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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08）06－0017－08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呈现繁荣兴旺的景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困惑。如何进一步更好地开展西方哲学研究？从学科建设、学术层面来看，笔者认为，应当注意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多重关系、多种视角，或者说，要从多重关系之中，用多维视角展开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其中既有西方哲学内部的多重关系多维视角，也有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以及与其他诸多学科之间的关系或视角。
一、前黑格尔哲学与后黑格尔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重心在黑格尔之后的哲学，这个倾向一直延续至今。对外开放的序幕一拉开，就迅速出现萨特和存在主义热，并与随之而来的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汇合，急剧升温，由高校扩散到社会，呈现普及流行的态势。在遭到严厉的政治性批判后，又迅速降温。但是，对西方哲学的渴求和兴趣并未消解，而是回到了学术领域，向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扩展，现象学和解释学等成为研究的焦点，胡塞尔、伽达默尔的哲学备受学者青睐，而海德格尔哲学研究更是独占鳌头。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并肩而行。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列维纳斯等也相继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热点。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后黑格尔哲学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主流，即使不算热门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也比前黑格尔哲学更受关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虽然比不上海德格尔哲学研究那样热，但依然是一个亮点。在此期间，前黑格尔哲学研究大多是教材性质的通史，个案研究只是少数，当然，康德哲学研究是其中突出的热点，这与康德哲学在前后黑格尔哲学中占有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有关。近年来，前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古希腊哲学研究成果引人瞩目，关于Being（“存在”或“是”）问题的讨论将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理解引向深入，对黑格尔实践哲学的研究也逐步升温。在西方哲学研究界，学者们都懂得前后黑格尔哲学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不重视不清楚前黑格尔哲学必定会阻碍我们对后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和把握。
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间，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集中于前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后黑格尔哲学则是一片荆棘丛生之地，基本上被划入禁区，仅有的一些研究都是高举批判大旗，都只是当作反面教材，问津者寥寥无几。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来了个逆转，后黑格尔哲学成了一块被开发的热土，前黑格尔哲学则相对冷落。这种冷热的转换折射出我国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反映了哲学研究受社会状况的影响和制约。但随着研究的深化，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学术研究自身的逻辑和法则，懂得了更加自觉地、理性地处理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应该将前后黑格尔哲学研究连成一线、融汇一体，没有明显的冷热厚薄之分。当然，在一段时期突出某个重点，那是无可非议的，这属于另一个话题。
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的研究应当充分注意哲学思想的连续性、前后继承性。要理解后黑格尔哲学必须了解前黑格尔哲学。不充分理解前黑格尔哲学中的本原、实体（本体）、本质、原因、质料与形式、潜能与现实、共相与殊相、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等，就不可能理解后黑格尔哲学中的反实体、反本质主义、反主客二元分立、反理性主义、反形而上学等思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大师们的思想，是我们研究任何当代西方哲学家和哲学问题都绕不过去的。当然，反过来说，前黑格尔哲学也只有置于后黑格尔哲学的视域之中，或者说从后黑格尔哲学的视角去考量、分析前黑格尔哲学，才能更好地彰显前黑格尔哲学的意义和价值、正确与谬误、合理与不合理，也才能真正理解和领会他们的哲学思想。这也就是说，实行前后黑格尔哲学研究的互动，必将产生互解互通的效果。如果将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作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就一定能更加清晰地看出两者的异同，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两者。我们应该明白，在学科分类、课程设置中，为了某种目的而将连续的整体划界划段，决不意味着在学术研究中将它们割裂开来，分而治之。
二、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
后现代哲学大概是通过罗蒂著作的翻译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到我国的。开始时人们疑惑不解，后来逐渐得到理解，而今已成显学。与后现代哲学相依的后现代主义不仅是哲学研究热点，也是文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随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为学术界所关注，后现代哲学研究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里所说的现代哲学指的是文艺复兴以后从法兰西斯·培根、尤其是从笛卡尔开始至今的西方哲学，是与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的。所谓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萌发孕育于现代哲学之中。从19世纪中叶黑格尔哲学解体起，后现代哲学思想开始显露并逐步成长，至20世纪下半叶发展成为强劲的思潮。当然，不能仅从时间意义上把“后现代”理解为“现代”已经结束之后的一个新时代。事实上，所谓后现代哲学也还是依存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不过是在西方现代化走向成熟并呈现种种危机，也就是晚近资本主义时代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当然，不能认为后现代哲学已经取代了现代哲学，在当代，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并肩而存，竞相争锋。
西方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的四百多年间哲学思想丰富多彩，西方学术界统称为“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我国学术界则将前两个半世纪称为“近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而将后一个半世纪称为“现代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y）。这样划分的理由，一是19世纪中叶即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当然也是哲学上的根本性的变革；另一个是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哲学自身也发生重大变革或转折，尼采哲学是其首要标志。根据这两个理由来划分是可以的，但同时也会使我们在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上带来一些问题。首先，Contemporary是指“同代的”，按词义就得将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西方哲学内容排除一大半。更重要的是，这样划分会使人把19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哲学理解为已经完成了变革或转折、因而是与“近代哲学”（指从17至19世纪中叶）不同的一个新时期的哲学。就像“近代哲学”与中世纪哲学、古代哲学是不同时期的哲学一样。然而就西方现代哲学自身发展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变革或转折是要有标志、标准或原则的，不能因为一个学派或代表的哲学思想、观点与以前的哲学不同就可算是变革或转折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发生迅猛而巨大的变化是必然的，哲学上提出种种新异的思想观点也并不奇怪，但若要划分为另一个历史时期则应慎重。后现代哲学与现代哲学在思想观点上有很多很大的差异，甚至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变革或转折。但另一方面，两者在思想观点方面又相互渗透、相互融通，呈现一种胶着状态，很难用一个明确的时间界线把后现代哲学与现代哲学划分开来，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时间概念将后现代与现代区分开来。由西方现代化所引发的全球化，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全球的现代化，从全球的视野来看，许多国家和地区还处在现代化的初期甚至起步阶段，因此，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来审视，把“后现代”确定为现代之后的新时期显然是不恰当的。
我们认为，总体而言，17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至今还是属于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范畴，尽管期间发生了重大变革或转折。因为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哲学发生的变革或转折并未结束。具体到各个派别和个人，究竟是否进行了变革或转折，变革或转折达到了什么程度，情况是很不相同的。譬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虽然确有不同于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创新”之处，但依然还是没有跳出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窠臼。实证主义、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但还是延续休谟的经验主义。罗素反对传统的实体观、上帝观，却还是循着传统寻求科学的根据、基础，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但又摒弃传统的思辨的方法、路径。现象学无疑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派别和学说，但是，它的创立者胡塞尔并不标榜自己反传统反形而上学，相反，他想用自己创立的现象学克服哲学上的各种对立的观念，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追求传统的理想目标，他的理论旨趣、目的可以说是接承传统的；但他又并非简单地继承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因为他对哲学、形而上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的理解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途径即致思路线与传统是不一样的。他也是一位极具独创精神的突破传统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家。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的哲学无疑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富有反传统意义的，也是现代哲学中具有变革意义的，但是从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哲学依然没有完全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的藩篱，还是现代哲学的延续。即使像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罗蒂等对传统和现代哲学提出激烈批判的哲学家，也都并不标榜自己是“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新时期的哲学，尽管我们常常把他们的哲学冠之以“后现代哲学”。
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都是伴随西方现代化进程而生的，前者与“现代性”相关，后者则批判现代性而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关。现代哲学最核心的概念是主体性和理性，两者是相互关联的，而自由则是贯穿其中的基本原则，由此形成了所谓“现代性”，并成为推动西方现代化运动、建构现代社会的思想理论基础。后现代哲学则是在对现代哲学、现代性的批判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而这种批判首先也是针对主体性和理性。引起这种批判的原因不仅是现代哲学自身理论上的问题，更由于西方现代化实践和现代社会的矛盾。现代哲学高扬的主体性弘扬了人的能动性，使人处于世界的中心，看作自然的主人，其结果却是对自然的掠夺和蹂躏，导致愈演愈烈的环境破坏，生态恶化；主体性之得到张扬乃是由于与理性的结盟，理性不仅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而且成了工具和手段，用于支配科学认识活动和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征服；与此同时，情感、意志等非理性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斥或压制，理性也成了权力的工具。这样，主体性和理性的弘扬一方面给予个人以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由于在主体性和理性支配下所构建的现代社会的种种规则，像一张网络一样限制和压缩了个人的自由，所以，现代性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自由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使人陷入了新的奴役。当然，后现代的批判还包括对传统思维方式、传统本体论知识论的批判，其中突出的有对追求普遍性、同一性和本质的批判；与传统哲学重对普遍性、同一性、本质性的追求相反，后现代哲学强调个别性、差异性、反本质性。
这里所说的现代哲学当然是指自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哲学，相应地，现代性也是伴随这一历史时期即西方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而对现代哲学和现代性的具有变革性的批判则始于19世纪下半叶，以尼采的批判最具代表性，尼采之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展开对现代性和现代哲学的批判，包括杜威、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后期）、罗蒂，等等，他们的哲学具有后现代性质，或者说对20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哲学有重大影响。但19世纪下半叶以来，依然有许多哲学家坚持现代哲学的路线，当然他们也有许多创新之见，如上面提到的胡塞尔；即使在20世纪下半叶对现代性的批判日趋激烈、后现代哲学蓬勃兴起之时，仍有哲学家（如哈贝马斯）为现代性辩护，当然，这种辩护并不是固守住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思想，而是提出确立“交往理性”，以重建合理性等主张。显然，现代性和现代哲学并没有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止住脚步，而且至今也没有。所以，很多学者指出，现代和后现代不是时间意义上的区别，而是“精神状态”、“态度”的区别。我们提出从现代和后现代、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的视角研究西方哲学，并不是要强调把两者在时间上划分为两个阶段，而是希望通过现代与后现代的比较分析，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一时期的哲学。因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的。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成熟，西方社会的弊端和矛盾愈趋激烈，现代哲学家们所颂扬的自由、平等、博爱、幸福等美好动听的话语并未真正实现，后现代性、后现代哲学就是现代化的悖论的产物。① 因此，从现代与后现代的视角进行研究，可以使哲学更加密切地与西方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更好地透视现代哲学与前现代哲学以及后现代哲学。
三、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
如前所述，现代性问题与西方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后果密切相关，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考察西方哲学，实际上是更多地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考察哲学，因此，在现代与后现代的争论中，西方实践哲学越来越得到发展，而思辨哲学则不断遭到抨击。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也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区分和相互关系并非始于现代，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理论（思辨）与实践的区分。亚里士多德明确界定并系统地论述了思辨知识和实践知识、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关系。当然，从柏拉图到黑格尔，西方哲学重思辨、重认识，重逻辑推理和论证，以求知为目的，甚至是为求知而求知，一般称为思辨哲学。这种哲学追求超感觉的终极存在、最高实体、最终原因、终极真理，即追求超感觉的绝对者；超感觉的东西必须借助理性的功能，所以思辨哲学总是凸显理性的功能和作用，以致将理性看作独立的实体；相应地，思辨哲学总是运用逻辑方法建构概念范畴体系，并力求圆满完全，囊括宇宙万事万物，对世界作出完整圆通的解释说明。思辨哲学作为学科知识的名称主要表现为第一哲学、本体论、知识论等。总体而言，前黑格尔哲学主流是思辨或理论哲学，但包含丰富的实践哲学的内容，程度不等地具有实践哲学的色彩。思辨之王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就包含着大量丰富的实践哲学的内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并努力开发黑格尔的实践哲学，其起因正是由于当代西方一些哲学派别（如杜威的实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以及各种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大量地吸取了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思想。
实践哲学作为哲学的性质，与思辨哲学相对，它否定思辨哲学的追求目标，反对感觉世界与超感觉世界的划分和对立，尤其反对将超感觉世界看作是真实的存在、真正的实在；它以“意义论”取代“终极论”；强调面向“事物本身”，返回“生活世界”，取代超感知世界；它不再致力于建构大而全的概念范畴体系，强调行为、实践的首要性。实践哲学作为知识学科的名称与第一哲学、本体论、知识论相对，在哲学史上主要表现为伦理学、政治学、宗教哲学等。黑格尔之后哲学家们在对传统本体论和知识论的不满、反对、批判之中，其矛头首先和主要指向思辨或理论的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等地走向实践哲学，并成为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20世纪初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践哲学在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哲学家们纷纷批评传统哲学的思辨性带来的误导，同时举起实践哲学的旗帜，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实用主义、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释义学、法兰克福学派等都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具有实践哲学的特性，各种类型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等繁荣兴旺。但另一方面，这些哲学仍然程度不等地具有浓厚的思辨哲学的特性。而且并非所有的哲学都走向实践哲学，还是有相当多哲学家继续思辨哲学的研究。总体而言，思辨哲学依然牢固地盘踞哲学舞台，实践哲学尚未达到成熟地步。
我们认为，从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相互关系的维度来理解和解释西方哲学应是研究考察西方哲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其理由首先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术研究仅从唯物与唯心这个单一的视角来考察西方哲学，根本无视思辨与实践这个维度，虽然我们也谈论哲学家的伦理政治思想，但那只是哲学家的本体论、知识论的附加物，根本不是从实践哲学维度进行考察的结果，与本体论、知识论缺乏内在的关联，这样研究的后果便是哲学思想的残缺；同时，由于缺乏思辨与实践这个视角，对于哲学家本体论、知识论的分析和论述也就成了“概念的木乃伊”，缺乏生命力和社会现实感。第二，更为重要的理由是，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视角关涉哲学发展的方向、前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思辨哲学的弊端日益显著，现代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思辨哲学的问题，那么，是否就像许多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思辨哲学已经到了“终结”的时候了，可以画上句号了呢？是否可以让实践哲学取而代之？还是思辨和实践两种形态的哲学同时并存？如果说实践哲学将取代思辨哲学主导未来哲学，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实践哲学？思辨或理论哲学对同一、本质、原因等的追求固然有某种片面性，对超感觉的终极的绝对的东西的追求更产生了误导，但是，是否可以据此就全盘否定思辨哲学了呢？要知道，自然科学特别是基础性的自然科学始终不渝孜孜以求的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正是在事物的同一性、本质、原因等的基础上形成的，追求自然界的规律依然是当今科学家的努力目标，② 西方哲学的产生、演化始终离不开自然科学决不是偶然的。那么实践哲学是否就不要理论，不要一般原理了呢？当然不是。许多实践哲学甚至也谈论本体论、知识论，当然他们的问题和话语、形式和内容、目标和思路都与思辨哲学不同，或者可以说发生了变革或转型。迄今为止，实践哲学作为知识学科的名称与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特别密切，但实践哲学应当同样关注自然科学及其应用，寻求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新途径。
我国学术界虽然很重视实践性，但实践哲学并不发达，甚至可以说尚在起步之中，因为我们对实践哲学缺乏深刻的研究和认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我们对哲学学科的分类和设置有关。按照我国哲学二级学科的划分和设置，除了伦理学，其他类别的实践哲学诸如政治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经济哲学等都被排除在二级学科之外。各种实践哲学是被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三大二级学科后面的研究方向，按照我国现有的体制和规则，它们所得到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明显不如二级学科。如果能够对学科设置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即除了现有的哲学二级学科之外，再按各门实践哲学来设置二级学科，则必定会促进各门实践哲学的快速发展。实践哲学的发展和繁荣不仅是哲学的巨大进步，也必将促进和推动其他知识学科的进步和繁荣。但必须强调的是，促进实践哲学的发展并不是以抛弃思辨哲学为前提，相反，应当以思辨与实践相互关系的视角来求进步。
四、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近年来，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受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的关注和重视。吸取、利用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是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显著特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原本就有共同的思想理论渊源。近年来随着对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马克思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判和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与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判和在哲学上的变革，有着许多相似和共同之处。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思辨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问题上，两者的相似或共同点更加明显。许多外国学者把马克思和尼采看作同时代的传统哲学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变革者。当然，这两种叛逆和变革之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涵义，但确实能给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带来启发。现在的问题是，具体而言在学术研究中究竟如何看待这两种哲学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持这样一种观点：学习研究西方哲学是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在这种观点指导下，西方哲学就成了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例证，包括正面的或反面的。以往的实践证明，这种“服务论”往往对西方哲学采取不求甚解的态度，不严肃认真地搞清楚各种西方哲学学说的理路、涵义究竟是什么。其结果是从自身需要出发，主观武断，断章取义，剖析变成肢解，概括变成空泛。如今这种情况虽有改观，但其影响犹存。应该说，学习西方哲学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是存在着互动互惠的关系。通过对各自的问题、理论、观点、命题和思路的比较、批判和分析，确实能开阔视野、开启思路，提升理论思维能力，对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学术层面来说，这里并不是一个为另一个“服务”的问题。我们认为，一般地、比较客观地学习了解西方哲学与那种为了某种需要、带着“问题”去学习了解西方哲学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学说，他的基本立场和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我国学术界比较关注也比较容易吸取的是西方社会中比较激进的、左翼的思想学说，因为他们揭露西方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弊端，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对西方社会和晚近资本主义作出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就不能局限于此，否则将容易导致主观片面，以偏概全，得出错误结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只有对西方哲学有一个全面客观的理解，才能对西方哲学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不能局限于要后者为自己“服务”这一点上，就是说不能停留于把西方哲学当作论证自身观点的一些例子。我们应当通过西方哲学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及其后果的利弊得失，进一步把握西方文明的源流和兴衰，危机和出路，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丰富和发展。
另一方面，就我国的国情而言，西方哲学的研究必须高度重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从意识形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从学术研究方面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我们分析理解西方哲学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哲学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西方哲学缺乏理解和消化，在许多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的是大量材料的堆积和罗列，旁征博引，晦涩难懂，没有清楚明了的分析解释。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很多，但缺乏必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前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严格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的，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两个对子”的划分以及阶级分析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最基本的原则。这种研究模式的最严重后果便是以简单化、贴标签的方式取代对哲学思想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哲学研究者们逐步否弃了这种研究方式，与此同时也削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学习，相应地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就当前情况而言，一般地说，西方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程度远不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西方哲学关注的程度。我们知道，现当代的许多西方哲学家，包括顶级的哲学家如海德格尔、萨特、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等都对马克思的学说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可以说当代思想家没有谁能绕过马克思这座思想丰碑。在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知识论和对主体性、主客二元分立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思想的锋芒。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学术层面来看，西方哲学研究都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五、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是当代中国学术领域中的三大哲学思潮，这个三足鼎立的局面是20世纪初特别是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笔者曾把它称为中国哲学界的“大三角”。③ 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哲学具有极其深厚的积淀，虽然遭受多次猛烈的批判，但依然有强大的生命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热”的同时，学术界不断兴起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直至近年来的“国学热”，可以说呈现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态势。虽然对于“国学热”等也有许多批评和质疑，但这与对西方热的批判具有不同性质。国家领导层面和社会舆论层面对传统文化的支持、倾斜和重视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未曾有过的，也是西方哲学、西方文化所不可企及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流行语。中国哲学研究处境的大幅改善和提升是值得西方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因为西方哲学的研究与中国哲学的研究有着许多相互关联的方面。
首先是，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所用的术语、方法、原则乃至思路、框架都是西方哲学的。尤为突出的是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军对垒”、“两个对子”为指导，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方法进行分析，以思维与存在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为核心，按本体论、认识论、社会政治论三大板块，来研究并建构中国哲学史体系。改革开放以来，这套研究方法和思路框架被称之为“教条主义”而遭到了怀疑批评和反对。在西方哲学界也发生了与中国哲学界类似的情况。其实，这套方法论原则并非西方哲学研究界本身所有，而来自原苏联意识形态的号令，最有影响的便是日丹诺夫为欧洲哲学史所下的定义，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名义作为指导思想必须遵循的。如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基本上都已摆脱了这种教条主义方法和原则的束缚。
进而言之，学者们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中国古代原本并无哲学这个概念，按照西方哲学的标准，中国哲学究竟是不是哲学？在某些西方人眼里，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近年来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这个看似“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包含着哲学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究竟什么是“哲学”，西方哲学是否就是唯一的或“标准的”哲学形态。与西方哲人一样，中国哲人也对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根本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但是中国哲人讨论的具体问题、思路和论述的方式确实与西方哲人有所不同，由此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也不同。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否定中国哲学显然是错误的，是从现今被人唾骂的“欧洲（西方）中心论”得出的谬论。如果肯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那么，各自具有特殊性和个体性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的问题和属性？是否还有作为一般的或普遍的哲学？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把“思维与存在”看作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是否还可以把它看作中西哲学的共同的“基本问题”？上面所说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正是按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来划分的。但是，如果按上面说的，中西哲学研究已经把它看作“教条主义”的束缚而予以否弃的话，那么，这个“基本问题”也就难以成为中西哲学的共同问题了。事实上这个“基本问题”是从西方哲学之中概括出来的，但并非西方哲学家所公认的，相反，20世纪以来它屡屡遭到哲学家们的批评反对，尤其是在后现代哲学家和具有后现代思想的哲学家那里，这个问题成了无意义的“假问题”。不仅如此，整个西方哲学尤其是思辨哲学的基本概念、命题、目标、思路、框架等都遭到他们的批判、反对，乃至予以彻底“颠覆”、“终结”，西方哲学的哲学观也正处在变革中。显然，哲学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按一个问题一种模式创造出来的。
如果肯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那么，中国哲学完全可以有一套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原则、术语、思路、框架。然而实际情况是，虽然破除了哲学中的教条主义研究模式，但中国哲学研究还是在继续使用西方哲学尤其是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一套范式，中国哲学特有的研究方法、思路、框架还未真正确立起来。那么，西方哲学的一些方法，诸如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释义学方法等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可以运用于中国哲学研究呢？而这又涉及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问题。比较哲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研究中的热点，这里不拟对比较哲学进行评论，只是指出，比较是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维度。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各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不可避免，不同文化、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显得格外重要、突出。学术界特别注重不同文化的交融，“融贯中西”成了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之一。但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中西哲学究竟如何融汇，学者们意见并不一致。有的认为，中西哲学根本不可比较，缺乏可比性、可公度性；有的认为，中西哲学通过比较，彰显各自特点，明辨彼此异同，揭示自身短长，“取长补短”；有的主张，通过比较，构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融合中西哲学的创新的哲学体系；有的主张，通过比较，构建一种“世界哲学”，等等。我们认为，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和哲学的融合是一种十分自然而合理的主张和愿望，但哲学的融合应该是指不同哲学之间的相互借鉴、利用和吸取，而不是使不同哲学合成为一种哲学。文化融合论的对立面应该是指对异己文化的敌视、歧视、排斥、否定的态度。文化融合论应当提倡哲学多元化，拒斥妄图一统天下的独断论。中西哲学还是应该作为各自独立的哲学体系，在比较中求发展。
自古至今西方哲学一直与数学、自然科学、文学、史学、法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密切相关。如今，哲学大师们的思想依然频频出现在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因此，也应当从哲学与这些学科的相互关系的维度来研究西方哲学，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视角当另行撰文。
收稿日期：2008－09－04
注释：
①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已不少，参阅高宣扬《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3）、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01）。
② 李政道说：“什么是基础科学？就物理学来讲吧，宇宙间自然界中一些事物的演变都有它们的规律。星球、星云的变化过程是有一定规律的，原子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是有一定规律的。核和基本核子的构造反应，也是有它们的规律的。可是，这些不同事物的规律又基于一组共同的基本规律。要了解和掌握这组共同的基本规律就要去研究基础科学。”“掌握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就可以将这些规律反复地、螺旋式地循环应用，这就产生了应用科学。今日的应用科学是基于过去的基础科学的成就。”（引自施宝华：“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炎黄春秋》2008年第五期）这段话表明，自然规律依然是科学家们追求的目标。
③ 参见黄颂杰《当代中国哲学界的“大三角”——对“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潮的反思》，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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