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对政府评价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素论文,评价论文,青年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互联网使用人数飞速增长。作为民众表达社会态度、发表评价意见的重要渠道，网络媒体日益融入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以手机客户端接入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在传统媒介外形成了一个新的舆论场，逐渐成为影响公众舆论及主流民意、尤其是政府评价方面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青年是互联网舆论场的主力军(杨雄，2000)，其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网络信息，同时通过自媒体不断地向网络世界施加影响，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尤其是“80后”和“90后”的青年人群，他们对政府的评价往往不够正面，呈现出一定的代际效应。那么，是不是新一代青年自身所具备的某些特性，如互联网使用率高，对社会公平程度的要求高，导致了他们对政府的评价较低？ 如果把新一代青年对政府评价较低视为一种代际效应的话，那么其实现路径既有可能是互联网路径，即他们容易受到互联网中充斥的负面信息影响导致对政府评价较低；也有可能是社会公平感路径，即他们对社会公平感要求较高，却自觉没赶上像“70后”那么好的发展机遇，还要面临高房价等带来的生活压力，故而对政府评价不够正面；抑或是社会公平感路径受到了互联网路径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对政府评价下降的可能性。在存在上述各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笼统地说互联网使用会导致对政府评价的下降是片面的，需要细致地分析其背后真实的形成机制和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政府评价 20世纪90年代，政府评价作为对政府行为分析的新维度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相关研究围绕政府评价的基本问题，如政府评价的内涵和定义、标准和尺度、方式和渠道等展开初步讨论(柏维春、邵德门，1994)。尤其是公众他评，从某种程度上看已成为公众接受还是不接受政府领导的一个重要指标，表明公众是信任政府、支持政府，还是采取不信任态度、反对政府(徐家良，1994)。 20世纪末以来，学界对政府评价研究的关注点开始转向。学者从关注抽象的政府评价概念、思考政府评价的宏观问题(陈尧，1998；梁仲明，1999)，转向关注中观层面的公民政治评价的作用和意义、政府评价的标准、政府评价的得与失、政府评价中的公民参与等(于洪生，2001；肖勇，2002；吴建南、庄秋爽，2004；庄子希，2009)。特别是吴建南、庄秋爽(2004)提出，这些公民评议政府活动，开了我国地方政府自下而上开展绩效评价的先河，是对我国传统自上而下评议模式的有益补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庄子希(2009)认为，公民的参与是政府绩效评估的一个核心价值取向，这也是当代世界各国政府绩效评估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近年来，有些学者在研究政府评价时从单一地关注政府绩效，转向仅把政府绩效作为关注重点之一、更加多元地对政府评价进行描述，如重点讨论公民评价政府的三种途径：大众舆论、政治参与以及公民评议政府绩效(刘祥军，2010)。同时，研究者越来越重视政府评价与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关系，如卢春天等(2014)在研究市民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时就提到，政府评价有利于民意的表达，从而实现政府和公众的有效沟通，促进社会和谐。 (二)互联网对政府评价的影响 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研究者将研究重点放到考察互联网与政治的关系上。刘祥军(2010)认为，随着互联网在社会各个领域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们可以较为自由地在网络上发表其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国外学者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甚至提出，未来10年，互联网与政治的关系将会变得日益重要(法雷尔，2013)。 政府评价作为民众对政府各项工作的认可度和满意度的集合，是民众政治态度的体现。政治态度作为对特定政治权利和政治制度或肯定或否定的倾向，是政治系统的关键环节和指示剂。而政治系统与信息具有天然的密切关系，政治信息在政治系统内的流通被称为政府的血脉和政府的神经(俞可平，2015)。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广泛存在于政治系统的血液和神经当中，形成了为社会政治心理打上渠道烙印(喻国明，2003)以及改变受众的态度和行为(郑丽勇，2010)的独特媒介影响力(media influence)。 学术界也在持续关注媒介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西方学者较早探讨了媒介对民众的政治信任、社会事务评价等方面的影响。有的学者以广播、电视为例，论证了媒介的使用给民众政治态度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广播、电视有选择性过度播出的负面消息使得民众产生负面的政治态度(Robinson，1976；Patterson，1994)。还有的学者基于报纸媒介的分析，认为媒介在政治态度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即报纸的使用提升了民众的政治信任(Becker & Whitney，1980)。此后，有些学者尝试进行更加具体化的媒介研究，不再将媒介视为一个抽象整体，而是探讨报纸阅读、电视收看、广播收听等不同媒介使用情况对民众政治认知、政治信任、政治信心的影响(Iyengar，1991；Hetherington，1998；Moy & Pfau，2000)。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我国学者也在媒介的政治传播效果方面不断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张辉德，2013)。部分学者在互联网对政治态度影响方面持悲观论调，认为互联网具有激化群体政治态度和行为的效果(姜红辉，2013；卢家银、段莉，2015；陈虹等，2015)。也有研究者持不同看法，如陆奇(2008)认为作为移动互联网新领域的移动社交网络对青年的态度具有积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媒介对政治影响的局限性，且逐渐摒弃把媒介视为一个抽象整体而简单得出积极—消极影响的二元结论，更加注重将媒介进行具体类型划分，探讨不同类型媒介对公众政治态度的具体影响。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对投票立场(Bimber，2003)、社会思潮的意见趋势(陆晔，2012)、公众政治参与(臧雷振等，2013)的影响具有局限性。也有学者认为不同类型的媒介对公众政治态度的影响情况不同，以广播、电视、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介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较为微弱，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较为深刻(姚君喜，2014；张明新、刘伟，2014)。 (三)社会公平感与政府评价 作为互联网舆论场最活跃群体的青年人群，“80后”和“90后”新一代青年群体是受互联网影响最为深刻的代际群体。“80后”和“90后”不仅指出生的时间段，也指这个时间段内出生群体所具备的独有特征所产生的“代”(李培林、田丰，2011)。“80后”和“90后”的新一代青年在成长环境、人生经历、思维意识、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同于其父辈和祖辈的特性。特别是在公平感方面，更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公平且更强调个人权利和责任(田丰，2009)。 社会公平感作为人们对社会资源分配状况的主观判断、评价和态度(Jasso & Wegener，1997)，一直以来都受到包括青年研究在内的各个领域研究者的重视。学者对公平感进行分析时，存在重视外在的、客观的、社会结构的结构决定论和重视局部范围内参照比较的局部比较论两种视角(马磊、刘欣，2010)。 在第一种视角下，有学者认为青年的社会公平感受其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影响，甚至有时还把收入的不平等状态描述为公平的收入分配(Elmer & Dickinson，1985)。在第二种视角下，有学者认为公平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民众对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公众对政府的支持程度，取决于他们对经济社会秩序是否公正，政府是否公开有序的感知和评价(Mason & Kluegel，2000)。 青年群体对公平感的要求高于其他年龄群体，且更加倡导社会公平(Robinson & Bell，1978)。因而相比其他年龄群体，青年人在社会公平程度上的需求更加难以被满足。考虑到社会公平感与民众对政府的态度、群体性事件的引发等政治因素的密切关系，学界仍需针对“80后”和“90后”的新一代青年的社会公平感对其政府评价所产生的影响问题，进行更全面、系统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四)研究假设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既有研究尚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首先，实证性和历时性研究较少，学者对于政府评价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性质探讨层面，其论述的很多内容缺乏长时间连续的经验性数据支持。其次，多因素的关联性研究缺乏，大多数学者局限于单一地研究政府评价因素，部分学者在研究中提到互联网，但也只是把互联网作为政府评价的内部途径而非外部影响因素。当下学界更是缺少对青年群体政府评价问题的关注。最后，现有研究对社会公平感所产生的影响的重视不够，对政府评价的社会意义关注不足。依据上述的文献，本文提出三个假设。 不同代际人群在使用互联网、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方面呈现出不同特点，而导致他们呈现出不同特点的关键因素是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生活境遇，其群体性的代际特征是影响政府评价的关键，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代际效应。据此提出假设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新一代青年(“80后”和“90后”)对政府的评价显著低于以往代际(“70后”及以前)的人群。 考虑到互联网舆论场作为影响社会态度以及民众对政府评价的密切关联因素，其在民众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认为互联网的使用情况能够对民众的政府评价产生影响，此为影响政府评价的互联网路径。据此提出假设二：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使用互联网会降低民众对政府的评价。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公平程度下降，且民众社会公平程度的感知对政府评价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因而可以认为社会公平感的降低对政府评价的变化起到一定作用，此为影响政府评价的公平感路径。据此提出假设三：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人们认为社会公平程度越差，其对政府满意度也越低。 三、研究数据和研究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2008年、2011年和2013年三次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通过对全国公众的劳动就业、家庭及社会生活、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长期纵贯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翔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 (二)因变量 本研究把政府评价作为因变量，所谓的政府评价是基于一组问题构成的量表，问题为：您认为所在地地方政府下列各项工作做得好不好？题项包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11个方面。回答项包括很好、比较好、不太好、很不好、不清楚，共5项。在累加量表的数据处理过程中发现“不清楚”更“接近”为中间选项，介于比较好和不太好之间，因此把五个选项得分分别设定为：很好5分、比较好4分、不清楚3分、不太好2分、很不好1分。计算被调查者每道题的给分后，将11道题的所给分数相加取得总分，分数越高，说明被调查者对于政府的评价越高；反之，则越低。 (三)自变量 “80后”和“90后”新一代青年人群对政府评价较低，呈现出代际效应。如前所述，代际效应可能是通过互联网路径生成的，也有可能是通过社会公平感路径生成的，这两条路径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因此，本文选择的自变量是三个方面：出生年代、互联网使用和社会公平感。 为了考察代际的差异，本文将被调查者按照出生年份划为“70前”、“70后”、“80后”和“90后”。其中，“80后”和“90后”属于本文重点分析的新一代青年。 本文对互联网使用情况的研究是基于一个简单直接的问题：您平时使用互联网吗？回答项包括使用、不使用，共2项。在2008年、2011年和2013年三次调查中，问法略有差别，但在数据处理时均做了统一的转换和界定。 在2008年和2013年的调查中，设计了社会公平感的项目：您认为总体上社会公平感如何？选项包括很不公平、不太公平、公平、很公平和不清楚五项。由于在2011年的调查问卷中没有涉及社会公平感的项目，因此，在回归模型分析中没有2011年调查的相关数据放入2011年的样本。 此外，在多期横断面数据分析中，时间节点是一个重要变量，把调查年份做成虚拟变量放入模型可以分析政府满意度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也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之一。 (四)控制变量 新一代青年与之前代际的人群相比，其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的人所占的比例更高。“80后”和“90后”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比例高于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因此，把受教育年限作为一个控制变量。 政治身份也是影响政府评价重要变量。新一代青年中中共党员所占比例低于其他代际群体，因而其思想倾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亟须加以引导，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查。 除受教育程度和政治身份外，我们还把户籍性质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主要考虑的是户籍性质不同的人群其特征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一个人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与当前生活境况有紧密的联系，而当前生活境况也是影响其对政府评价的重要因素。 四、政府评价、互联网使用和社会公平感的描述性分析 (一)政府评价与互联网使用的状况和特点 从2008年、2011年和2013年的调查数据分析结果看，11项政府工作民众评价满意度最高的是提供义务教育，而满意度最低的则是廉洁奉公，惩治腐败。2013年调查与2008年调查相比，政府评价出现缓慢降低趋势。 民众对政府评价的下降从时间节点看与互联网使用率的上升是同步的。2008年、2011年、2013年的互联网使用情况数据显示，互联网使用人群占比2008年为13.69％，2011年为23.42％，2013年为30.72％，互联网使用人群占比提升了17.03％。数据分析显示(见表1)，在三次调查结果中，使用互联网人群的政府评价得分均低于不使用互联网人群的政府评价得分，由此可以看出，使用互联网和不使用互联网之间差异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