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有根的后现代乡村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乡村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4)01-0064-09
一、危机中的乡村文明
1985年，美国当代著名诗人、作家比尔·霍姆在其《音乐的失败》一书中写道：“在我15岁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快界定何谓失败了：那就是老死在明尼苏达的明尼奥达。”[1]56明尼奥达是霍姆的农村老家。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年青人，如果你不能逃离你不幸生长在其中的农村，那么你就是典型的失败者。这样一种视乡村为“失败之地”“绝望之地”的观念，按柯什曼的说法，当时弥漫在整个美国文化中。[2]322这也部分解释了美国农业人口从1870年的52%，1910年的32%，锐减到1990年的2%这一事实。[3]据温德尔·贝瑞的考察，时至1934年全美尚有大约680万个家庭农场，而到了1975年，数字已骤减少60%，仅剩250万个。可以说，一部西方现代农业发迹史，就是一部小农场逐渐被蚕食的血泪史。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今日的中国也在重复着昔日美国乡村凋敝的故事。有关部门的最新统计数字表明，我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270万个。这意味着，每一天中国都有80个到100个村庄消失。[4]由于认为“只有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才是现代文明的代表，才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农业文明则被看作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最落后、最腐朽、最该抛弃的文明”[5]。基于此种认识，一股谈“农”色变、厌农弃农之风深入人心，左右世情。曾几何时，一些被人们引以为豪的“鱼米之乡”，成了落后闭塞的代名词，而“住高楼、走柏油马路”则被看作是“先进”的代名词。
正如张沛灏先生生动描绘的那样：在全国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农村正在“沦陷”，中国人的故乡正在消逝。稻场上黯淡了喧哗的人声，村子里听不到孩子的笑声，田野里看不到青春的身影，山坡上没有了热辣的情歌。许多地方都是荒芜的耕地、废弃的瓦房，呈现出沉寂、荒凉、破败的景象。
与乡村凋敝相应的，是农业院校所面临的生源危机。据刘奇先生的考察，全国40多所农业院校带农的专业大都面临生源危机，农业中职和中学更是路断人稀。以河北省为例，上世纪有农业中专和中学75所，到2008年已锐减到只有7所，全省100多万名在校职业中专学生中，学农的只有几千人。[5]
西式的城市化就如一部巨大的抽水机，把农村的人力、资源、智慧、财富统统都吸到城市里，致使乡村发生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农村空巢化或空心化趋势日趋加剧，变成了一片“贫瘠”的土地。
有鉴于此，今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大声疾呼：保护农耕文化，留住我们的根。因为在中国乡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载体的消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动摇”[6]。面对大规模展开的城市化对乡村的疯狂挤压，有识之士在反思：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以乡村文明的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中国乡村不仅承载着五千年文明传承之根，“更关乎中华文化复兴”[7]，而以消灭农村为特征的西式城市化显然是一种断根的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
上述这一切都是以走向现代文明的名义发生的。所谓现代文明发端于300年前的西欧，是一种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城市化为表征的文明。因此，它常常被称为现代工业文明或现代城市文明。尽管现代文明提出了自由、民主、人权等诸多美好理念，在许多方面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物质繁荣，但在其根底上，现代文明是一种无根的文明。因为它是基于与自然的对立以及对乡村的排斥基础上的，这不仅注定了它不厚道(对自然不厚道，对农村不厚道，对农民、弱势族群不厚道)，而且也注定了它的无根性和不可持续性。
一方面，现代文明导致乡村的凋敝。它通过现代农业或曰“石化农业”以近乎败家的方式对土地进行疯狂的榨取，表现在技术上是大量施予化肥农药，设备上粗暴使用巨型农机，时间上野蛮采用连续耕作，空间上实施单一农作物的耕种。从而为生态危机铺平道路，为食品安全埋下隐患。另一方面现代文明也造就了城市文明病的产生。关于现代城市文明病，赵本夫在《无土时代》一书中曾用文学家的笔触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在他看来，城市用钢筋水泥沥青砖块等现代物质将土地覆盖，彻底切断了人与土地的关系，所有污浊之气、不平之气、怨恨之气、邪恶之气、无名之气，无法被大地吸纳排解，一团团在大街小巷飘浮、游荡、汇集、凝聚、发酵，瘴气一样熏得人昏头昏脑，吸进五脏六腑，进入血液，“才有了种种城市文明病”[8]6。同理，城里人所有身体和精神的疾病如厌食症、肥胖症、高血压、性无能、焦虑、失眠、忧郁症、自闭症、心浮气躁，心理阴暗，相互攻讦，歇斯底里等等的产生“都源于不接地气”。[8]6
更为严重的是，现代文明不仅造就了城市文明病，导致了乡村的衰败，而且正在把人类带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它不仅给人类本身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也给自然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格里芬警告说：“如果我们若任由生态危机进一步发展，人类文明将在全球如火如荼地追求无节制的发展中走向终结。”[9]
二、第一次启蒙的问题与缺憾
要避免灾难的发生就有必要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特别是对现代文明所导致的乡村文明的危机进行反思。是什么造就现代文明的无根性？是什么导致乡村文明的凋敝呢？原因固然很多，但从哲学上来看，作为现代文明理论基础的第一次启蒙①，也就是发生在17、18世纪欧洲的高扬理性的思想运动，特别是她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对自然的帝国主义主义态度，对农民的蔑视态度，对传统的虚无主义立场，对发展的盲目崇拜以及支撑这一切的现代机械哲学世界观，是导致乡村文明凋敝和现代文明无根性的重要原因所在。
1.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
所谓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就是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立场出发，将自然看作征服、宰制和盘剥的对象。早在启蒙运动伊始，它的奠基者就高扬这样一种傲慢粗暴的态度。坚信“知识就是权力”的培根就曾立志将自然踩在脚下，使之沦为人类的“奴隶”。因此，“人对自然的统治”，按照《自然之死》作者说法，是“培根工程的一个内在要素”。[10]188作为大法官，培根直接参与了对所谓“女巫”的迫害，作为“现代科学之父”，培根毕生致力于推动人对自然的控制。不仅他所谓的“新哲学”是建立在对自然的统治之上的，而且他的“新伦理学”也是“支持对自然的剥削的”。[10]164自然在他眼里是一个“被拷问”，“被命令”的对象，她所拥有的只是“服从”的权利。[11]206
这种“对自然的蔑视态度”[12]贯穿在许多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意识中。笛卡尔就曾强调人要做“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13]119。康德的伦理学所强调的道德律令也仅仅是用于“其他理性的存在”，至于动物和环境或周围的生态系统”则“完全是在我们道德关怀之外的”。[14]185
动物只是为给人类提供毛皮或者食物而存在的。一言以蔽之，“自然成为人类欲予欲求的”能量提供者，成为现代技术和工业的“唯一巨大的加油站和能源”。[15]12
这种强势的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贯穿在现代性的方方面面。“不允许江河自由奔流，而将进一步展开世无前例和史无前例的宏伟水利建设，百折不挠地向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的目的前进。”[16]200“长江滚滚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让三峡的水空流百年就等于流失了5 000万吨原煤和25亿吨原油”。[16]172然而，长江千百年来对大地的浇灌，对中华民族先民灵性的滋养以及她的审美价值，显然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了。
正是这种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的对自然的大不敬，对自然的蔑视态度，加之资本利益的驱动，导致了人们疯狂砍伐森林，肆无忌惮地往土壤里播撒化肥，往庄稼上喷洒农药，往地里乱抛白色污染物，遂造成了今日的生态危机，从而也在根本上导致了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走向了毁灭。[17]54斯坦芬也认为人类今日所遭遇的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是这种帝国主义态度的直接结果，是它的“可怕的社会代价之一”[18]210。以我国为例，由于工业“三废”排放，各种农用化学品的过度使用，时至今日中国已有1.5亿亩耕地遭受重金属污染，每年损失人民币超200亿元。
2.对农民的蔑视态度
大地是自然的代名词。由于与大地联系最密切的人是农人。因此，对农人的歧视就成为第一次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自然一样，农民也一直被作为“落后”的同义词而受到现代人的歧视。现代汉语中作为形容词出现的“土”字既揭示了土地与农民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也活脱脱地勾勒出这种对土地和农民的双重歧视。这的确是一个只有现代社会才有的新生事物。在中国，农民成为五四启蒙运动以来国民性批判的主要靶子，一个永远的被启蒙者。当启蒙者以“农民是麻木的、愚昧的、狭隘的”这样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对农民身份的内涵进行判定时，农民就注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我国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受《中国人气质》一书很大影响的中国现代启蒙运动旗手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批判“一开始就指向了农民”。“阿Q是一个在启蒙偏见之下被塑造出来的人物，因而他作为一个农民身上的正面要素完全被低估了。”[19]其结果是，中国落后的账总是会算在农民的头上，于是就有了如下这番高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19]
时至今日，歧视乡下人，“消灭农民”仍然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口号。对农民的歧视不仅盘踞在许多人的思想深处，而且直接呈现到语言层面上来。“真农民！”是现代都市小资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嘲讽。“农民”演变成形容词。这里的“农民”是“笨”、“拙劣”、“低级”等贬义词的代名词。[20]第一次启蒙对农民歧视态度的影响之深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按照现代市场标准“自然”被看做是“非生产性的”，基于自然的有机农业遂被看做“意味着贫穷”。[21]对它的蔑视和打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现代工业式农业或大规模的农业产业化的一路攻城略地和家庭小农场的节节败退。
3.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
与蔑视大地和农民密切相连的是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因为大地也好，农民也好，都与“传统”亦即“落后”息息相关。
所谓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就是视传统的一切为垃圾，要与之进行彻底的决裂。英国著名作家和文学批评家C.S.路易斯称之为“历时性的傲慢”。就是厚今薄古，视一切过去的事物都是值得怀疑的。[22]用恩格斯的描述就是：“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23]
如果说这种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在欧洲体现为视过去的时代为有待照亮的“一片黑暗”的话，那么在五四时代的中国，就体现为“打倒孔家店”，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决裂，进而主张“全盘西化”。在许多五四启蒙思想家眼里，“现代性作为西方的财产”代表了“与中国历史的断裂和与中国传统的决裂”。[24]152因此，要走向现代，就要向西方看齐，就要与自身的传统决裂。对五四激进派来说，“成为现代的意味着否定一切中国的”[24]153。而只有抹杀传统，才能进到现代；只有抹杀传统，“新鲜”和“甘美”、“光华”和“欢爱”的新的青春的自我才能从废墟中产生出来。[25]30-42因此，就有了一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自恨落后，对京剧、骈文、汉字等传统文化咬牙切齿地诅咒。鲁迅对青年人“少看”，或者甚至“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呼吁，虽然个中或许别有隐情，但其话语所传达的对传统的虚无主义立场态度是不难解读的。在鲁迅眼里，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却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显然，今日弥漫神州大地的“文化认同危机”以及“中文危机”与第一次启蒙的这种传统虚无主义态度密不可分。
这种“迫不及待地和历史告别”的激进态度虽然在当时起到一种振聋发聩的革命作用，但由于其内在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否定主义，使得我们与传统中的许多优秀精华失之交臂，如支撑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有机农耕智慧，“敬天崇道”精神，“尊道贵德”传统，“民胞物与”思想与“和而不同”的智慧，从而使我们在向现代化前行的路上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营养基和精神维系物，变得气弱神虚，氧气不足。因为“自身的文化传统是自我理解的一种重要资源，也是参与迟缓但如今却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过程的一个平台”[26]171。舍弃了这种“源头活水”，任何所谓先进的现代理念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逃干涸枯萎的命运。当今世界的价值失衡、信仰危机、精神失根以及美和自然美的缺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不无关系。
由于抛弃了传统，致使我们成了“无根的浮萍”，成为无根之人。不仅精神上是无根的，而且社会上是无根的，生态上也是无根的。因此，自然地很容易把某种世俗的东西当作终极关怀的对象来顶礼膜拜，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集体审丑”在今日的广泛流行与极度蔓延，就是一个明证。或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蒙娜·微依要说：“对过去的毁灭是所有犯罪中的最大的一个犯罪。”[27]51她因此呼吁“我们必须终结欧洲殖民方法永远在产生的可怕的无根现象”[27]52。
4.对发展的盲目崇拜
从“线性进步理论”出发，第一次启蒙思想家使人们相信，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由低向高，直至理想世界的不断进步的直线运动。启蒙运动的旗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便提供了线性发展观的经典范例。他将人类发展史与人的成长史做了类比：东方的历史是人类的童年，属于“非历史性的历史”；希腊世界的历史是人类的青年；罗马国家是人类的成年；日耳曼国家是人类的老年。这种线性发展观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是很明显的。例如，具有5 000年文明发展史的中国就被排除在这一发展之外。启蒙运动的这种线性进步观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发展观。按照这一理论，所谓发展就是要历经西式的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现代西方据说就是被这一发展过程“重造的”，在这个意义上，发展被看做是一个“铁定的线性变化之路”[28]8。正如布朗所指出的：“谈到发展，本质上意味着将欧洲社会模式投射到整个世界。”[29]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要发展就必须经过这一过程，这被视为历史的进步，是个理性的必然的过程。反对这一过程，或者不介入这一进程就是落后，就是逆流而动，就是反动。
殊不知，这种现代发展概念在第二次启蒙思想家看来，本质上是“一种恶质发展(maldevelopment)”。因为它是“建立在强调人对自然，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基础上的”[21]6。这种“发展”或“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它把资源从最需要的人的手里抽走。[21]2
为此我们也就理解了正是这种威胁生存的“发展”导致了“地球在迅速死去：她的森林在死去，她的土壤在死去，她的水在死去，她的空气在死去”[21]xv，当然，也导致了乡村文明的衰落。随着森林、水和大地的毁灭，随着农业的凋敝，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生命支持系统。而该毁灭则是以“发展和进步的名义进行的”[21]vi。
有鉴于第一次启蒙这些恶质的负面后果，印度环保主义作家希瓦非常反感这种启蒙在世界范围的蔓延，在她看来，这种“蔓延”是一种“黑暗的蔓延，灭绝生命的蔓延”[21]xiv。
三、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有根的后现代乡村文明
鉴于第一次启蒙给现代文明带来的诸多严峻问题，超越第一次启蒙，呼唤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就成为一种必然。所谓第二次启蒙(亦即后现代启蒙)并非对第一次启蒙(即现代启蒙)的全然拒斥，而是将许多或者大多数第一次启蒙的最伟大的成就“整合起来”。[30]3其核心价值观是“尊重他者”，这里的他者既包括他人也包括自然。
从尊重他者的核心价值观出发，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有根的后现代乡村文明。它是有根的，因为这种文明是深深根植于大地的；它是后现代的，因为它既是对现代文明的吸纳与超越，又是对传统乡村文明的吸纳与超越，而非简单地回归传统。它试图探索消弭城乡对立的新思路，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城市与乡村共荣、工业与农业并茂的新路。
1.后现代乡村文明是敬爱自然的文明
鉴于对自然采取帝国主义态度的第一次启蒙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生态意识。其促使我们意识到，人类是地球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生命形式和非生命形式如土壤、植物、动物等具有内在的联系，相互之间休戚与共。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及“民胞物与”思想所体现的也是这样一种生态意识。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过程哲学家郝大维说：“古典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的。”[31]
建立在这种生态意识上的后现代的乡村文明是一种与自然相和谐的文明，一种敬爱自然的文明。它要求我们要善待自然，对自然要厚道，所谓“对自然的厚道”，就是用一种有机的眼光看世界，将自然不是看做与人类对立的，而是看做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像对待自己的至爱之人一样呵护它，关爱它，敬畏它。因为不是我们去保护大自然，而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如果我们毁灭了自然，“我们也就毁灭了我们自己”[32]175。大自然不仅内在地是强有力的生产性力量，而且“更新和滋养着一切生命”[21]38。用我国环保作家徐刚先生的话说，“土地是伟大的存在”，没有什么恩泽比“土地的恩泽”更深厚的了。[33]333大自然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不仅滋养我们的肉体，而且“安顿，滋养”我们的精神，陶冶我们的情操，因此我们不仅要保护她，而且要爱戴她，敬畏她，感激她。[34]18
2.后现代乡村文明是一种珍惜传统的文明
与现代思想家把传统视为可以随意抛弃的垃圾相左，第二次启蒙思想家视传统为一个民族魂魄之所系，是一个民族的根，它使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具有某种归属感。
从有机联系的观点出发，第二次启蒙思想家揭示了传统的“无可逃避性”和“不朽性”。[35]126-142在他们看来，现代思想家之所以对传统采取了否定主义的立场，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传统与现在的内在联系。从万物相互联系的相关性原理出发，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强调每一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密切相关，过去发生一切都对未来的事件产生着某种影响。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统治西方哲学长达上千年的“一实体不在另一实体之中”的实体思维。用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怀特海的话说，“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到不同级别的联系，考虑到可忽略不计的联系，我们则应该说，每一个(过去的)现实实有，都在每一另外的(将来的)现实实有之中”[36]50。这无疑揭示了传统与现在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为我们尊重传统提供了本体论上的依据。也就是说，传统不是某种过去的东西，而是某种我们时时刻刻“参与”的现实。它不是某种博物馆性的存在，而是一种改变现实的重要力量。如果承认“人是历史性的存在”，所谓“成人”意味着人有一个历史，那么尊重这一历史就是对人本身的尊重。因此，在第二次启蒙思想家那里，尊重传统不仅是诚实厚道的表现，而且也是富有智慧的表现。因为传统是我们参与世界的宝贵资源，是我们带给世界的宝贵礼物。
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启蒙思想家强调尊重传统，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而是意在继往开来，这既包含着对传统的坚守，更包含着对传统的开新。与现代启蒙思想家将传统等同于“束缚”，视传统为“封闭的”、“保守的”，拥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相左，第二次启蒙思想家在意识到传统“保守”一面的同时，更侧重强调传统创新的一面。在他们看来，传统内含着创新的基因，它们并不总是阻碍创新。相反，在许多时候它们“呼唤创新”、“激发创新”、“制造创新”。[37]
3.后现代乡村文明是一种尊重农民的文明
从一种注重相互联系的有机哲学出发，因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对大地的挚爱，第二次启蒙格外尊严农民、善待农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后现代乡村文明是一种农民主动参与建设的文明，一种尊重农民的文明。
在后现代农业的精神领袖，美国诗人温德尔·贝瑞看来，真正的农民应该是思想深刻而富有责任感的。美国开国元勋杰佛逊认为，农夫是最有价值的公民，他们最具生命力，最具有独立自由精神，最善良。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甚至认为，农民是神的直属臣民，与神同劳动，与神同享乐，如果有这样的职业，那就是农民。在我国环保作家徐刚眼里：“农人是一伟大而高贵的生活方式，当土地，农民与河流消失，一切都将随之消失。”[33]334
在第二次启蒙思想家看来，后现代农业是后现代乡村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后现代农业是一种可持续农业。而这种可持续农业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职业，它需要大量具有创造性的高智商人才。传统上，农业一直是穷人和低教育程度的人的职业。在第二次启蒙思想家看来，这是不厚道的。因为地球上65亿多人的吃饭问题要完全依赖农民的才干和艰苦劳作。“离开他们的辛勤劳作，所有的现代经济在数周之内就会停止运行。”[38]我们无须经常去见医生、律师或政府官员，但我们每天必须吃饭。
因此，第二次启蒙要求从根本上扭转对农民的态度。强调“农民的价值应该与教授、医生、官员是一样”[38]。刚刚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中国农民也像古巴农民那样毫不犹豫地把从事有机农耕看作是“美丽的工作”[39]。
在为农民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这方面，波兰的经验不妨借鉴。波兰农村的公用设施基本由政府负责投资兴建。如农村道路由政府负责修到农民的地头或院门口，农民只负责修建耕地内和院内的道路，此外政府还负责把天然气、自来水、电力送至所有农户。这无疑为尊重农民提供了物质保障。
为了真正将尊重农民落到实处，消除城乡对立，把农村建设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民尊重型，社区繁荣型，审美欣赏型的五型后现代新农村”，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就应该是后现代乡村文明的题内应有之义。
一种后现代乡村文明应该让农民活得有尊严，过得幸福。这既包括让他们享受良好的教育，良好的医疗保健，也包括让他们过上丰富多彩的休闲生活和参加包括艺术活动在内的各种娱乐活动。
4.后现代乡村文明是一种钟情共同体繁荣的文明
从第二次启蒙的视角看，现代农业最大的短板之一是对健康乡村共同体的摧毁。农村“空巢化”或“空心化”现象的浮现就是一个突出表征。
所谓乡村共同体，就是由跟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包括亲人之间的关系和邻里之间的关系。受西式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现代文明视这些关系和联系为一种束缚，是“落后的”的标志，因此必欲摧之而后快。
第二次启蒙则强调内在关系和有机联系，因此它格外珍惜共同体。它所呼唤的后现代乡村文明格外钟情乡村共同体的繁荣发展。在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看来，关系是构成我们的核心要素，个体与群体血肉相连。个人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共同体的繁荣。“他人的健康恰恰有助于我们的健康。”[40]88那些通过损害共同体的福祉而获得财富的人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幸福。因为我们个体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一个健康的共同体一定是一个既高度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又极大增进群体和生态体系福祉的共同体。
这与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概念也是深度契合的。所谓新农村建设，其目的就在于“改善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使他们真正能够安居乐业”[41]。而离开了繁荣的农村共同体，所谓“幸福指数”和“安居乐业”无疑就是一句虚无缥缈的空话。后现代乡村文明当然要消弭城乡之间物质上的贫富差距，解决农村的贫穷、医疗保险和教育问题，但并非它的终极目标，它的终极目标是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建立一个个“富有创造性的，爱心的，平等的，尊重多样性的，精神富足的”有机共同体。[42]这才是真正健康繁荣的共同体。只有在这样的共同体和社区中，人们才能极大地迸发出自己的创造力和参与意识，从而真正做到安居乐业。廖晓义女士和她地球村伙伴们所建设的“乐和家园”，郑冰女士和她的团队所创建的山西永济蒲韩社区就是这种健康繁荣的共同体的雏形。
而这样的共同体反过来也将唤醒沉睡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生态良知，激发人的生态情怀、生态责任以及对大地的忠诚，从而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达致人与自然的真正和睦。
5.后现代乡村文明是一种城乡共荣的有根文明
现代西式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断根城市化，因为它是以疏离和盘剥乡村为前提的，是以掏空农村、凋敝乡村为代价的。而第二次启蒙则高扬农村和乡土的重要性，因为乡村是城市的根。这种“根”既是生存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从生存意义上讲，城市是乡村的儿子，乡村是城市的根基，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地方，是我们获得食物等基本安全感的希望的地方。依照柯布博士的分析，一个城市只有当它能够“依靠自身的资源和乡村环境的可持续管理来发展”时，才具有“可持续性”。北京、上海、纽约、东京这类现代巨无霸城市尽管貌似强大，然而离开乡村的粮食供给，一天都难以存活，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恐慌。
从文化上讲，乡村则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文化多样性的守护地。是“中国智慧与文化生成的根”。乡村是接地气的地方，是人与自然相联结的地方。
因此，第二次启蒙拒绝“城进农退”的西式城市化，但又不主张完全抛弃城市化，彻底回归乡村。正如张孝德教授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中国需要城镇化，但绝不能走西方式的让乡村消亡的城镇化。以城市替代乡村两元归一的、以乡村终结为代价的城市化，是西方文明演化的必然规律，并不是中国的必然规律。”[43]
后现代乡村文明试图走出第三条路，就是主张城市发展与乡村建设并重，城市繁荣与农业繁荣齐飞。发展一种都市与田园交融，工业与农业和谐共处的有根的生态文明。
世界生态建筑之父索拉里的瘦身城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后现代的努力。其最终的目的是将城市带到农村，实现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索拉里的瘦身城使农民定居在一个完全城市化的地方，然后到邻近的地方去耕作和种植粮食成为可能。这可以说具体体现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所提出的“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型城镇化的宗旨。
目前，西方社会正蓬勃兴起的都市农业运动也可看做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都市农业”，又称“城市农业”，是有意识地在都市里保留一些可以耕作的土地，或者在城市高楼间隙之间进行有机农耕以向都市居民提供新鲜、廉价的有机水果和蔬菜。这方面古巴走在了前列。20世纪90年代以前，古巴农业一直走的是现代农业即“石化农业”之路，大力发展机械化农业和产业化农业，这导致古巴农业对石油的依赖性很强。1991年，由于苏联解体以及紧接着的美国经济封锁，古巴的廉价石油来源顿告枯竭，其国民经济也因此严重衰退，严重的粮食短缺给古巴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古巴人平均每人瘦了20磅，营养不良的人从原来的不到5%上升到20%多”[44]。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曾说，在这种非常时期，菜豆变得比飞机坦克更为重要。解决吃饭问题成了古巴最为紧迫的任务。为此，古巴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农业发展方向，积极推动都市有机农业发展，保障食物基本自给，走“自己的饭碗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的生态农业之路。2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古巴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城市生态农业的领跑者。拥有200多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遍布着200多个不使用化肥和杀虫剂的中小型都市菜园，高楼大厦的缝隙间，马路两旁的块块空地上，甚至一些居民的屋顶平台和阳台上都种上了甘薯、西红柿、莴苣、辣椒、菠菜等绿油油的菜蔬。古巴的都市农业已经成为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市农业为古巴人创造了30多万个工作岗位。可以说做到了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都市农业在世界范围方兴未艾。从非洲大陆在堆肥袋里种食物的“袋中农场”到美国的“后院种植运动”体现的都是这一趋势。
笔者所在洛杉矶有的城市(如帕莎蒂纳)，为了鼓励都市农业，市政府特意出台了“1英尺1美元”政策，就是如果你把你家草坪种成蔬菜果树，政府每英尺奖励你1美元。有的城市(如克莱蒙)的非营利机构则给那些自己忙得无暇打理后院的居民达成协议，由他们组织流落在城市的有种植经验的无业人员种植菜蔬或果树，收获的成果一半归业主，一半由该机构拿走卖出后支付人工和送给无家可归等低收入者。这一举措不仅低碳，而且创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社会稳定。
同样，目前风靡西方的由民间发起的“城镇转型运动”(Transition Town Movement)也是这种后现代的有根化努力的一部分。“过去人们以耗油量来衡量个人成功及其富裕程度，如今人们意识到，地区乃至国家的繁荣必须以摆脱石油依赖为前提。”目前全球已有超过300个城镇正式加入这一转型的行列中来。该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重温技能”(reskilling)活动——织补衣物、搜寻粮草和打理花园等早已淡出现代人生活的技能。这无疑是鼓励人们重估乡村文明的价值。
在大力发展都市农业以及推动城镇转型的同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力度，努力提升农村生活品质，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也是消弭城乡对立，发展有根的生态文明的题内应有之义。此可谓固本。因为根壮才能苗肥，根壮才能枝繁叶茂。
①根据思想谱系，我们把发生在中国20世纪初高扬科学、自由、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视为第一次启蒙。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王治河、樊美筠著：《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部分。