就是说，从研究过去遗存下来的初民社会，转变成对于现代社会的研究。这就是要研究当代，研究发达社会，研究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因此，人类学家研究科学技术，研究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人群，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海斯说：“有一系列的原因，其中包括如经费拮据和入境困难等实际问题，造成了人类学的新的关注焦点——科学技术。”（注：David J.Hess," Introductiion: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 Knowledge and Society Vol.9: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Jai Press Inc.,1992,p.3," Preface",p.x.）从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美国人类学家特拉维克多年以前就对美国和日本高能物理实验室进行研究，并在1988年出版专著。（注：David J.Hess," Introductiion: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 Knowledge and Society Vol.9: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Jai Press Inc.,1992,p.3,p.xi.）在90年代，在科学技术与社会领域和人类学领域，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文数量增多：1990年举行的美国4S学会，其中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分组会上，以及1991年举行的美国人类学学会的“国家、文化和权力”分组会上，都有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科学技术的论文发表。这些论文扩展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的视野，展现了丰富的新内容，充分说明科学技术人类学虽然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领域的“后来者”，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有希望的领域。
（二）科学社会学家运用新的（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形成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首先，早在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就已经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到加州大学劳伦斯实验室进行研究，对该实验室的历史发展作出说明。在60年代和70年代，还有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对费米实验室和印度的科研机构进行的研究。（注：R.S.Anderson,"TheNecessity of Fiel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Technology",in sciences and Cultures.p.218,p.241.）后者专门撰文论述田野调查对于研究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他们的说明和解释框架仍然是科学社会学的传统范式，所以影响不大。在科学社会学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并且运用了田野调查方法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可以说非同凡响，一个时期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它赖以出现的种种哲学和社会思潮在一起，对于研究科学的几个学科，特别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影响最直接最深刻的还是对于科学社会学。这个学派从批判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默顿的学说开始，强调研究科学知识，所以叫做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个学派认为，传统的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已经过时，经典时期科学社会学的弱点在于没有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特别是没有研究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内容，只不过是科学家的社会学、科学职业和科学体制的社会学，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下的科学社会学。他们以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历史结构》一书中所阐明的思想为理论出发点来讨论科学知识问题。其共同观点是：科学知识一如其他各种信念体系，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是社会集团的产物，是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群活动的成果。他们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一样，是社会建构的。这个学派又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种研究倾向。科学知识社会学微观学派的学者进入实验室作田野调查，并写出像民族志那样的调查报告。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采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来考察科学知识的产生，来论证他们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根本观念。（注：刘珺珺：《科学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290页。）这样就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另一种表达形式。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法国哲学家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注：B.Latour and S.Woolgar,Laboratory Life: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Facts,Sage,1979,Princeton Univercity Press,1986.）。 这是一本描述生物化学实验室科学家活动的著作，该书对实验室中科学家工作环境和日常活动作了描绘，得出关于自然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结论。
显然这是和前面所说的人类学家的工作不完全相同的，虽然拉都尔和其他进入科学实验室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运用了人类学研究的参与观察和民族志方法，但是他们的训练背景不同于人类学家，他们的目的是要运用人类学的经验方法来证明认识论的结论，也就是用经验资料来证明哲学结论。关于这个问题，以色列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曾经指出，他们这种要运用社会学的经验方法和哲学理论直接联系起来的意图是错误的有害的，这就会把研究归结为纯粹的证明工具，因而阻碍了走向经验研究的道路。（注：J.Ben- David,"Sociology of ScientificKnowledge",in The State of Sociology,J.F.Short,Jr.ed.,Sage,1981,p.55.）但是，本文的任务不是考察他们的目的是否实现以及能否实现，不是全面评价这个学派，而是要指出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研究的另一种类型，是科学社会学的知识学派写出的科学技术人类学著作。虽然在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看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在实验室的工作和他们的著作，不是合乎规范的田野工作，不是标准的人类学民族志（注：D.J.Hess,"Introduction",in Knowledge andSociety Vol.9.p.2）， 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实验室考察报告和他们的著作终究是有影响的。他们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研究领域的学者展示了一种新工具、新方法，提供了新角度、新视野——人类学的角度和视野。所以说，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一新学科的出现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实践的结果。
殊途同归，人类学家由于研究现代发达社会而到达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学家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开展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经验方法论证他们关于科学知识的根本观点。这就使得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领域中出现了新的学科、人类学学科中出现了新的分支——科学技术人类学。
二、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一）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
众所周知，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也离不开文化，具体地说，就是和科学技术相关的文化现象。那么，人类学研究的文化现象是什么？和科学技术相关的文化现象又是什么？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人类学家研究文化现象是要研究人群的生存条件，物质的和精神的；人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他们的社会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一个整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注：B.Malinowski,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andOther Essay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36—41.）作为前者的学生，费孝通先生说：“马老师在他的《文化论》开始划了个人文世界的范围，总结出文化的四个方面，包括了整个领域：1.物质设备，2.精神文化，3.语言，4.社会组织。 ”又说：“把社会人类学建成一门生动活泼的人的科学，它所涉及的范围是十分宽广的。用马老师的话来说‘是人所接触到的人类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也就是文化的总体。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文世界。”（注：费孝通：《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5页。）台湾学者李亦园先生根据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名言“人类自古以来，有三个敌人：自然界，他人跟自我”来解释文化，指出“人类为了生存要克服自然界的限制，要与他人相处，就有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社群文化或伦理文化；人类还要克服自我，于是就有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注：李亦园：《我的人类学观：说文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第53—54页。）这些说明对于我们了解人类学的研究内容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由于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学科，对于古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设备的研究就是考古人类学的任务，而语言人类学就是专门研究人类的语言现象的，与我们要探讨的主题直接关联的，是人类学中的社会人类学或称文化人类学。这是一个范围广大的研究领域，从多年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看，人类学家所研究和描述的文化现象，虽然没有超出前面提到的学者指出的范围，但是其所展示的内容之丰富和生动，决不是几个概括性的词语所能展现出来的。遗憾的是，这里没有篇幅作进一步的说明和介绍。
那么，与科学技术相联系的文化现象又是怎样的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经典定义可以依循，现在我们只能根据已经发表的论文或者出版的著作来讨论这个问题。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每个作者都是按照自己对于人类文化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关注焦点，进行各种不同主题的人类学探讨。（注：刘珺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科学技术人类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1期，第29页。 ）这是因为和科学技术相关的文化现象的范围确实是非常宽泛的，又因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所遵循的理论范式又是各不相同的。现在分别加以考察：
首先，考察人类学家的工作。从1992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科学技术人类学》一书的内容就可略见一斑。这本论文集的主编人类学家海斯在该书的《导论》中说，选编文集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人类学家研究科学技术的关注中心和科学社会学家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注：D.J.Hess,"Intoduction",in Knowledge and Society Vol.9,p.2.）该文集分三大部分共有八篇论文。第一部分的主题是有关医学方面的，共有三篇论文。第一篇是有关妊娠流失的，说的是新技术的应用对于曾经怀孕的妇女及其配偶也就是胎儿的双亲的影响：他们看到过技术手段显示出来的图像，形成了对于胎儿的想象，因流产而丧失了孩子以后，经常怀念和诉说那个想象中的孩子，似乎真的有过这么一个天使般的孩子，其中有人甚至产生宗教幻想。作者的结论是新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死观和宗教信念。另一篇文章讨论妇女生育观，认为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中持有不同生育观念的人选择了不同的生育方法：认为生育是自然过程、不要技术参与的妇女，在家分娩，只需产婆或助产士的协助；认为生育是机械过程、要求技术和医生参与的妇女，在医院分娩，借助于各种技术设备和手段以及医生的医学知识。第三篇论文讨论计算机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作者研究了那些为临床医学设计的专家系统不能被采用的原因，结论是：计算机软件设计人员认为专家系统之所以束之高阁是因为用户患有计算机恐惧症；但实际上是因为设计人员强调软件设计是硬科学，从不考虑专家系统的设计和在医疗过程中使用它们的社会文化软环境的缘故。第二部分讨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其中有一篇也和医学有关，但讨论的是医学实践中出现的与人权和法律有关的问题：医生有没有权利用从病人身上取下的组织培养细胞系（cell line）， 并且申请专利，医生利用已经和病人身体分开的组织是否侵犯了病人的人权尊严。另一篇论文讨论是否可以用技术开发来取代社会的选择，技术是否可以拯救国家。第三篇论文讨论欧洲国家空间组织中的科学家的社会身份，作者认为这个国际组织中的科学家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是很特殊的。他们与科学家不同又和政府官员不同，他们曾经是科学家，现在在许多国家的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穿梭交往，磋商和起草文件，用比喻的说法，可以认为这些科学家是大使，是不代表任何国家的大使。第三部分的两篇文章都是讨论学术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 ）的生存条件：其中之一，比较巴西和美国两个国家中人类学学科的社会环境；另一篇讨论超心理这样的学科，认为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限制它不可能社会化，也就不可能成为被社会认可的学科。（注：见D.J.Hess and L.L.Layne eds.,Knowledge and Society Vol.9:The Anthropology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Jai Press Inc.,1992.前言及各篇论文。）
其次，关于科学社会学的知识学派。在此我们把他们的作品内容和人类学家的作品内容作一比较。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他们的工作重点是科学知识，他们的研究是运用人类学的经验方法证明自然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内容一样是社会建构的，他们最初的一批研究是实验室考察。法国人类学家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一书中的结论，都是关于知识建构的说明，如：根据科学家观察仪器并作记录，就说实验室好象一个文学标记的系统；又说，实验室中产生的事实是实验室人员根据科学仪器的标记而构造出来的，是“人工事实”等等。为了从哲学认识论引申出自然科学的社会认识论，拉都尔对于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谈话进行分析，提出了“信用循环”，认为知识生产的循环是资本循环的一个部分，（注：刘珺珺：《科学社会学》，第276—289页；B.Latour and S. woolgar,LahoratoryLife.）其实他的循环图示已经离开了他讨论的主题——科学知识的内容。同类型的工作还有谢廷娜早些时候的研究。 （注：K. Knorr- Cetina,The Manufacture of Knowldege:An Essay on
theConstructivist and Contextual Nature of Science,Pergamonpress 1981.）在90年代，阿曼和谢廷娜的研究有所前进，如在《通过谈话思索》一文中探讨了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是如何思索的？该文作者认为，科学家在科学实验过程中的思考，不是发生在头脑中的认知活动，而是由谈话这种外部刺激所引起、所决定的，谈话是发生在人际之间的，因而自然科学家关于科学的思索是社会的。作者还把实验室比喻为乡村广场，用以强调实验室中发生的谈话的偶然性和随机性。（注：K.Amann and K.Knorr- Cetina,"Thinking Through Talk", inKnowledeg and Society Vol.8: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Science past and Present,Jai Press,pp.3—26.）另有一项工作是研究卫生经济学家对于本学科下定义的情况，研究者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对定义的种种表述和解释进行探讨，指出卫生经济学的定义并没有明确界限，卫生经济学家的理论定义和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定义相差很大，其原因在于经济学家考虑市场机会，以便使从事这个专业的学者有更多的可能得到各种资助和工作。另有学者讨论生产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也就是讨论研究与开发（R&D）中的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他们认为，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科学技术的内容与社会背景之间的界限是可以取消的，因为，在生产过程中，科学家增进科学知识的要求和消费者增加物质产品的要求，经过生产过程合而为一，这就是体现着知识内容的物质产品。他们把这种意义下的生产过程，称之为“翻译”（translation），认为有了“翻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就可以成功地把科学技术内容和社会背景的界限取消了。（注：M. Callonand J.Law,"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otechnical Networks:Content and Context Revisited",in Knowledge and Society Vol.8,pp.57—83.）总之，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持有同样思想倾向、但并未直接研究知识内容的科学社会学家，他们的各种工作都是为了说明科学技术内容与社会背景的界限是可以取消的。
再次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科学社会学家。这主要是指在第一个问题中提到的像斯华茨和安德森那样的社会学家，他们的研究并不关注科学知识的内容，也没有人类学家那样广泛的视野，只是把田野调查作为一种手段，在科学社会学的传统范式（也就是默顿范式）中进行科学技术的多种主题的社会学研究。安德森强调田野调查的重点是科学机构，因为科学技术专家的日常生活集中发生在科学技术机构中，在科学技术机构中进行田野调查可以全面接触他所列举的研究主题（包括科学技术的全部内外联系），诸如：思想和学术领域，科学家群体，出版物，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科学技术机构和科学技术群体为资金和人力的竞争，行政管理和知识界的科层制等等（注：R.S.Anderson,ibid. , inSciences and Cultures,pp.213—244.）。
根据以上关于研究状况的简要说明，笔者认为，科学技术人类学范畴下的研究可以归结为：1.人类学家进行的，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运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以文化为关注中心，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当然在人类学领域中的理论流派和民族志类型，以及各个人类学家对于文化的关注内容也是多样的。2.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进行的，以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知识理论为指导，以科学知识的社会内容为关注中心，运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的研究。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强调他们是在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对于科学进行文化解释，但是他们的解释局限于说明科学知识的社会内容和社会建构，因而不为人类学家所完全认同。3.科学社会学家进行的，以默顿范式为指导，以科学技术的内部和外部社会关系为重点，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研究。笔者认为，虽然这些学者并没有声称自己是在进行人类学的工作，但是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比较起来，他们的研究更加接近于人类学的工作，这不仅因为人类学和社会学是姐妹学科，而且从前面我们提到的他们的研究重点可以看得出来。根据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注：费孝通：《东方文明和二十一世纪和平》，《行行重行行（续集）》，群言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 ）的原则考虑新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笔者认为，它们都可列入科技人类学的范畴。
（二）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现在只能做简单说明。
首先是关于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这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是人类学家的基本功。进行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无疑也是最基本的方法。田野调查英语原文是fieldwork，更为直接的译法是田野工作。 田野调查或田野工作是指人类学家对于选定地区或社区的调查研究。田野调查的传统作法是首先进行准备，包括学习所研究地区的语言和历史情况，选择翻译和联络人，训练当地人成为自己的信息员（informant）。 在调查中，人类学家要积极参与当地人民的生活，进行详细的观察，对于观察和访谈得到的以及信息员提供的情况做详细的记载。田野调查的时间一般持续一年甚至更长。这是人类学经验研究方法的起点。
其次是民族志。从方法角度说，这是田野调查成果表述的形式。但是比较规范的理解和使用意义是包括田野工作和参与观察在内的完整研究过程。民族志的完成形态是把在田野调查中积累的各种资料总结起来并撰写出来。有的学者把民族志通俗地说成是“写人民”（ 注：D.J.Hess,"Introduction",in Knowledge and Society Vol.9.p.4.）， 可见文字表述之重要。民族志的规范形式是马林诺斯基关于特罗布利安群岛的考察报告所确立的，从那时起，民族志就成为人类学家专业训练的必经“仪式”（rite）。（注："Ethnography",Encyclopedia Britannica,Vol.4,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1993,p.583.）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来看，在70年代以前，马林诺夫斯基所建立的田野工作法和民族志描述体系很少有人反对，在70年代以后，出现了各种批评。（注：王铭铭：《远方文化的谜》，《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 第254页。）但是在笔者看来，即使在70年代以前，民族志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无论是民族志的表述形式和这种形式表达的内容，都是多种多样的。按照笔者的理解，民族志的内容决定于研究人员的理论框架和研究重点，而表达形式则具有研究人员的个人色彩。民族志方法并不神秘，对于社会学家来说，更是如此，现场研究、参与观察和访谈，都是社会学家熟悉的定性研究方法。根本的问题是，研究的内容和解释的框架以及表述方式的选择，而这也不是单纯仿照和效法所能够解决的。研究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人员必须做出独立的探索。关于民族志的表述方式，研究人员的活动天地也是非常宽广的，现在已经有民族志小说和影视手段表达的民族志成果（注：金光亿：《人类学研究方法》，《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第232—235页。），关键在于个人的选择和创造。
此外还有比较方法、文献方法、历史方法等。从前面的说明中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决不会局限在纯粹的经验描述的水平，即使是以描述和记载形式出现的民族志，作者也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背景下写作的。所以，人类学家在思考的时候，在撰写过程中，为了说明问题，经常运用比较方法和文献方法。这种比较往往是跨文化的比较，也会有历史的比较，这就要引入历史的方法。至于文献法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个人经历的局限性，当前文献和历史文献是必不可少的，甚至还有完全基于文献的成果，如前面所说的研究妊娠流失的论文，就是该文作者根据15年间关于这个问题的约500 篇参与观察报告写出的。（注：L.L.Layne,"Of Fetuses and Angels",in Knowledge and Society,Vol.9.p.30.）
总之，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的掌握和运用，关键是多看典范文献（注：关于这一点，美国人类学家马尔库斯和费彻尔说：“对典型民族志文本的阅读和教学，已经成为人类学者向学生传达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以及所知道的事物的主要手段。”马尔库斯和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居达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页。），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创造，把握住这一关键，生动感人的民族志和有独立见解的论文就会出现。
三、关于在我国开展科学技术人类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关于科学技术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科学，人类学的精神实质是人文精神，人类学文献之所以丰富多样是因为这些文献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注：这个问题涉及人类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参阅李亦园：《关于人类学的方法论》，《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第210页。）。当代是科学技术的时代， 是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时代，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曾被视为是对立的文化，现在人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致力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高科技公司把“科技以人为本”作为他们的广告语言，就说明这个问题。但是要实现这一口号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环境下，研究人的科学——人类学受到了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我们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科学技术，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研究，真实而具体地揭示科学与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从而得到启示，使我们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道路上顺利前进。
（二）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必须放眼中国全部历史和现状。研究人员要转换工作范式，首先要跳出视野的局限，要放眼中国的全部历史和全国现状。一般说来，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应从微观入手，但我们在选取田野调查的地址时，要有广阔的视野，要有历史的眼光。具体地说，在我国进行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有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对于传统科技的研究，这是指对于目前还在我国人民生活中存活着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民间技术，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科技可能是丰富的宝藏。这种研究对于一直只是关注现代科技生活的研究人员来说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受到原始意义下的人类学训练，因为那是传统生活方式保存相对较多的地方。另一方面，就是对于从事现代科技活动的人群和科技机构的研究。这方面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实验室，科研院所，科研管理和科技的行政管理机构，高科技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以及其他有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活动的地方。
（三）现代和传统两方面的考察和研究不可截然分开。正当我们考虑怎样着手进行工作的时候，有幸得到贵州省科委的支持，立项开展《贵州少数民族科技人类学研究》。经过实地考察选择了田野调查的地点，目前已经有两名博士研究生在所选地点进行工作。选点工作进行了三个星期，实际情况修正了我们的若干想法。在考察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民族传统工艺技能由于它在本土具有强大的衍生能力，得到保持和发展，在当地生产生活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知识已经广为普及和应用，对于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影响；这两个方面又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产生了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传统工艺技术和民族医药，并且已经形成了企业化的生产。又看到：一方面，现代科技人员以各种身份广泛分布于少数民族社区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民间艺人积极活跃在基层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两部分人员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形成各个地区的科技活动的主体和有影响的群体。实际考察说明，我们原来设想的，科技人类学的研究要考察现代和传统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并没有错误，但是把它们截然分开的想法就不对了。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只要有准备地深入实际，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并前进一步。
（四）转换工作范式的另一内容，是运用人类学家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笔者曾有困惑：人类学的文献浩如烟海，科学技术人类学的文献大都是国外的，如何着手？当笔者为了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重新学习费孝通先生的著作时，就找到了答案。早在30年代，当西方人类学家还在研究异域初民社会的时候，先生已经回归本土，回归故乡，根据他在出国前夕对于江村这个现代复杂社会缩影的调查（注：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参见王铭铭：《从民族志方法到中国社区论》，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第31—33页。），完成博士论文，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可以说，费孝通先生早在30年代，就已经实现了西方人类学家目前正在完成的转变。阅读先生的著作，特别是早年的《乡土中国》等等文章，深深感到这些论文论述内容和表述方式的乡土本色。我们从中悟出的道理是：运用人类学家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就要研究本土的生活，以本地的话语来表述它们。当然，这种境地是不容易达到的，但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和规范行动的原则。
（五）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建立和发展需要研究科学技术人员参与，研究科学技术的学者要勇于向人类学家学习。前面已经说明，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学科的形成是由两个方面人员，即人类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工作成果所构成。在我国，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中已经包含或涉及科学技术的内容，就笔者所阅读到的有限的文献来说，对于科技事象的探讨，一般是包含在对于某个地区或某个民族文化全面表述的民族志形式之中，也有独立的专门的论文和著作，只不过它们大都以文化研究的标题出现（医学人类学是个例外）。考古人类学的成果涉及科技内容的就更多一些。这就是说，在对于特异地区或某个民族的研究中，是包含着对于科学技术的文化研究的。可以说，人类学家对他们活动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进行研究，是顺理成章、驾轻就熟的，问题在于专门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也许是他们目前无暇顾及的。在我国，专门研究科学技术的人员是相当不少的：有从历史学角度研究的科学史工作者，有从哲学角度研究的科学哲学工作者，有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的科学社会学人员，还有研究科技管理的人员和从事科技管理的领导干部等等。这些人员广泛分布在科研机构特别是高等学校中，如果这些人员中有一部分人能够进入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行列，作一名善于学习的新兵，努力掌握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就会有所前进和发明，为开展和创建我国的科学技术人类学贡献力量，还会对于自己原来的专业和工作有新的理解和创造。
（六）科学技术人类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从人类学学科整体角度说，科学技术人类学可以理解为人类学的应用门类；但是就其和实际工作的关系来说，它是基础性质的。这就是说，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并不是直接等同任务研究或政策研究，而是对于实际工作人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大有好处。这就决定了这门新学科在初创时期，必然不能为人们特别是掌握资源分配的人员所理解，因而会面临各种困难，特别是经费困难。这种情况，由于我国人类学的特别不发达而更加突出。现在已经有些转机，在博士生学习的专业中，在社会学的一级学科下面，已经设立了与社会学并列的二级专业——人类学。人类学对于其他学科的影响正在加大，这在国际上已经是公认的学术趋向，我国学者也有人根据当前情况强调这个问题，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与文化的剧烈变迁，社会文化人类学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社会及文化问题的解释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知识界人士和大众传播媒介所认识。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研究各种社会与文化时的独特角度和方法，对于整个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影响也正在逐步扩大。”（注：周星：《当代我国人类学界的一件盛事》，《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第941页。）笔者坚信， 随着这种走向的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必然会有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