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位论文,直接投资论文,中国对外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6-0034-13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发展，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要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进入21世纪后发展迅速，截至2008年底，中国8 500家境外投资者设立FDI企业12000家，分布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 839.7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①2007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各国对资本需求大增，部分外国公司为摆脱资金短缺的困境，国际合作意愿增强；一些国家和地区为吸收外资，矿产资源开发投资环境相对宽松；为刺激经济而大量投资基础设施。这些因素为中国FDI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国内外以往关于FDI区位决定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市场因素、成本因素、地理因素和对东道国出口等方面出发。本文在继承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中国FDI中大量资源寻求型的现实，加入东道国资源变量进行分析。另外，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跟以往研究不太一样的结论，即由于规避发达国家激烈的市场竞争，东道国市场容量跟中国FDI流量呈反向相关；其次，随着中国FDI的发展，地理距离的影响力逐步减弱，已经不再是制约我国FDI的瓶颈因素，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对资源丰富的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地理距离对FDI甚至起到微弱的正向影响。本文利用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偏最小二乘法对中国FDI的区位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理论假设
根据上文对FDI区位选择因素理论分析的回顾，我们作出以下区位影响因素的假定。
假定一：传统区位理论将成本最小化作为区位选择的标准。②对于追求成本最小化的FDI而言，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税负水平对于企业盈利能力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必然是其区位决策中的重要考量因素。东道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吸引中国FDI的诱因，因此，劳动力成本应该与中国FDI区位选择负相关。
假定二：工业区位经济学家韦伯在1909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和集聚因素，探讨了产业集聚的因素，量化了集聚形成的规则。韦伯认为产业的空间集聚可以促进劳动力组织的专业化，产业集群可以规避中间商，节省交易成本，也就是说，随着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企业可以得到成本节省的好处，产业集聚可以共享道路、煤气、自来水等公共设施。中国FDI起步较晚，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时，多抱有谨慎态度，东道国产业集群效应成为国内很多企业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中国在东道国企业的集聚状况与中国FDI区位选择呈正向关系。
假定三：地理位置及社会文化的联系，也是FDI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以地理位置的邻接性为出发点来决定投资区位，不仅可以借由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相似性而减少投资经营风险，进行相关产业的移植也更容易成功。但是随着中国FDI的发展，近期FDI的流向有了新的特点，在保持对亚洲地区投资继续增长的基础上，对大洋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投资迅猛发展，已经打破了地理区位和文化差异方面的制约，因此，地理距离因素对中国现阶段FDI区位选择影响方向并不能确定。
假定四：资源及能源供给的安全对于每个国家来讲都非常重要，在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化的进程中，为了争取和控制资源与能源，斗争无处不在。从资源总量看，中国虽属于资源大国，但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和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和1/3，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50％，其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42％、18％和7.3％。中国较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导致资源因素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国直接投资毫无疑问地承担起了实现资源、能源供给保障战略的重任，因此中国FDI中有大量的资金进入到资源类产品的开发生产的可能，故而东道国资源禀赋状况也是中国FDI区位选择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与中国FDI区位选择呈正向关系。
假定五：市场规模及其增长潜力对国际投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选择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投资经营，可以接近消费市场，减少运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并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并把握市场的主动权。我们假定东道国市场规模和中国直接投资成正向关系。
假定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司在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劳动力技能上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特别在劳动密集型和中低档技术密集型产品上过剩的生产能力迫使中国公司必须拓展国外市场。然而这些产品的出口常常遭遇到各种贸易壁垒，如关税、配额和反倾销诉讼等。面对不断强大的地方性封锁和贸易保护，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别无选择，只有设立国外机构，通过内部化的手段，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以保证能继续进入这些市场。③按照以上分析，我们假定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对区位选择起正向作用。
偏最小二乘(PLS)回归建模分析
中国FDI起步较晚，自2003年正式发布中国FDI公报才开始对FDI进行全面系统的统计。国内对中国FDI区位决定的实证研究多采用多因素分析法或者先消除变量间的共线性后再采取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本文之所以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进行研究，是因为其能够自动消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应用偏最小二乘方法试图从以上因素中找出中国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相关因素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1.PLS方法简介④
图1 T[2]椭圆图
从图1可以看出，去除特异点后，样本点均分布在椭圆内，图2还给出了中国FDI观测值与拟合值的散点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是好的。
图2 观测值与拟合值散点图
(2)PLS回归建模结果。利用SIMCA-P软件对回归模型[1]进行PLS回归估计(程序略)，给出中国FDI流量与7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如下：
为了更直观地观测自变量解释中国FDI流量的作用，我们绘制了回归系数图(见图3)，这个图是针对标准化数据的回归方程的。
从图3我们看到：
①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
)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呈反向相关。人均国民收入作为工资的间接替代变量，这正反映了成本因素在对外投资中的影响作用，验证了成本因素是与FDI负向相关的。中国对东道国前一期的累积投资(
)与中国对其当期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正向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二。说明中国在FDI活动中非常注重经济集聚效应的影响，这也与现实情况相一致。对中国而言，FDI的集聚效应不但能够带来产业集聚成本节省的好处，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FDI起步较晚，经验缺乏，集聚效应给中国企业FDI提供了重要的关于东道国的政策法规以及市场的认知。东道国人均用电量(
)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呈正向相关。现阶段中国FDI的类型逐步多样化，特别是随着制造业等对基础设施完备程度要求相对较高的产业FDI的不断发展，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也成为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重要的考量因素。
图3 回归系数图
②东道国资源类产品的出口(
)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呈正向相关。我们在假设四中论述了现阶段能源安全、战略资源的储备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回归分析结果也验证了东道国资源禀赋状况对中国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根据2008年中国FDI统计公报的数据，就采矿业来说，2008年FDI的流量达到58.23亿美元，存量更达到228.68亿美元，无论从流量还是存量来看都是中国非金融类FDI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投资主体来看，根据2008年末中国非金融类FDI存量前40家公司的统计，其中，从事资源类直接投资的企业达到12家，对外资源类直接投资在中国FDI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中国对东道国出口(
)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成显著的正向相关，验证了假设六。也进一步说明在对那些和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对其出口数量已经成为对其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
③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
)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呈弱正向相关关系。我们通过查阅历年中国FDI的数据可以发现，不管从流量还是存量来看，亚洲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在文化和地理上的邻近而更受中国FDI的偏爱，所占比例都达半数以上。这显然与回归结果严重不一致，所以我们调整回归模型发现，在使用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时，这一结果变成了弱负相关，继续使用2003-2006、2003-2005等年份数据，回归结果依然为负，但负向相关程度逐渐显著。这给我们以上回归结果提供了解释：中国FDI至2000年后显著增加，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地理文化邻近的亚洲地区，随着对投资地经验的积累以及对战略资源的需求的增加，在国际交通环境便捷的今天，中国对非洲及拉美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成长，甚至在回归结果中使得地理距离成为弱正向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这样的结果也符合对外投资的路径发展理论。
④东道国的真实GDP(
)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流量呈反向相关，这样的结果和我们假设的影响方向相反。在变量解释中我们以东道国真实GDP作为市场因素的替代变量，难道市场规模越小中国对其FDI反而越多？这里我们认为，一国的真实GDP不但反映了一国的市场容量，更主要的是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具体分析从2003-2008年中国FDI的地区分布，不难发现，不管是从当年的流量还是存量来看，中国FDI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2008年为例(见图4)；另外，中国FDI有相当部分受政治驱动，比如对非洲的一些投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双方政治关系密切，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其他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效，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和协调日益加强。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非洲国家也给予中国诸多有力的支持，因此主要受对外援助的驱动，从而具有不受市场规模影响的投资刚性；再次，由于在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市场，当地公司竞争力很强，加之跨国公司争相进入，从而竞争更加激烈，而中国企业在这些市场缺乏竞争力，因而对中国企业来说，这些大市场存在进入障碍，故投资规模与其市场规模不成正比。
图4 2008年中国FDI地区流量及存量图
资料来源：根据《2008年中国FDI统计公报》整理而来。
(3)区位因素影响力的比较分析。前文对影响中国FDI的区位因素作了具体的分析，为了更好地看出各个因变量对自变量的解释能力，我们通过SIMCA-P软件考察了VIP指标(其大小可精确地反映出变量解释能力的强弱，见图5)。
从图5我们看到，对中国FDI影响因素由强到弱分别是：中国对东道国累计FDI量、对东道国的出口、东道国人均国民收入、东道国地区生产总值、东道国人均电力消费量、东道国对外矿产能源类产品的出口和东道国地理距离。
本文从东道国区位因素和中国FDI动机两方面选取影响中国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理论假设，利用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FDI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市场规模、生产成本、基础设施完备程度、集聚经济状况以及资源禀赋状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变量影响方向来看，东道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对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起反向影响，对东道国的累积投资和基础设备完备程度对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起正向影响；从中国FDI动机来看，东道国资源丰富程度和对东道国的出口对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起正向影响，验证了我们的理论假设。
图5 VIP指标
(2)从区位因素的影响力来看，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出口和东道国的国民收入水平是最重要的三个影响因素。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在FDI中，贸易替代型投资的不断发展和对投资成本考量的重视。地理因素作为传统区位选择的重要指标，在我们的模型结果中并不显著，这也说明了随着中国FDI的不断发展成熟，地域文化上的差异已经不是制约中国FDI发展的瓶颈因素。
(3)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中国FDI区位选择起反向影响，说明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竞争激烈，进入台阶高，并非中国市场寻求型企业的首选之地；随着中国FDI的发展和国际市场的变化，中国对非洲、拉美以及大洋洲等矿产能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日益增加。这也充分说明我们在FDI区位选择时对中国动机分析的重要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近年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FDI的区位选择有着不同的特点。发达国家的FDI70％左右投在发达国家。市场规模、贸易壁垒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考量的主要因素，以差异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实现其垄断优势(海默)，或者如邓宁所说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中国对外投资区位以亚、非、拉为主。一方面是出于绕开市场壁垒因素的考虑，如在东南亚、墨西哥、非洲的一些地方的制造业投资，利用东道国的配额等进入发达国家是其主要考虑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是为了获取石油、矿山、森林资源。对资源的大量需求，满足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需求是其中的一部分，供应世界市场也是重要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比较优势使中国生产的粗加工的原材料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大量出口到发达国家，这方面有的表现为大进大出；有的通过制成品出口国外，实际上这部分是国外对资源的需求转移表现为中国的需求。目前中国FDI区位选择的侧重点和发达国家不一样，但是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历史来看，其实中国也和发达国家早期的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相同，直到第二次大战前发达国家的FDI主要在亚、非、拉地区，美国直到60年代还是。不同的是中国的FDI尊重东道国的主权和商业利益，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而发达国家无视东道国的主权与利益，建立在武力征服和不平等的基础上。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08年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2
②Buckley P J.The Limits of Explanation:Testing the Internalization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8,2:181-193
③陈漓高等: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环境与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206页
④王惠文: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及其应用，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
⑤数据选取的是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网站.http://comtrade.un.org第27类商品Mineral fuels，oils，distillation products，etc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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